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英文名字：The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翻译为：三个国度的传奇故事)，它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为四大名著（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之一，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写了公元3世纪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示出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在政治、军事谋略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三国演义》全书出现以前，中国各类小说一般都篇幅短小，有些甚至只有几十个字。《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中国小说由短篇发展至长篇的原因与说书有关。宋代讲故事的风气盛行，说书成为一种职业，说书人喜欢拿古代人物的故事作为题材来搜趣网敷演，而陈寿《三国志》里面的人物众多，事件纷繁，正是撰写故事的最好素材。三国故事某些零星片段原来在民间也已流传，加上说书人长期取材，内容越来越丰富，人物形象越来越饱满，最后由许多独立的故事逐渐组合而成长篇巨著。这些各自孤立的故事在社会上经过漫长时间口耳相传，最后得到辗转加工，集合成书，成为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集体创造，与由单一作者撰写完成的小说在形态上有所不同。《三国演义》对后来的小说相信有一定的启导作用。
三国故事在我国古代民间颇为流行。宋元时代即被搬上舞台，金、元演出的三国剧目达30多种。元代至治年间出现了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元末明初罗贯中综合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结合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史料，根据他个人对社会人生的体悟，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年所刊刻的，俗称“嘉靖本”，本书24卷。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辨正史事、增删文字，修改成今日通行的120回本《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风云。全书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咤叱风云的英雄人物。在对三国历史的把握上，作者表现出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以刘备集团作为描写的中心，对刘备集团的主要人物加以歌颂，对曹操则极力揭露鞭挞。今天我们对于作者的这种拥刘反曹的倾向应有辩证的认识。尊刘反曹是民间传说的主要倾向，在罗贯中时代隐含着人民对汉族复兴的希望。
《三国演义》刻画了近200个人物形象，其中最为成功的有诸葛亮、曹操、关羽、刘备等人。诸葛亮是作者心目中的“贤相”的化身，他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大义胸怀，具有济世救民再造太平盛世的雄心壮志，而且作者还赋予他呼风唤雨、神机妙算的奇异本领。曹操是一位奸雄，他生活的信条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既有雄才大略，又残暴奸诈，是一个政治野心家阴谋家，这与历史上的真曹操是不可混同的。关羽“威猛刚毅”、“义重如山”。刘备被作者塑造成为仁民爱物、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仁人志士。其实历史上的刘备和演义中的差别很多。但是历史上的刘备确实也是仁德为怀，感人至深的。
《三国演义》描写了大大小小的战争，构思宏伟，手法多样，使我们对古代文化有了很多了解。其中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战争的描写波澜起伏、跌宕跳跃，读来惊心动魄。荡气回肠，感人肺腑。给读者们带来丰富的历史文化。
全书的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简洁明快，气势充沛，生动活泼。
《三国演义》带来我国历史小说创作的热潮，它所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在我国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中国古典小说的典范——《三国演义
在这次对话中，金庸和池田分析并高度评价了他们共同喜爱的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金庸还透露，他曾打算写一部以东吴为主体的《三国演义》，以周瑜和陆逊为主角。但这个意图很快就放弃了。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在中国大陆播放，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原著也旋即登上各大城市畅销书榜榜首。金庸与池田以《水浒传》为题就该书的主题、人物形象及与日本的渊源作了广泛而有趣的探讨。
从吉川英治的《三国志》说起
池田：我们两人谈文学越谈越起劲，说了不少有关外国文学的题目，这一次我想可以谈谈贵国的文学，特别是在我们青年时代中曾令我们热血沸腾过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金庸：这真是一个好题目。在中国的“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中，这两本小说是令人十分喜爱的作品。
池田：在取之不竭的浩瀚的中国文学中，《三国演义》是格外闪耀着光芒的作品，我也是从青年时代就一读再读的，是深受吸引的读者中的一个。既有作为纯历史书的《三国志》，则《三国演义》是作为小说而登场的，而《三国演义》也有几种不同的版本。譬如说，除了中国的《三国演义》，还有日本的吉川英治的小说《三国志》。日本的汉学家曾对吉川英治的小说：“是令在中国流行的《三国演义》的趣味性得以复活，且配合现今时代人们的作品。”另外，中国也有评论家说过：“吉川先生创作的《三国志》和《水浒传》是忠于原著的基础上脱胎换骨而取得极大成功的。正谓‘见仁见智’，在灵活地塑造出叛美联社精神和义侠精神这两点上，吉川先生表现出十分成功的手法，不单只刻画出诸葛亮和一百零八将的形象，甚至可以说有助于对个人的启发。”在日本，说到《三国演义》的话，指的就是吉川的《三国志》，它就是这样深受爱戴。当时我们一班追随户田城对圣先生的青年们成立一个“学习会”，就是以吉川的《三国志》作为教材的。正如先生您被视作“中国的民众作家”一样，吉川也被称为“日本的民众作家”。因而，我们在日本介绍您时，就称您为“中国的吉川英治”。
（笑）金庸：多谢了。我读过一些吉川先生的作品。他将这两部中国小说加以现代日本小说化，正是借着他富有文采的文章，使日本的读者对这两部作品的兴趣至今未衰。我曾拜读过先生您论吉川先生的对谈集《吉川英治：人和世界》，使我感受到先生对吉川先生的作品怀着深厚友情。
池田：岂敢，我未能在吉川先生生前与他见面，但十年前左右曾拜访过位于东京青梅的“吉川英治纪念馆”（草思堂），与吉川夫人谈过话。当时夫人说起旧事，顷怀起昔日这位文豪，那时的光景至今仍难以忘怀。我当时深受感动，曾为之赋诗一首《如同富士山一样》。
金庸：我也拜读过您的诗，这寄托着先生对吉川先生的追慕！
几多英雄豪杰，谱成壮歌一阙
池田：谢谢，我们先来讨论一下，《三国演义》的魅力根源究竟来自何方？其宏大舞台是由何处开始的？其人物形象之栩栩如生表现在哪一方面？在谈到文学中具体人物的名字时最令人铭刻难忘。至少，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学传统中的特质，《三国演义》是最具这个特质象征意义的作品。它塑造出这样的人物：智慧之人——诸葛亮，仁德之人——刘备，霸道之人——曹操，刚毅果断之人——孙权。更有：信义英雄——关羽，真情的豪杰——张飞，英勇的战将——赵云，等等。一个个都堪称是中国在陆孕育出来年气宇轩昂的人物形象，而每一俱都是一部“史诗”和小说。这部作品长期以来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受到欢迎，其众多的英雄就构成扣人心弦的“史诗”和“小说”吧！金庸：我也颇有同感。吉川先生曾说过：“《三国演义》中有‘诗’。”这真是妙见。池田：贵国的情况大概也一样吧？特别是明代以后的庶民生活中，那种街头巷尾说故事者在讲《三国演义》，男女老少屏息静听的光景随处可见。听到孔明、刘备一方获胜，虽肛之声轰然，而讲到曹操一方得胜，大搜趣网家就顿脚大骂，为蜀国一方担心不已。那并非朱子学派的“劝善惩恶”思想的影响，而是在庶民的心中浸泡发酵的“小说”所感染的经果吧！
金庸：在中国的古典小说中，《三国演义》享有崇高之极的地位，没有任何一部小说比得上，近三百年来，向来称之为“第一才子书”，或“第一奇书”。近代的文学批评家们从纯文学观点来看，认为《红楼梦》的价值更高，我也觉得是如此。毛泽东主席认为《红楼梦》有攻击封建意识的革命意义，从阶级立场来说，把《红楼梦》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至一生以性格粗豪出名、战功赫赫的许世友将军，也说要研读《红楼梦》。但我相信，许将军读了之后，对于“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那样回荡气的情景一定会老大不耐烦，必定更加欣赏“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周公瑾赤壁鏖兵”那样的场面。
池田：我们在前面的对谈中也曾说及《红楼梦》，它是清代的中国小说的代表作品，是以一个贵族大家庭的盛衰为背景，描写一个贵族公子及一群女性的小说。与日本的《源氏物语》属同样的作品。虽然这部小说在日本没有像在中国那样拥有那么多读者。日本作家杉浦明平曾将《红楼梦》与《源氏物语》进行比较，认为在描写日常生活的技巧、真实性方面，《红楼梦》稍胜一筹。杉浦明平曾援引过另一位作家幸田露伴的话，但却有点反其意而行之。他说：“露伴曾批评说，《红楼梦》老是说吃饭。”露伴似乎很想将此大部头的小说译成日文，他对这部小说该是喜欢的吧？他这样说有什么含意呢？我则相反，对于小说中常常说到吃饭的事，我是十分喜欢的。（笑）但是，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可另当别论，《三国演义》超越了时代，吸引许许多多的人则是不争的事实。
金庸：对。《三国演义》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它的文学价值。虽然，就文学而论，它的人物塑造功夫也确是第一流的，中国后世的小说家从其中吸取了营养。
池田：除了人物描写成功以外，还有什么特点？
金庸：它的布局和气氛安排也是高明之极，例如刘备三顾茅庐，一步一步把本书的主角诸葛亮从喧天的锣鼓声中引出场来；又例如“草船借箭”的写箭，“借东风”的写风，一步逼一步地扣得极紧。
池田：原来如此，充分发挥戏剧性效果，甚至在微小之处也下功夫。
金庸：这一类手法，在外国小说名著中极少见到。外国小说中的主角，往往一下子就出了场，或者是闪闪缩缩，面目模糊。《三国演义》的人物面目清楚，忠就忠得义薄云天，奸就奸得狠毒绝顶，读者一翻开书就见到每一个人物立场分明，爱憎清楚。
“王道”与“霸道”之争
池田：到底还是苦心孤诣于创作的文豪才可能有如此洞彻的视点也。我的恩师户田先生也正是运用《三国演义》使我们有机会成长与获得启发。指导者论，人间观、历史观——它们一个一个都是我们不可取代的青春的财富。特别是在孔明与刘备所代表的“王道”与曹操的“霸疲乏”相争的对比之中，恩师曾说过：“诸葛亮、刘玄德是理想主义者”、“《三国演义》中，曹操宛如现实主义者，有一种非要打败他们那些理想主义者的悲哀。”他的话语铿锵有力，至今犹在耳边回响。理想主义与现阶段实与现实主义。不踏足现实的理想只是幻想。没有理想的现实是太丑恶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令民众产生太大牺牲的结果吧。这两种矛盾需要怎样克服呢？换言之，“正义与力量”兼备，唯有如此才是作为领导人必具的条件吧！
金庸：凡是伟大的作品，总带给读者许多的想像，适如您所指出的，《三国演义》在现代也同样发挥着作用，给予读者们各种各样思索的精神食粮。
池田： 在刚才谈到的“王道” 与“霸道”问题上，《三国演义》与吉川英治的小说《三国志》出发点多少有所不同。曹操这个人物，在《三国演义》中是作为恶的权力化为物而登场的。在吉川的《三国志》中，则没忘记写出他珍人才、爱慕英雄的一面。例如说，他对关羽的那种特别爱惜之情的十分执著就是一方面的象征。除了写出了他的深情厚义，也描写了一个极有魅力的人物。而且，他与其子曹丕、曹植均为当时有数的诗人。实际上，如果简单地说他们是“谷物、奸人”，却为什么他们手下能集中那么多优秀的人才？“锄强扶弱”、打抱不平在哪一个国家中都有吧？因为这一点，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是不受欢迎。
金庸：我小时候读《三国演义》，全面站在刘备的蜀汉一方，决不承认蜀汉居然会比东吴、魏国先亡，为此和我大哥激烈辩论了几个小时。大哥没有办法，只好搬出他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来，指着书上清清楚楚的几行字，证明蜀汉为邓艾、钟会所灭，我才悻悻然服输，生气大半天，流了不少眼泪。其实，邓艾、钟会来蜀和姜维被杀等情节，《三国演义》中也写得很详细的，但自诸葛亮在五丈原归天，以后的故事我就没有心思看下去了。
池田：特别是决定与魏王决一雌雄而跃马挺进五丈原，以此切切之心境而写以“臣亮言”开始的《出师表》，令人流泪而读不下去。人们在诸葛亮身上所寄托的思念，正是祈愿正义必胜的万古不易的人类心理啊！吉川的小说《三国志》事实上是以“孔明之死”而结束的。那一年正月里，我唱起土井晚翠填词、悼念孔明之死的歌曲《星落秋风五丈原》，户田先生听了后对我说：“再唱一遍！”“再唱啊再唱！”他好几次这样说，而且一边听歌一边挥泪不止，那是对忠心耿耿的孔明的心情与自己的心曲相通的感慨……先生您在写作过的许多部武侠小说中，曾描写过许多具有魅力的人物。依照您的创作经验，《三国演义》的人物中，哪一位最吸引您？
放射异彩的人物：赵云、周瑜、陆逊
金庸：《三国演义》人物中我最喜欢的是赵云，我一直觉得他远远胜过了关羽、张飞。他在长坂坡曹军中七进七出，勇不可挡，比之关公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难得多，也精采得多。同时赵云人品很高，精细而有智谋。
池田：我注意到在“武功”方面，赵云可说是《三国演义》中所出现的人物中少见的，长寿而得“大往生”（注：佛家语，谓人之死），像睡眠一样安详地逝世。一个人什么时候会死，是无人可以知道的。关羽也罢、张飞也罢，都是死于非命，戏剧性地死去，与赵云之死实大有不同。对于人来说，有所谓“虽死犹生”，关羽与张飞可谓如此。然而，赵云之死却非豪杰般的壮烈而是平凡之死，这种印象予人十分强烈。话扯宽了，长寿是其人的人生样相，思想成熟的程度，以至对后世所具影响的一点，是带有相当的决定性意味的。我们的祖宗曾说过这样的教诲：“与其名声败坏到一百二十岁而死，不如流芳一日更为重要。”虽能长寿却醉生梦死则没有任何意义。一生中的每一时每一刻承受强烈的煎熬，让它完全燃烧而达至长寿，对于一代伟人的天才创见是怎样达至成熟的过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如历史的事例告诉我们，这往往出现于年轻时代。例如，据说释迦牟尼的长寿对佛教的性格产生很大的影响。历史不容许“如果”这种假设。如果”耶稣像释尊那样长寿，则基督教的性格与现在所流传的样子会很不相同——这是我的联想。
金庸：意味深长的一席话，以单纯之例而言，《三国演义》中，如果天假孔明以年，历史必大为变样吧！
池田：在日本历史中，丰臣秀吉如果与德川家康一样长寿的话，则其后的历史肯定会大大不同。说走题了，还是回到我们最喜欢的人物赵云身上，请再说下去。
金庸：我其次喜欢的是马超和吕布。当时我年纪小，只重视战斗力高强的战将，对于马超的急躁，吕布的愚蠢和负义，这些重大的缺点没有多加重视。这两人在戏台上扮相英俊漂亮，在我心中也加了分。
池田：所谓“三岁定八十”，那种少年时代的体会，对于后来成为优秀小说家的您来说，不是起着“幼芽”一样的作用吗？在我而言，因为读《三国演义》时为青年时代，就认为吕布是一个确有相当实力却“无脑”的人，容易沉溺于一己欲望，对他留有一种负面的印象，听到金庸先生对他的褒评，我实在有一点点的意外。贵国人的同乡观念在作品中也会有微妙的反映，是吗？
金庸：形象一经固定就很难改变。《三国》故事的说书人，以及贯串史事与民间传说而写成小说的罗贯中对蜀汉的偏袒实在是过了分。罗贯中因为是山西太原人（以前一般认为是我的同乡杭州人，但北大教授周兆新先生近来令人信服的考证他是太原人），所以特别偏袒他的同乡山西关公。痛贬曹操，那也罢了；（笑）连东吴人物也一并贬低，在我年纪大了之后，常常感到不服。孙坚、孙策、孙权那些人是我的浙江同乡富阳人（汉时为富春县，郁达夫的故乡），我甚至想过要写一部以东吴为主体的《三国演义》，主角自然是周瑜和陆逊、陆抗，次主角是孙策、孙权、顾雍（此人是大政治家）以及美人大乔、小乔。然而这是和全国民间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作对，后果必定不佳，很快就放弃这个意图。
池田：前此的对谈中，曾谈及山本周五郎的《残留的枞树》。这本书描写了日本德川时代有一个藩族的家族动乱，它描写的规模当然不能与《三国演义》相提并论。但是，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却将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为大坏人的原田甲斐这个武士的评价来个大翻案，与实际上世人的贬评相反，他将原田写成一个不惜牺牲自己来保护主君的忠心不贰的人物。您自己可以秉笔直书，把历来对《三国》人物的偏见反转过来，写出您想像中的人物。金庸：在史实上，赤壁之战中打败曹操完全是周瑜的杰作， 诸葛亮并无贡献， 我有时自己空想一番“小乔初嫁了”之时周公瑾如何“雄姿英发”，如何“曲有误、周郎顾”，如何“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东吴大将程普说：“与周瑜做朋友，就像是喝最好的美酒，不知不觉的就在他的个性魅力中醉倒了”）。再描写一些江南人物与江南风光，也就怡然自得了。陆逊文武全才，政治上能忍辱负重，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流人物，我对他钦佩之极。在自己脑子里玩玩“东吴主体三国演义”的文字游戏，自逞想像，已足够过瘾，真的笔之于文，未免辛苦，亦无必要。池田：陆逊确实是一个有魅力的人物。他虽然设计打败刘备，却没有给人留下那种坏人的印象。比起“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的吴下阿蒙，或者东吴谋士鲁肃来说，他也许更为有名。附带一说，《三国搜趣网演义》是名言、名句的宝库啊！譬如：“军中无戏言”、“挥泪斩马谡”、“死孔明吓走生仲达”、“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等，令人浮想连翩。基于这一点，《三国演义》的故事可谓脍炙人口。
中国古典小说擅长描写人物
金庸：《三国演义》写人物不直接叙述其内心，单凭言语动作，人物精神自出，这是戏剧的手法。戏剧和电影只表现角色的言语及动作，但内心生活自然而然的显露出来。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度以技巧。有些近代中国小说努力去学西洋小说，着重描写人物的内心思想，不但读来沉闷，人物的性格反而并不明确，这是不学习中国古典小说技法之故。
池田：这一百年来，不论东方或西方，有论者认为：追求以细致的心理描写为中心是文学的主流。但是故事性呢？文学家遨游宇宙般的想像力却转向以精雕细刻无聊、烦闷的日常琐事，这不也意味着不可能产生超越以前的文学创作的作品吗？歌德曾说：莎士比亚做梦也没有想过自己的剧本会印成文字而留下来，因而将它一一比较而计算自己写了多少本。也不如说他写的时候脑子中想的只是舞台。他想像着自己的剧本该是活动的，活生生的东西。如果从舞台上往下流，通过观众的耳却不能留在人们的心中，这样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对舞台而言，经常是只有瞬间的效果，这才是重要的问题。莎士比亚心里所想的是“舞台”，是“行为”，是“活生生的台词”，与心理分析、心理描写等绝然无缘，他完全没有去考虑那些在书斋中孤独地读着活字的读者等等。与莎士比亚丰饶和广阔的世界相比，那些善用精致的心理描写的现代文学就显得可怜，它只偏重于读者、文学青年和知识分子。
《三国演义》在民众心中深深扎根
金庸：《三国》故事成了中国大众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人民从其中接受道德教育与价值标准。应当像刘备、关羽那样重视对朋友的义气，要爱护人民，决不可像曹操那样忘恩负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奸诈毒辣的事。刘备与关羽的道德模范比孔子、孟子更加普及、有效而重要。香港的警察以及黑社会人物都要设神坛拜关公，决不拜孔子，也不拜见耶稣、不拜如来佛。小说人物成为大众宗教式崇拜的对像，这是全世界任何文学作品都做不到的。古希腊人崇拜希腊众神，并非因史诗《伊里亚特》而起，《伊里亚特》只不过记载希腊人崇拜众神的事实而已。
池田：日本也有将楠正成和德川家康等放于神社中祭祀的情况，中国人对关羽的那种毕恭毕敬的信念，是完全超出我们的想像的。作家陈舜臣的回忆中曾述及，从前只有七八千的中国人居住的神户的街上，只有一座中国的寺庙，那就是祭祀关羽的关帝庙，对关羽的尊崇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金庸：《三国演义》事实上真正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女真民族向明朝进攻时，还是关外没有什么文化的精野民族，自然不会阅读《孙子兵法》之类的艰深书籍。他们的将领带领军队，行军打仗，方法和技术全靠从《三国演义》中学习。据说，清代第二代君主皇太极使用“反间计”，骗得明朝的崇祯皇帝杀了大将袁崇焕！
池田：这是您的小说《碧血剑》中引用过的史实吧？
金庸：噢，是的，这计谋就是照抄《三国演义》中周瑜骗得曹操杀了水军督蔡瑁、张允的计策。袁崇焕如果不死，吴三桂不会把守山海关，清军不可能这么容易的打进北京。
池田：固若金汤之城非为外敌所能攻破，乃是从城内崩坏的，此为古今通例。日莲大圣人曾说过：“狮子身中之虫吞噬狮子。”每逢大事，内部的团结比什么都重要。由此而思，今日我听了您的一席见解之后，才了解金庸先生对周瑜的独特之见。在《三国演义》中用善于谋略的周瑜作陪衬，突出诸葛亮的深谋远虑，但是，这两位可以比肩的智将的存在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关羽崇拜”中象征的“孝”与“义”
金庸：中国各地到处都有关帝庙，洛阳附近的关帝庙规模很大，当年我见到之后印象很深。其实历史上真正的关羽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个人勇力不过和张飞、赵云、马超差不多，曹操部下的勇将张辽、徐晃、许褚等等大概和关羽都可打成平手。吕布当然强过他。说到用兵打仗，关羽肯定不及曹操、诸葛亮、司马懿、周瑜、吕蒙、陆逊、羊祜、陆抗、赵云、张辽。关羽受后人尊崇，全靠《三国演义》夸张了他的重义。中国人民间最重视的道德，第一是孝，第二就是义。一部小说把一名武将捧成了神，不但由于小说的魅力，也由于中国人传统的性格。
池田：确实，强调“孝”与“义”是十分明显的，另外，吉川的《三国志》开场之际曾特地强调刘备乃一名孝子，证明“孝”的道德分量是十分之重的。说到“义”的话，以刘备、关羽、张飞结拜为金兰兄弟“桃园结义”为始，全书贯穿了这种“道德”观。中国人的正义、仁义、忠义、恩义、信义、道义、情义、大义等等，都是并列的，每一种都是带着人伦香气的漂亮名词。由此而考虑，“义”是应该被理解为人所应该踏步向前的正道，是人与社会之间不可欠缺的一种秩序感觉，且应以此为基点。以前汤恩比博士在眺望未来的“统一的世界”时，他十分注意有着二千年以上统治着广阔版图的中国民族的统治经验、统治感觉。他认为以“义”作为代表性的观念，是中国独特的秩序感觉的背景。当然，不能忘记那种秩序感觉，一旦有哪一步错了就会有使社会凝固和窒息的危险性的。鲁迅在向“礼教”，亦即儒家道德战斗时曾指出，秦始皇、曹操等，说到底就是对那种秩序感觉的异端者，他高度评价他们为划时代的改革者。鲁迅对中国民族的传统精神遗产，可以说是严厉地审视了礼教的负面。然而，象征着义的道德般的秩序感觉作为规限人间社会的规范，到底会活在中国每个人心的深处吧！
金庸：《三国演义》的文字中，文言成分较多，我在小学生时代就津津有味的读了，虽然有许多文句不懂，但故事和人物的吸引力太大，终于跳过不懂的部分，一路读完。
池田：这就是《三国演义》的魅力啊！只有这才是吸引人们的诱力之所在，亦即带有故事性。您的亲属对之对怎样看呢？
金庸：我母亲和她的姊妹、姑嫂们则爱读《红楼梦》，大家常常比赛背诵回目和书中的诗词，赢了的可拿一粒糖。我在旁听着，觉得婆婆妈妈地毫无兴趣，但从母亲手中接过一粒粒糖果，自然兴趣盎然。
池田：是吗？在日本，对于《源氏物语》中的微妙的心理描写，年轻人也相当难以明白。我听说在中国，十分喜欢《红楼梦》的人被称为“红迷”，这也说明热衷于读《红楼梦》的大有人在。令堂想来也该称为“红迷”吧，她嗜读《红楼梦》的情况，先生一想起来就历历在目吧！

《三国演义》作为四大名著之一的对中国的影响是极大。《三国演义》是明代的施耐庵写的，他的语言描写是为了说书的人写的的句子比较适合说书人的评书演说。
《三国演义》采用的是，它是第一部最成熟的章回体小说，这对中国的后来的小说创作有深远的影响。既《三国演义》之后的《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三大部名著都采用的是章回体小说的创作的模式。《三国演义》受陈寿写的《三国志》影响不小。
清代有评论家称《三国演义》是“三分虚假，七分真实”，它里面涉及到了军事学、政治学、战略学等等。《三国演义》的多以写战争、勾心斗角的算计等斗争局面。
《三国演义》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是不可轻视的是无法回避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写作风格还影响了后期的阶级斗争，对新中国争取自由，民主，人民群众当家做主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它开辟了中国历史题材小说的新篇章，对中国历史事件它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对后期中国抗日战争如何发动群众，利用群众的力量取得胜利都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如果说着就是三国演义对中国的影响的话，那就是一叶障木了，它的重大影响怎么能用这么几个简单的字就全部概括呢？他的影响是深远的，流芳百世的。是不可估量的。
以上是三国在中国的影响
http://tieba.baidu.com/f?kz=766242147 这是三国在外国的影响 由此可见中国四大名著的魅力

《三国演义》是“以文乱史的文本”，“兴妖造神的艺术”，礼赞残暴的英雄，“尊刘贬曹”又有着推崇正统的封建观念。
《三国演义》的故事是在长期的民间流传而后经文人搜集整理的，尽管或多或少染上了正统文化的气息，但作为民间俗文化的审美形态，它们主要反映“贱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传达“贱民们”的思想感情。所以，我们既要用今天的价值观念去批判其典籍文化影响所导致的封建糟粕，又要以古人的眼光和心理去感知和体验他们的理想和愿望的合理性。囫囵吞枣或者因噎废食都是不明智的。
，《三国演义》不是浸透着儒家礼乐伦理思想的典籍文化教科书，也不是符号化了的人民群众浮巧淫祀的民间文化的认识指南，而是审美地反映当时人民大众的生活状貌和生存境遇，表现他们文化心理和审美理想的世俗文学经典。既然两部经典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和富有诗情的画面去折射时代的光芒，我们就应该用美学的、文艺的眼光去看待它们，并作出“诗意的裁判”。《三国演义》主要是以其典范性的叙事谋略、恢弘的动态悲剧结构以及众多的民间文化心理“化石”而成为文学经典的。我们应遵照艺术真实性的原则而认可其“以文乱史”的创作策略，应尊重艺术情感性的原则而允许其“兴妖造神”的文学想象，应宽宥封建文人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而谅解作品中的英雄的“匪气”、“游民气”，更何况，在这种“匪气”、“游民气”的艺术氛围里寄寓着作者的合乎历史必然性的审美理想。试想：如果邮督不是被张飞鞭打、华雄不是被关羽斩杀，如果诸葛亮出场缺少三顾茅庐的层层铺垫，如果梁山好汉只是性格模糊的三十六人的“流寇”，如果作者恪守正统的“造反无理”的信条，《三国演义》还能算是文学经典吗？！这样一来，我们的见识同章学诚病垢《三国演义》：“七实三虚惑乱观者”。我们既已认可鲁迅的《故事新编》、郭沫若的《屈原》、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对于《三国演义》两部文学经典的历史“失真”与观念陈腐，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
写好战争，写好战争中的人是电视剧《三国演义》的最终目标。主创人员的一切努力，所有电视化技巧的运用都是围绕这两个目标进行的。《三国演义》正是在这两点上取得了成功。
写人物
一部历史剧，不管它对事件，场景和历史过程所做的史诗性描述多么宏伟壮观，也无论其戏剧冲突多么强烈，但它关注的焦点和中心归根到底是人，社会历史发展的宏大背景只是确定人物行动的依据。《三国演义》剧组主创人员对历史环境和时代氛围有透彻了解，掌握了人物性格的内在依据，所以对主要人物的塑造都比较成功。
先看《三国演义》对曹操形象的处理。 谁都知道，曹操是“奸雄”，小说也是把他作为“奸雄”的典型加以塑造的。剧作既保留了曹操作为“奸”的一面，又展示他作为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亦即“雄”的一面，性格特征显得真实而丰满。 曹操“奸”，“雄”两方面的品质辩证地统一在他的身上，他的“奸”不是那种卑贱猥琐，鼠目寸光的小人之诈，他的“雄”也不是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的君子之雄。 他是一个有雄（野）心，为达目的不惜一切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的典型。
《三国演义》特别重视从现实社会环境的角度为曹操这一人物定位。联系环境刻画人， “ 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 的原则并没有过时，《三国演义》曹操形象的成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剧作把曹操的凶残放在群雄争霸，封建割据的历史背景中，把他的政治抱负放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加以刻画，认为他的狡诈凶残是与治国安邦的雄心联系在一起的。 剧作这样处理不仅没有扭曲人物，反而使其作为封建君主的形象更加真实可信。 在对曹操凶残和雄才大略的辩证展示中。曹操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凸现出来。
《三国演义》还善于从多方对比中刻划曹操这一形象。 “ 官渡之战 ” 中将他与袁绍辈相比，以显示他从谏如流，善于用人的一面。但更多的情况下，曹操在剧中是作为刘备这个具有理想人格的形象的对立面出现的，剧作客观表现了他的种种恶行恶德： 比如他杀吕伯奢全家之后表露的 “ 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 ” 的极端自私的为我哲学，又如他杀杨修，害祢衡的系列暴行体现出的狡诈凶残的品质等等。 正因为电视剧像原著一样，在塑造人物时不虚美，不隐恶，所以它塑造出来的人物才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真的人物。
诸葛亮也是《三国演义》着力塑造的一个人物。 在塑造诸葛亮的性格特征时，电视剧坚持从原著的基本思想倾向出发为剧中人物定位。 以名著为蓝本改编的电视剧，其人物形象的基本倾向已经在广大观众中得以确认，因而经过电视剧 “ 二度创作 ” 的形象不能距原著太远，以免观众拒绝认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电视剧是拍给当代观众看的，因此时代感和大众性是很重要的。 另外编导在塑造人物时，必然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爱憎投射到形象中去，其中导演的情志和审美趣味尤其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电视剧既坚持了原著中对诸葛亮这一形象的基本评价，又考虑到观众接受的程度，同时兼顾了导演个人的审美品味，剧中的诸葛亮形象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 “ 这一个 ” 。 无论在民间传说还是在小说中，诸葛亮一直是智慧的化身和“贤相忠臣”的代名词，导演考虑到小说的描写和大众对人物的传统看法，确定剧中的诸葛亮应该是 “ 蜀汉杰出的军事统帅和谋略家”， “ 为蜀汉政权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丰功伟绩 ” ，这样的形象定位是十分准确的。 电视剧以诸葛亮的 “ 隆中对 ” 作为结构全剧的总纲，全面展示其超群的智慧。 除此之外，剧作还着重从 “ 高瞻远瞩，雄才大略，富于进取，重信守义 ” 等几个方面对诸葛亮进行多侧面刻画，在观众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果说原著中诸葛亮的性格尚显单一的话，那么在电视剧中其性格则趋于丰富和立体化。
在电视剧《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除了是智慧的化身和忠贞的代名词，他还是一个悲剧英雄。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悲剧冲突实质总是社会冲突，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满足之间的冲突。 但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却有人与外在环境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人物内在性格的冲突等等。“斗争越是艰苦，他的道德追求和崇高也就越是表现得透彻，强烈。”诸葛亮身上那种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使他的悲剧充满了崇高感。 具有“心灵的伟大”的诸葛亮之死是悲剧的关键之所在。 当诸葛亮弥留之际，画面上闪过金戈铁马的战斗场景，克复中原的大旗和隐喻蜀后主不理朝政的空旷的大殿。 悲剧英雄在被病魔折磨，心力交瘁的情况下，仍然保持自己克复中原，兴复汉室的人生理想，向我们展示了人的价值。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三国演义》在人物心灵，命运上的开掘是很深的。
剧中的刘备是“明君”代表，他的言行与曹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性格中的主导特征是“仁义”，剧作通过许多生动的情节展现了刘备的“仁义”。他作安喜县尉时，与民秋毫无犯。屯兵新野，老百姓称赞他：“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当阳战败撤退时，情势万分危急，但决不弃民先行。到了西川，他的军队秋毫无犯，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 原著中关于刘备“仁义”的描写还显得抽象，电视剧则通过生动的画面，比如当阳战败以后， 刘备率君民败退， 电视剧利用自身优势，极力表现兵荒马乱的景象，危难之中，刘备不听劝阻，绝不弃民先行，剧搜趣网中饰演刘备的演员表现刘备不忍心独自逃命时，演得情真意切，在观众面前展现出一个具体可感的好皇帝形象。
除了曹操，诸葛亮，刘备等人物塑造非常成功以外， 《三国演义》对张飞，关羽，吕布，鲁肃等人物的刻划也有一定的特点，此处就不一一赘述了。
写战争
小说写了许多次的战争，大大小小共有40多场。电视剧几乎一场不落地把小说中的战争场面移植到剧作中来。而且对于每次战争场面，电视剧拍得都不雷同，显然编导充分注意到了不同战争的特色，有意识地把每一次战争都拍得波澜起伏，曲折复杂，变化多端。要而言之，《三国演义》拍战争，我觉得有以下几个特点：
⑴不局限于具体战斗场面，以斗智为主，定位为谋略剧。 比如《赤壁之战》，真正的战斗场面很少，观众印象最深的只有那场大火。 但是对于整个战略决策过程却不厌其烦，拍得跌宕起伏，色彩斑斓。 曹操兵临城下，诸葛亮临危受命，奔走江东结盟孙权，孙权集团内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诸葛亮不辱使命，智激周瑜，孙权，促成孙刘联盟最终形成，电视剧用了很多篇幅铺陈这些内容，意在将斗智与斗勇结合起来，充分展示谋略家诸葛亮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风采。
⑵在战争这种特殊的环境中展示人物的心理，利用战争气氛来烘托渲染人物性格。官渡之战是为了突出曹操的雄才大略，能不拘一格用人才的胸怀，反衬出袁绍 “ 能聚人而不能用 ” 的特点。
⑶全景式地展现战争。 《三国演义》是迄今为止描写战争次数最多，规模最大，场面最壮观，形式最完备的电视连续剧，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战争剧中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它写战役，也写战斗； 写陆战，水战， 也写车战，马战； 写战争，更写政治与外交……怎样通过电视剧写战争，《三国演义》提供了完备的参考。
⑷实施战斗的人的举止基本真实，打斗场面很少用升格，降格等特技，武器，战舰，城墙等等相对真实，从而营造出环境，空间的真实性，使观众有切身的历史环境感。 人物是战争的主体，战争则是人物性格最好的展示场所，《三国演义》十分精确的把握住二者的关系，在人物塑造和战争刻画上都有新的收获。
任何艺术都不是完美的，电视剧《三国演搜趣网义》也存在一些失误与不足。由于受原著的约束，在风格上过分强调“写实”，使得剧作对原著空灵，浪漫的传奇风格表现不是最充分，比如三英战吕布，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等，就好像不如原著传神。 当然这对导演和演员也是勉为其难的，毕竟现代人不善马术，生活状态和那时早已大相径庭了。没有克服原著人物性格缺少发展的艺术缺陷，对人物主导性格特征的形成原因和过程揭示不够，关羽之“义”，刘备之“德”，孔明之“智”仍像是与生俱来的品质。 忠实有余，创新不足。 当然这对导演来说也是一个两难的出境，毕竟三国人物形象深入人心，过度的想象力和导演的主观色彩可能会引起观众的不理解。
然而，瑕不掩瑜， 电视剧《三国演义》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是巨大的。它为名著改编和历史剧的摄制积累了难能可贵的经验。 作为中国当代电视剧史上的 “ 这一部 ” ， 它是不可替代的。 在精品不多的电视剧这一新型艺术样式中， 它是为数不多的一座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