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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城西二十里，一带高冈枕流水：高冈屈曲压云根，流水潺潺飞石髓；
势若困龙石上蟠，形如单凤松阴里；柴门半掩闭茅庐，中有高人卧不起。
修竹交加列翠屏，四时篱落野花馨；床头堆积皆黄卷，座上往来无白丁；
叩户苍猿时献果，守门老鹤夜听经；囊里名琴藏古锦，壁间宝剑挂七星。
庐中先生独幽雅，闲来亲自勤耕稼：专待春雷惊梦回，一声长啸安天下。
一天风雪访贤良，不遇空回意感伤。冻合溪桥山石滑，寒侵鞍马路途长。
当头片片梨花落，扑面纷纷柳絮狂。回首停鞭遥望处，烂银堆满卧龙冈。
身未升腾思退步，功成应忆去时言。只因先主丁宁后，星落秋风五丈原。
高皇手提三尺雪，芒砀白蛇夜流血；平秦灭楚入咸阳，二百年前几断绝。
大哉光武兴洛阳，传至桓灵又崩裂；献帝迁都幸许昌，纷纷四海生豪杰：
曹操专权得天时，江东孙氏开鸿业；孤穷玄德走天下，独居新野愁民厄。
南阳卧龙有大志，腹内雄兵分正奇；只因徐庶临行语，茅庐三顾心相知。
先生尔时年三九，收拾琴书离陇亩；先取荆州后取川，大展经纶补天手；
纵横舌上鼓风雷，谈笑胸中换星斗；龙骧虎视安乾坤，万古千秋名不朽！
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挥如意笑谈中。直须惊破曹公胆，初出茅庐第一功！
一天浓雾满长江，远近难分水渺茫。骤雨飞蝗来战舰，孔明今日伏周郎。
七星坛上卧龙登，一夜东风江水腾。不是孔明施妙计，周郎安得逞才能？
周瑜决策取荆州，诸葛先知第一筹。指望长江香饵稳，不知暗里钓鱼钩。
卧龙南阳睡未醒，又添列曜下舒城。苍天既已生公瑾，尘世何须出孔明！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五月驱兵入不毛，月明泸水瘴烟高。誓将雄略酬三顾，岂惮征蛮七纵劳。
羽扇纶巾拥碧幢，七擒妙策制蛮王。至今溪洞传威德，为选高原立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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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璇子
-- 发布时间：2004-10-19 19: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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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马出西秦，雄才敌万人。轻摇三寸舌，骂死老奸臣。
瑶琴三尺胜雄师，诸葛西城退敌时。十五万人回马处，土人指点到今疑。
孔明妙算胜孙庞，耿若长星照一方。进退行兵神莫测，陈仓道口斩王双。
伏弩齐飞万点星，木门道上射雄兵。至今剑阁行人过，犹说军师旧日名。
谷口风狂烈焰飘，何期骤雨降青霄。武侯妙计如能就，安得山河属晋朝！
长星昨夜坠前营，讣报先生此日倾。虎帐不闻施号令，麟台惟显著勋名。
空余门下三千客，辜负胸中十万兵。好看绿阴清昼里，于今无复雅歌声！
先生晦迹卧山林，三顾那逢圣主寻。鱼到南阳方得水，龙飞天汉便为霖。
托孤既尽殷勤礼，报国还倾忠义心。前后出师遗表在，令人一览泪沾襟。
拨乱扶危主，殷勤受托孤。英才过管乐，妙策胜孙吴。
凛凛《出师表》，堂堂八阵图。如公全盛德，应叹古今无！
诸葛先机识魏延，已知日后反西川。锦囊遗计人难料，却见成功在马前。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鹏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 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译文：
何处去寻找武侯诸葛亮的祠堂？在成都城外那柏树茂密的地方。
碧草照映台阶呈现自然的春色，树上的黄鹂隔枝空对婉啭鸣唱。
定夺天下先主曾三顾茅庐拜访，辅佐两朝开国与继业忠诚满腔。
可惜出师伐魏未捷而病亡军中，长使历代英雄们对此涕泪满裳！
沉郁顿挫 统体浑成
——杜甫《蜀相》赏析
《蜀相》是我国唐代伟大诗人杜甫七律中的名作。
公元二二一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蜀，任命诸葛亮为丞相，诗题《蜀相》，写的就是诸葛亮。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曾经为刘备制定了一系列统一天下的方针、策略，辅佐刘备振兴汉室，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与曹魏、孙吴三足鼎立的局面。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又辅佐他的儿子刘禅，多次出师北伐中原，因身心交瘁，积劳成疾，最后死于军中，实现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铿锵誓言，赢得了后世人们的景仰和推崇。
杜甫虽然怀有“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但他仕途坎坷，抱负无法施展。他写《蜀相》这首诗时，安史之乱还没有平息。目睹国势艰危，生民涂炭，而自身又请缨无路，报国无门，因此对开创基业、挽救时局的诸葛亮，无限仰慕，备加敬重。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七五九年）十二月，杜甫结束了为时四年的寓居秦州、同谷（今甘肃省成县）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到了成都，在朋友的资助下，定居在浣花溪畔。第二年（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七六O年）的春天，他探访了诸葛武侯祠，写下了这首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唱。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丞相祠堂”，今称武侯祠，在成都市南郊。成都是三国时期蜀国的都城，诸葛亮在这里主持国政二十余年，立下了勋业。晋代李雄在成都称王时为他建立了祠堂。后来桓温平蜀，成都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只有武侯祠完整无损。“锦官城”，是古代成都的别称。成都产蜀锦，古代曾经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他们住在成都的少城（成都旧有大城、少城），所以又称成都为锦官城、锦城或锦里。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成都地近锦江，这里山川明丽，美如绣锦，因而得名。“森森”，是形容柏树和得高大而茂密。据《儒林公议》、《太平寰宇记》等书记载，武侯祠前有大柏树，相传是诸葛亮亲手栽种。
这首联两句，前一句“丞相祠堂何处寻”是自问。这里不称“蜀相”，而用“丞相”二字，使人感到非常亲切。特别是其中的“寻”字，表明此行是有目的的专程来访，而不是漫不经心地信步由之；又因杜甫初到成都，地理不熟，环境生疏，所以才下了这样一个“寻”字。这个寻字有着丰富的含义，它还有力地表现出杜甫对诸葛亮的强烈景仰和缅怀之情，并因人而及物，同时也表明丞相祠堂是诗人渴望已久、很想瞻仰的地方。后一句“锦官城外柏森森”自答。这是诗人望中所得的景象，写的是丞相祠堂的外景，点明祠堂的所在地，用来呼应前一句。“柏森森”三个字还渲染了一种安谧、肃穆的气氛。这两句直承“蜀相”的诗题，起得很得势，用的是记叙兼描述的笔墨。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映阶”，映照着台阶。古代的祠庙都有庭院和殿堂。人们要进入殿堂，要拾级而上。“好音”，悦耳的声音，这里指鸟鸣。
这颔联两句，www.souquanme.com有如特写镜头，由远写到近，从祠堂的外部说到祠堂的内部，写的是丞相祠堂的内景。“映阶碧草自春色”，是承接第一句的丞相祠堂。碧草映阶，足见草深，表明祠堂缺人管理和修葺，游人也很少来到这里。“隔叶黄鹂空好音”，是承接第二句的古柏森森。黄鹂隔叶，足见树茂；黄鹂空作好音，表明武侯呕心沥血所缔造的一团糟，已被后人遗忘。这两句诗衬托出了祠堂的荒凉冷落，并含有诗人感物思人、追怀先哲的情味。它同时还含有碧草与黄鹂并不理解人事的变迁和朝代的更替这一层意思。特别是诗句中的“空”和“自”两个字的巧妙运用，使这一联的含义更加丰富。对于这两句，杜诗的评注者们有的认为是写景，有的认为是“真正抒情，而非实在写景”，这两种说法当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更确切些说，应当把这两句看成是“景语含情，情语寓景”。这正如宋代范晞文在《对床夜语》一书中所说的“情景相融而莫分也”。这样的例子在杜诗中是屡见不鲜的。如杜甫在夔州时所写的《武侯庙》一诗，开篇两句：“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写出了庙外景色的荒芜，寄托着诗人对诸葛武侯身后凄凉的哀惋，就是生动的一例。清代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分。神于诗者，妙合无限。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杜甫的写景抒情诗句，可以说是真正达到了这种境地。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三顾”，这里指诸葛亮在南阳隐居是，刘备三次登门拜访的事。诸葛亮《出师表》上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频烦”，多次地烦劳。另一说见清代汪师韩的《诗学纂闻》，汪师韩认为“频烦”是唐代俗语，意思与“郑重”差不多。“天下计”，是指统一天下的谋略。具体地说，这里指诸葛亮所制定的以荆州、益州为基地，整饬内政，东联孙权，北搞曹操，而后统一天下的策略。“两朝”，指蜀先主刘备和后主刘禅两代。“开济”，“开”指帮助刘备开创基业；“济”是指辅佐刘禅匡济艰危。“济”，有完成的意思，也可以解释为守成、成了事业。“老臣心”，指诸葛亮尽忠蜀国，不遗余力，死而后已的精神。
这颈联两句写得格外厚重，含义十分丰富，既生动地表达出诸葛武侯的雄才大略、报国苦衷和生平业绩，也生动地表现出他忠贞不渝、坚毅不拔的精神品格。同时还郑重地道出诗人所以景仰诸葛武侯的缘由。因为这一联是全首诗的重点和核心，所以诗人从开篇起便暗运斧斤，不断蓄势，一路盘旋，到此才着力点明，并用了浓重的笔墨。这也正合乎律诗中间二联“宜乎一浓一淡”的写作法则。这一联同时还是杜甫以议论入诗的范例。本来，以抒情为主是诗歌的显著特征，一般并不夹有议论。但是杜甫在这方面却打破了常规，而常以议论入诗，这不仅使他的诗歌内容有了特色，还体现了杜诗的一种技巧。清代沈德潜曾经说过：“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 ……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杜诗的议论正由于有情韵，不仅没有冲淡诗的气氛和完整形象，反而使诗的抒情气氛更为浓重，形象更为丰满。仇兆鳌说这两句诗写得“沉挚悲壮”；浦起龙认为这个联语“句法如兼金铸成，其贴切开侯；亦如镕金浑化。”都是很有见地的。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澿。
“出师”句指的是诸葛亮为了伐魏，曾经六出祁山的事。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公元二三四年），他统率大军，后出斜谷，占据了五丈原（今陕西省?d县西南），与司马懿隔着渭水相持了一百多天。八月，病死在军中。“英雄”，这里泛指，包括诗人自己在内的追怀诸葛亮的有志之士。
这尾联两句承接着五、六句，表现出诗人对诸葛亮献身精神的崇高景仰和对他事业未竟的痛惜心情。这两句诗是叙事兼抒情�吹们檎嬉庵浚�苡懈?人的力量；再加上前面六句有力铺垫，使读者感到收束得既有精神，又有余味。清代王渔洋曾经说：“为诗结处总要健举。”沈德潜也认为“宕出远神”是诗歌结尾的一种好方法。所有这些妙处，都在本诗的结句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我国古典诗歌中，凭吊古迹的作品非常多，有的人到一处名胜古迹，照例做一首诗，里面有没有感情呢？多少有一点，但谈不上深厚。我们说杜甫是抒情的对手，在凭吊古迹的诗中，虽然说的是古代的事，但也抒发了他内心的情感。《蜀相》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这首诗前半首写景，后半首抒情。前后两个部分以一个“自”字，一个 “空”字为纽带。诗人看到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伟人的祠庙竟变得如此破落，荒凉，从而引起种种感慨。些诗看似抒的吊古之情，实际上也是作者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
《蜀相》一诗的艺术形式也是很完美的。
古代诗歌跟古代散文一样，很讲究起承转合的章法。所谓“起承转收，一法也”。《蜀相》这首诗的第一、二句，紧扣诗题，写专程寻访丞相祠堂，这是“起”；第三、四两句，直承上文，写祠堂内的春色，这是“承”；第五、六句，推开一层，写对诸葛武侯评价，这是“转”；第七、八句，收束全诗，写对诸葛武侯的悼念，这是“ 合”。在短短的八句当中，有叙事，有写景，有议论，有抒情，笔墨淋漓，感情深挚，统体浑成，充分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这着诗的另一个写作特点是：成功地写出了丞相祠堂的特定情境，准确地摄取了森森的古柏、映阶的春草和隔叶的黄鹂这些最能表现典型环境特征的景物，用来烘托一种寂静、肃穆的氛围，借以表达在这种氛围中诗人所产生的凭吊古人的特定心境。此外，诗句还具有非凡的概括力，这突出地表现在第五、六句对诸葛亮的为人和一生功业的表述上。

千古贤相诸葛亮励精图志治蜀二十年，使得“国贫民虚，地处孤绝”的蜀汉上下“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如此卓www.souquanme.com越的政绩与他“科教严明，厉行法治”的治政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一、诸葛亮依法治蜀的历史背景
　　建安十九年，刘备平定成都后，封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管理益州政务。原益州牧刘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三国志蜀书刘璋传》），一直奉行汉末以来的腐朽政治，所辖境内刑法律令松弛倾废，豪强士族肆虐妄为，黎民百姓怨声载道。
　　诸葛亮入蜀后厉行法治，采取以严济宽、以猛纠弘的强硬手段，严厉打击豪强士族势力，坚决维护法令律制的权威。使益州的官风民气大为改观，社会秩序迅速稳定，但这同时也招来了一些守旧势力的非议和责难。为此当时的蜀郡太守法正劝告诸葛亮说：“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驰禁以慰其望”（《三国志蜀书法正传》），法正欲以汉高祖刘邦入关后刑法宽简使秦人感恩的史例，劝说他降低要求放宽刑法，以安定民心。
　　诸葛亮并未采纳法正的意见而宽刑省法，他在《答法正书》中依理反驳道：“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己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搜趣网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诸葛亮认为：理政治国不可滥施小恩小惠，用职位去恩宠下级www.souquanme.com，等到无高位可给时他们就会渐生轻视；用恩惠去笼络下级，等到无恩可施时他们就会滋生慢怠，此乃为弊政症结之所在。如果用严峻的刑法去震慑下级，待法令贯彻之后，他们就会知道什么是恩德；严格限制封赏官爵，一旦加官晋爵，他们就会懂得什么是荣耀。恩荣并用，互为补充，上级与下级之间就有了秩序，治理国家的要领就体现于此。所以他坚持“治乱世用重典” (《礼记周礼》)，采取严刑峻法、恩威并济的措施来革新政治、纠正时弊。
　　二、诸葛亮依法治蜀的措施及影响
　　为确保有法可依，诸葛亮与法正、刘巴、伊籍等人共同制定《蜀科》，作为一国的法度，坚决实行由“人治”过渡到“法治”的方略，通过一系列法律条文来规范社会秩序、约束道德行为，达到震慑人心、劝善规恶的目的。此外他还反复对官吏进行教导，“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励臣子”（《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要求执法者居官守法、“慎独”其身、执法尚严、除恶务尽，以期实现长治久安。
　　诸葛亮强调“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而不讲封建王朝“刑不上大夫”之类偏袒贵官的“传统”。与诸葛亮同为托孤重臣的中都护李严，恣意矫旨殆误战机，诸葛亮立即上书请将其废黜流放梓潼郡。出身名门又是东宫旧臣的将军来敏，年老狂勃口出不逊，诸葛亮毫不避讳罢免了他的官职，nPGYc让他“闭门思愆”（《三国志蜀书来敏传》）。
　　对于人民大众，诸葛亮一改施法者的强硬面孔，采取“用心平而劝戒明”的施法策略。“用心平”是指诸葛亮人品公正亮直，“心如秤，不能为人轻重”（《诸葛亮集杂言》），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赏不遗远，刑不阿贵”，执法公允无私，使民众心悦诚服。“劝戒明”则是说诸葛亮不过分崇拜法律，视之为万能，而只将法律当作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他反复强调“教令为先，诛罚为后”（《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教令第十三》），竭力反对不教而诛，声明不是为法加于人而法，而是注重防患于未然。他“示仪轨，从权制”，积极对民众进行普法宣传教育，鼓励并引导臣民学法、知法、懂法、用法，以避免犯罪。
　　为增强法制观念，诸葛亮特地亲自为后主刘禅抄写《申子》、《韩非子》、《管子》等法家经典。并在《出师表》中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规谏刘禅执法应客观公允，奖惩须一视同仁，不得循私枉法。另指出倘若“以私为公”、赏罚不均，就会使“人有二心”威胁到国家政权。
　　诸葛亮虽位极人臣、功高如山，仍守身甚正、律已甚严。他对亲属故旧毫无偏袒、一视同仁，知道侄儿诸葛恪禀性疏陋难担大任，主动要求将其调离；至交马谡违反节度，造成街亭之失，他力排众议，指出“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诸葛亮集 论斩马谡》），依法将其处斩。他为官清廉，不贪不奢，生前“资仰于官，不自冶生”，“蓄财无余，妾无副服”；及卒，遗命葬定军山，丧事从俭。他每欲责人者，即躬为表率，街亭战后，他除斩马谡、杀李盛、废黄袭外，更上《街亭自贬疏》，检查自已做主帅“不能训章明法”、“授任无才”、“明不知人、恤事多暗” 的过错，自请贬官三级，并将之公布于天下。襟怀坦荡、不矜己过之高风亮节令人肃然起敬。
　　诸葛亮虽责人以严但仍待人以诚，对犯人家属绝不施行牵连，不带有任何歧视。前文提到的李严被罢黜后，他的儿子李丰仍留在丞相府作官，继续受到信任和重用。诸葛亮还经常教育他，希望他能够正确对待他父亲的问题，积极进取，努力工作。
　　对犯过违法的人，诸葛亮也非全加严惩，而是结合其认罪态度和悔改表现妥为论处。如在李严的问题上他曾就对李丰说：“若都护思负一意，君可与公琰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诸葛亮集与李丰教》载），表示李严若诚恳服罪改过，允许其重新复职。又如车骑将军刘琰与前军师魏延不和，言语虚诞，诸葛亮责罚他，琰向亮谢罪，亮见琰有悔改之意便马上派他回成都，恢复他的官职。还有江阳太守彭羕因私下悖语而入狱，此后写信给诸葛亮说：自己由于“一朝狂悖”（《三国志蜀书彭羕传》，下同）失言，“负我慈父，罪有百死”，但仍是“尽心於主公之业”的，“贵使足下明仆本心”请求诸葛亮宽恕。因诸葛亮责自己严、责别人公平，所以被他责罚过的人都无怨无悔、诚心改过，而这又正是他“法加于人而无怨者”的原因之一。后来李严听到诸葛亮病逝的消息，悲叹自己从此失去了改过后重新被起用的机会，遂激愤而死。因游散被诸葛亮弹劾的长水校尉廖立听说亮病卒，垂泣难曰：“吾终为左衽矣！”（《三国志蜀书廖立传》）卒死徙所。
　　诸葛亮将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实践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法制思想。这种思想不同于汉代的“外儒内法”，也不同于不教而诛、以律令为准的酷法，更不同于不限制帝王作为、只责于臣民的“独制天下而无所制”的“王法”。其特色是：用法无私，执法必严，“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强调执法者是“人之所瞻”（《诸葛亮集 便宜十六策教令第十三》，下同），务须做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正己以教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倡导“循名责实，虚伪不齿”，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量刑要看认罪态度，“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既强调“明法”“法治”又讲求“德治”“仁政”，主张“德主刑辅” “科”与“教”相辅而行。
　　正因为诸葛亮极力推行依法治国的治政主张，坚决贯彻“科”“教”并举的思想路线，方使得豪强专权、法无权威的蜀国实现了臣服民悦、政通人和的开明政治，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了安定团结。诸葛亮依法治蜀政绩之佳，冠绝古代。与亮并时的蜀臣张裔赞曰：“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三国志蜀书张裔传》）；《三国志》作者蜀汉遗臣陈寿评曰：“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西晋史家袁凖称曰：“亮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此所以能斗也”（《诸葛亮集附录诸葛公论》）；东晋史家习凿齿云：“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水镜无私，犹以免谤，况大人君子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於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汉晋春秋》）；唐代名相裴度评曰：“法加于人也，虽从死而无怨；德及于人也，虽奕叶而见思”（《诸葛亮集附录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清代学者张澍评曰：“称心无轻重之倚，峻法泯秋毫之怨，此贤愚咸忘其身，仇敌亦仰其治”（《诸葛亮集编辑诸葛忠武侯文集自序》）；而我国当代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也称诸葛亮是“标准的法家学说的实行者”（见《中国通史第二卷》，下同），而“他所治理的蜀国，在三国中却是最有条理的一个”。
　　三、诸葛亮依法治蜀于今之启示
　　法律是反映并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量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古往今来，凡如诸葛亮一般有远见、有作为的领导者，无不将严明法纪作为治政理国的重要手段。他们从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明确地宣布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同时撷取好的范例捕捉坏的典型，褒此贬彼，赏此罚彼。让人们从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中吸取教益，或起而效尤，或慎之戒之。我们应当从前人的史例中借鉴经验，为我们开创新的历史服务。健全法制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化建设和管理的基本保证。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治理国家的重要主张，是国家的一项战略方针。现在改革开放了，资本主义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要借鉴、吸收，但由此一些腐朽的东西也随之而来，我国的一些地方出现如吸毒、嫖娼、赌博、经济犯罪、贪污腐败等丑恶现象，这就要求我们继承和发扬先贤诸葛亮那种厉行法治的顽强信念、公正无私的执法态度，坚决对此予以取缔和打击。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得以健康稳定的发展，我们的人民才能得以正常有序的生活。否则社会“风气如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呢？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
　　目前我国正处在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时期。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要实现这一经济体制的转轨，就需要制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建立起相应的法律制度来推动和保障。我国现阶段的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这就决定了市场是多种主体的，各种市场主体享有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需要由法律来确认。市场经济是一种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竞争性需要我们运用法制功能保证公平竞争的秩序，需要我们将市场主体的行为、市场运行的秩序和市场的宏观调控纳入法制的轨道，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而要做到上述所有这些，我们就必须具备强烈的法制意识和丰富的法律知识，就有必要发扬诸葛亮那种积极引导、深入宣扬的普法精神，号召全社会都来学法、知法、懂法、用法，营造浓厚热烈的法制氛围。
　　进一步加快我国的法制化进程，造就良好的法律秩序和社会环境，全体公民皆应有责，试想生活一千多年前封建社会的古人尚能有如此“训章明法”，今天的我们理当不会逊色的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