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的主角都是农民朋友
乡土文学:又称乡土小说,它的出现溯源于鲁迅的《故乡》。20年代，现代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比较接近农村的年轻作家，他们的创作较多受到鲁迅影响，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农民疾苦为主要内容，形成所谓"乡土文学"。代表作家有彭家煌、鲁彦、许杰、许钦文、王任叔、台静农等。乡土文学是在"为人生"文学主张的影响和发展下出现的，这些寓居于京沪大都市的游子，目击现代文明与宗法农村的差异，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启迪下，带着对童年和故乡的回忆，用隐含着乡愁的笔触，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显示了鲜明的地方色彩，从总体上呈现出比较自觉而可贵的民族化的追求，开创了现代文学史上堪称一大创作潮流的风气。代表作有彭家煌《怂恿》，王任叔《疲惫者》，许钦文《疯妇》，台静农《地之子》等。
赵树理的所有小说都qtBsHleP是

鲁迅
鲁迅一反常规，把农民置于小说艺术构思的核心，精心勾画出一代农民的真实相貌时，便立刻引起了人们的惊叹。新文学追求者们佩服鲁迅的眼光，并竞相效仿，推动了一代“乡土文学”的振兴。此后，农材题材小说一直在新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鲁迅失望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在总结其教训的过程中，把对现状批判的“哀其不幸”与对以农民为主的国民的不觉悟的“怒其不争”结为一体，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深刻命题。他希望来一场改造国人灵魂，唤醒国人觉悟的彻底的思想革命运动。在《呐喊》、《彷徨》有关农村的艺术世界中，鲁迅以最诚挚厚重的感情注视着阿Q、闰土、祥林嫂等一代农民，同情他们在残酷的封建剥削压迫下悲惨贫困的生活，肯定他们质朴耐劳等美好品质，理解他们潜藏的革命愿望。然而，他以渗出血泪的目光焦灼地关注着的，是农民在封建思想长期、广泛影响下所形成的精神固疾。《风波》通过辫子去留的风波，展示的是农民麻木愚昧的灵魂；《阿Q正传》是农民在思想戕害下所形成的国民性弱点的形象记录；《故乡》描写闰土在经济压迫和精神残害下的麻木不仁，而着重揭示的仍是他精神世界的变化；《祝福》刻划祥林嫂在封建宗法社会里所受的精神奴役和心灵的创伤。总之，揭示农民群众受沉重的精神枷锁束缚，被残酷的封建思想观念无形绞杀而形成的种种精神缺陷，远远超过了对他们所受的经济、政治压迫方面的描写而成为艺术表现的中心。这样，鲁迅告诉人们，中国农民要摆脱奴隶的命运，固然要反抗经济上政治上的剥削压迫，而更为重要的是要打碎精神上的枷锁，求得思想上的解放。这些作品形象地表现了中国思想革命，即改造人的精神面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高晓声
高晓声“一直致力于描写和反映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命运，对普通农民在农村各个历史时期的物质和精神变化作追踪式的描写。”[2]《李顺大造屋》虽使阔别文坛20余年后的高晓声声名鹊起，但真正奠定高晓声在中国当代文坛重要地位的却是他那“上城出国十二年，小说一篇写白头”的陈奂生系列小说。陈奂生系列小说主要包括《“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等作品，创作时间前后历时10余年，横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对主人公陈奂生之生存状态的跟踪式描绘，为人们展示了一幅幅农村生活的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深刻地概括了新中国30年的农民的命运。特别是突出了农村改革全过程中农民心理变化的全过程。”[3]恰如有的论者所言：“我们认识了陈奂生，从而认识了一个时代”。[4]在以文学为时代立传时，高晓声与赵树理所取之散点透视的方式不同，选取了追踪式反映这一模式，给人以一种强烈的历史的纵深感。
赵树理
赵树理有感于在民族战争和解放战争推动下农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革，当他拿起笔来描写自己所熟悉所热爱的农村的时候，便把满腔热情倾注在有了阶级的自觉同地主阶级进行坚决斗争的农民群众身上。他关心他们的斗争，歌颂他们在新生政权支持下的翻身解放。《小二黑结婚》写在新的时代和民主政府的支持下，小二黑和小芹恋爱自由获得的胜利。《李有才板话》正面描写农民同地主的斗争，歌颂李有才为代表的农民在党领导下的成长。《李 家庄的变迁》展示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qtBsHleP直到最后胜利的艰难历程。《田寡妇看瓜》、《传家宝》、《邪不压正》等等，也都是在阶级斗争的背景下，展现农村生活的巨大变化。赵树理紧密结合时代和政治斗争的需要，把农民群众推翻地主统治的斗争、当家作主的信心和自豪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从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斗争的尖锐激烈和人民大众的翻身解放。

以农村生活作为主要取材范围的作家有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沙汀、骆宾基、马烽、康濯、秦兆阳、李准、王汶石、孙谦、西戎、李束为、刘澍德、管桦、陈残云、浩然、谢璞、段荃法、王杏元等。在当代的农村小说中，存在着两个有影响、艺术倾向却有所不同的创作“群体”：一是赵树理等山西作家，另一是柳青、王汶石等陕西作家。比较起来，柳青等更坚定地实行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决心，更重视农村中的先进人物的创造，更富于浪漫的理想的色彩，具有更大的概括“时代精神”和“历史本质”的雄心。如果从另一角度来观察，那么，柳青也许更像是乡村的“外来者”，虽然他与所描写的土地和生活于其上的劳动者，已建立了密切的关联。而赵树理则更像“本地人”，虽然他也获得一种超越性的眼界和地位。他们的小说在关注、支持农村的变革和“现代化”进程，关注“新人”的出现和伦理关系的调整和重建时，柳青等更为重视的是新的价值观的灌输，而赵树理等则更倾向于在农村的“传统”中发掘那些有生命力的素质。就小说而言，柳青等所借鉴的，是西方和我国新文学中“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而赵树理更推重的是话本、说书等“宣讲”、“说话”的“本土资源”。由于艺术观和方法上的这些差异，随着当代不同阶段政治和文学风向的变化，对他们的创作的接受和评价，也大致呈现为此起彼伏的状况。 农村小说除了山西、陕西这两个“群体”之外，较重要的还有周立波、李准、浩qtBsHleP然等。李准(1928-)在五六十年代的创作，表现了根据在农村开展的运动和实施的政策来选取题材和确立主题的写作策略。他的第一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就是在这一意义上受到批评家的赞扬(注：这一短篇，写分得土地后的“翻身农民”面临的“两极分化”，宣扬农业集体化道路是惟一正确的道路。发表于1953年11月20日《河南日报》，《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主要作品还有《李双双小传》、《耕云记》，以及出版于80年代的长篇《黄河东流去》等。周立波(1908-1979)，湖南益阳人。30年代参加左联，并开始著译。抗战期间到延安后，任鲁艺教员。1948年完成的表现东北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暴风骤雨》，因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白毛女》一起，在50年代初为苏联授予“斯大林文艺奖”，而享qtBsHleP有甚高声誉。1951年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厂“深入生活”，出版《铁水奔流》(1954)。这部写解放军对钢铁厂的“接管”，和恢复生产的过程的长篇，当时虽受到赞扬，事实上却相当乏味。1955年起，周立波回到他的家乡湖南定居，创作又转到他所熟悉的农村生活上来。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及其“续篇”，分别出版于1958和1960年。和当时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部分作品一样，《山乡巨变》的主旨也为了证明农村的个体小生产者必须走集体化道路。小说人物“设置”，也无甚大的不同：有苦干而无私的农村基层干部(邓秀梅，李月辉)，有坚定走集体化道路的积极分子(刘雨生，盛淑君)，有在“两条道路”之间摇摆的落后农民(外号“亭面糊”的盛佑亭——这是写得最为生动的“喜剧人物”)，也有进行破坏的暗藏的阶级敌人(如龚子元)。不过，小说也有它的某些独特处理。对于这一规格化的主题，作家有时更乐意于通过特定地域的乡村日常生活来展开。另外，对于体现在农民身上的“道路”的分歧、冲突，似乎持理解而宽厚的态度。因而，有一种略带幽默、风趣的叙述语调，也能在生活美感的价值上，来表现乡村的人情风俗、自然风光。有批评家认为，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在艺术风格上是从侧近于“阳刚”，到偏向于“阴柔”的变化。(注：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文艺报》1961年第2期。)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取法，与他对南方口语的改造，使小说具有地域色彩和个人风格。这一艺术取向，在他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写的散文化的短篇(收入《禾场上》、《卜春秀》等集子)中，有更为充分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