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描写封建和封建社会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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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在中国并不陌生，它指的是西周（前1066一前771）时期周天子对同姓诸侯和异姓诸侯的分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这种分封大约是把土地和土地上的居民都分赐给受封者，即所谓授民授疆土。诸侯还可以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下一级的卿大夫，于是以土地为枢纽，形成了统治者之间的多层等级连锁。他们彼此之间互有权利义务，主要是受地者要向赐地者纳贡服役（包括兵役）。[1]无论对于西周封建以何种解释，但它是中国本身所固有的一种政治制度则是没有疑问的。这种制度到了春秋战国（前722一前221）之时逐渐变化，难以维持。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废封建而置郡县，一般以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封建制度遂告结束。
秦废封建之后，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仍不断有分封诸侯王之事，不过这种封建，诚如后来王通所言：“至景帝，令诸侯王不得治民补吏，而汉置内吏以治其地，则封建之地，悉为郡县矣。”[2]但关于封建郡县孰优孰劣，那个更能使统治长治久安的争论，在中国历史上却是一直不断。争论的各方，都是把封建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看待的，并未涉及封建制下的社会和经济内容。著名的柳宗元的《封建论》，也只是指出古代封建制度的出现，是和氏族、部落势力的存在相关的，不一定完全是人为的结果。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受//www.souquanme.com西方文化，了解到有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严复译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把feudalism译为拂特之制,是为音译。后来他翻译爱德华•詹克斯的《政治制度史》，就把feudalism译为封建之制。严复在这里是经过研究的，因为这里说的是社会发展阶段，他以为由唐虞以迄于周，中间2000余年，皆封建之时代。很显然，严复认为中国固有的封建制度和西方的feudalism 是十分相似的，是可以类比的，所以他才把feudalism 释为封建。[3]
从严复起，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已不再把封建单纯理解为一种政治制度，而是兼及其社会和经济内容。二十世纪二年代末，陶希圣著《中国封建社会史》，主张周代的中国即是封建社会，春秋之际，封建制度开始分解，但封建的自然经济则一直延长到1500年。[4]陶希圣对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土地制度、庄园制度、农民状况、分封制度等都作过分析。不久．瞿同祖又写成《中国封建社会》。瞿是以西方封建社会的理论来比照、分析中国的封建社会的，他以为封建社会之综合的要点是土地所有权的有无以及主人和农民的关系，“封建社会只是以土地组织为中心而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阶级社会而已。”[5]当时，正值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的时期，虽然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看法各有不同，但已有不少人把封建作为一个社会来认识，而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制度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史学界确立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中有着封建社会的认识，对于封建社会的内容，则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予以详细的研究和阐述。[6]
如果说封建是中国所固有的，可是它在西欧却是后起的。中世纪的西欧人并不知道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封建制度，更没有说过什么封建政府、封建社会之类的话。现在西方史学家所说的feudalism的内容，中世纪时在西欧只是零碎地存在着，各地多有不同。记载它的习惯法更因时因地而异。[7]16世纪，法国法学家开始研究封建，所依据的主要是一种封土之律（Libri Feudorum ），该律乃12世纪编定的意大利北部地方的习惯法，记载着关于封臣以服军役为条件领有封土及其相关权利义务等。[8]I7世纪，英国法学家斯佩尔曼也依据龙巴法，研究过英国的封建制度，所以才有了斯佩尔曼等人发现了封建主义的提法。[9]当时那些学者认为封建只是一种法律制度，因为封建法中的财产权利和罗马法的规定十分不伺，于是产生了封建制度是源于罗马抑源于日耳曼的争论。
18世纪的西方学者仍视封建为一种法律制度，如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在“封建法律”题目下，分析了西欧的封建制度，涉及封君封从关系；采邑制度、农奴制度等。[10]亚当•斯密则认为封建法律是领土统治机裁判权，其推行原是为了加强王权，但结果王权并未加强、领主权力依然过大。，形成了封建等级制。
那时正是西欧启蒙思想发扬、批判倡制度的时代，封建渐被等同于贵族统抬，是剥削、压迫的根源，表现为各种领主特权、农奴制残余、分裂混乱等、所以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才有了废除封建制度的决定。
19世纪，西方的学术发达，对封建的各个方面，如封君封臣关系、封土制度、庄园农奴、农村公社、封建城市等，从经济、政治、社会//www.souquanme.com、法律等角度进行了研究，作出了许多概括，取得了不少成绩。这时出现了feudalism一词，用以指称封建制度。但史学家对封建主义、封建制度，仍多从政治、法律方面认识和讨论。到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概念用以划分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由此产生了封建生产方式、封建所有制等。这些理论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并有所发展。20世纪30年代末，马克•布洛赫写的《封建社会》一书，对西欧洲中世纪社会的各方面情况进行了分析。他虽然主要仍从政治制度方面、封君封臣关系等方面分析西欧封建，但他视野广阔，也分析了社会经济、庄园农奴等内容，无疑是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影响。布洛克可说是西欧封建学说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奠定了后人了解西欧封建社会的基础。后来，前苏联史学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西欧封建主义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建立封建社会形态学说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综上所述，无论中国和西欧，对自己的封建的理解，都有一个把它先当坐法律、政治制度，后当做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过程。不过，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直到现在也并不统一。西方的大多数史学家仍然把封建当做中世纪西欧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法律制度，强调其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第一，封建主之间形成了特有的封君封臣关系；第二，形成了与封君封臣关系相适应的封土制度；第三，国家权力的衰落，各封君在其领地内取得了独立的行政和司法权力。正是由于强调了这一特殊性，封建主义的普遍性在一些人的眼中就成了问题。他们以为，封建是西欧的特有产物。世界其他国家是没有封建制度的，从而否定了封建主义的普遍性。
中国的封建虽然是固有的，但对它的深入研究无疑是在当时先进的西方史学思想影响下进行的，所以中国学者大都认为中国存在有类似西欧那样的封建制度、封建时代。齐思和先生写的《周代锡命礼考》和《封建制度与儒家思想》，对中西封建的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两者相去不远：“盖人类文化之发展，虽迟速不同，质文各异，然所循之途径，则大致相同”，他还引庄子的话说；“庄生有言，‘自其异者观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吾人亦唯有自其同者视之而已矣。”[11]新中国的史学家，则较一致的主张历史发展中有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形态，有一个封建时代，这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历史上都是共同的，只是封建社会存在的时间在各国有所不同而已。台湾学者杜正胜却认为，周人封建的本质，乃是继攻伐征服之后的武装殖民，所以唯物史观的封建制与传统的封建不相干。[12]
西方学者对中国封建的认识，各有不同。一派是认为中国无封建的，这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的说法，不过，现在它已经不大风行了。另一派是主张中国历史上有封建的，虽然他们对封建的认识多为政治、法律上的封建主义，但仍在中西之间找出许多共同点。美国汉学家卜德以为，封建主义适应于前近代中国主要是指经济而言，但政治上的封建主义中国也有，就是周代（作者定为前1122一前256年，包括春秋战国时代），而魏晋南北朝时期（作者定为221－589）则被认为是准封建时期。[13]顾立雅也认为，古代中国有许多和中古欧洲相似之处，值得比较研究，布洛克关于封建主义之定义，几乎用不着改动即可应用于中国的周代。[14]
也有学者反对封建制度的普遍性，安德孙就是其中的一个。
安德孙认为，把封建的特征只概括为大地产和小农的结合而忽略其上层建筑如主权分割、封土制、封臣制等是不行的。因为前资本主义形态都通过超经济强制而运行，这些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已成为前资本主义社舍生产方式的本质结构，它们已直接结合在剥削剩余价值的连锁之中，因此不可能不通过其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来确定这种生产方式的性质。[15]安德孙过分强调消经济强制在封建社会中的重要性，认为封建剥削、封建生产只有通过政治暴力才能进行，实际上就是否认封建社会是一种经济形态，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其实，超经济强制之所以存在于封建社会，是小生产者生产不发达、经济不独立所致，随着小生产者独立性的加强，封建社会中的超经济强制乃逐渐减弱，它不是封建生产的本质因素，不能对它有不适当估价。[16]
总之．如果认为封建是一种社会形态。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是农民和地主对立的社会，那么，它的普遍性就是没有疑问的，中国和西欧都存在过封建社会，有过封建时代。即使从政治、法律制度方面理解封建主义的西方学者春，也有不少认为中国历史上依然存在过封建时代，有过封建社会，不过他们大都把这个时期定为周代至春秋战国时期，把它看得较短而已。只有极少数人才强调西欧封建的独特性，认为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封建制度的存在。
二
把中国和西方的封建社会进行比较研究，无论中外的历史学家，都有许多人进行过，这里只就西方学者的一些方法问提出讨论。
西方的学者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以现代的西方社会，或至少是近代的西方社会来和他们所认为的过去的中国作对比。由此指出中国社会如何落后、如何古怪。东方专制主义说就是其典型的代表，不过，现在相信它的人已经不多了。韦伯的比较也属于这一种。他所说的中国只有追求营利的资本主义而没有合理的资本主义即为一例。下面我们还可举韦怕的另外几个论点。
韦伯从现代西方的法治社会观念出发，认为中国的法律乃是个人的专断，缺乏理性的管理和司法、全是家长式的处理方式；法律中只有刑法而私法（民法）少；没有个人的自由权等。[17]可是当代的一些美国法学家和韦伯的观点不同，他们比韦伯更了解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也更了解西方式的法治，所以他们认为“充分发达的法治的制度性机制是近代的产物”[18]，他们在人治和法治的冲突中，并不完全强调法治，因为“法律的判决最终是人的判决，判决更多地是受法官个人偏见而不是正式法律的影响”[19]，所以他们赞赏中国历史上的更多的依靠调解而不是依靠诉讼来解决纠纷的办法，认为这一传统应该保持。中国古代也并非没有民法，如汉代的契约关系就已十分发达，其应用的范围十分广泛。[20]还应该指出的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也是近代欧洲的产物，不唯中国古代没有，就是西方的古代和中世纪也是没有的。
韦伯承认中国古代发展出发达的官僚制度，但他却用西方现代的官僚制度来和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相比较，认为“中国官僚制的精神是与公共负担的制度相关联的，而西方的官僚制精神则随货币经济的变动而发展”[21]。其实，西方的现代官僚制度是学习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有人认为，直到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仍然要比西方的进步。[22]在这方面，韦伯就不如现在的艾森斯塔特，艾森斯塔特把西欧的专制主义国家和古代的中国国家都列为历史上的官僚帝国，而这种官僚帝国的特征即为传统与现代的政治组织、政治活动并存。[23]
奇怪的是，韦伯在比较西方和东方的城市时，举出的却是西方中世纪城市。他指出，西方的城市是一个特权团体，有自治权，有城市法，城市的居民也都有自己的特殊的组织，即行会等，而东方的城市则这些都是没有的。[24]不过韦伯倒也知道，西方城市的自治只是短期的现象，到了专制王权时代，西方国家的权力日益强大，城市自治也就日渐式微。[25]我们在这里不拟论证东方与西方城市之异同．旨在指出，西方中世纪的城市，并无那么多的特权与自由，它仍是受封建国家、君主、贵族、主教控制的城市；并不是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也许倒是乡村的空气使人自由；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并不是从城市中产生，也许倒是从乡村中产生的；西方中世纪的城市，依然是一个封建的城市。
另外一派西方学者则是把西方的feudalism来和中国的封建相比较，以西方的封建为典型来看中国有无与之相同的情况。前述柯尔本的书即是明显的例子。他们先对西欧的封建制度作出概括，然后用其他国家的封建与之对比。卜德由之以为中国的周代符合西方的静态的封建主义，魏晋南北朝则较符合动态的封建主义。[26]顾立雅也是以西方的封建为标准，认为西周类似西方的早期封建主义，春秋则是晚期封建主义。[27]艾伯哈德认为中国从周代直到纪元前250年是封建主义时代，说当时是农业社会，统治阶级划分为一些等级，互相有权利义务等，这也是西方的标准。[29]他认为，自从中国统一之后，即进入绅士社会，而不再是封建社会了。
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西方学者把封建作为一个政治、法律制度概括时，所依据的主要是狭小的罗亚尔河、莱茵河之间地区的9到13世纪的材料，是用这些有限的材料概括出的简单化的封建主义的理想典型。[29]这一时代，是原始的日耳曼人开始建立国家的时代，所以显得生产落后、文化荒芜、政治原始，被启蒙学家称之为黑暗时代。后来封建渐被赋予一个社会、一个经济形态的意义，于是依附关系的统治、庄园制、农奴制、自然经济、中央权力衰落甚至无国家等便被当做西欧封建社会的特征，但在实际上，它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即日耳曼人的经济、政治等组织成长而未成熟的阶段，不宜把它看作是一个社会的典型阶段。
我以为，封建社会由于其生产力低下、发展缓慢，所以不可能太短，而应该长一些。西欧的封建社会，不应截止于15世纪，也不应截止于17世纪，而应该截止于18世纪。现在人们往往认为哥伦布一航行，东西方就连成一片，资本主义在西方就冉冉升起，教科书上也说的尽是资本主义萌芽、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类。其实，西欧的进步远没有那么迅速，直到工业革命以前，西欧主要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资本主义只是在西北一隅有所萌动，但在西班牙、意大利却日渐衰落。17世纪，西欧发生了经济危机，人口减少、疾疫流行、农业停滞甚至倒退，工商业在有的地方也出现危机。在政治方面，更是到处充满了封建的统治。19世纪中期，托克维尔在他所写的《旧制度和大革命》中指出，18世纪的欧洲，各地都充满了封建特权，教会的、贵族的各种土地、人身及司法、行政权力，对人民形成沉重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它们在欧洲的大部分地方，比法国沉重得多“[31]。英国虽然革命了，但正如恩格斯说的那样，在 1688年政变之后，英国资产阶级方才成为统治阶级的微末的得到承认的一部分，依然是贵族地主的统治。[32]至于东欧，则16至18世纪是封建统治的时代，更是没有疑问的了。
这并非什么新观点。法国史学家、中古史权威勒高夫曾在他著名的《主张一个扩大的中世纪》一文中论证西欧中世纪应该延长。他的理由大致有3个：① 文艺复兴不能算是中世纪和近代的分界，从古代到近代中间有多次文艺复兴，如8、9世纪的加洛林文艺复兴，12世纪的文艺复兴，大文艺复兴在意大利为12至14世纪，在欧洲其他地方为15、16世纪， 后来还有18、19世纪的文艺复兴。② 欧洲的基本社会结构，从4世纪到19世纪一直未变，以马克思的封建生产方式来说、也是从罗马帝国覆亡直到工业革命。③ 其他的文化方面的内容还有，如基督教在意识形态中的统治，一直延长到十九世纪；英、法国王具有神奇的治疗瘰疬病的功能，也一直到十八世纪；把社会划分为教士、贵族、第三等级的三等级论，也是到法国大革命为止。 所以勒高夫主张，中世纪应该分为：早期中世纪，即四至九世纪，是古代世界衰落和封建制度形成时期；中期中世纪，即10至14世纪，为大发展时期；晚期中世纪，即14至16世纪，是危机时期；封建制度的衰落期，亦即旧制度时期，从英国革命到法国革命产。 [33]
如果拿一个扩大的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来和东方封建社会进行比较，我们则会看到，在主要方面．它们是相同的、可比的。在经济方面，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人力、畜力为主要动力，也有简单的机械。工商业有相当的发展，而且是越来越发展，说封建时代是自然经济的统治，可能并非事实。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普遍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在政治方面，这封建时代，无论中国和西方，国家形态主要是君主制的统治，其发展的趋向也是君主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官僚机构越来越建全。分裂割据的势力时有出现，但不能说封建国家是主权分割的国家。西欧的封君封臣制只是当时西欧社会内部的一一种支离破碎的政治结构，不足以成为组成国家的框架，正如中国的周代封建体现有宗法制原则，但中国古代立国的原则并非宗法制。
当然，封建的中国和西欧，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也有许多的不同：如以生产力说，则中国古代偏重于经营精耕农业，西欧偏重于经济粗放农业，在封建田产的经营上，中国流行的是佃客分种制田庄，而西欧一度流行的是农奴劳役制庄园；在土地所有权上，中国封建主对自己的地产有较大的处分权，可以继承、买卖、转让，但一般说来在地产上却没有合法的司法、行政权力，而西欧封建主的地产往往由封授得来，对其地产的处分权要受利上级封君的一些限制，但在其地产上却具有某种司法、行政权力，世代相传，形成对其地产上居民的行政管辖权．与这种独立的地产相适应，西欧的一些城市也是自由城市或自治城市，具有独立性，而中国的封建城市则是受国家管辖、统治的；中国从秦汉起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合理的官僚行政系统，使世界为之震惊，西欧的国家形态比较落后，诸国的官僚机构发展较慢，国家大臣与国王的家臣长期不易区分，影响中央权力的集中。还有就是经济的管辖权也不相同，双方都有属于国家（国王）的地产和其他产业，用其收获供应开支，但在征收税方面有所不同，中国国家向全体人民征收劳役或实物、货币，往往依靠农业税为主要收入，较少依靠工商税。而西欧的国家由于领主权的障碍，土地税往往很难征收，大都依靠工商税，他们在在征收税的时候要得到封建主和资产阶级的同意，所以，其政府机构内发展出了议会、三级会议等组织。对此，我们不认为这就是中古的代议机关，不过它在后来的政治发展中确实起到了重大作用。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的比较和西方学者的比较研究颇有不同，即我们既不是拿近代的社会和古代的相比较，也不是拿西方的封建来看中国的封建和它相同或不同，而是通过分析这两者结构方面的同和异，来研究影响其发展的因素。在比较中国和西欧的封建社会时，还要有一个全世界的封建社会作为基础来考虑，这样、我们也许可以得出一些值得研究的结论。
三
中国的史学家都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在不断发展的。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们从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出发，认定社会在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悠久，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社会情况多有不同，自然显出阶段性来，让人们认识到发展的事实。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有发展，而西方的封建社会是否发展反而成了问题。按照西方新人口论者的说法，西欧中世纪时农业生产力停滞，土地单位面积产量基本没有提高，只能靠不断扩大耕地面积以供应日益增多的人口。可是土地面积有限，当土地无法承受过度的人口压力时便会导致人口下降、经济衰落。可以看出，根据新人口论，小农经济的繁荣不可避免地潜伏着其衰落的根源，而封建社会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周期性危机中循环。每一次循环中，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土地肥力的递减，单位面积产量会不断下降，所以西欧中世纪时代的农业生产力呈下降趋势。如此，封建社会的发展不就大成问题了吗？不可否认，封建时代社会发展受到人口、土地资源等因素的有力制约，但农业生产力还是会发展的，这已为许多的研究所证实。[34]西方学者的新人口论，是从11至15世纪的西方社会这一短过程得出的结论，我想，如果诚如勒高夫所说，估计一下罗马覆亡到18世纪这一时期西欧的农业生产，则自会得出发展的结论，而不会误认为它停滞不前了。
在中国和西欧发展的比较研究中，更大的问题是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因为事实是西欧首先发展出资本主义，实现了现代化，而中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直到今天还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摸索前进。所以历史上的中国能否发展出资本主义便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在西方学者那里，资本主义是一个十分含糊的名词。它到十九世纪才出现而被使用，但是却没有以个清楚明确的定义。[35]大多数经济学家把它归之于个人企业、市场经济、追求利润、自由竞争等。所以资本主义可以说是无时、无处不在，这里有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时代的资本主义，有亨利•皮朗的12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至于14世纪以后的欧洲，则资本主义更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出现了。因此，西方的学者也不大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的兴起问题，他们关注的只是工业革命、工业化的问题。
一直到马克思才给了资本主义以一个明确的定义，认为它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者、攫取剩余价值的制度，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是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对立的社会。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在西欧的的兴起问题，提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但马克思把西欧资本主义的开始定得很早，认为在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而16世纪则开始了资本主义的时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受马克思影响的史学家对资本主义为什么和如何在欧洲兴起的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意见多有不同，但对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时期则没有异议。[36]
总之，我们不反对以西欧的发展模式来比较研究东方和中国的发展，可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不能因为中国的发展不符合西方的模式，就说明中国发展不起来。现在研究这一问题的主导思想，我以为仍是韦伯的合理的资本主义，但正如前面指出的，西方的合理性不能原封不动地搬来要求其他地方。如认为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兴起起作用的是个人企业、个人竞争，而现在有许多企业是以家庭为核心形成的；又如西方的资本主义兴起时自由劳工十分重要，但不要忘了美国的资本主义曾和奴隶制共存过，俄国也曾有过农奴制的资本主义工厂。另外，现在研究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研究西方的现代化，时间越提越早，已经有不少是从1400年开始，或者更从中世纪开始，对1400至1800年期间的西方社会．夸大其先进性，而忽视其落后性，甚或无视其落后性，但对同时期的中国和东方，则夸大其落后性，而忽视其先进性。其实，西欧的资本主义在兴起过程中，也遇到过许多的艰难曲折，并非一帆风倾，所以它究竟是如何兴起，至今也没有讨论清楚。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科学地衡量中国的发展呢？通常认为，资本主义在英国兴起的模式是以小农分化破产为基础。但近来这一看法已受到挑战。如果说资本主义兴起并不一定以消灭小农为前提，那又如何能以中国农民分化的迟缓来证明中国无力发展资本主义呢？
所以，本书力求从中西各国诸封建结构的比较中，探求其发展能力，以进一步追寻这些结构对资本主义发生的影响。我们选择经济、政治、社会造结构中的农业生产力、地主经济、小农经济、城市、工商业、王权、阶级、人口等对社会发展有重大作用的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些问题，并给出自己的回答。这其中有封建生产力组成不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发展的问题，有地主经济的积累及投资（这涉及地主经济的转化等）问题；有小农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发展能力，发展前途问题；有封建社会中的城市是否对立于乡村而成为发展的重大动力问题；有不同的封建政权结构有何不同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的发展问题；有中西国家在封建时代是否有不同的人口发展模式、家庭模式，并从而影响其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农民阶级在封建社会中的斗争并不总是被迫反抗，而是有时也具有主动进攻，为达到某种政治、经济目标而奋起的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都是很大的问题．我们的回答不一定正确，或者不一定使人信服。但本书的主旨主要是寻找一个研究的新角度、新方法，即通过比较，破除发展的西欧模式，从全世界范围内讨论封建社会的发展能力、发展前途问题。尽管这一工作可以说是刚刚起步，许多内容还待讨论，许多思路还要统一，但本书作为一个奠基的尝试，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本书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及主要结论，详见各编，此处从略。
封建在中国并不陌生，它指的是西周（前1066一前771）时期周天子对同姓诸侯和异姓诸侯的分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这种分封大约是把土地和土地上的居民都分赐给受封者，即所谓授民授疆土。诸侯还可以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下一级的卿大夫，于是以土地为枢纽，形成了统治者之间的多层等级连锁。他们彼此之间互有权利义务，主要是受地者要向赐地者纳贡服役（包括兵役）。[1]无论对于西周封建以何种解释，但它是中国本身所固有的一种政治制度则是没有疑问的。这种制度到了春秋战国（前722一前221）之时逐渐变化，难以维持。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废封建而置郡县，一般以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封建制度遂告结束。
秦废封建之后，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仍不断有分封诸侯王之事，不过这种封建，诚如后来王通所言：“至景帝，令诸侯王不得治民补吏，而汉置内吏以治其地，则封建之地，悉为郡县矣。”[2]但关于封建郡县孰优孰劣，那个更能使统治长治久安的争论，在中国历史上却是一直不断。争论的各方，都是把封建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看待的，并未涉及封建制下的社会和经济内容。著名的柳宗元的《封建论》，也只是指出古代封建制度的出现，是和氏族、部落势力的存在相关的，不一定完全是人为的结果。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受//www.souquanme.com西方文化，了解到有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严复译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把feudalism译为拂特之制,是为音译。后来他翻译爱德华•詹克斯的《政治制度史》，就把feudalism译为封建之制。严复在这里是经过研究的，因为这里说的是社会发展阶段，他以为由唐虞以迄于周，中间2000余年，皆封建之时代。很显然，严复认为中国固有的封建制度和西方的feudalism 是十分相似的，是可以类比的，所以他才把feudalism 释为封建。[3]
从严复起，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已不再把封建单纯理解为一种政治制度，而是兼及其社会和经济内容。二十世纪二年代末，陶希圣著《中国封建社会史》，主张周代的中国即是封建社会，春秋之际，封建制度开始分解，但封建的自然经济则一直延长到1500年。[4]陶希圣对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土地制度、庄园制度、农民状况、分封制度等都作过分析。不久．瞿同祖又写成《中国封建社会》。瞿是以西方封建社会的理论来比照、分析中国的封建社会的，他以为封建社会之综合的要点是土地所有权的有无以及主人和农民的关系，“封建社会只是以土地组织为中心而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阶级社会而已。”[5]当时，正值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的时期，虽然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看法各有不同，但已有不少人把封建作为一个社会来认识，而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制度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史学界确立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中有着封建社会的认识，对于封建社会的内容，则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予以详细的研究和阐述。[6]
如果说封建是中国所固有的，可是它在西欧却是后起的。中世纪的西欧人并不知道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封建制度，更没有说过什么封建政府、封建社会之类的话。现在西方史学家所说的feudalism的内容，中世纪时在西欧只是零碎地存在着，各地多有不同。记载它的习惯法更因时因地而异。[7]16世纪，法国法学家开始研究封建，所依据的主要是一种封土之律（Libri Feudorum ），该律乃12世纪编定的意大利北部地方的习惯法，记载着关于封臣以服军役为条件领有封土及其相关权利义务等。[8]I7世纪，英国法学家斯佩尔曼也依据龙巴法，研究过英国的封建制度，所以才有了斯佩尔曼等人发现了封建主义的提法。[9]当时那些学者认为封建只是一种法律制度，因为封建法中的财产权利和罗马法的规定十分不伺，于是产生了封建制度是源于罗马抑源于日耳曼的争论。
18世纪的西方学者仍视封建为一种法律制度，如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在“封建法律”题目下，分析了西欧的封建制度，涉及封君封从关系；采邑制度、农奴制度等。[10]亚当•斯密则认为封建法律是领土统治机裁判权，其推行原是为了加强王权，但结果王权并未加强、领主权力依然过大。，形成了封建等级制。
那时正是西欧启蒙思想发扬、批判倡制度的时代，封建渐被等同于贵族统抬，是剥削、压迫的根源，表现为各种领主特权、农奴制残余、分裂混乱等、所以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才有了废除封建制度的决定。
19世纪，西方的学术发达，对封建的各个方面，如封君封臣关系、封土制度、庄园农奴、农村公社、封建城市等，从经济、政治、社会//www.souquanme.com、法律等角度进行了研究，作出了许多概括，取得了不少成绩。这时出现了feudalism一词，用以指称封建制度。但史学家对封建主义、封建制度，仍多从政治、法律方面认识和讨论。到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概念用以划分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由此产生了封建生产方式、封建所有制等。这些理论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并有所发展。20世纪30年代末，马克•布洛赫写的《封建社会》一书，对西欧洲中世纪社会的各方面情况进行了分析。他虽然主要仍从政治制度方面、封君封臣关系等方面分析西欧封建，但他视野广阔，也分析了社会经济、庄园农奴等内容，无疑是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影响。布洛克可说是西欧封建学说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奠定了后人了解西欧封建社会的基础。后来，前苏联史学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西欧封建主义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建立封建社会形态学说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综上所述，无论中国和西欧，对自己的封建的理解，都有一个把它先当坐法律、政治制度，后当做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过程。不过，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直到现在也并不统一。西方的大多数史学家仍然把封建当做中世纪西欧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法律制度，强调其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第一，封建主之间形成了特有的封君封臣关系；第二，形成了与封君封臣关系相适应的封土制度；第三，国家权力的衰落，各封君在其领地内取得了独立的行政和司法权力。正是由于强调了这一特殊性，封建主义的普遍性在一些人的眼中就成了问题。他们以为，封建是西欧的特有产物。世界其他国家是没有封建制度的，从而否定了封建主义的普遍性。
中国的封建虽然是固有的，但对它的深入研究无疑是在当时先进的西方史学思想影响下进行的，所以中国学者大都认为中国存在有类似西欧那样的封建制度、封建时代。齐思和先生写的《周代锡命礼考》和《封建制度与儒家思想》，对中西封建的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两者相去不远：“盖人类文化之发展，虽迟速不同，质文各异，然所循之途径，则大致相同”，他还引庄子的话说；“庄生有言，‘自其异者观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吾人亦唯有自其同者视之而已矣。”[11]新中国的史学家，则较一致的主张历史发展中有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形态，有一个封建时代，这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历史上都是共同的，只是封建社会存在的时间在各国有所不同而已。台湾学者杜正胜却认为，周人封建的本质，乃是继攻伐征服之后的武装殖民，所以唯物史观的封建制与传统的封建不相干。[12]
西方学者对中国封建的认识，各有不同。一派是认为中国无封建的，这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的说法，不过，现在它已经不大风行了。另一派是主张中国历史上有封建的，虽然他们对封建的认识多为政治、法律上的封建主义，但仍在中西之间找出许多共同点。美国汉学家卜德以为，封建主义适应于前近代中国主要是指经济而言，但政治上的封建主义中国也有，就是周代（作者定为前1122一前256年，包括春秋战国时代），而魏晋南北朝时期（作者定为221－589）则被认为是准封建时期。[13]顾立雅也认为，古代中国有许多和中古欧洲相似之处，值得比较研究，布洛克关于封建主义之定义，几乎用不着改动即可应用于中国的周代。[14]
也有学者反对封建制度的普遍性，安德孙就是其中的一个。
安德孙认为，把封建的特征只概括为大地产和小农的结合而忽略其上层建筑如主权分割、封土制、封臣制等是不行的。因为前资本主义形态都通过超经济强制而运行，这些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已成为前资本主义社舍生产方式的本质结构，它们已直接结合在剥削剩余价值的连锁之中，因此不可能不通过其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来确定这种生产方式的性质。[15]安德孙过分强调消经济强制在封建社会中的重要性，认为封建剥削、封建生产只有通过政治暴力才能进行，实际上就是否认封建社会是一种经济形态，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其实，超经济强制之所以存在于封建社会，是小生产者生产不发达、经济不独立所致，随着小生产者独立性的加强，封建社会中的超经济强制乃逐渐减弱，它不是封建生产的本质因素，不能对它有不适当估价。[16]
总之．如果认为封建是一种社会形态。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是农民和地主对立的社会，那么，它的普遍性就是没有疑问的，中国和西欧都存在过封建社会，有过封建时代。即使从政治、法律制度方面理解封建主义的西方学者春，也有不少认为中国历史上依然存在过封建时代，有过封建社会，不过他们大都把这个时期定为周代至春秋战国时期，把它看得较短而已。只有极少数人才强调西欧封建的独特性，认为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封建制度的存在。
二
把中国和西方的封建社会进行比较研究，无论中外的历史学家，都有许多人进行过，这里只就西方学者的一些方法问提出讨论。
西方的学者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以现代的西方社会，或至少是近代的西方社会来和他们所认为的过去的中国作对比。由此指出中国社会如何落后、如何古怪。东方专制主义说就是其典型的代表，不过，现在相信它的人已经不多了。韦伯的比较也属于这一种。他所说的中国只有追求营利的资本主义而没有合理的资本主义即为一例。下面我们还可举韦怕的另外几个论点。
韦伯从现代西方的法治社会观念出发，认为中国的法律乃是个人的专断，缺乏理性的管理和司法、全是家长式的处理方式；法律中只有刑法而私法（民法）少；没有个人的自由权等。[17]可是当代的一些美国法学家和韦伯的观点不同，他们比韦伯更了解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也更了解西方式的法治，所以他们认为“充分发达的法治的制度性机制是近代的产物”[18]，他们在人治和法治的冲突中，并不完全强调法治，因为“法律的判决最终是人的判决，判决更多地是受法官个人偏见而不是正式法律的影响”[19]，所以他们赞赏中国历史上的更多的依靠调解而不是依靠诉讼来解决纠纷的办法，认为这一传统应该保持。中国古代也并非没有民法，如汉代的契约关系就已十分发达，其应用的范围十分广泛。[20]还应该指出的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也是近代欧洲的产物，不唯中国古代没有，就是西方的古代和中世纪也是没有的。
韦伯承认中国古代发展出发达的官僚制度，但他却用西方现代的官僚制度来和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相比较，认为“中国官僚制的精神是与公共负担的制度相关联的，而西方的官僚制精神则随货币经济的变动而发展”[21]。其实，西方的现代官僚制度是学习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有人认为，直到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仍然要比西方的进步。[22]在这方面，韦伯就不如现在的艾森斯塔特，艾森斯塔特把西欧的专制主义国家和古代的中国国家都列为历史上的官僚帝国，而这种官僚帝国的特征即为传统与现代的政治组织、政治活动并存。[23]
奇怪的是，韦伯在比较西方和东方的城市时，举出的却是西方中世纪城市。他指出，西方的城市是一个特权团体，有自治权，有城市法，城市的居民也都有自己的特殊的组织，即行会等，而东方的城市则这些都是没有的。[24]不过韦伯倒也知道，西方城市的自治只是短期的现象，到了专制王权时代，西方国家的权力日益强大，城市自治也就日渐式微。[25]我们在这里不拟论证东方与西方城市之异同．旨在指出，西方中世纪的城市，并无那么多的特权与自由，它仍是受封建国家、君主、贵族、主教控制的城市；并不是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也许倒是乡村的空气使人自由；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并不是从城市中产生，也许倒是从乡村中产生的；西方中世纪的城市，依然是一个封建的城市。
另外一派西方学者则是把西方的feudalism来和中国的封建相比较，以西方的封建为典型来看中国有无与之相同的情况。前述柯尔本的书即是明显的例子。他们先对西欧的封建制度作出概括，然后用其他国家的封建与之对比。卜德由之以为中国的周代符合西方的静态的封建主义，魏晋南北朝则较符合动态的封建主义。[26]顾立雅也是以西方的封建为标准，认为西周类似西方的早期封建主义，春秋则是晚期封建主义。[27]艾伯哈德认为中国从周代直到纪元前250年是封建主义时代，说当时是农业社会，统治阶级划分为一些等级，互相有权利义务等，这也是西方的标准。[29]他认为，自从中国统一之后，即进入绅士社会，而不再是封建社会了。
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西方学者把封建作为一个政治、法律制度概括时，所依据的主要是狭小的罗亚尔河、莱茵河之间地区的9到13世纪的材料，是用这些有限的材料概括出的简单化的封建主义的理想典型。[29]这一时代，是原始的日耳曼人开始建立国家的时代，所以显得生产落后、文化荒芜、政治原始，被启蒙学家称之为黑暗时代。后来封建渐被赋予一个社会、一个经济形态的意义，于是依附关系的统治、庄园制、农奴制、自然经济、中央权力衰落甚至无国家等便被当做西欧封建社会的特征，但在实际上，它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即日耳曼人的经济、政治等组织成长而未成熟的阶段，不宜把它看作是一个社会的典型阶段。
我以为，封建社会由于其生产力低下、发展缓慢，所以不可能太短，而应该长一些。西欧的封建社会，不应截止于15世纪，也不应截止于17世纪，而应该截止于18世纪。现在人们往往认为哥伦布一航行，东西方就连成一片，资本主义在西方就冉冉升起，教科书上也说的尽是资本主义萌芽、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类。其实，西欧的进步远没有那么迅速，直到工业革命以前，西欧主要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资本主义只是在西北一隅有所萌动，但在西班牙、意大利却日渐衰落。17世纪，西欧发生了经济危机，人口减少、疾疫流行、农业停滞甚至倒退，工商业在有的地方也出现危机。在政治方面，更是到处充满了封建的统治。19世纪中期，托克维尔在他所写的《旧制度和大革命》中指出，18世纪的欧洲，各地都充满了封建特权，教会的、贵族的各种土地、人身及司法、行政权力，对人民形成沉重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它们在欧洲的大部分地方，比法国沉重得多“[31]。英国虽然革命了，但正如恩格斯说的那样，在 1688年政变之后，英国资产阶级方才成为统治阶级的微末的得到承认的一部分，依然是贵族地主的统治。[32]至于东欧，则16至18世纪是封建统治的时代，更是没有疑问的了。
这并非什么新观点。法国史学家、中古史权威勒高夫曾在他著名的《主张一个扩大的中世纪》一文中论证西欧中世纪应该延长。他的理由大致有3个：① 文艺复兴不能算是中世纪和近代的分界，从古代到近代中间有多次文艺复兴，如8、9世纪的加洛林文艺复兴，12世纪的文艺复兴，大文艺复兴在意大利为12至14世纪，在欧洲其他地方为15、16世纪， 后来还有18、19世纪的文艺复兴。② 欧洲的基本社会结构，从4世纪到19世纪一直未变，以马克思的封建生产方式来说、也是从罗马帝国覆亡直到工业革命。③ 其他的文化方面的内容还有，如基督教在意识形态中的统治，一直延长到十九世纪；英、法国王具有神奇的治疗瘰疬病的功能，也一直到十八世纪；把社会划分为教士、贵族、第三等级的三等级论，也是到法国大革命为止。 所以勒高夫主张，中世纪应该分为：早期中世纪，即四至九世纪，是古代世界衰落和封建制度形成时期；中期中世纪，即10至14世纪，为大发展时期；晚期中世纪，即14至16世纪，是危机时期；封建制度的衰落期，亦即旧制度时期，从英国革命到法国革命产。 [33]
如果拿一个扩大的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来和东方封建社会进行比较，我们则会看到，在主要方面．它们是相同的、可比的。在经济方面，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人力、畜力为主要动力，也有简单的机械。工商业有相当的发展，而且是越来越发展，说封建时代是自然经济的统治，可能并非事实。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普遍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在政治方面，这封建时代，无论中国和西方，国家形态主要是君主制的统治，其发展的趋向也是君主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官僚机构越来越建全。分裂割据的势力时有出现，但不能说封建国家是主权分割的国家。西欧的封君封臣制只是当时西欧社会内部的一一种支离破碎的政治结构，不足以成为组成国家的框架，正如中国的周代封建体现有宗法制原则，但中国古代立国的原则并非宗法制。
当然，封建的中国和西欧，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也有许多的不同：如以生产力说，则中国古代偏重于经营精耕农业，西欧偏重于经济粗放农业，在封建田产的经营上，中国流行的是佃客分种制田庄，而西欧一度流行的是农奴劳役制庄园；在土地所有权上，中国封建主对自己的地产有较大的处分权，可以继承、买卖、转让，但一般说来在地产上却没有合法的司法、行政权力，而西欧封建主的地产往往由封授得来，对其地产的处分权要受利上级封君的一些限制，但在其地产上却具有某种司法、行政权力，世代相传，形成对其地产上居民的行政管辖权．与这种独立的地产相适应，西欧的一些城市也是自由城市或自治城市，具有独立性，而中国的封建城市则是受国家管辖、统治的；中国从秦汉起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合理的官僚行政系统，使世界为之震惊，西欧的国家形态比较落后，诸国的官僚机构发展较慢，国家大臣与国王的家臣长期不易区分，影响中央权力的集中。还有就是经济的管辖权也不相同，双方都有属于国家（国王）的地产和其他产业，用其收获供应开支，但在征收税方面有所不同，中国国家向全体人民征收劳役或实物、货币，往往依靠农业税为主要收入，较少依靠工商税。而西欧的国家由于领主权的障碍，土地税往往很难征收，大都依靠工商税，他们在在征收税的时候要得到封建主和资产阶级的同意，所以，其政府机构内发展出了议会、三级会议等组织。对此，我们不认为这就是中古的代议机关，不过它在后来的政治发展中确实起到了重大作用。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的比较和西方学者的比较研究颇有不同，即我们既不是拿近代的社会和古代的相比较，也不是拿西方的封建来看中国的封建和它相同或不同，而是通过分析这两者结构方面的同和异，来研究影响其发展的因素。在比较中国和西欧的封建社会时，还要有一个全世界的封建社会作为基础来考虑，这样、我们也许可以得出一些值得研究的结论。
三
中国的史学家都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在不断发展的。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们从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出发，认定社会在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悠久，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社会情况多有不同，自然显出阶段性来，让人们认识到发展的事实。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有发展，而西方的封建社会是否发展反而成了问题。按照西方新人口论者的说法，西欧中世纪时农业生产力停滞，土地单位面积产量基本没有提高，只能靠不断扩大耕地面积以供应日益增多的人口。可是土地面积有限，当土地无法承受过度的人口压力时便会导致人口下降、经济衰落。可以看出，根据新人口论，小农经济的繁荣不可避免地潜伏着其衰落的根源，而封建社会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周期性危机中循环。每一次循环中，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土地肥力的递减，单位面积产量会不断下降，所以西欧中世纪时代的农业生产力呈下降趋势。如此，封建社会的发展不就大成问题了吗？不可否认，封建时代社会发展受到人口、土地资源等因素的有力制约，但农业生产力还是会发展的，这已为许多的研究所证实。[34]西方学者的新人口论，是从11至15世纪的西方社会这一短过程得出的结论，我想，如果诚如勒高夫所说，估计一下罗马覆亡到18世纪这一时期西欧的农业生产，则自会得出发展的结论，而不会误认为它停滞不前了。
在中国和西欧发展的比较研究中，更大的问题是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因为事实是西欧首先发展出资本主义，实现了现代化，而中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直到今天还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摸索前进。所以历史上的中国能否发展出资本主义便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在西方学者那里，资本主义是一个十分含糊的名词。它到十九世纪才出现而被使用，但是却没有以个清楚明确的定义。[35]大多数经济学家把它归之于个人企业、市场经济、追求利润、自由竞争等。所以资本主义可以说是无时、无处不在，这里有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时代的资本主义，有亨利•皮朗的12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至于14世纪以后的欧洲，则资本主义更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出现了。因此，西方的学者也不大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的兴起问题，他们关注的只是工业革命、工业化的问题。
一直到马克思才给了资本主义以一个明确的定义，认为它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者、攫取剩余价值的制度，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是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对立的社会。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在西欧的的兴起问题，提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但马克思把西欧资本主义的开始定得很早，认为在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而16世纪则开始了资本主义的时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受马克思影响的史学家对资本主义为什么和如何在欧洲兴起的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意见多有不同，但对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时期则没有异议。[36]
总之，我们不反对以西欧的发展模式来比较研究东方和中国的发展，可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不能因为中国的发展不符合西方的模式，就说明中国发展不起来。现在研究这一问题的主导思想，我以为仍是韦伯的合理的资本主义，但正如前面指出的，西方的合理性不能原封不动地搬来要求其他地方。如认为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兴起起作用的是个人企业、个人竞争，而现在有许多企业是以家庭为核心形成的；又如西方的资本主义兴起时自由劳工十分重要，但不要忘了美国的资本主义曾和奴隶制共存过，俄国也曾有过农奴制的资本主义工厂。另外，现在研究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研究西方的现代化，时间越提越早，已经有不少是从1400年开始，或者更从中世纪开始，对1400至1800年期间的西方社会．夸大其先进性，而忽视其落后性，甚或无视其落后性，但对同时期的中国和东方，则夸大其落后性，而忽视其先进性。其实，西欧的资本主义在兴起过程中，也遇到过许多的艰难曲折，并非一帆风倾，所以它究竟是如何兴起，至今也没有讨论清楚。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科学地衡量中国的发展呢？通常认为，资本主义在英国兴起的模式是以小农分化破产为基础。但近来这一看法已受到挑战。如果说资本主义兴起并不一定以消灭小农为前提，那又如何能以中国农民分化的迟缓来证明中国无力发展资本主义呢？
所以，本书力求从中西各国诸封建结构的比较中，探求其发展能力，以进一步追寻这些结构对资本主义发生的影响。我们选择经济、政治、社会造结构中的农业生产力、地主经济、小农经济、城市、工商业、王权、阶级、人口等对社会发展有重大作用的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些问题，并给出自己的回答。这其中有封建生产力组成不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发展的问题，有地主经济的积累及投资（这涉及地主经济的转化等）问题；有小农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发展能力，发展前途问题；有封建社会中的城市是否对立于乡村而成为发展的重大动力问题；有不同的封建政权结构有何不同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的发展问题；有中西国家在封建时代是否有不同的人口发展模式、家庭模式，并从而影响其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农民阶级在封建社会中的斗争并不总是被迫反抗，而是有时也具有主动进攻，为达到某种政治、经济目标而奋起的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都是很大的问题．我们的回答不一定正确，或者不一定使人信服。但本书的主旨主要是寻找一个研究的新角度、新方法，即通过比较，破除发展的西欧模式，从全世界范围内讨论封建社会的发展能力、发展前途问题。尽管这一工作可以说是刚刚起步，许多内容还待讨论，许多思路还要统一，但本书作为一个奠基的尝试，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本书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及主要结论，详见各编，此处从略。
古代和现代的对比作文
说到古代，人们会不由自主的想起，在古代的时候无论是哪个朝代的更替都有一个朝代的百姓们俗称的皇帝，百姓的一切都是有皇帝来主宰的，一切的安居乐业都是由皇帝来控制的。比如皇帝为了自国的百姓们与敌国抗战，与其说是保护百姓还不如说说为了保住自己的龙位啊，也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打战的还不是百姓们组成的精兵啊。而皇帝还不是自己在皇宫中静观其乐啊，只有别人在拼死拼活的。哈哈，真的很可笑啊。如果是在一个很小的镇上，虽说有巡抚大人来位这些百姓们争取公道，但是里面还包含了贪赃枉法的事啊，还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他人的死活，人间有太多的民怨与民冤都是皇帝所不知道的，贪官们熟视无睹啊，太多太多的事情将百姓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啊，生活在一个不公道，不安乐，不安全的逆境啊。
现代呢，更好笑啊，与古代一样，虽然没有古代的战乱但是却又比古代更可怕的事情啊，人们威力自己的利益做出去许多违法的事情啊啊，吸毒，抢劫，杀人，强奸等严重的罪行啊，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无法安全的生活啊，虽然说民警们有为了人们讨回公道，可是伤害已经造成了，损失的还是人们啊啊，好多人就这样冤死在土匪的手下，甚至有些小村庄，小镇，那些住在在繁华都市的高级人物都不知道的，不能体会的，最近在我们这里陆丰市甲子镇上，发生了一桩命案，2011年4月25号，一个女孩被迫走向了天堂啊，抢劫一个18岁的小女孩就要动枪？这社会太恐怖了，我们都知道甲子虽然落后，家子人虽然都写粗鲁。但是我们不都是热爱自己的家乡不是吗？尽管它有多么跟不上潮流，可是现在就要纵容那些天杀的贼逍遥法外吗。错了，甲子根本没有办法啊。国家那些政治原则早已经被那些狗官抛到脚底下了，现在的甲子根本就是贼治社会啊，多么淳朴的一个地方啊，难道就能因为这些人渣而沾上污点吗？近年来屡屡发生的凶杀案，都弄得甲子的镇民们人心惶惶啊。终于每次派钱下来搞建设，每个环节都抽了许多，到我们这里就寥寥无几了。这就是所谓的关，所谓的为人民服务啊，我不否认甲子有好官的存在，但我坚信他们的力量极其薄弱啊。这是多么可悲啊，搞得人们心惊胆战啊，每个路段都有危险啊。万恶回报皆有时，不是不报，只是时辰未到啊。熟视无睹的国家领导也一样，我爱自己的家乡，想要保护自己的家乡。希望你们也能衷心的保护好你们的每个子民啊。
古代与现代的说话我出自于我自己由衷的感慨啊。不希望有昏庸无能的你们——国家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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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呢，更好笑啊，与古代一样，虽然没有古代的战乱但是却又比古代更可怕的事情啊，人们威力自己的利益做出去许多违法的事情啊啊，吸毒，抢劫，杀人，强奸等严重的罪行啊，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无法安全的生活啊，虽然说民警们有为了人们讨回公道，可是伤害已经造成了，损失的还是人们啊啊，好多人就这样冤死在土匪的手下，甚至有些小村庄，小镇，那些住在在繁华都市的高级人物都不知道的，不能体会的，最近在我们这里陆丰市甲子镇上，发生了一桩命案，2011年4月25号，一个女孩被迫走向了天堂啊，抢劫一个18岁的小女孩就要动枪？这社会太恐怖了，我们都知道甲子虽然落后，家子人虽然都写粗鲁。但是我们不都是热爱自己的家乡不是吗？尽管它有多么跟不上潮流，可是现在就要纵容那些天杀的贼逍遥法外吗。错了，甲子根本没有办法啊。国家那些政治原则早已经被那些狗官抛到脚底下了，现在的甲子根本就是贼治社会啊，多么淳朴的一个地方啊，难道就能因为这些人渣而沾上污点吗？近年来屡屡发生的凶杀案，都弄得甲子的镇民们人心惶惶啊。终于每次派钱下来搞建设，每个环节都抽了许多，到我们这里就寥寥无几了。这就是所谓的关，所谓的为人民服务啊，我不否认甲子有好官的存在，但我坚信他们的力量极其薄弱啊。这是多么可悲啊，搞得人们心惊胆战啊，每个路段都有危险啊。万恶回报皆有时，不是不报，只是时辰未到啊。熟视无睹的国家领导也一样，我爱自己的家乡，想要保护自己的家乡。希望你们也能衷心的保护好你们的每个子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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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中国古代的作文
就是那种描写繁荣景象的 可以是文段 不一定是作文 格式可以是从什么什么到什么什么 急啊阅江楼记
作者：宋濂
金陵为帝王之州①。自六朝迄于南唐②，类皆偏据一方，无以应山川之王气③。逮我皇帝，定鼎于兹④，始足以当之。由是声教所暨⑤，罔间朔南⑥；存神“穆清”⑦，与道同体。虽一豫一游⑧，亦思为天下后世法。
京城之西北有狮子山，自卢龙蜿蜒而来⑨。长江如虹贯，蟠绕其下⑩。上以其地雄胜⑾，诏建楼于巅，与民同游观之乐。遂锡嘉名为“阅江”云⑿。
登览之顷，万象森列⒀，千载之秘，一旦轩露⒁。岂非天造地设，以俟大一统之君，而开千万世之伟观者欤？
当风日清美，法驾幸临⒂，升其崇椒⒃，凭阑遥瞩⒄，必悠然而动遐想⒅。见江汉之朝宗⒆，诸侯之述职⒇，城池之高深，关阨之严固（21），必曰：“此朕沐风栉雨（22）、战胜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广（23），益思有以保之。见波涛之浩荡，风帆之下上，番舶接迹而来庭（24），蛮琛联肩而入贡（25），必曰：“此朕德绥威服（26），覃及外内之所及也（27）。”四陲之远（28），益思所以柔之（29）。见两岸之间、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肤皲足之烦（30），农女有将桑行馌之勤（31），必曰：“此朕拔诸水火、而登于衽席者也（32）。”万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触类而推，不一而足。臣知斯楼之建，皇上所以发舒精神，因物兴感，无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此阅夫长江而已哉！
彼临春、结绮（33），非弗华矣；齐云、落星（34），非不高矣。不过乐管弦之淫响（35）、藏燕赵之艳姬。一旋踵间而感慨系之（36），臣不知其为何说也。虽然，长江发源岷山（37），委蛇七千余里而始入海（38），白涌碧翻，六朝之时，往往倚之为天堑（39）。今则南北一家，视为安流（40），无所事乎战争矣。然则，果谁之力欤？逢掖之士（41），有登斯楼而阅斯江者，当思帝德如天，荡荡难名，与神禹疏凿之功（42），同一罔极（43）。忠君报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兴者耶？臣不敏，奉旨撰记。欲上推宵旰图治之切者（44），勒诸贞珉（45）。他若留连光景之辞，皆略而不陈，惧亵也（46）。
【注释】
①金陵：今江苏南京市。明太祖朱元璋在这里建都。州：这晨作“地方”“居所”解。
www.souquanme.com②六朝：朝代名。三国的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均以金陵为京都，历史上合称为“六都”。南唐：五代时十国之一。六朝的疆域都只在黄河以南今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一带；南唐的疆域只有今江苏、江西、福建一带地区。所以说他们是“偏据一方”。
③王气：古时迷信的说法，帝王所在的地方，有一种祥光瑞气，叫作“王气”。
④我皇帝：指明太祖朱元璋。定鼎：定都。传说夏禹铸了九只鼎，象征九州，把它作为传国的重器，王都在哪里，鼎就放在哪里。因此后世称定都为定鼎。
⑤暨（jì）：及、到。
⑥罔（wǎng）间：不分。罔，无。朔、南：北方和南方。
⑦穆清：《诗经大雅丞民》中有“穆如清风”句，指陶冶人的性情，象清和的风化育万物。这里用来歌颂帝王。穆，美的意思。
⑧一豫一游：指游览行乐。豫，悦乐。法：规范；榜样。
⑨卢龙：山名。在南京市北，西临长江，朱元璋曾经在这里埋伏士兵，大破陈友谅。
⑩蟠（pán）绕：盘曲环绕。
⑾上：皇上，指明太祖。
⑿锡：赐。嘉名：美名。
⒀森列：众多地排列。森，树木丛生繁茂的样子，引申为繁盛的样子。
⒁轩露：开畅显露。
⒂法驾：皇帝的车驾。这里指皇帝本人。幸临：来临。古时称皇帝亲自来到为“幸”。
⒃椒（jiāo）：山顶。
⒄阑：栏杆。
⒅遐思：遥想，想得很远。
⒆朝宗：《周礼春官大宗伯》“春见曰朝，夏见曰宗。”本指诸侯朝见天子，这里借指百川流入大海。
⒇述职：陈述自己的职守。即汇报工作。
（21）关阨：关隘。阨，通“隘”。
（22）栉风沐雨：用风梳发，用雨洗头。形容道路奔波的辛劳。
（23）中夏：中国。
（24）番舶：外国船只。番，古时中国对外国的称呼。舶，原指航海的大船，这里泛指船只。庭：朝廷。这里是朝见的意思。
（25）蛮：古代对南方各族的泛称。这里指四方的少数民族。含有轻侮的意思。琛（chēn）：珍宝。
（26）绥：安抚。
（27）覃（tán）及：广布。
（28）陲（chuí）：边境。
（29）柔：怀柔。指用和平的手段使之归服。
（30）炙：烤。皲（jǖn）：手脚冻裂。
（31）捋（luō）：用手采摘桑叶。行馌（yè）：给在田地上耕种的人送饭。
（32）衽（ren）席：床上的席子。这里借指太平的日子。
（33）临春、结绮：古时楼阁名，皆南朝陈后主所建。
（34）齐云、落星：古时楼名。齐云，在江苏苏州，唐朝恭王建。落星，三国时吴大帝建。
（35）淫响：放荡的声音。
（36）旋踵：转一下脚后跟的时间，形容很快。
（37）岷山：在四川北部，绵延川、甘两省边境。古代认为长江发源于岷山。
（38）委蛇（yi）：同“逶迤”，曲折前进。
（39）天堑：天然的壕沟。这里指长江。
（40）安流：安静的水流。
（41）逢掖（ye）：袖子宽大的衣服。
（42）神禹：即夏禹。疏凿：疏导河流，开凿水道。即治水。
（43）罔极：无穷。
（44）宵旰（gan）：“宵衣旰食”，意思是天不亮就穿衣起身，天晚了才吃饭。旧时用来称谀帝王勤于政事。
（45）勒诸贞珉（min）：刻在碑石上。勒，刻。诸，之于。贞珉：即“贞石”，碑石的美称。意思是能够传留久远的碑石。珉，似玉的美石。
（46）亵：轻慢。
【译文】
金陵是帝王居住的地方。从六朝到南唐，大抵都是偏安一方，不能与山川出现的王气相称。到了我大明皇帝定都在这里，才足以与王气相当。从此，声威教化施及南北，无所阻隔，涵养精神，和穆清平，与天同为一体，即使是一次娱乐，一次游玩也值得天下后世效法。在京城的西北方有座狮子山，从卢龙山蜿蜒伸来。长江犹如虹霓一样盘绕在它的脚下。皇上因这里地势雄伟壮丽，诏令在山顶上建造一座楼，与百姓同享游览的乐趣。于是，赐给它一个美好的名字叫做“阅江”。
登上阅江楼眺望的时候，可以见到各种景物纷然罗列，似乎千载奥秘一下子全部显露出来。这难道不是天造地设，等待那一统天下的君王，而展现出千秋万代的奇伟壮观的景色吗？当风清日丽，皇上光临，登上高山之巅，凭栏远眺，遐想一定会悠然而生。看到那长江、汉水，滔滔东去，各地的官员纷纷前来述职，城高池深，关隘险固，这时一定会说：“这是我栉风沐雨，征战攻取才得到的啊！中华土地这样广阔，更感到要想办法来保住它。”看到那波涛浩浩荡荡，张满风帆的船只随着波浪上下起伏，海外的船舶接道来朝，南方的珍宝争相入贡，一定会说：“这是我用恩德安抚、凭威力降服，恩泽传布到内外才达到的。四方的边境这样遥远，更感到要想办法去怀柔远人。”看到那长江两岸、四郊的田野上，耕地的人有烈日烤晒皮肤，寒风冻裂双脚的痛苦，农家女子有采桑送饭的辛勤，一定会说：“这是被我从水火中拯救出来，安置在床席上的人。天下有这样多的臣民，就更觉得要想办法让他们安居乐业。”接触到类似的事物，便引起联想，不止一桩。我知道这个楼的兴建，是皇上用来振奋精神的。由不同的事物而产生各种的感慨，无不寄寓着使天下大治的想法，哪里仅仅是为了赏阅长江呢！
那临春楼、结绮楼，不是不华美；齐云楼、落星楼不是不高大。但它只不过是用来演奏放荡的乐曲，收藏燕赵的美女。转瞬之间便使人为之感叹，我不知道这到底该怎样去解释。虽然如此，//www.souquanme.com长江发源于岷山，逶迤七千余里而流入东海，白浪奔腾，碧波翻卷。六朝的时候，常常凭借它作为防御敌人的天然屏障。现在则已南北一家，把长江看作一条和平的江水，无须用来进行战争了。那末，这究竟是谁的力量呢？读书人有登上这座楼而观赏这长江风景的，应当想到皇上的圣德如青天一样，浩荡宏伟，难以称说，与神禹开山引水的功业同样是无边无际的。忠于君王，报答皇上的心情，难道能不油然而生吗？
我很愚钝，奉皇上的旨意撰写这篇记文。希望借此列述皇帝夙兴夜寐操劳治国的功绩，铭刻在精美的碑石上。其他如留连风光景色的言辞，都略去不写，唯恐有所亵渎啊！
【解析】
本文是奉朱元璋的旨意而写的一篇景物记，充满着对明王朝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但是，作者在歌颂中未忘规劝皇帝应以国计民生为重，文中写景、叙事和议论也穿插得比较自然。
文章不作一味的奉迎，在歌功颂德的同时，也意存讽劝。登上阅江楼，览“中夏之广，益思有以保之”；见“四隀之远，益思所以柔之”//www.souquanme.com；见“万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就是登览中处处想着国家社稷人民，既“元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阅夫长江而已”。至于那些“留连光景之辞，皆略而不陈”。文章确实写得庄重典雅，委婉含蓄，是一篇颇具时代特色而又有分寸的应制文字。
阅江楼，在今南京狮子山，为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诏令所建，建成后，朱元璋常登临其上览胜。本文即为宋濂奉诏所写的一篇歌颂性的散文。更多文言文学习文章敬请关注“习古堂国学网”的古文观止栏目。(http://www.xigutang.com)
宋濂为明初文官中的重臣，朱元璋颁发的诏令多出其手，实为皇帝的左右手。本文既为奉诏而作，其中自不免存在一些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但作者又能援引历史上，特别是六朝覆灭的事实，巧妙地达到了“以史为鉴”的目的。寓规劝于叙事，当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宋濂为一代宗师，而且常为明太祖草诏，故其文风庄重浑厚，语言简洁得体。本文堪称代表作之一。文中虽多有歌功颂德的套语，但应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明太祖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军转战南北，终于推翻了腐朽残暴的元政权，而且在即位后确实采取了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应该说是顺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文中提到的“拔诸水火，而登于衽席”，确实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实际，不能单纯地把它看作是“陈词滥调”。至于写到皇帝在登楼时的种种心理活动，虽然是在赞扬“一统之君”，但颇有弦外之音，即为皇帝敲响警钟，暗寓皇帝要处处关心国事民疾，而不应为观赏胜景而登临。特别是在第三段中，作者援引了古代楼阁的往事陈迹，说明了历史上朝代兴亡的教训，更直截了当地表现出规劝之意。
全文有叙有议，骈散兼备，更显出作者非凡的功力。“声教所暨，罔间朔南，存神穆清，与天同体”，“登览之顷，万象森列，千载之秘，一旦轩露”之类的四字句，读起来铿锵有力，颇具音韵美。“江汉之朝宗，诸侯之述职，城池之高深，关阨之严固”等五字的排比句，又把当地的气象万千的场面尽摄眼底。特别是第二段中的“三思”，更是把人的心情刻画得淋漓尽致，确实功力不凡。
【作者介绍】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浦江（今浙江义乌）人，明初文学家。他家境贫寒，但自幼好学，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等。他一生刻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朝末年，元顺帝曾召他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著书。
至正二十年（1360），与刘基、章溢、叶琛同受朱元璋礼聘，尊为“五经”师，与刘基、高启并称为“明初三大家”。洪武初主修《元史》，官至学士承旨知制造。后因牵涉胡惟庸案，谪茂州，中途病死。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士称其为“太史公”。著作有《宋学士文集》、《孝经新说》、《东阳马生序》等。
明初朱元璋称帝，宋濂就任江南儒学提举，为太子（朱标）讲经。洪武二年（1369），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洪武十年（1377），以年老辞官还乡。后因其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全家流放茂州（现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途中病死于夔州（现在重庆奉节县）。
作者：宋濂
金陵为帝王之州①。自六朝迄于南唐②，类皆偏据一方，无以应山川之王气③。逮我皇帝，定鼎于兹④，始足以当之。由是声教所暨⑤，罔间朔南⑥；存神“穆清”⑦，与道同体。虽一豫一游⑧，亦思为天下后世法。
京城之西北有狮子山，自卢龙蜿蜒而来⑨。长江如虹贯，蟠绕其下⑩。上以其地雄胜⑾，诏建楼于巅，与民同游观之乐。遂锡嘉名为“阅江”云⑿。
登览之顷，万象森列⒀，千载之秘，一旦轩露⒁。岂非天造地设，以俟大一统之君，而开千万世之伟观者欤？
当风日清美，法驾幸临⒂，升其崇椒⒃，凭阑遥瞩⒄，必悠然而动遐想⒅。见江汉之朝宗⒆，诸侯之述职⒇，城池之高深，关阨之严固（21），必曰：“此朕沐风栉雨（22）、战胜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广（23），益思有以保之。见波涛之浩荡，风帆之下上，番舶接迹而来庭（24），蛮琛联肩而入贡（25），必曰：“此朕德绥威服（26），覃及外内之所及也（27）。”四陲之远（28），益思所以柔之（29）。见两岸之间、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肤皲足之烦（30），农女有将桑行馌之勤（31），必曰：“此朕拔诸水火、而登于衽席者也（32）。”万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触类而推，不一而足。臣知斯楼之建，皇上所以发舒精神，因物兴感，无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此阅夫长江而已哉！
彼临春、结绮（33），非弗华矣；齐云、落星（34），非不高矣。不过乐管弦之淫响（35）、藏燕赵之艳姬。一旋踵间而感慨系之（36），臣不知其为何说也。虽然，长江发源岷山（37），委蛇七千余里而始入海（38），白涌碧翻，六朝之时，往往倚之为天堑（39）。今则南北一家，视为安流（40），无所事乎战争矣。然则，果谁之力欤？逢掖之士（41），有登斯楼而阅斯江者，当思帝德如天，荡荡难名，与神禹疏凿之功（42），同一罔极（43）。忠君报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兴者耶？臣不敏，奉旨撰记。欲上推宵旰图治之切者（44），勒诸贞珉（45）。他若留连光景之辞，皆略而不陈，惧亵也（46）。
【注释】
①金陵：今江苏南京市。明太祖朱元璋在这里建都。州：这晨作“地方”“居所”解。
www.souquanme.com②六朝：朝代名。三国的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均以金陵为京都，历史上合称为“六都”。南唐：五代时十国之一。六朝的疆域都只在黄河以南今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一带；南唐的疆域只有今江苏、江西、福建一带地区。所以说他们是“偏据一方”。
③王气：古时迷信的说法，帝王所在的地方，有一种祥光瑞气，叫作“王气”。
④我皇帝：指明太祖朱元璋。定鼎：定都。传说夏禹铸了九只鼎，象征九州，把它作为传国的重器，王都在哪里，鼎就放在哪里。因此后世称定都为定鼎。
⑤暨（jì）：及、到。
⑥罔（wǎng）间：不分。罔，无。朔、南：北方和南方。
⑦穆清：《诗经大雅丞民》中有“穆如清风”句，指陶冶人的性情，象清和的风化育万物。这里用来歌颂帝王。穆，美的意思。
⑧一豫一游：指游览行乐。豫，悦乐。法：规范；榜样。
⑨卢龙：山名。在南京市北，西临长江，朱元璋曾经在这里埋伏士兵，大破陈友谅。
⑩蟠（pán）绕：盘曲环绕。
⑾上：皇上，指明太祖。
⑿锡：赐。嘉名：美名。
⒀森列：众多地排列。森，树木丛生繁茂的样子，引申为繁盛的样子。
⒁轩露：开畅显露。
⒂法驾：皇帝的车驾。这里指皇帝本人。幸临：来临。古时称皇帝亲自来到为“幸”。
⒃椒（jiāo）：山顶。
⒄阑：栏杆。
⒅遐思：遥想，想得很远。
⒆朝宗：《周礼春官大宗伯》“春见曰朝，夏见曰宗。”本指诸侯朝见天子，这里借指百川流入大海。
⒇述职：陈述自己的职守。即汇报工作。
（21）关阨：关隘。阨，通“隘”。
（22）栉风沐雨：用风梳发，用雨洗头。形容道路奔波的辛劳。
（23）中夏：中国。
（24）番舶：外国船只。番，古时中国对外国的称呼。舶，原指航海的大船，这里泛指船只。庭：朝廷。这里是朝见的意思。
（25）蛮：古代对南方各族的泛称。这里指四方的少数民族。含有轻侮的意思。琛（chēn）：珍宝。
（26）绥：安抚。
（27）覃（tán）及：广布。
（28）陲（chuí）：边境。
（29）柔：怀柔。指用和平的手段使之归服。
（30）炙：烤。皲（jǖn）：手脚冻裂。
（31）捋（luō）：用手采摘桑叶。行馌（yè）：给在田地上耕种的人送饭。
（32）衽（ren）席：床上的席子。这里借指太平的日子。
（33）临春、结绮：古时楼阁名，皆南朝陈后主所建。
（34）齐云、落星：古时楼名。齐云，在江苏苏州，唐朝恭王建。落星，三国时吴大帝建。
（35）淫响：放荡的声音。
（36）旋踵：转一下脚后跟的时间，形容很快。
（37）岷山：在四川北部，绵延川、甘两省边境。古代认为长江发源于岷山。
（38）委蛇（yi）：同“逶迤”，曲折前进。
（39）天堑：天然的壕沟。这里指长江。
（40）安流：安静的水流。
（41）逢掖（ye）：袖子宽大的衣服。
（42）神禹：即夏禹。疏凿：疏导河流，开凿水道。即治水。
（43）罔极：无穷。
（44）宵旰（gan）：“宵衣旰食”，意思是天不亮就穿衣起身，天晚了才吃饭。旧时用来称谀帝王勤于政事。
（45）勒诸贞珉（min）：刻在碑石上。勒，刻。诸，之于。贞珉：即“贞石”，碑石的美称。意思是能够传留久远的碑石。珉，似玉的美石。
（46）亵：轻慢。
【译文】
金陵是帝王居住的地方。从六朝到南唐，大抵都是偏安一方，不能与山川出现的王气相称。到了我大明皇帝定都在这里，才足以与王气相当。从此，声威教化施及南北，无所阻隔，涵养精神，和穆清平，与天同为一体，即使是一次娱乐，一次游玩也值得天下后世效法。在京城的西北方有座狮子山，从卢龙山蜿蜒伸来。长江犹如虹霓一样盘绕在它的脚下。皇上因这里地势雄伟壮丽，诏令在山顶上建造一座楼，与百姓同享游览的乐趣。于是，赐给它一个美好的名字叫做“阅江”。
登上阅江楼眺望的时候，可以见到各种景物纷然罗列，似乎千载奥秘一下子全部显露出来。这难道不是天造地设，等待那一统天下的君王，而展现出千秋万代的奇伟壮观的景色吗？当风清日丽，皇上光临，登上高山之巅，凭栏远眺，遐想一定会悠然而生。看到那长江、汉水，滔滔东去，各地的官员纷纷前来述职，城高池深，关隘险固，这时一定会说：“这是我栉风沐雨，征战攻取才得到的啊！中华土地这样广阔，更感到要想办法来保住它。”看到那波涛浩浩荡荡，张满风帆的船只随着波浪上下起伏，海外的船舶接道来朝，南方的珍宝争相入贡，一定会说：“这是我用恩德安抚、凭威力降服，恩泽传布到内外才达到的。四方的边境这样遥远，更感到要想办法去怀柔远人。”看到那长江两岸、四郊的田野上，耕地的人有烈日烤晒皮肤，寒风冻裂双脚的痛苦，农家女子有采桑送饭的辛勤，一定会说：“这是被我从水火中拯救出来，安置在床席上的人。天下有这样多的臣民，就更觉得要想办法让他们安居乐业。”接触到类似的事物，便引起联想，不止一桩。我知道这个楼的兴建，是皇上用来振奋精神的。由不同的事物而产生各种的感慨，无不寄寓着使天下大治的想法，哪里仅仅是为了赏阅长江呢！
那临春楼、结绮楼，不是不华美；齐云楼、落星楼不是不高大。但它只不过是用来演奏放荡的乐曲，收藏燕赵的美女。转瞬之间便使人为之感叹，我不知道这到底该怎样去解释。虽然如此，//www.souquanme.com长江发源于岷山，逶迤七千余里而流入东海，白浪奔腾，碧波翻卷。六朝的时候，常常凭借它作为防御敌人的天然屏障。现在则已南北一家，把长江看作一条和平的江水，无须用来进行战争了。那末，这究竟是谁的力量呢？读书人有登上这座楼而观赏这长江风景的，应当想到皇上的圣德如青天一样，浩荡宏伟，难以称说，与神禹开山引水的功业同样是无边无际的。忠于君王，报答皇上的心情，难道能不油然而生吗？
我很愚钝，奉皇上的旨意撰写这篇记文。希望借此列述皇帝夙兴夜寐操劳治国的功绩，铭刻在精美的碑石上。其他如留连风光景色的言辞，都略去不写，唯恐有所亵渎啊！
【解析】
本文是奉朱元璋的旨意而写的一篇景物记，充满着对明王朝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但是，作者在歌颂中未忘规劝皇帝应以国计民生为重，文中写景、叙事和议论也穿插得比较自然。
文章不作一味的奉迎，在歌功颂德的同时，也意存讽劝。登上阅江楼，览“中夏之广，益思有以保之”；见“四隀之远，益思所以柔之”//www.souquanme.com；见“万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就是登览中处处想着国家社稷人民，既“元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阅夫长江而已”。至于那些“留连光景之辞，皆略而不陈”。文章确实写得庄重典雅，委婉含蓄，是一篇颇具时代特色而又有分寸的应制文字。
阅江楼，在今南京狮子山，为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诏令所建，建成后，朱元璋常登临其上览胜。本文即为宋濂奉诏所写的一篇歌颂性的散文。更多文言文学习文章敬请关注“习古堂国学网”的古文观止栏目。(http://www.xigutang.com)
宋濂为明初文官中的重臣，朱元璋颁发的诏令多出其手，实为皇帝的左右手。本文既为奉诏而作，其中自不免存在一些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但作者又能援引历史上，特别是六朝覆灭的事实，巧妙地达到了“以史为鉴”的目的。寓规劝于叙事，当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宋濂为一代宗师，而且常为明太祖草诏，故其文风庄重浑厚，语言简洁得体。本文堪称代表作之一。文中虽多有歌功颂德的套语，但应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明太祖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军转战南北，终于推翻了腐朽残暴的元政权，而且在即位后确实采取了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应该说是顺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文中提到的“拔诸水火，而登于衽席”，确实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实际，不能单纯地把它看作是“陈词滥调”。至于写到皇帝在登楼时的种种心理活动，虽然是在赞扬“一统之君”，但颇有弦外之音，即为皇帝敲响警钟，暗寓皇帝要处处关心国事民疾，而不应为观赏胜景而登临。特别是在第三段中，作者援引了古代楼阁的往事陈迹，说明了历史上朝代兴亡的教训，更直截了当地表现出规劝之意。
全文有叙有议，骈散兼备，更显出作者非凡的功力。“声教所暨，罔间朔南，存神穆清，与天同体”，“登览之顷，万象森列，千载之秘，一旦轩露”之类的四字句，读起来铿锵有力，颇具音韵美。“江汉之朝宗，诸侯之述职，城池之高深，关阨之严固”等五字的排比句，又把当地的气象万千的场面尽摄眼底。特别是第二段中的“三思”，更是把人的心情刻画得淋漓尽致，确实功力不凡。
【作者介绍】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浦江（今浙江义乌）人，明初文学家。他家境贫寒，但自幼好学，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等。他一生刻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朝末年，元顺帝曾召他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著书。
至正二十年（1360），与刘基、章溢、叶琛同受朱元璋礼聘，尊为“五经”师，与刘基、高启并称为“明初三大家”。洪武初主修《元史》，官至学士承旨知制造。后因牵涉胡惟庸案，谪茂州，中途病死。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士称其为“太史公”。著作有《宋学士文集》、《孝经新说》、《东阳马生序》等。
明初朱元璋称帝，宋濂就任江南儒学提举，为太子（朱标）讲经。洪武二年（1369），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洪武十年（1377），以年老辞官还乡。后因其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全家流放茂州（现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途中病死于夔州（现在重庆奉节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