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物描写倾城之恋(以《倾城之恋》为例 说明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有什么特点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有什么特点,或者说,张爱玲的写作有什么特点,即如果我要用张爱玲的作品作我写作的摹本,我应该怎么......

景物描写倾城之恋(以《倾城之恋》为例 说明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有什么特点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有什么特点,或者说,张爱玲的写作有什么特点,即如果我要用张爱玲的作品作我写作的摹本,我应该怎么做?
(一)、长袖善舞——高超的写作技巧
“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
(《沉香屑—第一炉香》)
1、华美的语言和缤纷的意象——天才之翼
(1)、纷繁的意象和出色的描写技巧
“卷着云头的花梨炕,冰凉的黄藤心子,柚子的寒香……姨奶奶添了孩子了。这是他所怀念的古中国……
院子正中生了一棵树,一树的枯枝高高印在淡青的天上,像瓷上的冰纹。长安静静的跟在他后面送了出来。她的藏青长袖旗袍上有着浅黄色的雏菊。” ( 《金锁记》)
时至今日,我们应当承认,从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就描写城市生活、人生情感的当代小说作家,很少有人像张爱玲那样能够以其完美圆熟的技术、文字的功力、深刻的人生观、犀利的观察与丰富的想像力,即是以炽烈迸发的才情成就于文坛。在那个垦荒与洪流的时代,许多作家的文学语言尚处在胡适之、郭沫若自五四时期创造的直抒胸臆的白话诗体,对创作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而象张爱玲这样优美畅达、厚积薄发的文字是很少见NZyVvu的。应当说,张爱玲是避于我们文学发展的潮流之下,向我们展示了文学的另外一些层面的。上述特点可以说是张爱玲作品呈现的最主要特征,在四十年代即被评论家所承认。
文字表达中,对意象的扑捉,精当的描写,用比喻通感来写情状物以推进情节和烘托人物心理是张爱玲作品最突出的方面。这其中,包融了她对生活细致的观察,丰富的想像力以及对作品写作背景、人物塑造上的经验和总体把握。这在她的中短篇作品中得到了出色的表现。如在《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一段情景描写:
“……墙里的春天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杜鹃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
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造成一处奇幻的境界。这不是客观性的描摹,而是以主观意识和想像加入其中,来对作品主题和人物进行环境映衬和心理烘托,表现出主人公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时模糊的意识和恐惧的心理。它完全是与作品融为一体,不但起了烘托,而且用于行文的转折(这是主人公在路上的一段情景描写),起到提示和暗示作用。做为作者初期的创作,象《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一时期的作品显然在意象的扑捉、情景的烘托和情节的暗示上过于看重和强调,有些吵,有较重的刀爷痕迹,但另一方面,却显示出了作者在这一方面过人的能力。有些描写于细微处见精神,却又起伏跌荡,如虹飞碧落,给人目不瑕接之感。如《倾城之恋》中一段风的描写:
“只有那莽莽的寒风,三个不同的音阶……三条骈行的灰色的龙,一直线向前飞……叫唤到后来,索性连苍龙也没有了,只是三条虚无的气,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
……风停了下来,像三条灰色的龙,蟠在墙头,月光中闪着银鳞。”
(2)、深刻的心理刻划和充满灵性的通感运用
张爱玲小说对于人物的心理刻划是非常成功的,人物的举动,对话,背景的移换,甚至光线、气味,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④如《金www.souquanme.com锁记》中童世舫与长安恋爱的一段,完全用眼光、气味和感觉表达出了人物沉浴爱河的心理状态:
“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着,很少说话,眼角里带一点对方衣裙与移动着的脚,女子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的栏杆,栏杆把他们与大众隔开了。空旷的绿地上,许多人跑着,笑着谈着,可是他们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不说话,长安并不感到任何缺陷。”
尤其是女作家在运用通感方式进行描写上有充满着艺术灵性的表达能力,使作品中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如写人的感觉:
“七巧眼前仿佛挂了冰冷的珍珠帘,一阵热风来了,把那帘子紧紧贴在她的脸上,风去了,又把帘子吸了回去,气还是没有透过来,风又来了,没头没脸包住她——一阵凉一阵热,她只是淌着眼泪。”
(《金锁记》)
这是一个女人情长气短的窒息绝望。作者把人的感受和心理状态转化为可以感知的行为,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再如一些形象而极具美感的比喻描写成为文章的亮点,使作家的文字具有很强的阅读价值,如:
“晴天的风像一群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哪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 (《金锁记》)
“振保觉得她完全被打败了,得意至极,立在那里无声的笑着,静静的笑从他的眼里流出来,像眼泪似的流了一脸。”
( 《红玫瑰与白玫瑰》)
2、自己的文章——于平凡处的写作方法
(1)、参差对照的写作手法
“……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
“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⑤
上述引文是作家自己对创作的认识。作家根据自己创作的题材选择了认为合适的写作手法,虚伪中有真实,浮华中有素朴,人物在回忆与真实间徘徊。在今天看来,作家的创作也是相当含蓄而内敛的。她把精力运用到故事的营造中去,写人物的神态、举止、心理活动,特别是善于抓住人物一刹那的心理变化——欢乐时的一丝苍凉,勇敢时的一丝恐惧,作家把这种心理感受如抽丝般自人物心底抽出,一丝一丝,编织起来,在故事的结尾成为一只蝴蝶——永恒的人性灵魂的翅膀,放飞掉。
正是基于此,张爱玲的小说创作过程从初期纷繁的意象,浓烈的色彩,多人物的长情节逐渐走向淡化,开始追求简单的故事和不着痕迹的作风。在这一阶段,作家在情节的推动,时间跨度的起转承和上的手法十分高超。比较长的情节之间是一段类似电影蒙太奇式的切换:
“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幅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 (《金锁记》)
而有些只是一句话:
“……露出一座灰色小白房,炊烟蒙蒙上升,鳞鳞的瓦在烟中淡了、白了,一部分泛了色,像多年前的照片。” (《连环套》)
诸如此种的写作手法,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宁静、冲淡的美。同样,张爱玲小说的结局也非常精彩,一两句话的收尾,戛然而止,无尽的余韵在后面延伸。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金锁记》)
(2)、营造气氛的高手
由于叙述手段和高超的心理描写技巧的运用,张爱玲的作品中几乎可以随时营造出不同的气氛。作品中的人物在现实背景中随时的“出离”,成为特定情节中的特定人物。《倾城之恋》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作品中范柳原和白流苏在倾城的乱世之中,一旦两人独处,展开他们感情的“对决”,作家只是几句景物的交待,就让他们成为舞台剧中的演员:
“一眼看去,那堵墙极高极高,望不见边,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
3、中西合璧—传统小说语言和意境同现代小说技法的融合
借鉴中国古白话小说的语言和意境,是张爱玲小说的特点,也是历来所为人垢病之处。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对其进行指责,认为这使其作品变得不够扎实,陈腐阴暗。应该说,这种评价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其一,是看这种学习和借鉴是否值得提倡。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旧有的文化体系被否定和粉碎,重新建构,小说家们从西方文学中汲取营养,以现代口语为基础,形成了新的文化语言。三四十年代是这种语言的成长期,这时从旧的语言中汲取营养,是肯定为文化潮流所不容的。但即使在新的文学语言成熟的今天,张爱玲作品的语言风格依旧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当向旧的文学语言汲取营养?张爱玲的文学语言直接从古白话小说中汲取材料,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晓畅、生动、传神,一如京剧中的西皮流水调,虽有做作的伊呀声,但一如流水般的宛转动人。作品中的有些词在当代语言中已经极少使用,如“匝、挫、浑头浑脑”,但不乏恰切妥贴之处。其二,在评价作家的同时,应该根据其特定的时代和条件,在作家创作的当时,新文学语言并未成熟。相对而言,作家的文学语言已经相当完美圆熟了。诚然作家作品中不乏直接照搬和套用古白话小说中的句子,使www.souquanme.com语言生硬造做,成为恶俗滥调。但就于整体而言,她的中短篇小说成就已有定论,从一个角度证明了学习和借鉴的成功。即使在文学语言成熟丰富的今天,张爱玲的文学语言依旧属于佼佼者,这给我们留下了思考和学习的课题。
张爱玲作品中运用、体现出的传统的东方式的意境和情趣,将在其它章节简述。

倾城之恋 张爱玲 如何看待这篇小说

  小说中的景物描写并非单纯的意象,它们烘托社会历史环境,揭示人物性格命运,涵盖着丰富的寓意。“轰天震地一声响,整个世界黑了下来,像一只硕大无朋的箱子,啪得关上了盖,数不清的罗怨绮恨,全关在里面了。”这是张爱玲对香港沦陷的描写,给人强烈的视听觉震撼。她将世界比作关了盖的箱子,人置于黑暗中孤独绝望,一切的怨,一切的恨,一切的执。一切的妄,都成了记忆中的一场场闹剧。曾经繁华又如何?由此伸发了乱世之中苍茫的身世之感。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所用的笔调是舒缓安闲的,漫不经心地随笔一抹即是丰富的意象和精致的色彩,淡中出奇。她写白流苏眼中的萨黑荑妮公主“脸色黄而油润,像飞了金的观音菩萨,然而她的影沉沉的大眼睛里却闪着妖魔”。寥寥数语即将其特有的印度女性美跃然纸上。然而既是“观音菩萨”,“眼里却闪着妖魔”,这样的矛盾将萨黑荑妮貌似雍容华贵不食人间烟火实际却庸俗虚荣生性放荡的人物性格暴露无遗。同时这种视觉感受来源于白流苏也别有一番用意。这是站在自我立场上对情敌的惊恐和厌恶,萨黑荑妮实际上是白流苏眼中抢夺范柳原、威胁其爱情的“妖魔”,对于她的美亦是三分欣赏七分嫉妒的,“眼里闪着妖魔的观音菩萨”同时也折射了白流苏的内心世界。

以《倾城之恋》为例,说明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

一般认为,张爱玲小说钟情于描摹世间凡俗中的平常事,反映俗世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认同世俗价值观,在题材和主题上体现出一种追求平凡中的美的倾向;在情节和结构上,很少有大起大落的情节,不刻意安排结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进有序展开,显得信笔所之,自然随意;语言上追求通俗化、大众化,具有直白易懂的特点等。这些评价固然有其道理和依据,但还不能说是对张爱玲小说审美特征的全面把握。本文就以张爱玲小说代表作《倾城之恋》为例,对张爱玲小说的审美特征尝试做一个归纳:一、题材主题体现了凡俗与超脱的有机结合张爱玲小说的题材多选自世俗平凡生活,擅长于刻画具有世俗特性的凡人形象,展现他(她)们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在主题思想上,有人说张爱玲小说认同俗世生活,认同世俗的价值观,认同世俗的观念和情感①, 事实上,张的小说对世俗的一些价值观确有部分的接受,但更多时候表露的则是锋藏不露的批判或深深的无奈,有时叙述本身就是出于揭露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是对世俗价值观的认同,倒不如说是对世俗价值观的正视,正视意味着不忽视其存在,但并不一定对其承认或赞同。这一特点使张爱玲的小说往往能体现出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清新拔俗之气,因此,应该说张爱玲小说在题材及主题上体现出的实际是一种平凡美与超脱美的融合。《倾城之恋》叙述了年轻的离婚少妇白流苏和归国阔少范柳原之间的爱情故事。很显然,这个视角符合张爱玲喜欢写庸人俗事的习惯。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里,国家正面临着各种内忧外患,所谓“乱世出英雄”,那种社会环境应该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但是,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却把焦点放到了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两个平凡人身上,两个人从认识到恋爱、直到结婚经历了一个复杂坎坷而漫长的过程。战争这样国家大事在这个故事里也只不过是个陪衬,一个出人意外的凑巧因素。从知人论世这个角度来看,《倾城之恋》在题材及情感主题上确实具有庸人俗事的特点,这使《倾城之恋》能让一般的读者有亲切感、真实感,容易将故事中的人物和自身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一种具有浓郁的世俗生活况味的审美体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倾城之恋》在题材及主题上又是超脱的。首先,从人物性格及其背景看,白流苏和范柳原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平常人相比,在其个性、生活经历、生活环境等方面都有特异的地方。白流苏是一个聪明美丽的离婚少妇,由于从小受父亲影响的缘故,具有一种好赌和敢赌的天性,愿意为自己的未来冒险赌一次。范柳原刚刚从国外回来,从小在国外长大,在父亲故世后,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使他成了一名生性风流,且具有雄厚经济基础的富家公子。可见,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两个人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庸男俗女,对于平常人而言具有明显的特异色彩。其次,从思想主题上看,两个人的爱情虽然离奇而并不崇高,恋爱时互玩感情手腕、勾心斗角,让人感到一种浓郁世俗情调。但是,仔细体味就不难发现,张爱玲在看似冷静客观的陈述之下实则寄寓着对社会现实强烈的批判,表达了一种隐隐的无奈和哀痛。这场爱情带给白流苏的不是纯然的快乐幸福的体验,更多的是悬念和猜疑。即使是最后结婚,也不能归功于两人的缠绵之恋和相互的真心付出,而是一场战争促成的,完全是一种偶然的幸运,当然这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中又是理所当然的。这种隐含其中的具有一定思想深度的批判,带给人的是一种思想上的启迪,似乎让人一下就能看穿充满于世俗之间的各种猥琐的较量,进而获得精神境界的升华,让人从中获得一种顿悟和超脱的审美体验。二、情节及结构上体现了自然随意与曲折回环的统一张爱玲小说的情节设置确实不能说是高潮迭起,而是保持俗世生活的平淡本色。但她小说的情节并不是单纯的平淡自然,而往往是与曲折跌宕对立统一,情节发展总是出人意表、百曲千折。《倾城之恋》的情节就明显有这个特点,既不失平淡自然,又让人感受到一波三折,扣人心弦。白流苏离婚后回到了白家,在被兄嫂们骗光了积蓄后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常常恶语相加,母亲对她的遭遇视若无睹,正当白流苏痛苦绝望的时候,转机突然出现。徐太太来为她未出阁的妹子提亲,准备介绍她妹子与范柳原认识,顺便也为流苏介绍了一个准备续弦的人家。但魅力男子范柳原竟然偏偏相中了白流苏这个年龄较大的“败柳残花”(嫂子语)。 在香港浅水湾饭店,白、范二人关系日益亲密,但有一天,范柳原却转而与一个印度女人亲热起来,白流苏明白范柳原是在用激将法,企图让自己主动投怀送抱,因而她丝毫不动声色,使得范柳原又主动与流苏恢复了亲密关系。读者这时可能会认为这下白流苏一定能够如愿了,但出人意表的波折又出现了,白流苏因故要回上海娘家,而范柳原也故意不加阻拦,这一去就是两年,期间没有范柳原的任何音信。这下看似没戏了,但故事到这里又出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逆转,徐太太受范柳原背后指使,要带流苏一块去香港。人们会以为两人之间的感情经过了二年多时间的考验,白流苏想结婚的愿望论情论理都应该实现了。令人感到意外和遗憾的是,范柳原最后仍只是决定与白流苏买房同居,根本没有结婚的打算。匆匆买房同居后没有几天,范柳原就准备把流苏留在香港,然后只身去国外办事。这时,人们一般都会认为流苏结婚的愿望肯定难以实现了,但出人意表的是,这时又一个大逆转突然出现——战争突然爆发,香港一时成了硝烟滚滚的战场,战争使范柳原出不成国,留在香港与流苏共度难关。在经过战争的洗礼后,范柳原思想竟然在突然间出现了极大的逆转,主动提出要与白流苏马上结婚。一个出人意外的圆满结局就这样出现了,整个故事情节显得曲折跌宕,令读者始终也猜不透故事结局。有人认为张爱玲不擅于小说结构的安排和建构,只是从直觉出发,信笔所之,因而常常显得缺乏宏观上布局的把握,主题前后不一,记叙散漫;有时又为细节所拘囿,繁琐重复,使通篇小说显得更加生活化、繁复化,因而也就一定程度损害了结构的统一与完美。② 这是值得商榷的。从《倾城之恋》看,结构上没有刻意安排,比较随意,但从头至尾各个部分之间都能做到前后照应,让人感到紧凑而和谐,具有回环往复之美,丝毫不显得散漫;细节描写虽多,但基本都能恰到好处,一点也不显得繁琐重复。三、语言上体现了通俗直白与精工细腻之完美融合张爱玲小说的语言体现了通俗化、群众化的特点,通俗直白,显得自然亲切③,贴近生活。尤其是在叙事写人的时候,这个特点体现的更为明显。在《倾城之恋》中,时常看到整段的叙述用的都是日常口语,且句式长短不一,显得直白而自然。但是,如果仅仅把张爱玲小说的语言特点归结为通俗直白,则又难免片面。实际上,张爱玲小说的语言还有精工细腻的一面,尤其是在构造意象、抒情写景的时候,这个特点体现的更为明显。如《倾城之恋》的一段景物描写:“门掩上了,堂屋里暗着,门的上端的玻璃格子里透进两方黄色的灯光,落在青砖地上。朦胧中可以看见堂屋里顺着墙高高下下堆着一排书箱,紫檀匣子,刻着绿泥款识。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珐蓝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着纸老远。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整段的景物描写,用词准确传神,色调鲜明,对比强烈,让人仿佛身临其境,各色物件如在目前,显得精工细腻。四、艺术手法上融贯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审美特质张爱玲从小就喜欢阅读古典文学作品如《红楼梦》《九尾龟》《醒世姻缘》等书,而且古文功底也很好,她曾熟读《古文观止》;她还擅长于英文写作,对国外文学的有相当的了解和研究④。这种背景使张爱玲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具有深厚的中西文化修养,能够融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而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家之一。她的小说往往体现出一种融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审美特质,这在《倾城之恋》有着集中体现。在《倾城之恋》中,既有来自于我国古典文学的精妙的比喻与繁复的意象的应运,又有来自于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些艺术手法,如象征手法的应运,《倾城之恋》开头对白公馆的时钟的描述,以及香港海滩老墙的描述,都有象征作用;再如细腻而富有深度的心理描写。在她的小说中,有时心理的真实仿佛要超过现实的真实,如对白流苏在极度难过时看到的幻境的描写,让人感到那不是幻觉,甚至比现实还能说明问题,所有这些又体现出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些审美特质。如果用“亦洋亦古,非中非西”来形容张爱玲小说这方面的审美特点,还是比较贴切的。总之,张爱玲小说带给人的审美体验是独特的,它所展现的艺术魅力已经令几代人为之着迷倾倒,直到今天它也仍然深受学界和读者的关注和青睐。今天我们对张爱玲小说进行探索和研究,目的不仅是要更好地了解张爱玲,了解她的小说,更重要的是要让今天的小说作者也能从中得到养分、得到滋补,让当前时代也能不断涌现出张爱玲小说那样的光辉作品。

求现代文学作品

一、路遥《人生》《平凡的世界》
1、《人生》小说以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时空背景,描写了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构成了其故事构架。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也正是体现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
2、《平凡的世界》这是一部全景式地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全书共三部。该书以中国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十年间为背景,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二、余华《活着》
《活着》讲述一个人一生的故事,这是一个历尽世间沧桑和磨难老人的人生感言,是一幕演绎人生苦难经历的戏剧。小说的叙述者“我”在年轻时获得了一个游手好闲的职业——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在夏天刚刚来到的季节,遇到那位名叫福贵的老人,听他讲述了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 地主少爷福贵嗜赌成性,终于赌光了家业一贫如洗,穷困之中福贵因母亲生病前去求医,没想到半路上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后被解放军所俘虏,回到家乡他才知道母亲已经过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带大了一双儿女,但女儿不幸变成了哑巴。
真正的悲剧从此才开始渐次上演。家珍因患有软骨病而干不了重活;儿子因与县长夫人血型相同,为救县长夫人抽血过多而亡;女儿凤霞与队长介绍的城里的偏头二喜喜结良缘,产下一男婴后,因大出血死在手术台上;而凤霞死后三个月家珍也相继去世;二喜是搬运工,因吊车出了差错,被两排水泥板夹死;外孙苦根便随福贵回到乡下,生活十分艰难,就连豆子都很难吃上,福贵心疼便给苦根煮豆吃,不料苦根却因吃豆子撑死……生命里难得的温情将被一次次死亡撕扯得粉碎,只剩得老了的福贵伴随着一头老牛在阳光下回忆。
三、莫言 《生死疲劳》
《生死疲劳》叙述了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50年的历史。围绕土地这个沉重的话题,阐释了农民与土地的种种关系,并透过生死轮回的艺术图像,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和他们顽强、乐观、坚韧的精神。 小说的叙述者,是土地改革时被枪毙的一个地主,他认为自己虽有财富,并无罪恶,因此在阴间里他为自己喊冤。在小说中他不断地经历着六道轮回,一世为驴、一世为牛、一世为猪、一世为狗、一世为猴……每次转世为不同的动物,都未离开他的家族,未离开这块土地。小说正是通过他的眼睛,准确地说,是各种动物的眼睛来观察和体味农村的变革。
地主最后终于又转生为一个带着先天性不可治愈疾病的大头婴儿;这个大头婴儿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身为畜牲时的种种奇特感受,以及地主西门闹一家和农民蓝解放一家半个多世纪生死疲劳的悲欢故事。小说透过各种动物的眼睛,观照并体味了五十多年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庞杂喧哗、充满苦难的蜕变历史。
这部小说是莫言在艺术上向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巨制;关于生命的六道轮回想象撑起了这座气势宏大的文学建筑,写出了农民对生命无比执著的颂歌和悲歌。
四、余秋雨 《文化苦旅》
此书通过中国大陆的自然景物描写一代中国人心灵的纠结。这是一本有关中国美学的书,深入浅出,用干净漂亮的白话文字,来描述中国深沉的文化,以及抒发自我的情感。在《文化苦旅》中,作者游历中国各地,追寻古人足迹,体会着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历程。这些文章,是游记,也是中国文化史。
此书中有提到的景点有很多,每一个景点都带给作者不同的感触和震撼。他触碰到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见证自己国家一路走来深刻的历史痕迹。其中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历史、文化散文,散点论述,探寻文化;另一部分是回忆散文。

结合《金锁记》具体描写,分析张爱玲小说的意象艺术

论述题 谢谢!!!
  张爱玲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尤其是对红楼梦的喜爱不同寻常。她八岁即看红楼梦,以此为开端,在以后的人生岁月中,她一遍又一遍地进行研读,对红楼梦非常地熟悉。她曾说:“像《红楼梦》大多数人于一生之中总看过几遍。就我自己说,八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到,只看见一点热闹,以后每隔三四年读一次,逐渐得到人物故事的轮廓,风格,笔触,每次的印象各各不同。”(《
  论写作》)她熟读《红楼梦》到何种程度,看一看这句便知:“我
  唯一的资格是实在熟读红楼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
  点的字自会蹦出来。”(《红楼梦魇自序》)她对传统小说的熟悉,
  使她的创作不自学地打上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烙印。
  第一、 说书似的语言
  张爱玲的小说语言有些像说评书,喜欢小说开头加一段引子。而传统小说每段书开头说书人总是这么一句:“上回书说到……”,而每一个新故事的起始更是要说上一段开场白。张也喜欢在小说开头加一段引子。例如《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开头:“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 又如《茉莉香片》的开头:“我给您沏的这一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我将要说给您的一段香港传奇,恐怕也是一样的苦……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
  第二、《红楼梦》和《金锁记》]
  张的小说中有明显受到红楼梦影响的痕迹,尤以《金锁记》为甚。二者不光都是描写闺阁琐事,连书中人物的语言动作说话办事都与《红楼梦》如出一辙:“小双说道:‘告诉你,你可别告诉你们小姐去!咱们二奶奶家里是开麻油店的。’凤箫哟了一声道:‘开麻油店!打哪想起的?像你们大奶奶,也是公侯人家的小姐,我们那一位虽比不上大奶奶,也还不是低三下四的人……’”(《金锁记》)一段段的对白仿佛就是红楼梦的翻版。一样的家长里短,一样的活生生的语言,听到那人物的语言,想到那人物的神态,你能不想起《红楼梦》里的平儿或者晴雯吗?又如描写曹七巧出场的那一段:“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了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镶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四下里一看,笑道:‘人都齐了。今儿想必我又晚了!怎怪我不迟到……谁教我的窗户冲着后院子呢?单单就派了那么间房给我,横竖我们那位眼看是活不长的,我们净等着做孤儿寡妇了……不欺负我们欺负谁?’”活脱脱一个凤丫头!那浓墨重彩的出场,细致入微不厌其烦的服饰描写,泼辣刁钻的举止话语,无不像从凤姐那里脱胎出来的。
  第三、悲剧意识地继承形成语言的悲凉氛围。
  《红楼梦》是一出悲剧,张爱玲的作品也是一出出的悲剧。读张的作品,会使人沉浸在一种“深长的苍凉”中。她的语言是晦暗的,使她的作品全篇笼罩着悲凉之风。有人说:“张爱玲无疑是近于红楼梦的,她作品中荒凉的基调是建立在对于日常生活的描述上的,而且是对日常细节的不厌其烦的描述上的。‘细节往往中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她的文字常常流溢着水也洗涤不去的浓重悲愁与苦涩,它们往往像雾气一样既清晰又飘忽不定,令人难解其原因。” 《沉香屑》的两炉香是悲剧;最著名的《金锁记》是悲剧;《半生缘》是悲剧……只有《倾城之恋》有个完满的结局,但那却是建立在世界被毁灭,文明被毁灭的前提下,而在这种情况下,范柳原的神经也只不过是在麻痹之上多加了一些疲倦。“他不过是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子。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个人主义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是战争使范柳原恢复了一些人性,使把婚姻当职业看的流苏有一些转变。这是不是也是一出
  三、 对象征、意象诗美的执意追求
  “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林,克赖!”—— “电车”,这个名词曾经反复出现在张爱铃的文字里:
  “有时候,电车全进了厂了,单剩下一辆,神秘地,像被遗弃似的,停在街心。”(《公寓生活记趣》)
  电车最初的意义只是一种穿行于城市的交通工具,一种载体。但在张爱玲的视野里,它逐渐升华为承载生命的容器。正是通过《封锁》的创作,张爱玲开始了对“电车”象征意义的发掘。
  “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封锁了。”(《封锁》)电车突然不再在正常的轨道上像往常一样往前走了,那么溢出正常生活轨道之后,人会出现一些怎样的问题呢?
  华茂银行的会计师吕宗桢开始鼓起勇气向身边的吴翠远说话了,只是聊聊,就开始了诉说,慢慢的,在电车这个与外界隔绝的容器里,他开始掉进了自己织的网中,说着说着,忽然就觉得恋爱了,断定了翠远“是一个可爱的女人——白,稀薄,温热,像冬天里你自己嘴里呵出来的一口气”(《封锁》),想到了她们的结合会牺牲了她的前程。可是终究,“封锁开放了。‘叮玲玲玲玲玲’摇着铃,”(《封锁》),吕宗桢回到了家里,而电车上那个女人的脸已经开始模糊,残存的印象只有自己说过的一些话。
  《封锁》中讨论的是一个常态的空间中人的非常态欲望——张爱玲觉得人的欲望能在这样一个特定环境得到生长。在被封锁的有轨电车上,时间和空间都被切断,封锁就成了人心里隐秘欲望的生长,以现实中的一次封锁给予人性真正自由的一个机会,电车象征了真正的人性世界。
  象征是张爱玲惯用的手法,用具体的事物表现某种特殊意义。写小说不可太过直白,否则就如凉白开一样索然无味。在她的小说里,象征之物随处可见,象征在作品里代替她又成了她与读者交流的工具。
  如在《沉香屑 第二炉香》里“罗杰把那饭巾狠狠地团成一圈,放在食盘里,看它渐渐地松开了,又伸手去把它团皱了,捏得紧紧地不放。”这是婚前的餐桌上,罗杰对女角愫细的寡姐靡丽笙极端厌恶,这个神经兮兮的女人一直在泼冷水,担心妹妹会蹈她的覆辙。罗杰对她的怒气象征在此:那饭巾就是靡丽笙的细脖子,紧捏是叫她说不出那些丧气的话来。
  “双手捧着照相框子,吻着愫细的面,隔在他们中间的只有冰凉的玻璃。不!不是玻璃,是他的火烫的嘴唇隔开了他们……”究竟是什么造成悲剧?“冰凉的玻璃”象征愫细贞女式的自封。罗杰火烫嘴唇的热情不能消溶贞女冰封,反倒被误会是禽兽施暴……直到“像轰雷掣电一般,他悟到了这一点,原来靡丽笙的丈夫是一个顶普通的人,和他一模一样的一个普通的人。”尽管错在不通人事的两个女子,但在人们的眼中口中,她们却成了受害者,被判有罪的竟是实在无辜的两个“普通的人”男子。
  在小说中,张爱玲还频繁灵活运用各种意象,让人物和物象在特定的条件下高度地融合在一起,产生出新的本质已发生了改变的新形象,完成了她故事叙述过程中作者的生命感悟的诗意表述。
  成功地使用意象的例子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俯拾皆是,可以说,现代文学史上很难找出其他任何作家像她这样在小说中运用如此繁多的意象,意象在她的小说中功用很多:增强故事的生动性与画面感、使读者产生丰富的联想、传达人物特定的心理状态等等。
  这些意象都是人所习见的物象,符合日常的经验,符合规定情景,并没有奇情异趣和夸张变形,每一笔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写实,然而由于她能够在意象营造上别出心裁,融入人物的主观感受及她对生命的感悟,使原本无生命的景、物仿佛有了自己的生命,获得了超越本体的象征意义,令读者能在这些习见事物构成的意象中感悟到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
  这些大量散布在故事进程中富有象征意味的意象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丰富了小说的意蕴,同时又将小说的题旨传达得更为含蓄、隽永,从而也使小说具有浓厚的象征色彩。
  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薇龙在真正进入梁宅的生活之前,作者用意象表面了从不同时间、不同角度对这个环境的感受和体验。
  第一次是在白天,太阳下的景物显得清晰悦目,“姑母家里的花园不过是一个长方形的草坪,四周绕着矮矮的白石福字栏杆,栏杆外就是一片荒山,这园子仿佛是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沉香屑第一炉香》)薇龙心中怀有的一点希望是她人生中的一个亮点;
  第二次是黄昏后薇龙下山十回望梁宅,“薇龙站住了歇了一会儿脚,倒有点惘然。再回头看姑妈的家,依稀还见那黄地红边的窗棂,绿玻璃窗映着海色,那巍巍的白房子,盖着绿色的玻璃瓦,很有点像古代的皇陵。”(《沉香屑第一炉香》)感到一切像梦幻般不够真实,皇陵一词也暗示了梁宅是以年轻女孩子的青春为殉葬品的富贵繁华地;
  她再次看到梁宅是在有搜趣网雾的晚上,“那是个潮湿的春天的晚上,香港山上的雾是最有名的。梁家那白房子黏黏地溶化在白雾里,只看见绿玻璃窗里晃动着灯光,绿幽幽的,一方一方,像薄荷酒里的冰块,渐渐的冰块也化了水--雾浓了,窗格子里的灯光也消失了。”(《沉香屑第一炉香》)这栋隐在浓浓的雾气后面的宅第象征了薇龙飘渺不定的未来。
  在这几个极富画面感的意象中,不仅投射了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心理状态和主观感受,而且隐含着对人物不幸命运的预示,同时,作者的人生感悟也不失时机地在此曲曲逸出:一切繁华热闹都是过眼烟云,就像那只“乱山中凭空擎出的金漆托盘”,有着荒凉的背景。时代的毁灭感,生命的无常感,文明的脆弱性……这一切都使人生中可感的事物会像云雾一般消散,再美好的生命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迈进历史的坟墓。
  类似这样的意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真是多如繁星,不胜枚举。虽然张爱玲小说意象纷呈,但以“月亮”出现的最大、最典型,也最有特色。“月亮”不仅出现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心理之间的关系有鲜明的对应,而且“月亮”在张爱玲世界中的每一次升起,都带着不同的感情色彩,具有不同的象征意蕴。可以说,破解张爱玲小说中“月亮”的不断出现,对于了解张爱玲的创作心理,把握她小说的艺术特征都是有帮助的。
  《金锁记》有多处写到“月亮”。
  小说一开场就有一轮三十年前的月亮引导读者进入一个伤感、凄清的故事:“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www.souquanme.com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金锁记》)
  小说的结尾处又以月亮的沉落作比:“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金锁记》)结束了故事,也结束了七巧的命运。
  在这篇小说中,“月亮”的几次出现或者是模糊的、残缺的,或者是癫狂恐怖的,都缺乏月光在通常意义上的浪漫的情调,这一方面是由于张爱玲用月亮来象征人物的不幸命运和变态情欲的可怖,另一方面也含有张爱玲对人生难得圆满的叹惜之情。
  在张爱玲的其他小说中,如《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茉莉香片》、《沉香屑第二炉香》等都有生动的关于月亮的比喻和描写。这个不断浮现在张爱玲世界中的“月亮”意象是各色各样的,有寒冷的、光明的、朦胧的、同情的、伤感的、残缺的等等。亘古长存的月亮从不同的角度和方位,映照着张爱玲世界中的人物,照出他们的隐秘和残酷,也照出他们的软弱和惶恐,也照彻着文明发展过程中艰难行进的人类本相。
  应该说,正是这样的象征和意象构筑了张爱玲的小说世界,小说里文本背后的象征内涵超越了它的表层意义,才能使张爱玲的小说魅力永存,历久长新。
  “宝石镶嵌的图画被人欣赏,并非为了宝石的彩色。”(《论张爱玲的小说》)但是付雷先生的这句话也确实说出了张爱玲在其小说创作中,她的语言艺术所起到的作用。
  无庸质疑,张爱玲精湛的语言技巧也是她的小说永远吸引着读者的原因。她的奇巧的比喻,她的诡异的色彩运用,和她的文章里反复出现的各种象征和意象,给她的小说印上了“张爱玲”的防伪标记。只有张爱玲才有如此的绝妙语言,也只有如此的绝妙语言才能陪得上这位有才情的女作家。
  台湾作家张大春曾在读完《妻妾成群》、《罂粟之家》以后,盛赞苏童是“张爱玲以后最具有叙述魅力的一支笔”(大意),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对于苏童近乎“溢美”的至高评价。可见,张爱玲的“叙述魅力”。“五四”以来,运用汉语白话文写作而语言技巧上乘的作家其实是不多的。不同背景的人们可以举出鲁迅、沈从文、朱自清、白先勇或者汪曾祺等等,但是中国文学史就却很忽略她——张爱玲。
  张爱玲在中国文坛划破长空的出现,不但丰富了文学艺术语言的宝库,为民族语言的创造性运用提供了一个范本,给她以后的文人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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