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写的好句
2. 雨下给富人，也下给穷人，下给义人，也下给不义的人；其实，雨并不公道，因为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老舍
3.蛋已经下了，就不要去问母鸡是怎么下的。——钱钟书
4. 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张爱玲
5.才不足则多谋。识不足则多虑。威不足则多怒。信不足则多言。勇不足则多劳。明不足则多察。理不足则多辩。情不足则多仪。——李叔同
6. 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如此，安好。——丰子恺
7. 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季羡林
8. 世界上任何人，一辈子只做三件事，不是自欺，就是欺人，再不然就是被人欺。你看世界上的人，能不能逃出这三样事？能逃出了这三样的话，就跳出三界外了。——南怀瑾
9. 一个人至少拥有一个梦想，有一个理由去坚强。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三毛
10. 人生不过如此，且行且珍惜。自己永远是自己的主角，不要总在别人的戏剧里充当着配角。——林语堂
50句中外名人名言，句句精辟穿，穿透人心
11.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徐志摩
12.失去的东西，其实从来未曾真正地属于你，也不必惋惜。——亦舒
13.当我们凶狠搜趣网地对待这个世界时，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余华
14. 走好选择的路，别选择好走的路，你才能拥有真正的自己。——杨绛
15.一个人的行走范围，就是他的世界。——北岛
16.不幸，是天才的进身之阶，信徒的洗礼之水，能人的无价之宝，弱者的无底深渊。——巴尔扎克《人间喜剧》
17.一个理智的人应该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只有那些不理智的人，才会想去改变环境适应自己。但历史是后一种人创造的。——萧伯纳
18.当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的时候，你也要再错过群星了。——泰戈尔
19.战争不决定谁对了，只决定谁留下了。——罗素
20.成功就是从失败到失败，也依然不改热情。——丘吉尔
50句中外名人名言，句句精辟穿，穿透人心
21.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海明威
22.我的灵魂与我之间的距离如此遥远，而我的存在却如此真实。——加缪
23.我们趋行在人生这个亘古的旅途，在坎坷中奔跑，在挫折里涅槃，忧愁缠满全身，痛苦飘洒一地。我们累，却无从止歇，我们苦，却无法回避。——马尔克斯
24.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罗曼罗兰
加缪《局外人》的读后感
加缪《局外人》的读后感
“我们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这句话出自韩国电影《熔炉》，该影片以2000年至2004年间发生于光州一所聋哑障碍人学校中性暴力事件为蓝本，描述该时间所引发的悲剧以及学校的教师和人权运动者一起力图揭开背后黑幕的故事。这个社会就像一个大熔炉，把原本纯洁无瑕的我们，搅拌成漆黑一片，如生活在炼狱中，苦苦挣扎，拼命挣脱……
《熔炉》这个电影让我想到了我看的《局外人》这本书，当我初次了解这本书，是在喜马讲书上听到的，它的故事情节一开始就“抓”住了我的心——今天，妈妈死了。也可能是昨天，我也不清楚。我收到养老院一封电报，电报的内容是：“母死。明日葬。专此通知。”但这说明不了什么。可能是昨天死的。就是这一段话，既有一种画面感，又让我提前对故事主人公默尔索的性格下了定义，我觉得他很离奇，不是寻常人，对于母亲的死，他居然如此淡定从容，似乎一切与他无关，什么事都无关紧要。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莫尔索的母亲去世开始，到他在海滩上杀死阿拉伯人为止，是按时间顺序叙述的故事。这种叙述毫无抒情的意味，而只是莫尔索内心自发意识的流露，因而他叙述的接二连三的事件//www.souquanme.com、对话、姿势和感觉之间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给人以一种不连贯的荒谬之感，因为别人的姿势和语言在他看来都是没有意义的，是不可理解的。确实的存在便是大海、阳光，而大自然却压倒了他，使他莫名其妙地杀了人：“我只觉得铙钹似的太阳扣在我的头上……我感到天旋地转。海上泛起一阵闷热的狂风，我觉得天门洞开，向下倾泻大火。我全身都绷紧了，手紧紧握住枪。枪机扳动了……”在第二部分里，牢房代替了大海，社会的意识代替了莫尔索自发的意识。司法机构以其固有的逻辑，利用被告过去偶然发生的一些事件把被告虚构成一种他自己都认不出来的形象：即把始终认为自己无罪、对一切都毫不在乎的莫尔索硬说成一个冷酷无情、蓄意杀人的魔鬼。因为审讯几乎从不调查杀人案件，而是千方百计把杀人和他母亲之死及他和情人玛丽的关系联系在一起。
在这里，我想说，你对生活感到绝望过吗？没有对生活绝望，就不会生活。加缪如是说道：“在我们的社会里，一个人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他就会有被判处死刑的威胁。我想说的是——书中的主人公之所以被判处死刑，仅仅是因为他没有参与游戏。就这个意义来说，他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局外人。”注意！是“危险”，而非事实。这种死刑也许根本就不是生理上的而是道德和心理上的。但有时候却会比前者的伤害更重、更深刻和更残酷。而“游戏”体现为一种约定俗成规则下的行为模式。默尔索拒绝撒谎，拒绝为自己的情感戴上面具，于是社会感到受到了威胁。比如说别人按照习惯的表达，问他是否为自己的罪行感到遗憾。他回答说：“与其说感到遗憾，还不如说更觉得厌烦。”就是这一点细微的差别送了他的命。默尔索想成为一个局外人，是不可能的，人们不允许他这样，不允许他以一位不相干的人的身份从一旁观看，并审视谎言和荒诞的行为本身，所以人们会在每一个时刻都提醒他：你不是一个局外人，不是一个不相干的人，你的存在本身就注定了你只能是一个处在游戏范围内，被卷入游戏里的人。无论你承认与否，都无济于事。所以默尔索才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触犯这个他不想参与的游戏的规则，未必被迫受到惩罚。这一切都显得十分荒谬，因此这本书的作者阿尔贝加缪也被称为存在主义文学、“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篇幅很短，语言平实，多用短句，极少修辞，主人公默尔索和素颜的文字有着同样的神韵。投以世俗的眼光，完全看不出这个人身上有任何可取之处。但看似什么都不在意的默尔索，他真正在意的却是“真实”。大多数人遵守道德是被教化的，而不是自己判断出来的。意识到自己时代的道德不太对劲已不容易，而要判断出该突破这种不对劲的道德到什么程度才是真正合理的道德就更是难上加难，但默尔索做到了。
我们不是要改变世界，我们需要做的是不要被世界改变。在这本书的最后，有一句话是这样的：看着夜空里点点的繁星，第一次，真的就是第一次，我对这个美好而冷漠的世界打开了自己的心扉。主人公坚持了自己所坚持的，虽然他还是没能摆脱处在“局里”，但是他为此一直坚持过就足够了。没有一个人能成为一座孤岛，新冠疫情发生，五湖四海帮助支持武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的的确确不是处在“局外”，也终将不能成为“局外人”，但是，在这个物欲纵横的金钱时代、快速发展的信息时代、网络发达的新时代，我们应该不忘初心，坚持住内心的美好与善良，对很多事情都能抱以理解、对他人能有更多善意。成熟是一颗心变暖，不是变凉。很多时候，善良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是为了让自己心安。就像这句话所说：“我们坚持一件事，不是因为这样做了会有效果，而是坚信这样做是对的。”愿我们看过了世间百态，仍然相信世界的美好。愿我们体会到人间的暖意，也能在内心保有一处柔软的角落。我们终将逝去，在世之时尽力绽放，离世之时也无须怨言。
李洱的周刊眼中
人物周刊：《石榴树上结樱桃》里的繁花和小红都挺可爱、好笑，你认为可以用善恶来评判这些人吗？
李洱：我关心人物的性格，要多于关心人物的道德。这可能是小说家的职业病。我内心有善恶标准，但不会要求读者认同我的标准。有些朋友开玩笑，说你写的农民不像农民，起码是从中专出来的。哈，小看农民喽。农民的生存智慧不得了。一个自作聪明的知识分子跟农民打交道，农民能把你卖了。不是经常有报道吗？哪个女大学生被农民卖到了什么地方，洞房花烛夜才明白过来，摸过来的，原来不是“同桌的你”。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作家的道德感？
李洱：从专业角度讲，准确是作家的惟一美德。
人物周刊：书里那些“颠倒话”是你自己编的还是听来的？
李洱 ：“颠倒话，话颠倒，石榴树上结樱桃；东西大路南北走，出门碰见人咬狗。”民间流传很广。前面两句是很有趣的矛盾修辞。不过，小说中大部分颠倒话是我顺口编出来的。有一天竟写了几百行，写得口干舌燥、扁桃体发炎。但最后用到小说里的只是一小部分。
人物周刊：中国有许多乡土文学，你觉得你写的是不是真正的乡土中国？
李洱：不能说我写的就是真正的乡土中国，只能说我写出了我的乡土经验。什么是经验？经验就是活泼的印象。如果还有人去写沈从文式的乡土小说，要么是傻瓜，要么是装傻。应该学的是沈从文处理经验的方法，而不是照搬他的写法。另一方面，我也不喜欢通过写作来诉自己的苦。有些作家，不把人写哭决不罢休，然后就到处签名售书，胳膊肘都快磨破了，要影响他打高尔夫球了。他的苦其实是高尔夫球没有打好的那种苦，那种苦当然也很真实很活泼，但如果非要通过写农民来表达自己的这种苦，我就要把书放下了。我知道有很多人喜欢这种写法，莫非他们平时也打高尔夫？
人物周刊：《石榴树上结樱桃》德文版出版后，当地书店为你举办作品朗诵会，在中国你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吧？
李洱：巴金百岁诞辰时，《收获》就举办过朗诵会，请一些作者朗诵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这种形式很好，就跟买花篮买蛋糕一样好。当时我朗诵的是《喑哑的声音》，一篇写通奸的小说，别人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开个玩笑，作者朗诵还有可能对播音美学产生影响。让贾平凹去朗诵《秦腔》，肯定比罗京有意思。在德国我朗诵过几次。有个在法斯宾德的电影里演女主角的演员，她朗诵德文，我朗诵中文。她不懂中文，但她说听我的朗诵有助于她理解作品。
人物周刊：德文版在德国引起很大反响，法文版呢搜趣网？
李洱：法文版的翻译和出版很有意思。一个译者本来快翻完了，最后却放弃了。他是“文革”时在复旦学的汉语，无法忍受小说中对“文革”的议论和描写。可出版合同已经签了，眼看就到期了，怎么办？那边只好征求我的意见，说如果我想打官司，他们也没办法；如果我不打官司，他们就多赔一点违约金。还是这个好，我也没有时间打什么官司。最主要的是，我对那个译者突然尊重起来了。他为了他的文化立场，可以放弃经济利益。这样的人难道不值得我尊重吗？我就跟法国出版社讲，我很想认识这个翻译家，想请他吃顿饭，跟他交流交流。我告诉他们我不是开玩笑，他们不信。
有人老觉得自己过的不是生活
人物周刊：小说中的人物跟你是什么关系？
李洱：我作品中的人物都不是很坏，所以我这个人也不是很坏；他们分裂得不是很厉害，所以我分裂得也不是很厉害。所有写丑恶的作家，思想都有丑恶的部分。人写黑暗是以自己内心的黑暗为依据的，黑暗不到那一步，就写不出那一步。
人物周刊：你怎么体验生活？
李洱：今天下午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某个出版公司跟电视台合作，邀请一批作家跟普通人一起生活，然后写出这个普通人的传记，电视台再拍成电视片。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没兴趣。我每天都跟自己、跟朋友在一起，过普通人的生活。有人老觉得自己过的不算是生活，非要“体验生活”。
人物周刊：你平时是怎么写作的？
李洱：我一天写七八个小时，最后能留下一千字就谢天谢地了。各有各的习惯，所谓“猫钻猫洞，狗走狗道”。有的人，比如阎连科，一天只写两个小时，但一写就是好几千字。我不行，一天到晚磨磨蹭蹭，一个句子，放这里好还是放那里好，诸如此类。有点把小说当成女人了。同样是一团脂肪，长在乳房上是丰满，长到腰上就是赘肉。为了表达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我要比较深入地了解它们，知道我写的每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就变得很困难。我认为加缪的小说就是这样的。它经过经验反省，每句话都表达一种被审视过的生活，而不是像生活本身那样。我可能还没达到这样的高度，但是我的写作习惯已经变成这样的了。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就是你的想法一直在变。我常感到这个时代不适合写长篇，因为你的经验总被新的现实击中、冲垮。曹雪芹那个时代适合写长篇，贾宝玉什么人，有什么想法，他事先都知道，按部就班写出来就行了。虽然那个时代也在变化，可价值观念稳定得就像贾府门前的石狮子。要是贾宝玉接个电话，林黛玉的，说她在什么地方按摩，今天回不了贾府了，他立即觉得这个女孩不能要了。现代小说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大概是“突然”，突然怎么样，突然不怎么样。睡个午觉起来，你的想法可能就变了。
人物周刊：什么是诚恳的写作？你自己是否忠于内心？
李洱：写作时，我无限忠于自己的内心。糟糕的是，这个时代的内心生活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不良反应、一种创伤性经验。写作就是对这种不良反应的表达和反省。大家都说，内心平安就是幸福。可是，内心平安其实是一种罪，它表明了你的犬儒、你的放弃、你对秩序的认同。所以，在写作上你既要表达，又要对自己的表达作出必要的反省。写作类似于你眼睁睁地看着某种体外手术，做的是自己，被做的也是自己，最担心做坏的当然还是自己。
人物周刊：《花腔》体现了你对结构和语言的追求，在小说中你使用了大量引文。
李洱：《花腔》接近了我的小说理想。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留在世界上的是一些混淆的、错乱的、矛盾百出的文字，各种看上去跟你距离甚远的引文构成你的生活。一个人通常是在别人记忆中存活的，除非你写自传。但这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没时间写自传或者只愿意写诗的人只能把他的生活让渡给别人来写。比如《花腔》的主人公，他不愿意写散文，只愿意写诗。
人物周刊：你尊崇哪几位作家？
李洱：两个，一个加缪，一个哈维尔。哈维尔的作品，译成中文的我全都看过。他不是一流作家，却是一流文人。当总统之后他的秉性也没改。他踩着滑板接见贵宾，抽空就写荒诞派戏剧。
人物周刊：写作给你带来了什么？一点名、hUsaqc一点钱？你一开始写作时有什么目的或者动力？
李洱 ：不是一点名、一点钱，而是一点点名、一点点钱。写了这么多年我的目的已经变得很简单了，就是写出自己心目中的小说。
当代作家都被失败感笼罩着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国内比较认可的美国作家卡佛、厄普代克？
李洱：我正应邀写卡佛呢。他是个好作家。我读卡佛应该是在1989年前后。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卡佛的玫瑰和香槟》。卡佛死之前曾经站在床前凝望玫瑰，他最后一篇小说写的是他的导师契诃夫死前喝香槟，香槟的瓶盖自己蹦了出来。这两个细节意味非常接近。卡佛是以此向前辈致敬，为今生的告别，也为来世的相聚。写作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一个作家，往往是在走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才能够最终懂得什么叫死，什么叫生，什么叫幸福。困惑疑难在那一刻悄然遁形，然后再次现身，要求后世作家做出解答。
你说读书界和媒体终于认可了卡佛，我不敢相信。这个月他们认可的是卡佛，下个月是谁？
人物周刊：德国汉学家顾彬批评中国作家的言论你怎么看？李洱：顾彬在德国有个绰号叫“痛苦的耶稣”，可见他谈论德国文学时也很痛苦。顾彬的“垃圾论”出来后，他在汉语文学界很痛苦，他说自己没说过这话，只是说某某作家的作品是垃圾。邱华栋跟他做了个对谈，可是没地方发表，因为中国的很多媒体对他别的话不感兴趣。开始时媒体只是借顾彬之口来骂人，人家要不骂，我们的媒体能活活急死。注意，请他骂的是作家，不是别的什么家，如果他骂了别的什么家，我们的媒体要么不感兴趣，要么不敢刊登。这是不是很有趣？一个媒体先塑造出自己需要的顾彬，然后别的媒体一哄而上，去讨论同行们精心创作的那个作品，而作品主人公的真实想法别人却很难知道，也没有兴趣知道。耶稣若真的复活，这会不会是他在传媒时代的真实处境？
人物周刊：有时候西方人看中国小说像看某类社会文献。
李洱：我在德国接受访问，记者经常问我关于卫慧、棉棉的问题。我坦率地告诉他们，如果她们是作家，我就不是作家；如果我是作家，她们就不是作家，我们的差别就有这么大。
棉棉其实写得不错，是自动写作。但问题就在这里，当以作家要求自己的时候，她必须有文学史的判断，知道自己写的跟别人哪儿不一样，否则写作无法继续。卫慧很极端，但只是虚构的极端。那种生活不是她的生活，不是中国人的生活，是她从亨利米勒的作品里读来的。这就变成一个基本问题：绝对虚假的写作和最本真的写作，都有可能导致写作无法持续。她们两个正好代表两种状态。
人物周刊：是不是我们没有一种健康的体制，使好作家能浮现出来？似乎很多作家都缺乏真正的精神力量。
李洱：我常常有一种感觉，可能有些很棒的作家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写作，然后放进抽屉锁了起来，加了密码。一种可能是他们不愿发表，不愿加入合唱，不愿被纳入秩序。另一种可能是他们发表了作品，但被我们忽略了，因为他们表达的经验与我们有背离，但这种背离又没有夸张到眩目的地步，所以我们没能看见。跟他们相比，我已经很幸运了。文学史、文学体制是一个有趣的东西，它会过滤掉非常丰富的内容。筛子的网眼很大，筛出来的都是大块文章、所谓的成功人物。什么是成功？在平庸的年代里，成功是一个很可疑的概念，它往往是商业包装和自我吹嘘的混合物。它惟一的必要条件就是销量，但在五年之后，两三年之后，甚至两三个月之后，有没有人会想起来你这本书？都是白忙。
精神力量？失败算不算一种力量？我们所谓的精神力量，往往是指成功者的愤世嫉俗，用高射炮打蚊子，用破扫帚打老虎。真正的力量，是雪被下面的草尖，是小鸟的红喙，看上去很微弱的，只是我们往往不知道爱惜。
人物周刊：在这种状况下，作为一个当代作家，你如何自处？
李洱：每个当代作家都被失败感笼罩着。我们最早接受的文学教育使我们想表达某种思想、经验、观念，并使之成为某种思想资源。但这种可能性已经消失。很多作品踮着脚去迎合，而不是站稳了去表达。这是一个不重视内心生活的时代，价值观分崩离析。但也许通过财富积累，人们会重新认识到文学艺术的美和意义。据说很多贪官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学文学，是吧？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人物周刊：你认为幸福是什么？
李洱：幸福成了时间概念，成了一种嗅觉，瞬间的，细微的，具体的。闻着婴儿身上的气息肯定是幸福的，可你也不能一直抱着他啊。他也要寻找幸福，你不是他的幸福，他的幸福是吃奶。写出满意的小说当然也是幸福，类似于婴儿吃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