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如下：
01，远离官场，偏安一隅-王冕：楔子里吴敬梓用了王冕这个人物，和实际一样又不一样。历史中的王冕家境贫苦放牛路上都不忘学习，更有“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名句传世。小说里，作者给他的最终归宿是纵使久负盛名也不愿投身官场同流合污，选择隐居避世做真实的自己，他是作者理想中的“名士”，也是作者对整个社会儒生的期待。
02,一生苦读,一朝成名-范进;周进:这两个人连名字都如此相似，命运也差不多。热衷科举的教书先生周进，到TwwpkZfFFn花甲之年连个秀才都没能考中，以致于见到考场贡院都能触景生情一头撞到木板上。也是这一撞引起了几个商人的怜悯，凑钱给他捐了个监生，凭借监生的身份他居然中了举人后又中了进士，他的结局也算美满了。到任之后他也算是个好官了，至少没有腐败，看到同病相怜的范进便录取为秀才。而这个穷困潦倒一生受尽岳父侮辱的穷酸秀才在50多岁高中后居然疯了，想想也真是讽刺。他们俩穷其一生都在为科举奋斗，我们能说他迂腐吗？在那个”寒窗苦读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科举制度下，科举高中是他们唯一的出路，这不是他们的错，他们也是科举制度的受害者。
03,以钱换名,衣冠禽兽-严监生;严贡生:要说最出名的“反派”严氏兄弟当仁不让，肚子里没有墨水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通过花钱的方式给自己捐了个监生，贡生。本来这也不算什么，因为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花钱买名声是在正常不过了。但是买来的终究不是自己能驾驭的，严监生因为心疼花的家财一病不起，临死还惦记着灯中有两茎灯草，待赵氏挑断一根后才肯闭眼，真不负四大吝啬鬼知名。严监生也只是抠，他弟弟严贡生却是个十足的衣冠禽兽，一面满嘴仁义道德背地里却净做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哥哥去世后他想的居然是如何能夺取家产，真是丧尽天良。
04一朝成名,忘恩负义-匡炯;荀玫: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写匡超人，前期是个十足的孝子，他有着农村人的淳朴善良，一心照顾病重的父亲，孝心可谓感天动地，但就是这么一个淳朴的少年在高中后却一步步走向堕落，追名逐利卖友求荣。荀玫也是高开低走了，着墨不多但是却一直存在，出场时自带主角光环，中间几次出现也是在升迁路上，到最后一次从别的儒生嘴里说出来确是被问罪了。这究竟是谁的错，是他们没有骨气还是掉进社会这个大染缸里不能自拔？如果匡炯没有选择科举，那他或许依旧是那个淳朴的少年，但是他遇到的确实一堆以名士自诩的儒生，在这种环境下他变坏似乎也顺利成章了，这是他们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05纵情山水,仗义疏财-庄征君;杜少卿;虞育德;我觉得他们是树立为数不多不追名逐利的名士了，六朝古都，烟雨南京因为集聚了他们这样的“名士”更多了几分文人气息。在书中我最喜欢的人物是杜少卿，他仗义疏财不为名利所累，虽然有人觉得他是傻，但是钱财本为身外之物一朝散尽他开心就好，他可以不理世俗与妻子携手散步一起去酒楼度过二人世界，所有人嘲笑他们又如何？至少他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还好在那么多被腐朽的儒生之外，还有他们能看淡名利，使得这部小说总算不至于太过沉重压抑。
06万绿丛中,一枝独秀-沈琼枝:她是小说里唯一的女主了吧，在那个男性为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背景下。她凭着自己的独立与才华在一众男人中杀出了一条血路，她有骨气，知道自己嫁于盐商做妾后没有上演“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戏码，而是沉着应对，孤身前往南京追寻真名士。一个女人以诗会友自然会引起不小的骚动，但终究也是诗救了她。不管什么年代，不论性别，有才华才是硬道理。

《儒林外史》读书笔记
一、八股——名士（真|假） 之争
清，吴敬梓所作《儒林外史》揭示自程朱理学以来，文道之分、八股义理文章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从文学理论角度来看，开篇王冕夜观星宿之叹“文运之衰”，引出文人“浮世绘”，显示出继八股文章作为选拔人才的一代儒林文人的命运及其创作。文学自先秦以来经历了混生的杂文学——独立的纯文学——再到向载道传统的复归。
文学与“道”之争，混生交杂，二者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哲学基底思想相映，形成众声喧哗的话语世界，而这一过程中，中国文人的形而下务实思想，个人命运与家国命运的紧密相连，文学创//www.souquanme.com作中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过浓，长期以来，儒家文化将文学作为载“道”的工具，有着迫切参与政治的要求，导致文学的泛文化中国虽然没有宗教，但是儒家学说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起到，精神上的统摄作用。话语权长期以来掌握在极少数的统治者手里，儒家的“道”，之所以能够统摄数千年就在于，统治者片段截取了或结构了原始儒家之“道”，形成了等级森严的中央集权制的宗法制社会形态。虽然对于文学的这种“文道”之争，长期存在于中国文学中，然而作为统治制者统治工具的儒家学说，大多数时间内占据上风。
然而自诗骚、楚辞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下的中国文学，文学作为独立的审美意识形态的纯文学，在道家思想影响下也与儒家文化形成的“文以明道”、“文以载道”的文学行成并行不悖的形态。
而两者的关系一度经历了融合——分裂——融合——在分裂。
从《儒林外史》来看，文学中两者关系已严重走向分歧，并走向对立的八股与名士之争。
然而我们看到吴敬梓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对二者进行品评，将二者直呈出来的意图，也并只局限于揭露，或褒或贬而是真正展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塑造了个人推崇，并且值得借鉴的理想文人形象，如开篇的王冕。
王冕，既有儒家心怀天下兴亡的个人使命感，但却不局限于近代以来形而下的入世为官的名利之心，真正做到“大隐”将儒家传统的“通达”思想融合到个人人格中，人物的闪光不在于为国建功立业的多寡，而在于将终身思索探寻与对国家兴亡责任感的交融。塑造了生动的搜趣网个人形象，同时又兼及了道家的潇然淡泊，不慕名利，超功利色彩，对于自然的信物交融的热爱与神游。
时际人+宇宙人，充满了对“道”的肯定（道：1 道家形而上的超拔冲腾，宇宙与人之间的大道；2 形而下的伦理之美）形成“致、中、和”自我与搜趣网他人、世界和谐的完美形象。
二、《儒林外史》中的文学观——审美+意识形态
八股文章强调“法、理、学”意识形态，过于强调文学对于政治的附属缺乏自身独立性，而其贬低文学的“别才”、“别趣”，贬低其审美性，很是不对，迂腐可鄙。
而所谓“名士”谈酒赋诗与八股文人相互讥讽，视文章为“纯文学”，又何尝不是文学走向衰微的一种倾向，文中的一些所谓名士，放浪形骸、风花雪月，讲究文章的词工句雅却形成了文学的形式化，题材泛泛，思想空洞。
故吴敬梓看二者文章都是一种衰微，真正的大家应该讲审美与意识形态结合形成的儒道交融的“大道”文章。
故而也明白了为什么推崇“文必两汉、诗必盛唐”这其实是一种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理想状态下的文学。
三、对儒家之“道”的解构与重构
儒家之“道”被历代文人所推崇为本心，可谓儒家文化的精髓。
然而，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具体意象，如“道”的概念是确定与不确定的融合，“道”的概念尽管作为儒家精髓，历代被传承下来，然而其自身意义所具有的不确定性、模糊性，以及各代接受者、传播者，尤其是话语权占有者的“期待视野”、接受者的“接受屏幕”不同，形成对“道”概念的不断解构与重构、发展与回望、停滞与倒退。
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学的另一争执焦点——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那就是传统文学观念中存在对文字能否捕捉思维表达思想问题的探讨，所以在文学中所表现出来往往是，用或具体物象和飘渺空灵的文字来描摹思想。这样一来在后世传承解读上存在着必然的差异性，甚至是误读。
在《儒林外史》中突出体现的是，假道学对“道”的解构与故意曲解，对这一类人描摹，实际上揭示了“道”已不复存在的事实，儒家之美的“道”成为儒林士子心口不一的虚妄之词。“出仕”已不复存在孔孟时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浩然之气。“气”的衰落，人格降低，个人成为浮世的草芥，个人意识、气度降低到极点，个人成为追名逐利的异化人，人性不复。
四、对下层人物的描绘
《儒林外史》中的人物描写中，下层人物亦很精彩。
有自称名士却是欺世盗名之徒，e.g.牛浦；有狐假虎威的与官员勾结的“相与”；欺上瞒下、骗取钱财的恶霸,e.g.潘自业、牛玉圃
还有一类是深明大义十分可敬可爱的平民形象。“道”并不只存在于儒生之中，那些嘴上讲“仁义礼爱”的假道学，更衬得这些平民百姓的善良、质朴。E.g.鲍文卿。
身为“螟蛉之子”的鲍文卿仁义明理、侠肝义胆，真可谓“贱业生意、君子之行。”
五、个人推崇的一位名士
真名士在我看来非是“淑世”之辈，我个人推崇——庄绍光，心存天下，进可为国家社稷献策，退可为修身自娱。
庄绍光所诠释的名士在我看来，远远超过了那些放浪形骸，但愿长醉不复醒的一味追求隐遁者的胸怀。
杜少卿由避世到顽世的情态，对待世俗实际上是失望至极后转而消极，对统治者、政治仕途意兴阑珊，陶醉于个人天地，于放纵中求释放自我求醉，然而那些看似豪侠之举，却往往被市井无赖所利用所蒙昧，无法触及或缓解下层百姓的疾苦。
庄绍光不同，大隐隐于市，萧然看待名与利，但却不一味回避政治与统治者，可谓出则法家拂士，治国经略的精通，足可见其心怀天下，怀有济世之才，一旦有机会，便加以施展，倾囊而出献计献策后，便又萧然归返于自然，可谓将传统 “儒”“道”二家思想精髓融合。
六、《儒林外史》结构
整部小说的结构非常有趣，线性游记式笔调可谓每章每回都可独自成一个有关儒生的小故事，然而每个故事的主人公又都作为下个故事的引子，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通过人物漫游、出仕、赶考、交友、偶遇或是杂谈、唱和牵扯出其他人物。
小说的时空变换也是很有意趣的，即有一个正常的客观实践，随着回目展开而向前推进，然而作为独立存在的小故事的时间，无论是在时序还是在时距上都有着一定的自由度，开合自如，而又紧密地嵌入于整个大的叙述文本中。
很难具体描述出小说的结构，要说是线性，逐个人物的穿针引线作用吧，似乎又不恰当，因为纵观全文，结构是动态变幻而又紧密统一的关系，看似纷繁复杂的人物出现、地域时空的变换，然而文章却又存在着隐藏的核心，隐藏的地域集结点，以杜少卿等众多名士集结地南京为中心。
小说前三分之一，似乎是若干条线性结构，穿引出一处，各条线索牵引出的精华人物巧聚于南京，特别是杜少卿的出现，似攒心梅花众星捧月般展示了人物群体，于是又有了三分之一部分专门记叙了者一群人的活动，如交友、游宴，以及又引出若干性情相投之人，将核心群体立体化。
后三分之一，从南京发散出去，游历一圈又兜回南京，再发散在兜回，如此这般的又回环了几条线索。

　　儒林外史》 的叙事方式与此前的长篇小说有着根本的区别，而且与此后的、乃至外国的古今长篇长篇小说均有明显的不同。长篇小说的叙事方式一般多由一个或几个命运关合的主要人物经历一件或一串互有因果关系的基本事件，构成连贯完整的故事格局。而《儒林外史TwwpkZfFFn》不是如此，既找不出这一个或几个命运关合的主要人物，更找不出一件或一串互有因果关系的基本事件。长篇小说的结构线索是有特定的含义的，即是主要人物经历基本事件的过程脉络。从这个意义上说，《儒林外史》是没有结构线索的。在《儒林外史》里，通常是由前一个人物“遇”着了后一个人物，前一件事情“连”到了后一件事情；而后一个人物与后一件事情一旦进入叙事过程，则前一个人物与前一件事情不再理会了。因此，《儒林外史》的叙事模式是将叙及的人物与事件按照逻辑意义作连缀展览。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儒林外史》的叙事特点有一段精辟的概括：“唯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
　　这样的叙事模式与《儒林外史》创作的意图是相关的。《儒林外史》欲展示的是儒林人物长卷，有真、假，穷、达，显、隐，雅、俗，巧、拙等形形色色的人物。这样的人物长卷，通过一个或几个命运关合的人物，通过一个大家族的成员（如杜少卿家）去完成是不可能的；通过一个仄逼的环境场面（如南京）去完成是不可能的；通过较为短暂的时代（如一个重要人物的一生）也是不可能的。只有用这么一种叙事模式，人取百家，地涉四海，时逾百年，方得腾挪裕如。而且，我们从书名也是可以看出作者的创作意图的。书名中的“外史”，即传统的人物史传；“儒林”是士人的“集合”（这里借用数学术语中的“集合”）。这样说来，这样的书名与这样的写法，实在是名副其实的。总之，这样的写法是一个创造，是一种特色，无所谓优点与缺点；但对于作者故事的表述、题旨的展示，是有利的，方便的。
　　与以往的长篇小说相比，《儒林外史》的叙事艺术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显示出新的特点。
　　1. 《儒林外史》继承并发展了《金瓶梅》的写实观念，真正完成了古代小说从传奇性向现实性的转变，是小说发展史上具有美学内涵的一大跃进；与此相适应，《儒林外史》已从故事型小说跨入到性格型小说，它有意淡化故事情节，弱化戏剧性的矛盾冲突，用寻常细事，通过精细的白描来再现生活，塑造人物。
　　2. 《儒林外史》所写的人物更切近人的真实面貌，已经突破类型化的模式，显示出充分的个性化。与前此的通俗说部相比，它在艺术形象的审美特点上发生了一系列的显著变化：人物形象从超常性变为平凡性；人物特征从单色素转为多色素；人物性格从稳定性走向流动性；肖像描写从脸谱化转向具象化。
　　3. 《儒林外史》改变了传统小说中说书人的评述模式，采取了第三人称隐身人的客观观察的叙事方式，由人物形象自己呈现在读者面前，大大缩短了小说形象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作品的叙事角度也随之发生变化，作者已经能够把叙事角度从叙述者转换为小说中的人物，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视角和心理感受，写出他们对客观世界的看法，丰富了小说的叙事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