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远东一支游击队的战斗为题材的小说《毁灭》于1927年发表后，给作者带来广泛的声誉，并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通过主人公游击队队长莱奋森的形象，小说强调了高度的共产主义意识和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对周围人们的影响。书中显示了劳动人民巴克拉诺夫、美杰里察和莫罗兹卡在革命斗争中怎样成长，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密契克怎样堕落成为叛徒。

长诗《毁灭》写于1922年末，初载1923年3月10日《小说月报》第14卷第3号，收入诗文集《踪迹》。这首著名的长诗，历来被文学史家们公认为“五四以来无论在意境上和技巧上都超过当时水平的力作”（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
徘徊悲哀的情绪，挣扎向前的精神，构成了长诗的基调。这是“五四”落潮时期，朱自清和一批与他相似的知识分子心态的写照。幻想的破灭，现实的黑暗，在他们心中形成“理不清现在，摸不着将来”的郁结，“待顺流而下罢，空辜负了天生的我，待逆流而上啊，又惭愧无力”。
正是在这种心态之下，1922年6月朱自清和俞平伯等在杭州西湖作“湖上三夜的畅游”。迷茫的湖光山色，飘忽的精神心态，“教我觉得飘飘然如轻烟，如浮云，丝毫立不定脚跟。当时颇以诱惑的纠缠为苦，而亟亟求毁灭”。一场充满徘徊，痛苦与挣扎的自我毁灭和自我新生，在诗人的心灵深处震荡。“我不堪这个空虚，便觉得飘飘然终是不成，只有转向，才可比较安心”“转”向何处呢？“丢去玄言，专崇实际，这便是我所企图的生活”。（《信三通》）“丢去玄言，专崇实际”，既是诗人心灵的写真，也是长诗《毁灭》的主旨。
因此，《毁灭》并非自我作践的“毁灭”，它“是呻吟，也是口令，是怯者的，也是勇者的叫声”（俞平伯《读〈毁灭〉》），是毁灭旧我，催生新我；它既是毁灭也是追求，是毁灭的告白，追求的誓言。
然而，要把这样错综复杂的心灵历程，形诸笔端，构成诗篇，倘无整体缜密的构思，就很难铺垫成篇。朱自清认为“长诗底意境或情调必是复杂而错综，结构必是曼衍，描www.souquanme.com写必是委曲周至”。（《短诗与长诗》）这不仅是他的理论主张，也是创作实践。长诗《毁灭》把诗人心灵的一段纷繁而缠绵的情思，通过严谨而曼衍的结构，生动而形象的描绘，勾画出一幅具有世纪意义的心灵“毁灭”的图像。
长诗用“回去！回去！”的诗行，将全诗分成8个段落。它既是长诗整体结构的连锁，也是不同层次感情递进。
在第一段落里，作品突出描写一个在人生长途上挣扎的“我”。这是一个“踯躅在半路里，/垂头丧气的”、“流离开转徙”在“风尘”里，渴望踏上“自己的国土”，寻找“我的故乡”的“我”。他在时代浪潮面前彷徨、徘徊、颇带几分颓唐情调，但内心深处却迫切期望结束“飘忽”的生活，立定脚跟“专崇实际”。在这里，“我”的形象既有诗人的身影，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映照。
在接下去的6个段落里，是纠缠诗人灵魂的错综复杂思绪的形象化表现。作品抒写西湖的湖光山色和诗人“孤另另的，/冷清清的”心情；用暗淡枯衰的双眸、秀发、歌喉等系列形象，表达了诗人内心的颓唐。“虽有死仿佛像白衣的小姑娘”一段，是诗人心目中的也是全诗的一个“结子”；“黑衣的力士”，“白衣的小姑娘”，都是人生和社会各种纠缠和诱惑的意象表现。一年来，“我”看到“骨肉仇视”的“凶惨”，被肩负着的“人生的担子”，“压到不能喘气”，当“我”“不知取怎样的道路”而“徘徊”在歧途时，“白衣”和“黑衣”的“她和他”，却在向“我”招手，诗人终于醒悟到“我宁愿回我的故乡”，为自己长久飘忽的心情找到一个落脚点。
最后一段，是长诗的归结。经历了长久的心灵徘徊和挣扎，“我”终于“摆脱掉纠缠，/还原了一个平平常常的我！”虽然明知在“那迢迢无尽的程途”中，自己“迟迟的行步”，显得“平常而渺小”，但“欣悦”自己终于找到了落脚点和前进道路，“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头看白水，/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脚印！”这正是一条，“丢去玄言，专崇实际”的路。表现了诗人对人生积极进取，脚踏实地的态度，但他并没有真正找到“前进的道路。”
长诗把“我”的错综复杂，细致委宛，却又回肠荡气的心灵历程，通过大量具体的意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毁灭》从头至尾的感情铺展，明确地告诉人们，诗人并非追求否定一切的“毁灭”，而是要“毁灭”那些的“飘忽”、“孤独”的感情“纠缠”，“徘徊”的心态和“寻求”的烦恼，并以此作为“转机”，走向“专崇实际”。
长诗在艺术上一个特色，就是复沓手法的运用。朱自清认为“复沓是诗的节奏的重要成分”，诗歌“要得到强烈的表现，复沓的形式是有力的帮手”。（《诗的形式》）《毁灭》重在抒发心灵历程，并非讲述故事，如果没有一定的艺术手法，来强化表现心灵历程的种种意象，就很难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而复沓正是这样一种贴切的艺术手法。长诗每一层次反复咏唱的“回去！回去！”强化了全诗所要表达的，“摆脱“纠缠”，寻找“归路”的主旨，而为了强化这个主旨，长诗大量地运用复沓的诗句，像“是我！是我！”“我流离转徙，我流离转徙”“我宁愿回我的故乡，我宁愿回我的故乡”等复沓诗行，无疑是起到了增强表现力的作用，即使那些“俯俯仰仰”，“摇摇荡荡”，“挣扎挣扎”，“远远远远”等复沓诗句，也在节奏和音节上起到了强化表现的功能。复沓手法的大量运用，使诗人所要表达的意境，显得波澜叠起，曲折委婉，有力地深化了长诗的主题。
除了复沓手法的运用，长诗也注意具体形象的塑造，例如，为了表达在人生长途上的挣扎，象征社会恶势力的诱惑和纠缠，诗人塑造了“提着灯笼在前面等我”的“白衣小姑娘”和“擎着铁锤在后面逼我”的“黑衣力士”；为了表现社会对理想和生命的摧残，诗人塑造了“干涸”得“像烈日下的沙漠”的“双眼”，“蓬蓬的秋草”般“褐色蜡型”的“面孔”，失去了“珠子一般”声音的“歌喉”等有立体感的意象。其他像对比和排比手法的运用等，使长诗的艺术表现手法多样化，而这些又和诗人所要表达的曲折复杂的心灵历程相互衬映，使《毁灭》在艺术上获得了久远的生命力。
长诗在语言上也颇具特色，首先是口语化，它没有“五四”时期文学中常见的半文半白语言，而是真正的口语，像“翻来是云，/覆去是雨，/别过脸，/掉转身，/认不得当年的你！”“白云中有我，/天风的飘飘，/深渊里有我，/伏流的滔滔”等，都是在口语基础上的提炼，富有节奏感和内在韵律，且朗朗上口。形象化的语言，更是随处可见，例如“渺渺如轻纱的憧憬”，“黑绒绒又白漠漠的将来”，“乱蓬蓬秋草般长着的头发”等等。
在“五四”时期的新诗坛上，朱自清并非最早的开拓者，但他的白话诗创作却“远远超过《尝试集》里的任何最好的一首”（郑振铎《五四以来文学上的争论》）。“《毁灭》在新诗坛上，亦占有很高的位置。我们可以说，这诗底风格、意境、音调是能在中国古代传统的诗词曲以外，另标一帜的”（俞平伯《读〈毁灭〉》）。因此，历来的文学史家公认，《毁灭》在意境上和技巧上都超过当时的新诗创作水平；它是诗人充分地汲取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精华和民间歌谣的优秀传统，借鉴了外国诗歌的表现形式，融会贯通，独立创新之作；它是现代文学史上一首意境沉郁深厚，风格宛转缠绵，音调柔美凄怆的杰出长诗。
摧毁消灭：～罪恶势力 ㄧ遭到～性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