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磁州窑简介
中国被誉为“瓷器之国”，制瓷历史悠久，殷商时已出现了原始瓷，东汉晚期真正瓷器出现。上世纪70年代在浙江上虞小仙坛、帐子山等地先后发现了最早的青瓷窑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青瓷窑业迅速发展，窑场遍布南北，但北方青瓷较南方仍要逊色。到了唐代，由于北方白瓷的迅速发展，以邢窑为代表的北方白瓷和以越窑为代表的南方青瓷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对立格局。两宋是中国制瓷业大发展时期，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明清文献记载的五大名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①。此外，两宋时期南北方还形成了耀州窑系、定窑系、汝窑系、磁州窑系和龙泉窑系等几大窑系。
在名窑林立的北宋时期，无论是“青瓷老大”越窑，还是定窑、汝窑、耀州窑和龙泉窑等名窑，都同宫廷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能形成规模又不依附朝廷的瓷窑似乎为数不多，而磁州窑就是其中的一个。磁州窑不是指某个具体的窑址，而是指一个具有自己文化内涵和技术特色的瓷窑体系。它包括磁州窑（以观台和彭城为中心的窑址群，因古属磁州，故名）、修武当阳峪窑、鹤壁集窑、禹县扒村窑、登封曲河窑和山西介休窑等。另外，南方的吉州窑从出土的瓷器看，其特征与磁州窑相似，由此推测应是北宋灭亡之后，部分磁州窑工匠南迁至此建窑继续生产磁州窑产品，后来规模不断扩大，最终成为一个具有磁州窑特征的南方瓷窑。
磁州窑（这里指整个磁州窑系）自唐始，至北宋时兴盛并成为北方名窑，明清时开始衰退。现在河北邯郸（古属磁州窑产地）仍然有许多窑在烧制瓷器，其历史已经有一千多年。考古调查证实磁州窑系的范围已从河北扩展到河南、山西和山东等地。因此磁州窑是北方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民窑体系。磁州窑产品种类繁多，装饰艺术精美，取材广泛。
二、磁州窑经济状况分析
如前所述，磁州窑处在名窑辈出的时期，南有越窑及后来的龙泉窑，北有定窑、汝窑、钧窑和耀州窑，且这些窑都同朝廷保持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定窑在北宋时最先被指定为为朝廷烧制贡瓷的官窑。宋人叶在《垣斋笔衡》中说：“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现在发现的定器中“新官”、“官”款及“尚食局”、“尚药局”、“食官局”等刻有官府名称的字款，也是定窑烧制贡瓷的佐证。叶这段记载也说明汝窑是继定窑之后的一座官窑。另据南宋周辉《清波杂志》所载“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惟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艰得”，也道尽汝窑产御瓷之实。虽不见关于钧窑生产贡瓷的记载，但在钧器上也发现刻有宋代宫殿名“奉华”这样的字款，说明钧窑也生产宫廷用瓷，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而距北宋朝廷甚远的越窑却与朝廷联系更为密切。越窑在唐时已设有贡窑。上世纪70年代在慈溪上林湖发现一纪年墓志罐上刻有“贡窑”二字②，说明越窑在唐时就已经生产贡瓷。宋初，吴越国君为保国利民，不惜倾国倾城，向北宋朝廷特供大量秘色瓷。关于此事实的文献记载不止一处。宋周密《志雅堂杂钞》、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及后来的顾存仁《嘉靖余姚县志》、《万历绍兴府志》和清代《康熙绍兴府志》、《乾隆绍兴府志》都记载了与越窑烧制贡瓷相关的史实。特别是《宋史》记载“（太平兴国）三年三月，进……瓷器五万事，金扣越器百五十事”，可见越窑在吴越钱氏为保江南一隅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属宋时的耀州窑也有烧制贡瓷的文献记载③。也有学者认为龙泉窑曾烧制贡瓷④。
磁州窑的发展兴盛时期也正是中国瓷业大发展时期，当时的瓷窑多烧制贡瓷，而且定窑与磁州窑同处于现河北境内，古时也是毗邻之州，官汝窑、钧窑也位于和磁州窑相邻的河南境内。在这种竞争激烈的环境内，磁州窑却能不断发展壮大，有其必然的原因。
首先，北宋的政策为磁州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汉唐城市布局是市坊分开，即居住区和商业区分开，人们进行商品交换只能在固定的场所进行。唐长安城里有东西二市，城里百姓进行交换都在此。这一布局虽有利于加强商业管理，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利于商业自由贸易的弊端。五代时的后梁和后唐打破了这种市坊分开的布局，宋时形成了以厢统坊的新城市制度“厢坊制”。至道元年（995）十一月，宋“太宗以旧坊多涉俚俗之言，诏张洎改撰京城内外坊名八十余，分定布列，始有雍洛之制”⑤。街区虽有坊名，但无围墙，没有东市西市之类的市，人们可以随处贸易、自由交换。据记载，北宋朝廷除了废除里坊制外，还取消了唐时的夜禁⑥。汴京夜市营业“直至三更”，“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营业”。除汴京外，南方如扬州等一些城市北宋时都有夜市⑦。地方设镇市，“镇”由唐时具有军事性质的要地变成乡村一级的经济中心，“市”是未设镇的乡村经济中心。这些政策带来的结果是商品的自由流通，市场的扩大，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交易，商品流通速度增快，商业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事实上，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正反映了北宋汴京城兴旺的商业景象。磁州窑性质上属于民窑，其产品销售量依赖于市场需求的多少。北宋市场的兴旺和扩大，特别是“镇”由军事要地过渡为乡村经济中心这一职能的转变，以及作为未设镇的乡村经济中心“市”的设立，给磁州窑提供了广阔的民间市场。因此，北宋灵活的商业政策下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给磁州窑业兴盛带来了勃勃生机。
北宋禁铜政策客观上也刺激了磁州窑业的发展。北宋初，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货币需求量不断增加。北宋朝廷为此沿袭了唐末五代以来的禁铜政策。“（世宗显德二年）帝以县官久不铸钱，而民间多销钱为器皿及佛像，钱益少。九月，丙寅朔，敕始立监采铜铸钱，自非县官法物、军器及寺观钟磬钹之类听留搜趣网外，自余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直，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其罪死。”⑧宋初沿用这一政策虽然刺激了整个瓷业的发展，但对于汝窑和定窑这些生产宫廷用瓷的名窑来说，作用并不明显；而民窑如磁州窑却从中获益不少。因为这一政策只是民间禁铜，对上层统治者没有丝毫限制，他们的喜好憎恶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而对于那些普通百姓来说，如果他们想买原本用铜制作的器皿，就只能去市场上买瓷器来代替了。磁州窑等民窑性质的窑业完全依靠民间对瓷器的需求，禁铜政策实施以后，民间对瓷器需求量的增加客观上给磁州窑带来了一个广阔的市场，磁州窑业也因此发展起来。
金代是磁州窑的兴盛期。磁州窑业兴盛的主要原因是金朝廷沿袭了北宋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特别是海陵王迁都燕京后，燕京城布局与北宋汴京相同，甚至宫殿名也与其相同。地方也设有镇市⑨，商品交易自由。虽然金和南宋对峙，但两国在边境建立“榷场”，贸易不断，在南方发现的大量的金时的磁州窑瓷器就是双方友好贸易的实证。另外，金也实行了禁铜政策⑩。这一系列政策使得磁州窑在宋金之战后迅速恢复并兴盛起来，而那些诸如汝窑等与朝廷关系密切的瓷窑却因政权更替和战火硝烟而一蹶不振。
煤作为烧制瓷器的新燃料，使得磁州窑制瓷规模不断扩大。北宋中后期，用煤烧制瓷器这种技术已经成熟。使用煤作燃料，可提高窑炉温度，延长保温时间；同时使得窑炉体积变大，这样既提高了产量，又保证了烧成品的质量。煤作燃料又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契机。古磁州窑地处煤层丰富地区，新燃料的应用为磁州窑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不仅磁州窑如此，有许多窑如定窑和耀州窑都已开始用煤作制瓷燃料。
磁州窑的发展兴盛又有其必然的内因。磁州窑虽为民窑，但它不受来自朝廷的约束，它看准市场需求，根据市场的需要开发出有自己特色的产品。从磁州窑产品可以看出磁州窑经营策略的合理性，即突出特色，打造出自己的品牌；且种类繁多，适合不同阶层的需求。在釉色方面，磁州窑最具特色的就是白地黑花和釉上加彩两种装饰艺术；在器型方面，反映磁州窑产品特色的是丰富的瓷枕文化。
北宋时期，与磁州窑毗邻的定窑主要生产白瓷，汝窑生产青瓷，且二者都与宫廷联系密切。磁州窑最初也曾生产青瓷和白瓷作为尝试，但青瓷远没有汝窑釉色莹润，白瓷也远不及定窑洁白似玉。为了窑业的延续，磁州窑在白瓷的基础上发展了白地黑花和红绿彩两种装饰。红绿彩是在高温白釉或白釉下黑彩瓷烧成后，在釉上用红绿黄等彩料添涂纹饰，再加以低温烧成。这种工艺不是唐三彩的继承，唐三彩多在素烧的坯件上施彩，而红绿彩是在白釉瓷器上加彩。白地黑花是磁州窑又一特色工艺。磁州窑白地黑花装饰具体包括白地釉下绘黑花、白地刻花、白地黑剔花、白地珍珠纹、黑釉刻花和黑釉剔花。红绿彩装饰和白地黑花装饰不仅突破了白瓷和青瓷釉色单一的格局，还避免了同定窑和汝窑竞争的劣势。
在器型上，磁州窑又创造出自己的特色产品——瓷枕。两宋时期是瓷业的大发展时期，瓷枕是比较常见的器型，而这些瓷枕大多是磁州窑产品。磁州窑生产大量的瓷枕是因为其性质为民窑，产品主要销往民间，瓷枕上面丰富多彩的题材可以更好地反映民间习俗和民间文化，因此也必然会受到民间的青睐。
磁州窑性质为民窑，产品购买者来自社会不同阶层，上至贵族官僚，下至普通百姓。所以，磁州窑在突出自己特色的同时又注意不同阶层的需要。如上所述，在釉色方面除了红绿彩、白地黑花装饰外，又出现多种表现手法。在器型方面，除了枕之外，还有碗、盘、碟、瓶、钵和烛台等日用器。另外磁州窑还生产大量制作精美的瓷俑。特别是在纹饰题材方面，磁州窑瓷器纹饰题材深入民间生活，内容广泛。有北方的山水，有人物、花鸟、飞禽走兽、民间故事，有诗歌、谚语和伦理说教等。其中最多的是关于儿童生活的题材如婴戏鸭、蹴鞠。花卉纹饰有象征富贵的牡丹,比喻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代表长寿不老的松鹤等。文字方面除诗词之外，还包括大量来自民间的谚语和俗语，如“国泰民安”、“吉祥如意”等。这些题材都贴切、形象和生动地反映了民间风俗和民间文化，当具有这些题材的磁州窑产品进入市场时，也必然会给民间购买者一种亲切之感。磁州窑产品所以能畅销，也自在情理之中了。另外，磁州窑产品的铭文字款也为其起了一定的宣传作用。磁州窑的特色产品瓷枕上多署有“张家造”、“赵家造”、“张家枕”、“张家大枕”、“王家造”、“王氏寿明”、“王氏天明”、“李家枕”和“刘家造”等表示作坊主姓名的铭文，其中以“张家造”瓷枕为最多。从明确纪年款识分析，“张家造”瓷枕生产从北宋仁宗始，延续了三百年之久，可见其窑业兴盛非一时之势。宋代自上至下有押字的习俗，“张家造”和“李家造”等生产瓷枕的作坊都是家族式作坊，将作坊主的姓氏署在瓷枕上，可能是受这一习俗影响，有“显姓扬名”的目的，但客观上也起到了宣传其产品的效果。正如现在的某些产品如“张小泉”剪刀和“谭木匠”梳子一样，在产品上刻上制造者的姓氏，是其产品认证的一种标记。当这种产品得到人们的认可后，这种铭文已成为宣传其产品的符号载体。虽不见有关这种铭文用途的记载，但在磁州窑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之后，作坊主刻上姓氏铭文，主观上将它作为宣传手段还是可能的。景德镇的瓷盒作坊也制造了大量有姓氏铭文的瓷盒，其功能应与磁州窑的瓷枕相似。
技术是一个窑业得以发展的根本推动力，落后则意味着被淘汰。正因为磁州窑技术不断改进，特色产品不断开发，其窑业才得以发展和兴盛。但当其技术滞后，产品不再迎合人们的审美观念和生活需求时，磁州窑便开始衰落。与之相反，景德镇窑吸收了磁州窑的技术，发展了青花、釉里红和釉上彩，到明清时还生产出斗彩和粉彩，成为垄断明清瓷业的名窑。
注 释
①[明]《宣德鼎彝谱》将柴窑和官、哥、钧、汝、定窑并在一起，此外还有柴、汝、官、哥、定五窑的说法。现在一般指官、哥、钧、汝、定五窑。
②《中国陶瓷•越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
③[宋]王存：《元封九域志》卷三《陕西路》；《宋史》卷八十七《地理志》。
④李刚：《宋代官窑探索》，《古瓷发微》，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陆明华：《宋代龙泉窑有关问题探讨—兼述越窑衰落时期的烧造》，《东方博物》第三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⑤《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十二。
⑥⑦[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⑧《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后周记三》。
⑨《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
⑩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七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秦大树、马忠理：《论红绿彩瓷器》，《文物》1997年第10期。
秦大树、李喜仁、马忠理：《邯郸市峰峰矿区出土的两批红绿彩瓷器》，《文物》1997年第10期。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周宝珠、王曾瑜：《二十五史新编》,《北宋史•志》第四“社会生活”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定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窑址在今河北省曲阳涧滋村及东西燕村，宋代属定州，故名。创烧于唐，极盛于北宋及金，终于元，以产白瓷着称，兼烧黑釉、酱釉和釉瓷，文献分别称其为"黑定"、"紫定"和"绿定"。 　　定窑在唐代时就已是著名瓷场，专烧白釉、黄釉瓷，到宋代发展迅速，比之前更大更有名，大量烧制白瓷，其次有黑釉、酱釉、绿釉、白地褐花等品种。白瓷胎土细腻，胎质薄而有光，釉色纯白滋润，上有泪痕，釉为白玻璃质釉，略带粉质，因此称为粉定，亦称白定。其它瓷器胎质粗而釉色偏黄俗称土定；紫色者为紫定；黑色如漆的为黑定，传世极少
定窑产品以白瓷为主，也烧制酱、红、黑等其他名贵品种，如黑瓷（黑定）、紫釉（紫定）、绿釉（绿定）、红釉（红定）等，都是在白瓷胎上，罩上一层高温色釉。元朝刘祁的《归潜志》说，“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 可见，定窑器在当时不仅深受人们喜爱，而搜趣网且产量较大。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在定州时，曾用“定州花瓷琢红玉”的诗句，来赞美定窑瓷器的绚丽多彩。
由于定窑的风靡与流行，其造型、装饰、烧造方法为各地瓷窑所仿效，北宋年间各地纷纷仿制定窑。这就诞生了“土定”“新定”“北定”“南定”“粉定”等仿器。许多地区的产品质量不逊于河北曲阳。定窑对我国后世的制瓷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名扬天下的景德镇深受其影响，北京龙泉务窑、山西平定等形成了定窑系；埃及、欧洲、东南亚的文物遗址中都有定瓷的遗
南京 有一个地方有定瓷专卖：长江路 网巾市 11号金盛工艺品广场 2楼 02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