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日期：1955年2月17日，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1980年代中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莫言在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代表作品：《传奇莫言》《檀香刑》《生死疲劳》《丰乳肥臀》《红高粱家族》《四十一炮》《酒国》《蛙》。2012年10月11日，莫言因其“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旨在论述莫言小说写作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性爱描写所体现的（从浪漫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不同面向以及独特的修辞手段，也探讨了性爱描写在不同时期的发展。除了突出性爱的野性或原始生命力之外，莫言也将性爱和身体描写与文化探索和社会批判结合在一起，甚至表现为社会生活的荒谬换喻。

中国的纯文学作品，关于性描述着笔最多的现象当数上世纪九十年代了，从陈忠实到莫言，贾平凹，一个赛着一个，到王小波身上，完全活脱脱的性解放，他们的作品一亮相，着实让萎靡的现代文学雄壮了那么一瞬间，性，这个曾经让国人羞提的话题，在文学上一下子骄傲地抬了回头。
抛开地下通俗纯色情小说不说，自《金瓶梅》后，妥妥的文化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违者简直是稀有动物，他们几位的表现还真是勇敢，而且幸运过关，在骂声与赞扬声中奠定了文坛地位，很是上那些同仁羡慕了一阵。
说实话，读过《白鹿原》、《丰乳肥臀》、《废都》、《黄金时代》的读者都明白，除了王小波的特立独行外其他几部著作就算没有性的描写，也不影响作品的完整，这也是他们被人诟病的地方，王小波是个另类，更多的是个人精神的诠释，好似一种另类的写实，不那样写，他不好表达他对明里道貌昂然而暗里天天进行的虚伪行为的鄙视，他的文字以小见大，和大框架史诗笔法不同。
我们读者对文学作品的解读总是超出作者意识，这已经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尤其是当出现不朽之作，他们会显现出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得出惊世骇俗的结论，和沽名钓誉无啥区别搜趣网。举例《红搜趣网楼梦》，简直成了一帮文人的金饭碗，那帮人用着各种意淫去挣着观众的银子，最后大伙猛然醒悟，怎么不见其个人的独立之物，全在蚂蚁搬巢，于是神坛轰然坍塌，但人家达到了目的，生活很享受。所以做读者，还是要培养智慧，不要将垃圾当宝贝还执迷不悟。
对于文学中那些不痛不养的可有可无的性描写，可以说是有着创作者意图的。大家要留意一点，性描写的文学作品为什么集中在八九十年代，这是和时代节点有着很大关系的。这一时期，经过改革开放，新中国终于走完一个压抑桎梏的发展期，迎来了一个百花齐放，万流奔腾的新阶段，呼吸着空前新鲜的空气，文化和经济都来了一个空前发展，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碰撞和相融，也空前的激烈，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言论不再有政治包袱，文坛终于有了一个积压已久的爆发，留给了我们诸多名作，这一时期，也开始了文学作品有性描写的一个拐点。
解放永远是从思想开始，有了适宜的环境，终于爆发了贾平凹陈忠实莫言他们的作品，大胆突兀而又充满现实主义批叛精神，让人爱不释手又脸红心跳。他们的作品和彼时蜂拥而入的少儿不宜的香港情色片一样充满了无尽的诱惑力，让国人惊讶，臭骂而又欲罢不能。打脸啊，他们的同行我估计当有不少人在骂了后都会去捧读他们的作品，和我们一样有着欲罢不能的心理。
现在的年轻人由于年龄和时代关系，对于这些作品的冲击力不会有任何感受，但对于我们这些当时连女生手都不能碰的青涩少年，其冲击力和那些港片一样无法形容。于是我始终觉得这些作品对性的描写，是有着刻意的运用的，他们就是这样，一方面作对传统的冲击，一方面借这时代的交替之际撩拨人们内心不愿言说的那点欲望。说实话，很多时候我们也喜欢红楼“云雨式的无尽空间”，但也龌龊的憧憬这种浅白的粗暴，很是矛盾。
很显然，我们都看得出这些性描写的穿插对行文无关要紧，更不说创作者自己了。但就是这点东西，毫无疑问在当时来说对市场却是一个不用搜趣网花钱的优秀宣传，这一场有心的插柳活动，不知是这些作家的未卜先知还是疏死一搏，终归是一路下来，绿柳成荫，志得意满。之所以这样说，没有归集到简单的搏眼球炒作上去，是因为这行为对他们毕竟也是炸弹，弄不好就粉身碎骨了，但也可以理解为有点搏的成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古能人都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废话这么多，我还是觉得认同搏的意思。
有点遗憾的是，此后，似乎关于那点事的描述，含蓄的“云雨”开始淡出了我们的世界，云雨就只是云和雨了，关于那点事，世界便变成了时下直白的“做”和“爱”。

皎洁的满月高高地悬在中天，宛若一位一丝不挂的美人。三更的梆锣刚刚敲过，县城一片静寂。夏夜的清风，携带着草木虫鱼的气息，如缀满珠花的无边无际的轻纱，铺天盖地而来。赤裸裸的月光，照耀着在自家院子里漫游的孙眉娘。她也是一丝不挂，与月亮上下辉映。月光如水，她就是一条银色的大鱼。这是一朵盛开的鲜花，一颗熟透了的果子，一个青春健美的身体。她从头到脚，除了脚大，别的无可挑剔。她皮肤光滑，惟一的一个疤，藏在脑后茂密的头发里。
孙眉娘上穿着红夹袄，下穿着绿裤子，裤子外边套着一条曳地的绿裙，于是一棵盛开的鸡冠花来到了大街上。阳光灿烂艳阳天，温柔的南风，送来了即将黄熟的小麦的清新气息。南风撩人，老春天气，正是女人多情的季节。她心急如火，恨不得一步迈进县衙，但长裙拖地，使她无法快步行走。心急只嫌脚步慢，心急只觉大街长。她索性将裙子提起来，撩开大脚，超越了一拨拨挪动着小脚、摇摇摆摆行走的女人们。
... ... ... ...
她不理睬女人们的问讯，从戴家巷子直插县衙的侧门。半树梨花从戴家半顷的院墙内泛滥出来。淡淡的甜香，嗡嗡的蜜蜂，呢喃的燕语。她伸手折下一小枝梨花，摸索着插在鬓边。
就在余看到了站在高高的望乡台上的夫人凄楚的面孔时，赵甲的手指突然松开了，他的嘴巴也停止了啃咬。余屈起膝盖将他的身体顶翻，艰难地爬起来。余看到赵甲侧歪在地，背上插着一把匕首，他的瘦巴巴的小脸，在可怜地抽搐着。余看到孙眉娘木呆呆地站在赵甲的身体旁，惨白的脸上肌肉扭曲，五官挪位，已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月光似水，月光如银；月光是冰，月光是霜。（超喜欢这个排比！）余再也看不到这样的月光了。余顺着烂漫（老师一定会批上：“此处用语不当！”）的月光看过去，似乎看到了，刘家的贤侄，为了他的父亲，为了六君子，为了大清朝，突然出现在袁世凯的面前，像余的舍弟一样，拔出了两只闪闪发光的金枪……
余头昏脑涨地站起来，对着她伸出了手：眉娘……我的亲人……
她却嗥叫一声，转身往台下跑去。她的身体看起来如同一团败絮，轻飘飘地失去了重量。余还用得着去追赶她吗？不用了，余的事情马上就要结束了，在另外的世界里，我们迟早会团聚。余从赵甲背上拔出了匕首，用衣服把上边的血擦干。余走到孙丙的眼前，借着灯火和月光——灯火昏黄，月光明亮——看清了孙丙神色平静的脸庞。
孙丙啊，余做过许多对不起你的事，但你的胡须，的确不是余薅的。余诚恳地说着，顺手就将匕首刺入了他的胸膛。他的眼睛里突然迸发出了灿烂的火花，把他的脸辉映得格外明亮——比月光还要明亮。余看到血从他的嘴里涌出来，与鲜血同时涌出的还有一句短促的话："戏……演完了……"（此为小说结局部分，高潮之高潮，却是一片寂静无声......）

　莫言小说的艺术概貌
　　——以《红高粱》《檀香刑》为例
　　莫言的故乡在山东高密县，他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多年。自从小说《白狗秋千架》中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这个概念后，他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创作了一系列的小说，其中以中篇小说《红高粱》和长篇小说《檀香刑》影响最大，思想和艺术成就也最高。这两部小说，从对过去时态的回溯中，窥探、展现和审视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世界。小说中的人物，亦正亦邪，亦官亦匪，亦高尚亦粗俗，爱憎分明，敢做敢为，充分表现出了民间人物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陈思和形容莫言笔下的民间“藏污纳垢”。在艺术上，莫言以诡谲多变的风格和冷漠、粗犷、精致而不乏华丽的描述给人以耳一新的陌生与惊奇之感，给人以悲剧的震撼之美。
　　民间表述的新境界
　　民间是一个意蕴丰富而复杂的概念，在本文中，民间主要是指乡土民间。20世纪中国作家的民间表述，大致经历过这样一个发展过程：鲁迅20世纪初叶的批判、启蒙搜趣网与反思，沈从文等京派文人的歌颂与回归，萧红等东北作家的感伤与关怀，赵树理在20世纪中叶对民间大众化的描述与展现，新时期作家对民间的审视、解读和批判性主题的重构，其中，莫言在开辟民间表述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与探索。
　　莫言在与大江健三郎的一篇名为《寻找“红高粱”的故乡》的对话中声称：“我想我的‘高密东北乡’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应该是一个文学的概念，而不是地理的概念。”莫言的小说构筑了一个充满生命活力与野性的乡土世界——高密东北乡，对民间进行审美表达和批判，借此探究生命本质和本原意义。继鲁迅之后，沈从文无疑是民间表述的大家。他笔下的充满人性美与人情美的“湘西世界”，包含有对人的生活形态中有别于现代文明的那种健全、和谐境界的诗意发展。“湘西世界”是民间表述中的诗与画，带有“牧歌”情调的湘西世界，与“五四”以来形成的表现压迫和不平，或者批判愚昧和落后，挖掘民族精神创伤的乡土文学传统是截然不同的。它用“梦”与“真”构成的文学图景，与现实生活相对照，从对比中引导人们去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这是沈从文对新文学独特的贡献。
　　笔者认为，沈从文与莫言分别借助于“湘西世界”和“高密东北乡”这两个地理/文化的概念，对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生命和精神重新进行审视、认识和重构。在宗旨上，他们有共同的一面；在艺术表达上，他们有很大的不同乃至有截然相反的一面。在题材的选择上，沈从文不愿写“一摊血一把眼泪”之类的故事，而喜欢用微笑表现痛苦与忧伤，淡化情节，风格清新淡远。莫言的《红高粱》与《檀香刑》则充满暴力和血腥，写的是震撼人心的悲剧，风格张扬、浓烈，语言夸饰，富于想象。
　　沈从文与莫言的艺术风格可以用一组词语来概括：牧歌/猫腔。
　　“猫腔”是《檀香刑》中写到的高密东北乡的一种极具特色的地方小戏，唱腔诡谲，亦庄亦谐，悲喜交织，慷慨陈词，包含了来自民间的原始活力与激情。
　　莫言的小说充分表现出了对传统审美方式、表现模式和悲剧美学原则的颠覆，大量运用反讽、黑色幽默等技巧，给人以新奇和丰富的审美意蕴。《红高粱》中的余占鳌与《檀香刑》中的孙丙，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抗日英雄”和“抗德英雄”，如余占鳌的土匪习气，他“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再如孙丙，他最初的抗德动机是德国人修铁路会破坏风水，他在组建农民军时自称是岳飞转世，并分封诸将，作战时口念咒语，装神弄鬼。莫言有意偏离了传统的正面典型人物的塑造方法和审美原则，而是让他们停留在真正的农民心态上，充满了生活原色，使之呈现出一个似乎是未经雕琢的人物原型。
　　《红高粱》和《檀香刑》写的都是悲剧，但又不同于传统的悲剧美学原则，不是为了激起人们的“悲悯”与“崇高”之感，而是借助于反讽和黑色幽默等技巧，将读者引入新鲜廓大的悲剧审美空间。“黑色幽默”是风行于60年代美国的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是一种用喜剧的形式表现悲剧内容的文学方法，“反英雄”式的人物，“反小说”式的结构，被西方评论家称为“绞刑架下的幽默”。借用“绞刑架下的幽默”这个名词来概括莫言这两部小说的幽默特征是比较合适的。如孙丙身陷囚车被施刑前面对众乡亲高唱猫腔：
　　前呼后拥威风浩～～俺穿一件蟒龙袍，载一顶小金花帽～～俺可也摇摇摆摆，玉带围腰～～且看那猪狗群小，有谁敢来踹俺孙爷的根脚～～
　　这多少类似于阿Q被杀头时想唱“手执钢鞭将你打”。但是，在莫言的民间叙述里，说孙丙愚昧可笑也好，慷慨赴死也罢，都包含了更加复杂的内涵，因为，莫言的民间叙述本身就是多元化的。
　　再如县官钱丁担心施刑时失误，命赵甲父子当前袁世凯和德军司令克罗德的面，先在一头黑猪身上演示檀香刑。孙丙的女儿眉娘目睹此景，想象他爹受刑的一段猫腔：
　　锣鼓敲着急急风，猫胡拉着离格冬。黑猪腚上插着檀木橛子团团转，俺公爹和小甲追猪追成了小旋风。山东巡抚袁世凯，被黑猪咬断了一条腿，鲜血淌在了地流平。德军司令克罗德，被黑猪啃去了一半腚，趴在地上乱哼哼。这真是大快人心事，除了两个大灾星。忽然间，霹雷一声天地变，袁世凯的腿好好的，克罗德的腚全全的，他们在椅子上坐得端端的，戏台的当中，那黑猪摇身一大变，变成了俺爹老孙丙，趴在地上受桩刑……
　　把很严肃的处刑在黑猪身上演示，这本身就已经很可笑了。加上眉娘的这一段唱词，有实，有虚，有悲，有恨，令人哭笑不得，达到了“含泪的讽刺”的效果。
　　反讽和调侃也是莫言最常用的手法之一，写到最惨烈处，往往笔峰一转，把读者带入一个貌似“尴尬”的境地，给人一个更广阔的想象世界和更复杂的感觉空间。如写赵甲凌迟犯人：“他将手腕一抖，小刀子银光闪烁，那片扎在刀尖上的肉，便如一粒弹丸，嗖地飞起，飞到很高处，然后下落，如一粒沉重的鸟屎，啪卿一声，落在一个黑脸士兵的头上。那个士兵怪叫一声，脑袋上仿佛落上了一块砖头，身体摇晃不止。”再如《红高粱》中写孙五剥罗汉大爷的人皮时的描写，“一股焦黄的尿水从两腿间一蹿一蹿地龇出来”、“父亲看到大爷的耳朵苍白美丽，瓷盘的响声更加强烈”。总之，莫言笔下的悲剧打破了统悲剧审美观念，开辟了民间表述的新境界，推动了民间表述的演进与发展。
　　独特的叙事风格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在这方面，莫言是积极的探索者。他的小说受到福克纳的意识流和马尔克斯叙事模式的影响。在《檀香刑》的后记中，莫言说：“《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可惜我撤退得还不够到位。”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莫言力求从早年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中走出来，发挥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特长，从而形成自己的叙事特色。《檀香刑》在叙事中融入了民间说唱艺术，使西方现代文学技巧与我国民间文学技法得到了有机融合，在民族化的道路上向前迈入了一大步。
　　莫言的叙事特别注重感觉，以立体的感觉的方式展开体验和表述，构成整体的时空体验。《红高粱》和《檀香刑》基本上都是以“我”的主观视角去展开叙述。《红高粱》叙述“我”爷爷余占鳌伏击日寇以及和“我”奶奶的爱情纠葛。《檀香刑》由凤头部、猪肚部和豹尾部三部分构成，凤头部以眉娘浪语、赵甲狂言、小甲傻语、钱丁恨声等叙述者自述的方式展开情节，豹尾部也是以道白、诉说、放歌、绝唱等形式展开叙述，中间的猪肚部看似用客观的全知视角写成，其实也是在用口述或独白的方式倾诉一段传奇。这种以“我”的主观视角的方式展开叙事，便于展开叙述和描写，打通时空，自由而随意地抒写体验，形成一种倾诉的效果。在具体的叙述中，作者或有意强化作品中人物的感觉，让作品中的人与物在自己的感觉中存在与行动；或刻意营造一种释放感觉的特殊氛围。莫言还将光、色、形、声、味、触、味等感觉和想象结合起来，将时间与空间、现实与幻想有机地揉合在一起，精确地表达出人物的内心世界。比如《红高粱》中写“我”父亲在伏击的路上看见王文义脸上的血：
　　他的腮上，有一股深蓝色的东西在流动。父亲伸手摸去，触了一下粘腻发烫的液体。父亲闻到了跟墨水河淤泥差不多、但比墨水河淤泥要新鲜得多的腥气。它压倒了薄荷的幽香，压倒了高粱的甘苦，它唤醒了父亲那越来越迫近的记忆，一线穿珠般地把墨水河淤泥、把高粱下的黑土、把永远死不了的过去和永远留不住的现在连系在起，有时候，万物都会吐出人血的味道。
　　一种血的嗅觉便将父亲的多种感觉引发出来，将他生活中的墨水河、高粱、黑土等联系在一起，将现实与过去有机地融合，构成了一个整体的时空体验，准确地表达出了一个少年在去伏击的路上、在生与死这个过于沉重的考验即将到来前无比复杂的心理。
　　再如关于“我”奶奶死亡前的有些过于铺张的描述。在蓝天、白云、红高粱的辉映下，她看见“一群雪白的野鸽子，从高空中扑下来”，接着，借助于意识流手法，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从天上到地下，从过去到现在，来抒写这缤纷来临的一系列幻象，尤其是关于“红高粱”的幻象，“它们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缠绕着”，歌颂了它们顽强的生命力。空间和时间以及描写视角的不断转换，较为准确地写出了“我”奶奶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檀香刑》中，这种大段大段叙写感觉的文字已不常见，代之以更精练的感性描写，如写医生在察看受刑多日的孙丙的伤势时：“在他的细长的手指摇了木橛子的首尾时，便有花花绿绿的泡沫冒了出来，腐肉的气味令人窒息，苍蝇们更加兴奋，嗡嗡的声音震耳欲聋”。这种感性化的描写把酷刑之酷表达得触目惊心。
　　《红高粱》与《檀香刑》的发表时间间隔十多年，在叙事艺术上，后者比前者更加成熟和进步。首先，在叙事结构上，对故事和情节的展开，《檀香刑》避免了《红高粱》单声道的叙述，而是多声部的合奏，狗肉西施、县官、刽子手、戏班班主等各色人物分别以适合各自个性的浪语、恨声、狂言、恨声等形式展开叙事，客观上又构成一个整体。《檀香刑》极具民族特色的结构划分：凤头部、猪肚部、豹尾部，一、三部分采用的主观视角，中间部分采用的全知视角，形成了主观视角对全知视角的有机融合。在叙事风格和技巧上，由于是采用各种人物互为言说和多视角表达的方式，就形成了叙事视角的多样性和叙事内涵的丰富性，叙事在统一的风格的前提下更富于变化。另外，《檀香刑》将戏文语言与小说语言融合在一起，亦庄亦谐，丰富和强化了悲剧效果。
　　现代主义技巧的运用
　　《红高粱》和《檀香刑》在现实主义的精神下运用了大量的现代主义文学技巧，象征、隐喻、暗示、借代等手法的动用，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深化了作品的内涵。莫言自己也说过：“没有象征和寓意的小说是清汤寡水的。”
　　莫言的小说深受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影响，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与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塌法县和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一样，充满了象征和寓意。前文已叙述过，莫言自己说过，高密东北乡不应该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应是一个文学的概念。它是作家精神的故乡。莫言还说过：“所谓扩展‘高密东北乡’的疆域并不仅仅是地理和植被的丰富与增添，更重要的是思维空间的扩展。这也就是几年前我曾经提出的对故乡的超越，夸张一点，这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我心中大概明白它的意义，但很难用清晰的语言把它表述出来（《寻找‘红高粱’的故乡》）”。可见，作者在使用“高密东北乡”这个概念时，寄寓了一种意义和哲学命题，它包含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可以说，高密东北乡是我们苦难民族的一个缩影。单就一个“红高粱”，就有说不尽的寓意，它有多重含义，可以象征我们顽强的民族气节和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可以是指火热而野性的生命激情，还可以是爱情的象征等等。《红高粱》和《檀香刑》分别写到了抗日和抗德，殖民侵略给高密东北乡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国破了，家亡了，同胞们快起来，拿起刀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外敌信侵，家园沦丧，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四十来人“不知道打伏击是怎么一回事”的队伍去打日本人。作者在这里要表达的实际上是一种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檀香刑》中，统治者加入了进来，他们互相勾结，残酷地压榨人民。檀香刑是中国几千年暴力文化的集中代表和象征，作者为什么如此不厌其烦不无夸张地渲染一种酷刑？刑愈酷，则统治者和侵略者之愈酷，则老百姓的血泪之仇愈深，民族精神之愈钢烈也！
　　生活在东北高密乡这块黑土地的男男女女大多具有无拘无束的叛逆性格，他们热爱生活，热爱家乡，敢爱敢恨，同时亦保留着除暴安良、抗御外侮的坚搜趣网韧不的拔的伟大生命潜能。莫言笔下的女姓人物如《红高粱》中的“我奶奶”和《檀香刑》中的孙眉娘，都不是传统的贤妻良母”形象，她们敢于悖逆传统的道德约束，显示出了生命力的高扬。即使身处钱缝中的县官钱丁，在凶残的统治者和侵略者面前也醒悟过来，在最后时刻亲手杀死了孙丙，让德国人的通车庆典蒙上了阴影。同时，莫言也毫不避讳这些人物野蛮、丑陋与愚昧的一面。通过这些人物形象，作者对我们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进行了有力地审视、批判和表现。
　　莫言在《檀香刑》的后记中说，这本书写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火车的声音，另一种是猫腔的声音。火车的轰鸣象征着域外的现代文明，小说结尾火车的轰鸣声以绝对的优势淹没了曾盛极一时的猫腔的声音，暗指域外文明在近代中国封建社会中强行突进的强大势力，显示出历史前进的不可阻挡。值得一提的是猫腔这种地方小戏，它是民间文化的代表，是高密东北乡广大农民情感和精神的寄托，是民间抒情的存在方式。在猫腔声情并茂的唱腔里，寄托着广大人民对生活/生命的热情和理想。包含着民间的活力和原始的激情。在《檀香刑》中，众多人物如钱丁、孙丙、眉娘等都对猫腔表示出热爱之情。猫腔班主孙丙身受酷刑，高密东北乡最后一个猫腔戏班子在德国鬼子的枪口下全军覆没，猫腔的彻底的消失，暗示着民间文化象这块黑土地上人民的命运一样多灾多难，也暗示着在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压榨和摧残下，一切充满自由与活力的东西，包括文化乃至生命，都遭到了无情地扼杀。
　　总之，现代主义技巧的运用，丰富和深化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内涵，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
　　莫言的民间创作对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檀香刑》的后记中，莫言写道：“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宜的书。《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可惜我撤退得还不够到位。”莫言还声称自己的创作就是和当前那些脂粉气的伪“中产阶级”对抗。《檀香刑》以民间文学的借鉴是非常成功的。越是民族的东西，越是世界的，除《檀香刑》外，近几年重要的几部长篇小说如《白鹿原》、《尘埃落定》等的成功，都说明了“民间”在创作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无容置疑，新生代文学在个性创作以及对存在的表述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同时，它的不足也是明显的。新生代文学大多以当下的都市生活为背景，叙事态度是现在时的，努力用大众之眼表现出对物质主义与时尚的迎合，多属私语型和写实刑，充斥着大量的欲望符号，文学日益变为一种消费性需求。叙述的个人化与琐碎、审美意义和理性的不足与缺失、自我重复与模式化倾向、小资情调、颓废气息……当下的文学呈现出从未有过的轻浮疲软。针对当代文学尤其是新生代文学本质性东西的缺失，陈晓明指出：“我们给文学呼唤什么？就是呼唤文学的审美品质。”他进而指出，这种“审美品质”包括四个方面：对人物命运的关注，思想与情感的蕴含，开掘生活层面的力度和语言的表现力。呼唤文学的审美品质的回归，莫言《红高粱》和《檀香刑》在思想与艺术上诸方面的成功探索，对当代小说创作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