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三月》1941年7月发表于《时代文学》，它是萧红蛰居香港时所作。www.souquanme.com小说发表第二年伊始，即1942年1月，一代才女萧红便心怀满心的不甘辞世而去，“然而就这么死掉，心里有些不甘似的，总像我和世界上还有一点什么牵连似的，我还有些东西没有拿出来”。这一年她年仅31岁，一颗文学之星陨落了。她用短暂而不幸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优秀文学作品，让我们在萧红死后还能有幸感受到她那忧郁而炽热的心。
《边城》1934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这一年沈从文32岁，他回到了阔别十年之久的故乡，湘西的山水灵气和风土人情激发了这位“湘西的歌者”的灵感，长久以来沉积在内心的一个美丽的梦再次浮现，最终写下了这诗一般的小说《边城》。
《小城三月》与《边城》在情节结构、故事内容、人物形象方面有共同倾向，主要体现为：其一，两篇小说都淡化了情节，有散文体小说的特点；其二，都叙述了一个不圆满的爱情故事；其三，都塑造了一个美丽、善良、纯洁的女性形象。基于以上三点，我们把两篇出于不同作者之手、写于两个不同时期的小说放在一起加以比较，试图从文本的语言、人物、主旨等方面分析它们的同与不同之处，了解散文体小说的艺术特点。
一、语言层面
在文学作品中，一定的文体要有相应的语言与之相适应，尤其在抒情作品中抒情内容要借助抒情话语传达。因此，《小城三月》和《边城》这两篇小说都倾向于用一种自然淳朴、不加修饰的语言传情达意，以求与两篇小说的散文化倾向相一致。
两篇小说在语言上的共同倾向并未掩盖它们的不同之处，其不同之处主要体现为：首先，从叙述视角看，《小城三月》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以“我”的口吻娓娓道来，拉近了作者、作品、读者以及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亲切感人。而《边城》则采用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从旁观者的角度诉说着湘西的山水美景、风土人情。其次，从感情色彩和语气上看，《小城三月》的作者萧红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悟性，体悟周围的一切，无论是写物还是记事，字字句句饱含深情。每句话仿佛在作搜趣网者心里浸泡过了一般，似乎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从心里流出来的，充分地把客体主体化了。作者成功地摆脱了规范语体的束缚，创造了自由语体，显露了自己的创造个性。而《边城》则不同。作者似一个老者，隐藏在故事背后，不露声色地诉说着一个不幸而美丽的故事，平静地描绘着湘西的风土人情。从文本的语言表层看不出作者的悲和喜，只有在看完整部小说之后，细细咀嚼，才能品味出其中的意味来。作者试图淡化叙述者，让叙述者从小说中退出，以免叙述人的出现破坏了小说宁静的意境，影响小说主旨的表达。这样做既符合小说田园牧歌式的意境，也与小说的主旨相一致。第三，从语言风格上看，《小城三月》用日常话语传情达意，有时甚至照录生活原话，力图再现语言的本来面目，使小说免受传统书面语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遣词造句，运用比喻、拟人、反复等修辞手法，以近乎幼童的语气、平和舒缓的语调、说家常的方式细细说来，使日常话语活起来，给小说语言注入了新的活力，确立了一种新的语言范式。而《边城》则以湘西方言为基础，吸收书面语的长处，创造了一种既灵活又富有韧性的语言，使得小说的长句精确规范、短句灵活多变。这样作者就能在叙述中平静自如地描述山水美景、风土人情。
从上面三个角度的比较可知，《小城三月》的语言淳朴自然、饱含深情，《边城》的语言自然灵活、平淡真挚。如果说《小城三月》的语言是一颗梅子的话，《边城》的语言则是一杯菊花茶。
二、形象层面
对于《小城三月》和《边城》的人物形象，鉴于其他人物形象缺乏比较的基础，在这里仅对两个女主人公加以比较，而且是仅从比较的角度去审视两个人物形象，不做过多的形象本身的分析，以突出比较的意义。
《小城三月》中的翠姨和《边城》中的翠翠，名字有同有异，正如她们的命运和性格一样有同有异。
两人的相同之处除了美丽和善良之外，都是苦命人。翠姨母亲守寡再嫁，她从小生活在家庭变故带来的阴影下，事不随愿，绝望而死。翠翠从小失去双亲，由祖父养育成人，世事无常，天不作美，未等出嫁，祖父先死，落得个孤苦伶仃。两人都是悲剧故事的主人公。为了突出主人公的不幸，小说中分别用了不同的意象来象征和暗示。《小城三月》用马车这个意象来象征“命运之车”，暗示主人公的不幸命运：“春天来了，只是不见载着翠姨的马车来。”《边城》用白塔和渡船两个意象象征和暗示。白塔象征生命，它的倒塌和重建暗示生命的生死轮回：翠姨的长大成人意味着祖父的衰老逝去。渡船象征“命运之船”，渡船的消失和重现暗示了命运的幸和不幸：爷爷死了，顺顺却答应了翠翠和傩送的婚事。两个主人公，不管是身处东北大院的翠翠，还是人在湘西渡口的翠翠，都免不了命运的摆布，不幸的开始和结束她们都不能左右。这种身不由己就是她们不幸的关键所在，小说作者通过关注她们最终揭示了女性的这种不幸命运。
不过，两人的不同之处方显出生命的多彩来。翠姨面对不幸采取的是极端的反抗方式，以生命为代价跟社会抗衡；而翠翠面对感情的波折和爷爷的死却能坦然面对，如她家门前的溪水，自然地活着，在周围人的关照下，在静静的木船上等待着傩送回来，期盼着一份可望而不可得的爱。
两位主人公结局的不同，除了与她们的性格和经历相关外，与她们各自所处的环境和所受到教育也有关。翠姨生活在东北小城，虽然生活的小天地里人们思想开明（“我”的父亲还参加过维新革命），但她生活的大环境仍然封闭保守，容不下婚姻自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再加上翠姨本人的软弱，终至于走上了以死抗争的道路，以此来表达她的不如意。

　　翠翠则生活在山清水秀的湘西，那里民风淳朴，思想开明，百姓过着宁静而自足的生活，“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备受战争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因此，人们的思想束缚搜趣网也少，一切随其自然而已。翠翠在这样的风土人情和山水灵气的滋养下长大，再加上爷爷的言传身教，常常对她说：“不许哭，做一个大人，不管有什么事都不许哭。要硬扎一点，结实一点，才配活到这块土地上。”“怕什么，一切要来的都来，不必怕。”翠翠就能在遭受不幸时，坦然地面对，平淡自然地活着，终不至于死。
相比较而言，翠姨是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而翠翠是水――生于天地顺其自然。这是两种不同的生命范式，然而都与美有关：一种是把美毁灭了给人看，一种是把美放在天地间让人欣赏。
三、意蕴层面
《小城三月》和《边城》都写了一个不圆满的爱情故事，通过不同主人公相同的命运，表达了她们对爱的向往，关注女性不幸的命运，抒发作者对她们的深切同情。不过从主旨看，两篇小说还是有它们的不同之处。
《小城三月》写了一个纯粹的悲剧，它的意义在于“把美毁灭了给人看”。作者把翠姨放在杨花飘飞的东北小城中写，以春天开头又以春天结尾，既写了春的美丽和短暂，又用象征的手法告诉人们：美丽的往往是易逝的。翠姨是美丽的，也是不幸的。她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幸，却无力拯救自己；她知道还有一种生活很好却得不到；她被新春召唤着，却只能生活在深冬。翠姨的悲剧是个人的不幸，也是那个时代所有女性的不幸。作者就是想借助翠姨的不幸，揭露封建传统的腐朽，表达自己对爱的憧憬和对自身命运的感慨，正如作者所说：“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着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城三月》是首青春的挽歌。
《边城》则不同，它不仅仅是为搜趣网了写悲，更重要的是为了展示美。《边城》中的湘西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人们生活在宁静平和之中。即使有不幸，也是自然造化的结果，并非人力所为，社会与人的不和谐在这里消解了。不论是翠翠爱情的不幸，还是祖父的死，或者是大宝出事都不能破坏这份宁静，不幸在和谐中被消解，淡化成风，丧失了致人憔悴的力量。小说作者以平静的语气娓娓道来，写山水，说风情，论人事。既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更无大悲大喜的内容，有的只是一幅田园牧歌的图画：青山绿水间，一只渡船，一位老人，一个少女和一条狗。作者在小说中力图展示一种自然、健康、和谐的美，记录一种生活方式，从而与现实世界相对照，突显出现实世界的丑来，间接地达到疗治病态世界的目的，保留一份人类的纯真和美好。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青年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相比较而言，《小城三月》是一首悲歌，歌声里饱含泪水；《边城》是一幅山水画，画面里有悲也有喜。

作者主要运用了外貌描写和心理描写，来塑造了祖父和翠翠的性格特点，表示着他们淳朴自然的风格。

将人物的语言、行动描写与心理描写结合起来，以揭示人物的个性特征和丰富的内心世界。 如对翠翠的描写，作者静观、揣摩少女在青春发育期性心理所表现的各种情态，通过粗线条的外部刻画与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从而把羞涩、温柔的个性突现出来。 最突出的是心理描写手法。通过暗示去人物内心。

【原文】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
。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鹿一样
，从想不到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答案】这一段主要描写人物的神韵气度，流露出作者强烈的情感倾向，为了写出人物内在的精神风貌。作者运用了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意在写出人物空灵动人的精神之美。因此这段文字显得飘忽灵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