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帝王将相宁有种乎？"——陈胜。（语见《史记》。）
这句话虽然有时候也是革命性的，但更多的时候却是破坏性的。因此，这句话也就成为后来中国历史上一切社会暴力的发动机。它是爆炸中国社会纵向基础的炸药，一次次破坏了中国社会整体结构的稳定。
在同一个时代，有三个人说过类似的话。项羽说的"彼可取而代之"，体现了一个贵族子弟的自信。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此耳"，体现了一个小官僚对豪华奢侈的向往。陈胜说："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体现了一个生活在低层的农民的悲愤。
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刘备、关羽、张飞。
虽然这句话不见于史书，但历史就是这么传说的。所以也就几乎成为历史了。
这句话虽然很朴素，很平凡，但却是最真实的反应了横向贯穿中国社会的"义"的哲学。这句话不仅仅可以用来说明友谊，也经常可以被用来描述爱情。虽然也经常成为帮派或者黑社会的信仰，但更多的时候还是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和友谊。包含在这句话里的"义气"哲学，就是中国历史上人与人之间维系横向关系的纽带。
排列在前两位的这二句话，搜趣网一纵一横地刻画了中国社会的特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李世民。
这句话讲述了一个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辩正法。"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因果关系，也就是中国历史变换的契机。中国历史之所以能够稳定的原因，就在于人民大众能够和谐地"载舟"；而中国历史之所以动荡的原因，则因为人民大众风起云涌的"覆舟"。
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的朝代更迭，都是对这句话的再次注解。
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
这句话见于诸葛亮的《后出师表》。虽然《后出师表》有可能是后人伪托的，但这句话却真实地写照了诸葛亮的一生。也因此而成为中国文人官僚的精神追求。这句话是"只求过程，不计结果"的这种心态的自然流露，"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就是对这句话的自嘲。
五CVgHQN："如果不能流芳百世，宁可遗臭万年。"——桓温。
这句话浓缩了中国历史上的所有丑恶，也是中国官场文化最卑鄙行为的能源。它成为了滋生社会邪恶的恒温土壤。不管是任何方式的对这句话的赞同，都应该成为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上的理由。这句话的原文是："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载耶？"最初说出这句话的人虽然是晋朝的一个将军，但后来却被读书人广泛引用。
第四第五这二句话，都是后来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流传相当广泛的名言，这二句话分别从两个终端描述了中国古代活跃在上层领域的精英们的思想追求。诸葛亮是历史上著名的首相，以贤著称，而恒温是一个手握实权的将军，颇有功名。说这二句话的人虽然文武不同，但它们却刚好代表了古代的精英分子的不同追求，要么是"鞠躬尽瘁"，要么是"遗臭万年"。不过虽然是"遗臭万年"，有人的却自以为"纵做鬼，也幸福。"
六："精忠报国。"——岳飞。
其实这句话和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个意思啦。但因为这句话是武将说的，所以听上去更直爽一些。文臣的"鞠躬尽瘁"，武将的"精忠报国"，支撑了中国历史的沉重脊梁。
七："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霍去病。
这句话虽然说的是个人行为，但听上去比"精忠报国"大丈夫气概还要更浓一些。所以也显得更豪迈。说自己而不说国家大事，却只让人见其英气勃勃。但由于说得比较委婉一些，所以不如岳飞的"精忠报国"为大众熟知。
八："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曹操。（语见《三国演义》。）
这句话是曹操成功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自私自利的人的真实心态。曹操虽然是个十分有才能的人，却也是一个性格十分恶劣的人。所以历朝历代为曹操翻案的人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虽然富有才能，但人格却很卑鄙。他们希望通过为曹操正名的机会，为自己的种种丑恶行为辩护。曹操也就因此而成为中国上自私自利者的教主。
九："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
和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同，和岳飞的"精忠报国"也不同；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是一种为名誉而个人奋斗的意识流露。这句话和前面的那一句"如果不能流芳百世，宁可遗臭万年"是二个极端。"如果不能流芳百世，宁可遗臭万年"是对历史的反动；"人生自古谁无死，流取丹心照汗青"则是对历史的正动。

摘要 形容将军英勇文臣多谋的句子

上①问侍臣：“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曰：“草昧②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徵对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上曰：“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征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玄龄等拜曰：“陛下及此言③，四海之福也。” ①上：指唐太宗。②草昧；此指开创国家。③及此言：说到这个道理。
“贞观年间，唐太宗经常与大臣们讨论创业与守成的难易问题。一天，他问房玄龄、魏征等人：‘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回答说：‘天下大乱时，群雄四起， 攻城略地，战争激烈，创业的艰难是显而易见的。’魏征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说：‘君主 打天下，是在混乱中歼灭敌人，能够得到百姓的拥护，因此创业并不太难；得到天下后， 容易骄傲自满、享乐腐化，国家的衰败由此开始。所以，自古以来的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 ，而失之于安逸。’太宗说：‘玄龄与朕共定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深知创业之难。魏 征与朕共定天下，深知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疏忽，故知守业之难。但创业的艰难时期已 过，眼下守业的困难，正是诸公必须谨慎对待的！’”

虽然麟德元年上官仪被诛后，武则天开始“垂帘听政”，上元元年更是与唐高宗并称为“二圣”。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为何手握大权独断专行的武则天却没在唐高宗活着的时候任命过任何一位宰相或大将？为何武则天的建言十二事只是被唐高宗“略施行之”？为何武则天要等到唐高宗驾崩后才敢将于自己有恩的李义府袁公瑜等人追封？唐高宗对武则天真的是“言听计从”吗？
事实上想要知道唐高宗对武则天究竟有多“言听计从”，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看武则天究竟都让唐高宗做了什么。
首当其冲便是废后未遂一事。
但凡是对这段历史稍有了解的人就会知道，这场废后风波的导火索便是麟德元年宦官王伏胜的告密，称武则天大行厌胜之事，然后宰相上官仪借机向高宗提出了废后一事。然而细心一点的人就能发现，掀起这场风波的上官仪和王伏胜有着一段相同的履历：此二人皆曾是高宗长子、废太子李忠的幕僚。李忠封陈王的时候，上官仪任陈王府咨议，王伏胜为陈王府内侍。
而纵观历朝历代的宫廷事件便能知道——一旦皇后被废，那么她所出的太子的地位也就随之不保。所以武后若是被废，那么她亲生的太子李弘以及其余三子将会面临何种境况已是不言而喻。上官仪身为宰相，又岂会不知此理？然而在这紧要关头，上官仪不仅不力劝高宗以保太子，反而如此积极主动地提议废后；而王伏胜告发皇后，其用意又是何在？这种种举动不得不令人疑窦丛生，所以紧接着许敬宗向高宗举报说上官仪、王伏胜暗中勾结废太子李忠图谋不轨，也是情理中的事了。
唐高宗的废后未遂一事看似是以武则天的大获全胜为告终——因为上官仪被诛，武则天也赢得了“垂帘听政”的机会，甚至与高宗并称为了“二圣”。然而这“二圣”的称呼并非前无古人之举，隋朝的独孤后就因为经常与隋文帝谈论政事，“往往意合，宫中称为二圣”。且再仔细看一看随后上任的宰相名单，就可以知道武则天的这场“胜利”以及所谓的大权在握，不过是笑话一则。
乾封元年刘仁轨拜相，紧接着戴至德、张文瓘、郝处俊等人相继拜相，上元中来恒、薛元超、李义琰也拜相了。这几位宰相除了戴至德、张文瓘与武后并无甚恩怨情仇外，其余几位可都是与武则天结过不小的梁子的。
比如刘仁轨，高宗一朝的重要人物，入则为相出则为将，既是唐高宗的肱骨大臣也同样是军事方面的代表人物，只可惜与武则天的爱将之一李义府是死对头。
比如郝处俊与李义琰，这二人在唐高宗因为风疾想要逊位于武后的时候是一唱一和，三言两语便让高宗打消了这个念头。
处俊对曰：“尝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违反此道，臣恐上则谪见于天，下则取怪于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传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二圣之天下，非陛下之CVgHQN天下也。陛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伏乞特垂详纳。”中书侍郎李义琰进曰：“处俊所引经旨，足可依凭，惟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帝曰：“是。”遂止。（《旧唐书列传第三十四》）
又比如来恒，其弟便是著名的反武派前宰相来济；再比如薛元超，其父薛收乃是唐太宗的十八学士之一，姑姑薛婕妤则是唐高祖嫔妃。薛婕妤因为“妙通经史，兼善文才”，高宗年幼的时候曾“从其受学”，对其“礼敬甚重”。薛元超本人尚和静县主，一家人可谓是与李唐皇族关系密切非常。
更不用说军事上的诸位大将了。刘仁轨自是不用再提，裴行俭也是著名的反武派人士之一，还有王方翼，人家可是被武后取而代之的王皇后的族兄，薛仁贵更是唐高宗一手提拔上来的，还有程务挺、李孝逸等等这些尽与武则天不是一条心的。而武则天的另两位爱将袁公瑜与崔义玄，倒是在军事上还算有点本事，只可惜是被唐高宗流放的流放，贬的贬。
即便是武则天后来绞尽脑汁上书的建言十二事，唐高宗的反应也不过是“皆下诏略施行之”www.souquanme.com——好不容易搞出来的政令不仅要通过唐高宗的同意才能施行，而且还只是“略施行之”，可见武则天的意见对于唐高宗来说根本就是无足轻重。
事实上，与臆想中的唐高宗对武则天言听计从的场景截然相反，史书中处处可见的是武则天在一心讨好着唐高宗，小心揣摩着唐高宗的心思。
知道唐高宗一心想将母亲长孙皇后的亲蚕礼发扬光大，所以与王皇后从不举行亲蚕礼截然不同，武则天的亲蚕次数堪称是有唐一代之最。知道高宗提倡节俭，所以武则天主动将皇后裙子上的十三个褶子改成了七个。知道高宗不会任外戚坐大，所以武则天身为昭仪的时候就特意写过一篇《内训》，当了皇后之后更是制出一部《外戚诫》，还“以身作则”，并“以身作则”，唐高宗活着的时候，武家人在朝堂上不见踪影，直到唐高宗驾崩，武则天这才有机会将武家的人一个个全部安插在朝廷的要职上。
我们甚至还可以在高宗一朝的重臣花名册中扒拉一下，瞅瞅朝中究竟有哪位宰相是武则天钦点的，又或者有哪位大将是武则天任命的，借机欣赏一下唐高宗对武则天究竟是怎样一种“言听计从”的法子，顺便再观摩一下武则天又是如何生杀予夺大权在握的。
只是可惜的很，翻遍史书看到的却是当年力挺武则天登上后位的那些人，除了许敬宗外没一个落着了好下场，倒是那些屡屡被武则天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备受唐高宗的青睐。
例如，武则天当年恨王皇后与萧淑妃恨得非得将这二人一一弄死才算完，死后对其子女家族的种种羞辱更是不用多提，唯独拿王皇后的族兄王方翼没有办法。是武则天宽宏大量吗？史书中可是明载了她对王方翼“欲因罪除之，未得也”的经过。然而，当王方翼在高宗一朝青云直上官运亨通的时候，“生杀予夺”的武则天除了眼睁睁地看着，还能做什么？
又如，长孙无忌对武则天立后一事多有阻挠，武则天对此也暗恨在心。虽然长孙无忌最后失势了，然而事隔不到四年的时间，长孙无忌的嫡孙长孙延便回京做了一名正五品上的官员。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武则天称“天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唐高宗便下诏追复了长孙无忌的官爵，将之陪葬昭陵，又命其曾孙长孙翼袭爵赵国公。而此时“把持朝政”的武则天又在哪呢？
再如，扶持武则天登上后位有功的李义府、袁公瑜、崔义玄等人被唐高宗流放的流放，贬的贬的时候，“大权在握”的武则天又做了些什么呢？为何只能等到唐高宗驾崩后，才想起来这些人“在永徽中有翊赞之功”，这才大肆追封一番？
想来武则天若是真的对唐高宗有那么大影响力的话，真的是生杀予夺大权在握的话，那么想必处理掉王方翼、长孙延这些人绝对不在话下，而将李义府、袁公瑜等人好好提拔提拔更是举手之劳。然而纵观史书，唐高宗发话的时候偏偏看不到武则天的身影，唯有等到高宗不在了，武则天才敢出面收拾这些曾经恨之入骨之人，追封当初于自己有恩之人。
至于唐高宗活着的时候，武则天究竟能对军国大政了解多少，又有多少置喙的权利，实际上通过她当政后的种种政策便能略知一二了。
唐高宗驾崩后，武则天为了独揽大权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泰半精力都放在了铲除异己上，致力于平息徐敬业、琅琊王李冲等人的内乱。而面对边境上的突厥叛乱，武则天则奉行了消极放任的应对之策，除非突厥南犯到极有可能威胁自己统治地位的时候，武则天才会派将抵御。
如果只是清除异己也就罢了，只可惜偏偏武则天自己又没有那份军事才华，只知道将搜趣网高宗留下来的那些高级军事将领，程务挺、王方翼、黑齿常之、李孝逸、张虔勖、泉献诚等人杀光，流放光，却不知道怎么才能打胜仗。而武则天亲自任命的那些将领，也都是些无军事指挥才能的平庸之辈，或是不懂兵事的诸武子弟，如武重规、武攸宜、武三思、武懿宗等；或是其嬖臣，如薛怀义等；或是被认为可靠的文臣，如魏元忠、狄仁杰、韦待价等；即便是真正的武职将官，也是临阵怯懦者如淳于处平。
再加上缺乏长远有效的战略构想和军事部署，这便导致了武周时代动辄可见上十万的军队，在一群庸将的指挥下沦为无数炮灰。武则天也因此一度企图以物资、金帛、和亲换取苟安，然而由于并未认清突厥的真正意图，武则天派自己的侄子淮阳王武延秀前往突厥迎亲时，反被默啜借口武延秀并非李唐皇族子弟而拒婚——好不容易推出的一个和亲政策，居然被羞辱不说，最后还能沦为突厥出兵的借口。武则天的“军事才能”，简直就是惨不忍睹。
所以武周时期的版图硬生生是比唐太宗唐高宗时期缩水了近五分之一，而武周时期的边境也堪称是安史之乱前最烂。可见唐高宗在世的时候，武则天根本就不曾接触到真正核心的军国大事——不然在长年累月的耳濡目染下，武则天的军事水平又怎会如此的不堪入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