《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是，在此之前有描写农民起义小说，但大都不能以写全程告终。 《太平天国》虽也写了全程，但较之就晚了好几百年。
水浒传的故事早就在民间传诵。南宋时，王的《东都事略》等，书已有零星记载。宋末遗民龚圣与作有《宋江三十六赞》；无名氏的《大宋宣和遗事》记述了宋江等人的事迹。元代有25种水浒题材的剧目，水浒故事传到元末大致形成了今本《水浒》的规模。
《水浒》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的施耐庵。施耐庵1296—1370之间，名耳，祖籍苏州。明初著名小说家。35岁中进士，后弃官退居故乡，从事创作。传说他同元末农民起义运动有一定的联系。
《水浒传》以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过程为主线，通过各个英雄被逼上梁山的不同经历，描写出他们由个体觉醒到走上小规模联合反抗，到发展为盛大的农民起义队伍的全过程，表现了“官逼民反”这一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必然规律，塑造了农民起义领袖的群体形象，深刻反映出北宋末年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矛盾。
作者站在被压迫者一边，歌颂了农民起义领袖们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正义行为，肯定了他们敢于造反、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宋江原是一位周急扶困的义士，当他被逼上梁山之后，“替天行道”，壮大了起义军的声威，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由于他性格的二重性和思想的局限性，在起义事业登上峰巅之时选择了妥协、招安，终于葬送了起义事业。小说通过宋江起义的失败客观上总结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
小说以高俅发迹作为故事的开端，意在表明“乱自上作”，高俅是封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作者还写了大批的贪官污吏和地方恶霸，正是他们狼狈为奸，渔肉百姓，才迫使善良而正直的人们不得不挺而走险，奋起反抗。小说深刻地挖掘出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深层原因。
《水浒传》的结构独具一格，先以单个英雄故事为主体，上一个人物故事结束时，由事件和场景的转换牵出另一个人物，因人生事，开始下一个故事。就好象一个个环，环环相扣，环环相生。其中也有一些自成段落的故事，集中表现了众多英雄好汉，智取生辰纲和三打祝家庄等即为其例。一个一个的小故事如同涓涓细流流向长江大河，终于汇合成滔天洪流，汇合成声势浩大的英雄大聚义。
《水浒传》成功地塑造了宋江、武松、林冲、鲁智深、李逵等人物形象。作者善于把人物放在真实的历史环境中，紧扣人物身份和经历刻划人物性格；善于把人物放在尖锐的斗争中生死存亡的关头来描写人物性格，还善于运用比较法、反衬法来突显人物性格。
《水浒传》没有丝毫的脂粉气儿女情，它具有豪放粗犷的阳刚美和崇高美。这种美学风格对后来的英雄传奇小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水浒传》对后世的影响，不限于文学的范围。几百年来，《水浒传》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直接推动了人民群众的反抗运动。《水浒传》对后世小说、戏剧有较大影响，到今天水浒故事仍然是戏剧剧目中的重要内容。
《水浒传》有繁本简本之分。繁本文繁事简，简本文简本繁。明万历末杨定见取简本中征田虎王庆事加以润饰，与繁本合成120回本。清人金圣叹取繁本前71回加以润改，将第1回作楔子，成70回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校订的《水浒全传》适合于普通读者阅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水浒传》汇校本适合于文学研究者。

鲁迅小说中，有些篇章是以农民为题材的。这些作品描写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农民的生活、思想，以及他们在人生海洋中的呻吟和挣扎，塑造了许多真实的农民形象甚至驰名世界的典型。在这长长的农民形象的画廊中，有以精神胜利法著名的阿 Q ，有怀着恐惧死去的祥林嫂，有倔强泼辣的爱姑，有慷慨好客的六一公公，有背负着生活重担,忧郁的闰土……。对他们的描写，鲁迅多是撷取他们生活中的一个断片，或所谓“半生事迹”，或是从童年写起，直到二三十年后的种种切切。这样人们也就可以从他们身上更清楚地看到一个时代农民生活的历史，看到鲁迅对造成他们灾难的社会根源的探索。
我们不知道阿 Q 童年是怎样生活过来的，但闰土少年时代的生活风貌，却被写的生动具体，有生有色。他是那么智慧、勇敢，心胸开朗，说起海边农村的事来，无论是田里看瓜、刺猹或海滩上捉跳鱼、拣贝壳，无不滔滔不绝，娓娓动听。那个诗书门第的迅哥听了情不由已的惊叹道：
阿！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天空。
从《故乡》里这个活跃在瓜田海滩上，健壮、活泼，见多识广，口齿伶俐的闰土，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社戏》中摇着航船生气勃勃，敢于闯荡的双喜、阿发、桂生……，这群农民的孩子和闰土一样，虽然小小的年纪，却都有适应农村生活的本领，他们除了放牛、撑船、钓虾外，“没有一个不会凫水的，而两三个还是弄潮好手”。劳动生活锻炼了他们的胆量，大自然广阔的天地丰富了他们的智慧，而且他们都有着劳动人民传统的淳朴、厚道和热情。长年生活在这偏僻的海边小村上的农民，十之有九都不识字，不懂得那么多的圣贤经传。小朋友们在一起玩乐，虽然年纪相仿，“但论起行辈至少来，却至少是叔子，有几个还是太公，一村老老小小，也绝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俩个词来”。村里的农民们，都是慷慨好客，友爱热情，一家有客人，都是大家的小朋友们在田野里放牛、钓虾，钓的虾都是小客人。这些农民的孩子，千方百计地劝说大人，让他们摇着船带小客人去看戏，并尽心地照料途中的安全。看戏回来的航程中，偷罗汉豆吃是《社戏》最引人兴趣的场面。因为煮豆是要请客吃的，所以阿发兴奋地说：“偷我们的吧，我们的大得多呢”。这样淳朴、厚道的思想，在“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地旧社会里，象一粒光明的火种，使人心明眼亮，看到生活地未来和希望。
这种高尚的品质，并不是阿发、双喜们独有的，在闰土身上也看到它的闪光。闰土邀请迅哥夏天到他海边的乡下管西瓜时，在士大夫家庭生长的迅哥，冲口而出地问道：
“管贼么？”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猹”。
这虽然是两句漫不经心的平常对话，却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在不同阶级的年龄相仿的两个不经事的孩子，思想有多么大的差异。我们把迅哥、闰土的谈话和阿发让“偷”自己的罗汉豆联系起来，就清楚地看到，劳动人民艰苦的生活，培养了友爱无私的品德，在他们中间一直保持着淳厚的风习，几千年来和有产者的自私庸俗相对抗并且战胜了它。作家满怀热情地称赞了农民的孩子闰土，而那个书香门第出身的小少爷迅哥，在娇生惯养的环境中长大，象温室晨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他虽是死背了些经传，地现实生活中却表现得无知无识，胆小怕事；怕牛，不会钓虾，更不要说撑船了。可是，迅哥还能和那些农民的孩子们合得来，哥弟相称地玩在一起。在阶级森严的社会里，他们为什么能哥弟相称并如此亲昵呢？二十年后的闰土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说：“晕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也就是说，这些孩子们的身心，还没有受到那些陈旧“规矩”的严重残害。鲁迅描写了这些农村孩子健康的身体和美丽的心灵，也写了他们安宁的牧歌般的生活环境。他反复咏叹闰土活动的海边沙地上，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社戏》的夜航中，江南的夜色描绘得同样迷人。
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地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他们换了四回手，渐望见依稀的赵庄，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许是渔火。
虽然作家为他故乡自然景色的美陶醉了。他怀着浓厚的眷恋情绪说：“我疑心这是画上见过的仙境。”值得注意的是在鲁迅描写故乡“仙境”般美妙的时候，是和童年时代对农村孩子的友谊联系在一起，是在对遥远的往事回忆中，而且无论看瓜、刺猹、看社戏，又都是夜晚的活动。在迷茫的夜色中，就更使人们感到那金黄的圆月下，海滨沙地上一望无际的碧绿的搜趣网西瓜景色的清新辽阔，田野河边演出社戏时仙境般的情况引人遐想。
高尔基在谈到契诃夫对俄罗斯人民的意义时曾说：“在一群疲惫无力的人们的灰色行列前面，走过一个伟大、聪明、眼光敏锐的人；他望着他的祖国所有的这些郁郁寡欢的居民，露出悲哀的微笑，并用一种温和但又带着深重责备的调子，苦恼万分，然而还是恳挚动听地说：“朋友们，你们的日子过的不妙，这样的生活是可耻的啊！”研究者们常借用这段话，来评论鲁迅对中国人民的意义。是的，鲁迅在他的小说《呐喊》、《彷徨》中，描写的也是老中国儿女的病苦，他们灰色的生活和忧郁的心灵。不同的是鲁迅是立意在反抗，要那些沉睡的人们觉醒起来，摆脱身上沉重的负荷走向反抗。他作品中把农村孩子们的世界写得那么真诚和谐，在黑暗的旧中国社会里，象沙漠里的一片绿洲，象满天阴霾中的一线阳光。这些作品中也可能有一些怀旧的情绪，就像他对儿时吃过的故乡的蔬果一样。他说：那些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朝花夕拾.小引》）。他从进化论的观念出发，认为孩子们烂漫纯真，象未琢的璞玉，不解世间的阴险残狠和尔虞我诈，幼小的心灵尚未受到圣贤传经的污染。据他的朋友回忆说，青年时代我们就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回忆鲁迅》）而农民孩子们之间最缺乏的也是最可贵的东西。在留学日本的时候，中国是弱国，被目为“沙聚之邦”，中国人也被看作“低能儿”。他对这种诬蔑十分愤慨，于是深入调查后，得出结论说：“敢决言其（指日本青年----引者）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上。”（鲁迅书集同时）同时，他认为青少年是“将来的‘人’的萌芽”，是民族的未来。所以的新文化思潮的推动下，他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怀着赞美的心情去描写孩子特别昌农民孩子的世界和现实社会的险恶相对照，裨上是对旧社会的否定，是和反封建的时代精神一致的。他大声疾呼：救救孩子，也是因为他在孩子们身上，寄托振兴国家民族的希望。
二
古老的中国社会，背负着沉重的历史旧物。在这块吃人的场地上，绝不能容纳美好事物，无论什么新的、进步的理想或学说，在这里“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热风.随感录四十三》）鲁迅说过：“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等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本有的，但因为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下去。”鲁迅小说中的迅哥和那些活泼健壮的农村孩子，在辽阔的海滨，在水草香味扑面的田野里，建立了珍贵的友谊。二三十年漫长的时光过去后，人生海洋中沉沉浮浮的闰土，由于贫困、灾难的风风雨雨的袭击，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他红活圆实的手，变得粗笨僵硬而且干裂，紫色的圆脸上刻着又深又粗的皱纹，浑身瑟索着，完全失去了童年时小英雄的风采。闰土不仅形容枯槁，变化最大的是他的精神，封建的等级观念，严重地腐蚀了他的灵魂。他神情板滞、迟钝，科象个木偶人了。《故乡》中的“我”，是个受过民主主义思想洗礼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长年辗转异地谋生，但精神的丝缕依然牵系着失去的时光。他和闰土的友谊，一直保持在自己的记忆里，久别重逢，许多离情别绪，自然涌上心头。作品中对他们想见的场面，作了震动人心灵的描写：
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
“阿！闰土哥，----你来了？…….”
…….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搜趣网出话。
闰土这个朴实憨厚的农民，见了多年阔别的童年朋友，也是百感交集。他心头撞击着复杂的矛盾，“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自然有许多话要奔涌而出，但也只是“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这矛盾反映了一个饱经沧桑的农民，感情上虽然是牵挂着童年真挚的友谊，但壁垒森严的阶级对立的现实是严酷的，最后还是选择了身份和社会需要的“老爷”的称呼，接着便是拉水生给“老爷”磕头。封建主义的等级个被称为“老爷”的革命知识分子感到“气闷”，而闰土反而认为是合理的并去维护它。所以“我”的母亲要闰土还是“哥弟”相称时，他几乎是吃惊地说：“阿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这“规矩”不但扭曲了闰土的性格，污染了他的灵魂，而且也毁灭了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的友谊。对于闰土的苦难，“我”和母亲曾感叹地说：“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象个木偶人了。”中国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本来应该解决农民问题，但革命并没有组农民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并没有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闰土从外貌到精神令人吃惊的变化，意味着虽然从清朝“帝国”到了中华“民国”，招牌虽然改变，社会裨上没有什么改革，连称呼还是叫“老爷”，否则就会使人认为“这成什么规矩”。这是作家对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后所建立“民国”的绝大讽刺！这时，贪官污吏，军阀豪绅，对农民的横征暴敛，变本加厉。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在民国建立九年之后还说：“我们因满清政治不良，所以要革命，但革命结果，所呈的现象比满清尤坏。…….前清时代的土豪，包揽词讼，鱼肉乡里，还不敢公开搜趣网出头。现在的政客，居然白昼现形，挑拨武人，扰乱国政。”鲁迅在他的小说中，用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民国”建立后，民不堪命，政治“比满清尤坏”的社会现实。对于自己处境艰难的社会根源，从根本上说闰土并没有清醒的认识，但在实际生活的感受中，他察觉到，在那个社会里，勤苦劳动的农民是没有出路的、生活不下去的。所以当“我”问到他的生活境况时，“他只是摇头”断断续续地说：
“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出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
革命民主主义者，善于揭露中世纪的社会黑暗残暴，表达农民的情绪、愿望和要求。鲁迅这一段白描文字，实际上是一个老实农民对那个不合理社会沉痛的控拆。“非常难”，这是那个时代中国广大农民典型的社会感受，闰土口齿木讷，不善辞令，怎样“难”法呢？他形容不出，“只是摇头”。“摇头”这个简单的表达内心活动的动作，意味着他对那个社会的不满和否定。闰土是个勤劳安分的庄稼汉，简朴苦干，“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仍是“吃不够”。“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不是个发人深思的社会悲剧么！
闰土如果生长在安定公道的社会里，以他勤劳苦干是会过上富裕幸福生活地。而当时后燹连年，贪污吏没有规地搜刮，地里的产品，“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深刻的社会矛盾，逼得农民走投无路。一般说来，穷则思变，生存不下去，就要起来斗争，但传统的封建意识，窒息了闰土反抗思想的火焰，他在对“我”感叹自己艰难的境遇之后，“沉默了片时，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在他脑子里从没有想到抽刃而起，依靠自己的力量，搅乱旧的社会秩序，谋取自身的解放。所以在“我”搬家时，他选取的两件东西是一堆稻草灰和一副香炉与烛台。这也是那个时代老实本分的庄稼人思想和心灵的典型表现。这个老实的农民尽管种出的东西是要折本的，他还是盼望丰收，见到肥田的草木灰，还是要当作宝贝运回去；他迷信神灵是命运的主宰，所以对香炉和烛台就更为看重了。瞿秋白同志曾经说过：“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层之中，有些是和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受尽了欺骗压榨束缚愚弄的农民群众联系着。这些农民从千百年的痉经验之中学会了痛恨老爷和田主，但是没有学会，也不能够学会怎样去回答这些问题，怎样去解除这种痛苦。”（《乱弹及其他.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笔下的闰土正是这样，他蓄积了对“老爷和田主”满腹的怨恨，但却不知起来斗争；穷困得不得不革命的社会地位和缺乏民主革命思想觉悟的矛盾，形成了他悲剧的命运。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教育农民始终是个严重的问题，闰土的民主主义的觉醒，还要趟一段遥远的路程。
三
由于家庭的败落，把幼年的鲁迅推向生活的底层，走进农村。在和农民的交往中，他知道了他们终生受着压迫，有许多痛苦，纠正了他在书本中得到的农民“无思无虑”所谓田家乐的认识。这些生活经历为他后来的创作开辟了生活的源泉，丰富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内容，也促使他为农民代表性的人物，和他的性格、气质最相近的是祥林嫂。祥林嫂作为山村里妇女，朴实、勤劳、能吃苦。她和闰土一样，默默地干活，忍辱负重，要以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从来没有非分的想法。她一心想恪守传统的规矩，安分守已的过日子。虽然丈夫比她小十岁，对这不相称的婚姻，她也顺天任命，毫无怨言。不幸祥林死了，她察觉到婆婆要把她卖掉。这对一个有严重贞操观念的祥林嫂来说是极其可怕的事，于是瞒着婆婆逃了出来。在鲁家做工，担负着沉重的劳动，但她食物不论，力气不惜，做起活来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这是因为暂时摆脱了被卖的灾难，做稳了奴隶，所以“她很满足，口角边渐渐的在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在被婆婆抓回后的逼嫁中，封建贞操观念迫使她哭、嚎、撞香案角，险些丢掉了生命。贺老六是个善良的山村人，深山里也很少听到鲁老爷之类人物三从四德的说教，也没听过阴司里对于再嫁妇人施以锯刑的可怖的传说。祥林嫂在这里才尝到人间的温暖，过到人的生活，被歪曲的性格得到了复归。所以卫老婆子说，她生了孩子，“母亲也胖，儿子也胖，…….唉唉，她真是交了好运了。”也象卫老婆子说的“天有不测风去，”不久，贺老六死了，阿毛被狼叼去，大伯来收屋，她只得又回到鲁镇做工。这次回来情况完全变了，鲁四老爷的恶言恶语，柳妈的威胁恫吓，村人的嘲弄伤害，庙祀的敲诈勒索，榨干了她的血肉，撕碎了她的灵魂，社会剥夺了她安稳地做奴隶的权利，最后怀着战栗的恐惧，离开了这阴冷的人间。祥林嫂一生就在“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做稳了奴隶”的路上奔波，在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迷雾中辗转，从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出路。她的死和对于地狱的“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探问，意味着她并没有从痛苦中解脱，而是新的更大的痛苦的开始。
和祥林嫂的低眉顺眼，逆来顺受大不相同的是《离婚》中的爱姑。爱姑性格倔强，泼辣大胆。她下了最大的决心，不惜一切牺牲，来抵制被丈夫遗弃的命运，维护她在封建家庭里做个“一礼不缺”的媳妇的权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发动父亲和兄弟们去拆了男家的灶，又跟着父亲大闹了慰老爷的客厅，并断然拒绝发慰老“走散好”的偏袒男方的调处。在慰老爷的客厅里，她面对着威仪凛凛的七大人，无顾忌地发表议论：
“我是有怨无处诉；倒正要我七大人讲讲。自从我嫁过去，真是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
“他就是着了那滥娘子的迷，要赶我出去。我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呵!那么容易吗？…….。我一定经给他们一个颜色着，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紧。县里不行，还有府里呢…….。”
她用很粗俗的语言，针锋相对地驳斥丈夫对她的莫须有的污陷：
“那小‘娘滥十十万人生’的叫你‘逃生子’？”爱姑回转脸大声说，便又向着七大人道，“我还有话要当大众面前说说哩。他那里有好声气呵，开口‘贱贻’，闭口‘娘杀’。自从结识了那婊子，连我的祖宗都入起来了。七大人，你给我批评，这……。”
为了“赌气”，也就是说为了取得在封建家庭里做奴隶的地位，爱姑确实进行勇敢的斗争，对于要遗弃她的丈夫进行报复的思想是坚决的。她甚至无视慰老爷对她“打官司打到府里，难道官府就不会问问七大人么”的威吓，无所畏惧地说-----
“那我就拼出一条命，大家家败人亡。”
爱姑对七大人是寄予希望和依赖的。但七大人对她这一派不驯顺的言论，早已感到不耐烦，只是爱姑没有觉察。终于，这个“团头团脑”的劣绅忍受不住了。他慢条斯理地，又是斩钉截铁地说：“那倒并不是拼命的事”，接着便漫天过海地胡扯一通，从什么“公婆说‘走!’就得走”说到“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是这样。”对七大人的胡说，甚至他的一些细小的动作，周围的人都奉若神明，唯唯称是，连她“高门大户都走得进，脚步开阔”的父亲，也默不作声。于是爱姑感到孤立了，她一再振作自己，“要作一回最后的奋斗”，但七大人一声“来一一兮”，使她更莫名其妙，内心泽了孤独和悔恨，报复的勇气和幻想，象肥皂泡似的破灭了。她局促不安起来，感到自己“太放肆，太粗卤了”。锐气消失，很自然地败下阵来，情不由已地说：“我本来就是专听七大人吩咐……。”到此，爱姑这场为“离婚”奋斗的悲剧结束了!
爱姑悲剧的根源，首先她对封建主义的旧社会势力没有认识。七大人本来就是勾结官府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而爱姑这个农村的年轻妇女发，却天真地认为：“七大人怎样？难道和知县大老爷换贴，就不说人话了么？”慰老爷明明告诫她：“打官司打到府里，难道官府就不问问七在人么”，但却没有引起她的警惕。她完全不了解官府勾结土豪劣绅鱼肉乡民的险恶的社会现实，并且还要诚心诚意地“说说我这几年的艰难，且看七大人说谁不错!”爱姑把改变自己受侮辱的不幸生活，寄托在压榨人民的官府和土豪劣绅身上。对七大人她还“不知怎么的总www.souquanme.com觉得他是和蔼近人”，会主持正义，给她撑腰做主的。这是多么可悲的误解。这个农村少妇虽然泼辣大胆，又是多么单纯幼稚!其次，对于爱姑和丈夫家斗争的性质，有的研究者说是反对封建主义的夫权，这未免誉之过甚。社会并没有给爱姑灌输民主思想，她的反对离婚活动的目的，也不是要争取妇女自由平等，只反对丈夫迷恋一个“滥婊子”后要“撇掉”她。因此，斗争地要求是取得按封建礼教规定的做媳妇的权利。所以，她在慰老爷的客厅里讲的道理，无论是说她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也好，是做媳妇“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也好，都是符合封建主义地教义，而且都没有离开一个“礼”字。有的研究者还说：“爱姑是个不受礼教束缚，勇于反抗封建宗法统治的典型人物”，这已经是完全离开作品的实际描写，把人物随意拔高了。爱姑的悲剧，恰恰是她还没有看到自己的力量，没有冲破“礼教束缚”。她和祥林嫂不同的，仅仅是泼辣大胆的性格，对封建礼教的迷信是相同的，思想体系也没有什么差异。爱姑缺乏的是子君的“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自由民主思想。她并没有摆脱封建羁绊，而把解救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封建豪绅身上，就是马克思说的希望“人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这只能是妄想，她悲剧的收场是必然的。
鲁迅小说中的农民，较诸闰土、祥林嫂、爱姑，精神受到极其严重扭曲的是贫苦的阿Q。鲁迅说：阿Q三十多岁，是个平平常常的农民，质朴、愚蠢，有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生活在偏僻落后但阶级对立森严的未庄，赵太爷、地保、一些闲汉都拿他作为压榨、嘲弄的对象：打他、侮辱他、剥夺他可怜的财物。阿Q也曾对欺压他的人进行反击：“口讷的便骂，气力小的便打”，但总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于是逐渐形成了他精神胜利的处世哲学。本来，阿Q这样的社会地位，旧社会秩序的任何变动，对他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他却深恶“造反”，笃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宗法观念，和天命、正名、“男女之大防”、“排斥异端”等封建思想。阿Q的社会地位虽然和圣贤相去是很辽远的，其思想却是“样样合于圣贤经传”。和闰土、爱姑、祥林嫂们比较起来，阿Q经历复杂，见过世面：他进过城，做过偷儿，见过杀革命党，在白举人家当过仆人，特别是幸运地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一场大革命。在革命浪潮冲击未庄的时候，赵太爷和未庄的人众，都在事出突然，没有思想准备而呈现一片慌乱。阿Q看到欺压他的人在这事变面前害怕和恐惧，感到快意起来，于是心潮澎湃，原是深恶“造反”的阿Q，现在对革命向往了。在大步跨过长街，高声嚷道：“造反了!造反了!”对于阿Q在革命高潮中的这种想法和行为，应该臬认识和评价呢？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要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阿Q这个压在生活底层的农民，象一棵压在大石下的弱草。在看到那些作威作福欺压他的人们大祸临头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感到心情舒畅，并本能的燃起了复仇的意识，决心要惩治这些在他头上作恶的人们：“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这些想法都真实地表现了一个被压迫的农民，在革命风浪中对旧社会愤怒的心理状态。事物都是在复杂矛盾中发生的。研究阿Q 这时候的思想行为也不能简单化，应和他思想整体特别是精神胜利法联系起来。不能对他革命浪潮中激起的一朵思想浪花------尽管是十分可贵------作过高的，不切实际的评价，象有地研究者说的，阿Q“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觉醒了。”其实，阿Q在想到“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和呼喊“造反了”的时候，革命的风声刚刚传来，他和革命实际上还没有接触，革命也没有给他灌输任何新的认识和信念。他要“造反”的那些念头，是对革命到来时一些现象的自发反映，心中约略有些不平，酒醉之余，心情飘飘然的时候嚷嚷的。所以才“不知怎么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很显然，这些呼喊都是毫无根据的自我陶醉。看待阿Q的言行正如不能因为他对“男女之大防”非常严，便认为他是个道学先生一样，也决不能因为他在革命高潮时喊一声“造反”，就认定他“觉醒”了。事实上他在回到土谷祠后对革命的种种幻想，向假洋鬼子恳求参加革命，以及受审讯时表现的那种“奴录性”，…..都能看出他还是浑浑噩噩，和闰土及其他农民伙伴一样，是在“铁屋子”里沉睡的老中国的儿女，是沉默的中国人的灵魂。鲁迅焦虑的正是他的沉睡而不“觉醒”。被叛处死刑画押的时候，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还为画卷圆不圆苦恼着。直到他被游街示众，拉上刑场杀头了，仍然在呼叫：“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他多么麻木，有什么“觉醒”之可言呢？
四
小说《呐喊》《彷徨》的写作，经历了五四运动的高潮到落潮的年代。这两部作品对当时社会生活深刻的现实主义的描写，成为那个时代的镜子。鲁迅说，他的这些作品的写作，本不是直接对于文学的热情，只是想用来为革命呐喊助威的。因此，就不免有“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治疗的希望。”(《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作品中创造了闰土、祥林嫂、爱姑阿Q这些被侮辱损害的农民形象。他们都是勤劳善良的人，他们也都可能有个象闰土、双喜那样值得回忆的童年：聪明、勇敢、身体健壮。严酷的社会摧残了他们的身体和灵魂，都变得麻木、愚昧和怯弱。鲁迅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刚刚拉开的时候，用小说来揭出的病苦，“催人留心”的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鲁迅不但是个文学家，而且是个革命家。他不是个生活的旁观者，而要积极地推动社会的向前发展。他向来认为作家必须同人民大众，同革命共同着脉搏，投到风波浩荡的革命斗争的璇涡中，必须有鲜明的立场和热烈的爱僧，都能写出人民的心声。他反对那些资产阶级文人对下层劳动者的“客观”、“同情”的贵族老爷的态度，并尖锐地揭露了这态度的虚伪性：所谓客观，只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但也是站在劳动人民当中，为他们的解放探索出路。
从他这些作品的描写里，我们看到，象闰土这样勤俭的庄稼汉，全家人都投入劳动还是“吃不够”，但在这样现实面前，还是弯腰曲背，恪守着古老的规矩，迷信着香炉和烛台。祥林嫂这样一个安分守已的女人，信天任命，老老实实地做工，甚至没有高声说过话。人家说：你犯罪了!她就服服帖帖地拿起自己千辛万苦积攒起来的钱去赎罪。爱姑不惜拼生命去和遗弃她的丈夫论辨是非，依靠的却是封建豪绅和封建礼教。阿Q受尽压迫和凌辱，蓄积了一肚子的怨恨，却不向强者反抗，而在更弱者身上发泄，不用实际的斗争取得真正的胜利，而在虚幻的精神胜利法中。如此等等。他们怎能摆脱灾难趱解放，他们的冤屈怎能得到雪伸!“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对这些沉睡中的老中国儿女，似乎在语重心长地说：“勇者愤怒，抽刃

《春蚕》-老通宝是中国老农民的典型。他勤劳节俭、倔强坚韧，同时又迷信保守，有较严重的封建家长作风。中国愈来愈殖民地化，世界也确实是愈变愈坏,但是，他对生活没有失去信心，他期望通过蚕事丰收改变艰难的生活境遇.他有封建迷信思想，但却尽力于人事,他走着中国农民传统的也是他们家曾经走过来的依靠勤劳节俭创家业的路。老通宝惯于用经验的眼光看问题,但是不能简单地以经验主义者来概括老通宝.
多多头是《春蚕》中的青年农民。他身体健壮，性格开朗，因为还没有挑起家庭担子，显得无忧无虑。他身上没有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没有封建迷信的许多禁忌，他知道单靠勤俭是不能翻身的。但是，他也还不明白怎样才能翻身。他爱劳动，总是高高兴兴地劳动着。
《秋收》和《残冬》，所揭示的是阿多一代农民的逐渐成长和老通宝一代农民的逐渐觉醒，也就成为旧中国农村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残冬》更进一步地描写了农村灾难的加深和农民反抗斗争的崛起。这三个连续的短篇真实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深重苦难和他们从守旧、迷惘中觉醒，终于起来抗争的历史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