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代牢房的环境描写
监狱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狱是原始人驯养野兽的 （音景）槛或者岩穴，到氏族社会后，用来关押俘虏，驱使他们劳动。国家产生之后，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监狱也产生了。
最初没有“监狱”这个名字，夏朝叫“夏台”（现在河南禹县境内），是中央监狱的名称，一般叫“圜（音唤）土”。商朝监狱叫“□（音游）里”（现在河南汤阴县东北），还叫“圉”（音雨），是甲骨文中出现的一个字，意思就是“狱”。周朝时也叫“圜”或者“囹圄”（音零雨）。
周朝的监狱圜土中关押的犯人，要在监督下进行劳动，如果能改过自新的，重罪三年后释放，中罪两年后释放，轻罪一年释放。但是释放后三年内不能被当平民对待。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监狱的规模已经扩大了很多，此时的监狱名称也有了变化，叫做“圄”。到秦朝时搜趣网，因为法律严酷，犯罪的人增多，所以监狱也比以前增加许多，郡县基本上都有监狱。同时，为了适应需要，秦律的《囚律》中有了监狱管理方面的详细规定。
监狱从汉朝开始称为“狱”，汉朝的监狱更多更滥，除了中央监狱即廷尉狱外，还有各个官府自行设置的监狱。此时的监狱还有很多其他的名字，如内宫、居室、保宫和请室等。地方上的郡县也都有自己的监狱，当时全国共有两千多所监狱。南北朝时的监狱体制基本上继承了汉朝体制，但北朝除了监狱外，还挖地为狱，叫做地牢。
说起古代衙门里的监狱，人们可能会立即联想到“苏三起解”里的洪洞县监狱。这是现今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监狱之一。洪洞县监狱设在县衙大堂口右角，主要是便于随时提审犯人。监门内有一照壁，通道只有一面，为了防止囚犯逃跑。一入监门，就有接连拐四个直角、五道门的甬道，接着是一条约一米多宽的“胡同”。“胡同”的两边是两排低矮的监房，关押一般的杂犯；“胡同”的南尽头，往东拐直角弯是内监所在，专门关押死刑重犯。内监是四合院形，东西南三面是普通式监房，北面有两幢无窗窑洞式监房，这是关押死刑待解女犯的女监，相传名妓苏三就曾在此关押。从洪洞县监狱，可了解到古代监狱建造和设置的大概情况。
监狱，古人称为“囹圄”，顾名思义，是专门囚禁犯人的地方。作为衙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中央司法机关设立的监狱外，地方各级衙门，尤其是州（包括府、郡）县衙门也都设有监狱。
汉代的监狱名目、种类繁多。据《汉书刑法志》等记载，汉代全国共有二千余所监狱，仅京城长安就有监狱二十几种：有专门关搜趣网押高级官员和皇室成员的若卢狱、左右都司空狱、居室狱等；有关押女性囚犯的掖庭狱；以及囚禁官署吏卒的上林狱、都船狱、内官狱等。此外，京城有京兆狱，长安县有长安狱，都属于京城的地方监狱。汉代著名的酷吏尹赏任长安县令时，曾在监狱里修造了名为“虎穴”的地牢，挖地数丈深，四面砌墙，用大石板盖在出口。他曾命长安县里的乡吏及邻里检举地方的恶霸无赖，然后将这些人统统抓起来，以百人为一批，依次关进虎穴中，用大石板盖住。几日后再打开，只见里面的人都死在一起，先后死了数百人。
自东汉以后，在形式上，基本上改变了监狱名目种类繁多的状况，实行地方州县各置监狱，京城洛阳只设廷尉狱及洛阳狱二所。这种监狱体制也为后世所继承。隋唐以大理寺为中央司法机关，设大理狱；明清以刑部为中央司法机关，改设刑部监狱，同时对监狱的管理也作了明确规定。但事实上，监狱形式及管理混乱的状况却是普遍存在。例如，宋朝法律对监狱管理制度曾作了严格的规定，但各地方衙门却大多是我行我素。当时曾有“门留”和“寄收”的做法，这本是一种临时拘留的措施，但衙门官吏常常将那些无辜的证人及有关人员一概收禁，并借机向他们敲诈勒索，不满足这些官吏的要求便不予释放，以致于监狱里常常人满为患。还有一种名为“拘锁”的监禁措施，本来是一种短期监禁，但常常成为地方衙门任意残害犯人的手段。衙门官吏对那些被拘锁的人不给口粮，让他们活活饿死；或者擅自对犯人严刑拷打，将他们折磨至死。甚至有的地方豪强勾结衙门官吏，罗织罪名，拘锁无辜的平民，然后将他们弄死。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在所有类型的监狱名目中，后人最熟悉的，大概就是“班房”了。直到现在，人们还把“坐班房”作为进监狱的代称。其实，班房并不是监狱，它是衙门中三班衙役办事的地方。最初为了防止延误审判，州县衙门常将一些民事案件的当事人、轻罪犯人以及干连佐证等投进班房候审，并派差役看管，以便随传随到。一旦关进班房，落在衙役手里，便成了衙役们凌虐、敲诈的对象也用衙役们的话说，到了他们手里，就得揭他一层皮。
班房里面，不管是证人还是“犯人”，都闹哄哄挤在一块，睡觉拉屎都在一起。当然，班房也有“等级”，有钱的人花五十吊钱，可以进有床铺的大间；再花搜趣网三十吊去掉铁链；再花二十吊，可以地下打铺，要高铺又得三十吊。要吃鸦片也可以，开一回灯五吊钱，其余吃饭吃菜也都有价钱。反正只要有钱，要什么有什么；而没有钱的犯人，一旦进了班房，那就真如进了地狱一般，受尽虐待、折磨，暗无天日。
最初没有“监狱”这个名字，夏朝叫“夏台”（现在河南禹县境内），是中央监狱的名称，一般叫“圜（音唤）土”。商朝监狱叫“□（音游）里”（现在河南汤阴县东北），还叫“圉”（音雨），是甲骨文中出现的一个字，意思就是“狱”。周朝时也叫“圜”或者“囹圄”（音零雨）。
周朝的监狱圜土中关押的犯人，要在监督下进行劳动，如果能改过自新的，重罪三年后释放，中罪两年后释放，轻罪一年释放。但是释放后三年内不能被当平民对待。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监狱的规模已经扩大了很多，此时的监狱名称也有了变化，叫做“圄”。到秦朝时搜趣网，因为法律严酷，犯罪的人增多，所以监狱也比以前增加许多，郡县基本上都有监狱。同时，为了适应需要，秦律的《囚律》中有了监狱管理方面的详细规定。
监狱从汉朝开始称为“狱”，汉朝的监狱更多更滥，除了中央监狱即廷尉狱外，还有各个官府自行设置的监狱。此时的监狱还有很多其他的名字，如内宫、居室、保宫和请室等。地方上的郡县也都有自己的监狱，当时全国共有两千多所监狱。南北朝时的监狱体制基本上继承了汉朝体制，但北朝除了监狱外，还挖地为狱，叫做地牢。
说起古代衙门里的监狱，人们可能会立即联想到“苏三起解”里的洪洞县监狱。这是现今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监狱之一。洪洞县监狱设在县衙大堂口右角，主要是便于随时提审犯人。监门内有一照壁，通道只有一面，为了防止囚犯逃跑。一入监门，就有接连拐四个直角、五道门的甬道，接着是一条约一米多宽的“胡同”。“胡同”的两边是两排低矮的监房，关押一般的杂犯；“胡同”的南尽头，往东拐直角弯是内监所在，专门关押死刑重犯。内监是四合院形，东西南三面是普通式监房，北面有两幢无窗窑洞式监房，这是关押死刑待解女犯的女监，相传名妓苏三就曾在此关押。从洪洞县监狱，可了解到古代监狱建造和设置的大概情况。
监狱，古人称为“囹圄”，顾名思义，是专门囚禁犯人的地方。作为衙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中央司法机关设立的监狱外，地方各级衙门，尤其是州（包括府、郡）县衙门也都设有监狱。
汉代的监狱名目、种类繁多。据《汉书刑法志》等记载，汉代全国共有二千余所监狱，仅京城长安就有监狱二十几种：有专门关搜趣网押高级官员和皇室成员的若卢狱、左右都司空狱、居室狱等；有关押女性囚犯的掖庭狱；以及囚禁官署吏卒的上林狱、都船狱、内官狱等。此外，京城有京兆狱，长安县有长安狱，都属于京城的地方监狱。汉代著名的酷吏尹赏任长安县令时，曾在监狱里修造了名为“虎穴”的地牢，挖地数丈深，四面砌墙，用大石板盖在出口。他曾命长安县里的乡吏及邻里检举地方的恶霸无赖，然后将这些人统统抓起来，以百人为一批，依次关进虎穴中，用大石板盖住。几日后再打开，只见里面的人都死在一起，先后死了数百人。
自东汉以后，在形式上，基本上改变了监狱名目种类繁多的状况，实行地方州县各置监狱，京城洛阳只设廷尉狱及洛阳狱二所。这种监狱体制也为后世所继承。隋唐以大理寺为中央司法机关，设大理狱；明清以刑部为中央司法机关，改设刑部监狱，同时对监狱的管理也作了明确规定。但事实上，监狱形式及管理混乱的状况却是普遍存在。例如，宋朝法律对监狱管理制度曾作了严格的规定，但各地方衙门却大多是我行我素。当时曾有“门留”和“寄收”的做法，这本是一种临时拘留的措施，但衙门官吏常常将那些无辜的证人及有关人员一概收禁，并借机向他们敲诈勒索，不满足这些官吏的要求便不予释放，以致于监狱里常常人满为患。还有一种名为“拘锁”的监禁措施，本来是一种短期监禁，但常常成为地方衙门任意残害犯人的手段。衙门官吏对那些被拘锁的人不给口粮，让他们活活饿死；或者擅自对犯人严刑拷打，将他们折磨至死。甚至有的地方豪强勾结衙门官吏，罗织罪名，拘锁无辜的平民，然后将他们弄死。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在所有类型的监狱名目中，后人最熟悉的，大概就是“班房”了。直到现在，人们还把“坐班房”作为进监狱的代称。其实，班房并不是监狱，它是衙门中三班衙役办事的地方。最初为了防止延误审判，州县衙门常将一些民事案件的当事人、轻罪犯人以及干连佐证等投进班房候审，并派差役看管，以便随传随到。一旦关进班房，落在衙役手里，便成了衙役们凌虐、敲诈的对象也用衙役们的话说，到了他们手里，就得揭他一层皮。
班房里面，不管是证人还是“犯人”，都闹哄哄挤在一块，睡觉拉屎都在一起。当然，班房也有“等级”，有钱的人花五十吊钱，可以进有床铺的大间；再花搜趣网三十吊去掉铁链；再花二十吊，可以地下打铺，要高铺又得三十吊。要吃鸦片也可以，开一回灯五吊钱，其余吃饭吃菜也都有价钱。反正只要有钱，要什么有什么；而没有钱的犯人，一旦进了班房，那就真如进了地狱一般，受尽虐待、折磨，暗无天日。
看看古代监狱有多黑暗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于封建制度对皇权和平民权利的认识上的天渊差异，使得作为刑罚的重要机构——监狱，几乎成了封建法律覆盖之外的“非法之地”。
封建司法制度下，作为触犯了“王法”的平民百姓乃至级别低微的官员，是根本没有任何权利的。我们从一些戏剧和影视剧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封建官吏在堂上大喝：“从实招来，否则大刑伺候！”其实，这只是对还没有定罪的嫌疑人一种恫吓式的语言，而对于真正的囚犯来说，进了监狱就如同进了阎王殿一般。
囚犯一旦被关进监狱，不仅会遭受种种非人的凌辱、折磨，而且生命也根本得不到保障，常常被狱中的酷刑或虐待致死。这种现象在封建司法制度下的监狱里比比皆是，不足为奇。虽然封建法律对虐待和随意处死囚犯的行为严厉禁止，就是历史上司法最为黑暗的五代时期，其法律也明文规定，凡典狱官吏滥用刑讯等导致囚犯死亡的，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但事实上，这些规定往往只是一纸空文。
古代监狱非法处死囚犯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明朝权利盛极一时的太监魏忠贤，为了除掉那些反对他的官员，经常捏造一些罪名将他们抓入镇抚司衙门监狱，继而滥施酷刑逼供，然后将他们非刑处死。这居然成为魏忠贤在政治斗争中，打击政敌、铲除异己的重要手段之一。
有的是酷吏任情滥杀。唐武则天当政时，每当有宽宥囚犯的诏书颁布时，酷吏来俊臣等总是先派狱卒将狱中的重囚全部杀死，然后再宣读诏书。宋朝的狱官筮土因为监狱小囚犯多，竟然下令将狱中关押的徒流罪犯百余人全部杀死，然后以病亡报告上司。
文学名著《水浒传》里也曾描写过当时监狱中的种种黑暗行径，如仇家收买狱吏，设计害死囚犯等等。恶霸毛太公父子为了夺取猎户解珍、解宝猎得的老虎，遂勾结官府，以“白昼抢劫”的罪名将他们投入大牢，并吩咐州衙监狱中的一个小头目，要将二人在监狱中杀掉，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典狱官吏向囚犯索要财物不遂而挟私报复，将囚犯或是凌虐致死，或是暗中谋害，这种情形在封建司法制度下的监狱里是司空见惯的。对此，明太祖朱元璋在《大浩续编》中也不得不承认：在监狱中许多“无罪而死”的犯人，或是因典狱官吏索财不与而被非法杀死，或是因典狱官吏收了他人钱财，代人报仇而将他们非法处死。因此，狱中犯人的生命事实上是根本得不到任何保障的。囚犯被杀死后，典狱官吏以“病亡”为由报告上司，上司几乎是不会派人来查究死者真正死因的。这样一来，那些被非法秘密处死的囚犯们，自然是沉冤难雪了。
古代监狱非法杀囚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
《水浒传》里写了这样一段故事：武松被押解到孟州牢城后，同牢的囚犯要他提防狱吏的暗害，并给他讲述了狱吏弄死囚犯的种种手段：一种手段叫做“盆吊”，就是到晚上先给囚犯吃几碗黄仓米饭和臭鱼，然后乘饱带到土牢里，用绳索捆翻，再用席子卷起来，塞住七窍，把人头朝下竖在墙边，“不消半个更次，便结果了性命”。另一种手段叫“土布袋”，就是将囚犯捆住后，用一个布袋，装满黄沙，压在囚犯身上，“也不消半个更次，便结果了性命”。这是小说里的描写，但却是现实的真实反映。如“土布袋”这种方法，就是明朝镇抚司衙门中常用的杀囚方法。它是用重物压在囚犯头上，将囚犯压死。死者www.souquanme.com的鼻子被压平，面目扭曲变形，已不可辨认。
除此之外，还有种种骇人听闻的非法杀囚的手段。尤其是太监魏忠贤专权时，镇抚司衙门狱中随意处死犯人，更是家常便饭。有的是将人活活打死，有的是用铁钉将人钉死；还有的是用滚烫的开水浇在犯人身上，“顷刻间皮肤卷烂，赤肉满身，婉转两日而死”；有的死后骨肉断烂，竟不知是怎样弄死的。
在古代监狱里，还有一种较为常用的“杀囚”手段：它与一般的杀囚手段不同，狱吏不用亲自动手，而是设计出种种手段，逼迫犯人忍受不了折磨而自杀身亡。西汉时的名将周亚夫，其功名、地位与他父亲周勃相似，但也遭到与周勃同样的命运。周亚夫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因功官拜太尉、丞相，显赫无比。后来却因购买陪葬用的兵器，被人告发他谋反，被捕入狱。审讯周亚夫时，他极力申辩说这些兵器都是随葬的器物。可审讯他的廷尉（最高法院的长官）根本不听他的解释，硬说他即使不在“地上”（生前）造反，也要在“地下”（死后）造反。狱中他受尽了狱吏们对他的百般凌辱。周亚夫实在忍受不了这无理的陷害和残酷的虐待，五天之后含冤而去。
古代监狱中的狱吏之所以敢于违反法律，杀害狱囚，主要原因是封建帝王的默许和纵容。在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社会结构中，帝王的行为与语言就是社会的法律和规范。如周亚夫被逼死，背后真正的凶杀是因周亚夫之力而保住江山的汉景帝刘启。他想除掉周亚夫这样的功臣，却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也不敢公开处死他，只好采取这种“钻刑罚空子”的手段。宋朝民族英雄岳飞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在狱中被处死，也是//www.souquanme.com出于同样的原因。
由于封建制度下的皇权高度集权，封建君主的任情滥杀，已经到了根本不受封建法律约束的地步。北齐文宣帝高洋，常常随意杀死囚犯，监狱里的典狱官吏们专门为他准备了一批犯人，供他随时杀戮。这种滥杀囚犯的行为居然还有了名目，被称为“供御囚”。上行下效，监狱里的狱吏们非法杀囚，也就有了“合法”的理由。
封建司法制度下，作为触犯了“王法”的平民百姓乃至级别低微的官员，是根本没有任何权利的。我们从一些戏剧和影视剧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封建官吏在堂上大喝：“从实招来，否则大刑伺候！”其实，这只是对还没有定罪的嫌疑人一种恫吓式的语言，而对于真正的囚犯来说，进了监狱就如同进了阎王殿一般。
囚犯一旦被关进监狱，不仅会遭受种种非人的凌辱、折磨，而且生命也根本得不到保障，常常被狱中的酷刑或虐待致死。这种现象在封建司法制度下的监狱里比比皆是，不足为奇。虽然封建法律对虐待和随意处死囚犯的行为严厉禁止，就是历史上司法最为黑暗的五代时期，其法律也明文规定，凡典狱官吏滥用刑讯等导致囚犯死亡的，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但事实上，这些规定往往只是一纸空文。
古代监狱非法处死囚犯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明朝权利盛极一时的太监魏忠贤，为了除掉那些反对他的官员，经常捏造一些罪名将他们抓入镇抚司衙门监狱，继而滥施酷刑逼供，然后将他们非刑处死。这居然成为魏忠贤在政治斗争中，打击政敌、铲除异己的重要手段之一。
有的是酷吏任情滥杀。唐武则天当政时，每当有宽宥囚犯的诏书颁布时，酷吏来俊臣等总是先派狱卒将狱中的重囚全部杀死，然后再宣读诏书。宋朝的狱官筮土因为监狱小囚犯多，竟然下令将狱中关押的徒流罪犯百余人全部杀死，然后以病亡报告上司。
文学名著《水浒传》里也曾描写过当时监狱中的种种黑暗行径，如仇家收买狱吏，设计害死囚犯等等。恶霸毛太公父子为了夺取猎户解珍、解宝猎得的老虎，遂勾结官府，以“白昼抢劫”的罪名将他们投入大牢，并吩咐州衙监狱中的一个小头目，要将二人在监狱中杀掉，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典狱官吏向囚犯索要财物不遂而挟私报复，将囚犯或是凌虐致死，或是暗中谋害，这种情形在封建司法制度下的监狱里是司空见惯的。对此，明太祖朱元璋在《大浩续编》中也不得不承认：在监狱中许多“无罪而死”的犯人，或是因典狱官吏索财不与而被非法杀死，或是因典狱官吏收了他人钱财，代人报仇而将他们非法处死。因此，狱中犯人的生命事实上是根本得不到任何保障的。囚犯被杀死后，典狱官吏以“病亡”为由报告上司，上司几乎是不会派人来查究死者真正死因的。这样一来，那些被非法秘密处死的囚犯们，自然是沉冤难雪了。
古代监狱非法杀囚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
《水浒传》里写了这样一段故事：武松被押解到孟州牢城后，同牢的囚犯要他提防狱吏的暗害，并给他讲述了狱吏弄死囚犯的种种手段：一种手段叫做“盆吊”，就是到晚上先给囚犯吃几碗黄仓米饭和臭鱼，然后乘饱带到土牢里，用绳索捆翻，再用席子卷起来，塞住七窍，把人头朝下竖在墙边，“不消半个更次，便结果了性命”。另一种手段叫“土布袋”，就是将囚犯捆住后，用一个布袋，装满黄沙，压在囚犯身上，“也不消半个更次，便结果了性命”。这是小说里的描写，但却是现实的真实反映。如“土布袋”这种方法，就是明朝镇抚司衙门中常用的杀囚方法。它是用重物压在囚犯头上，将囚犯压死。死者www.souquanme.com的鼻子被压平，面目扭曲变形，已不可辨认。
除此之外，还有种种骇人听闻的非法杀囚的手段。尤其是太监魏忠贤专权时，镇抚司衙门狱中随意处死犯人，更是家常便饭。有的是将人活活打死，有的是用铁钉将人钉死；还有的是用滚烫的开水浇在犯人身上，“顷刻间皮肤卷烂，赤肉满身，婉转两日而死”；有的死后骨肉断烂，竟不知是怎样弄死的。
在古代监狱里，还有一种较为常用的“杀囚”手段：它与一般的杀囚手段不同，狱吏不用亲自动手，而是设计出种种手段，逼迫犯人忍受不了折磨而自杀身亡。西汉时的名将周亚夫，其功名、地位与他父亲周勃相似，但也遭到与周勃同样的命运。周亚夫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因功官拜太尉、丞相，显赫无比。后来却因购买陪葬用的兵器，被人告发他谋反，被捕入狱。审讯周亚夫时，他极力申辩说这些兵器都是随葬的器物。可审讯他的廷尉（最高法院的长官）根本不听他的解释，硬说他即使不在“地上”（生前）造反，也要在“地下”（死后）造反。狱中他受尽了狱吏们对他的百般凌辱。周亚夫实在忍受不了这无理的陷害和残酷的虐待，五天之后含冤而去。
古代监狱中的狱吏之所以敢于违反法律，杀害狱囚，主要原因是封建帝王的默许和纵容。在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社会结构中，帝王的行为与语言就是社会的法律和规范。如周亚夫被逼死，背后真正的凶杀是因周亚夫之力而保住江山的汉景帝刘启。他想除掉周亚夫这样的功臣，却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也不敢公开处死他，只好采取这种“钻刑罚空子”的手段。宋朝民族英雄岳飞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在狱中被处死，也是//www.souquanme.com出于同样的原因。
由于封建制度下的皇权高度集权，封建君主的任情滥杀，已经到了根本不受封建法律约束的地步。北齐文宣帝高洋，常常随意杀死囚犯，监狱里的典狱官吏们专门为他准备了一批犯人，供他随时杀戮。这种滥杀囚犯的行为居然还有了名目，被称为“供御囚”。上行下效，监狱里的狱吏们非法杀囚，也就有了“合法”的理由。
描写监狱的诗句
悔恨当年轻狂归 过往一夜心头泪 自损前程知错矣 新夜狱中独徘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