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人传教士利玛窦在公元1582年来到中国澳门，1583年进入内地，1610年在中国去世。享年59岁。这个时代，是中国和西方基本持平的时间，西方的科学革命也才搞了三五十年。东西方此时可以说各有千秋吧。

马夏尔尼，公元1793年出使中国，这个时间中国十六世纪科学革命的曙光已经熄灭快两百年了，欧洲却在两百年科学革命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三十年的工业革命。这时候中国的人均产值由于人口的翻番，比利玛窦在中国时的明朝降低一半了。而西欧在两百多年发展的基础上，又比明朝高出一倍，而西欧工业革命的先行者英国人均生产效率又比西欧高出一倍。这样合计，马夏尔尼代表的英国是乾隆代表的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8倍。

利玛窦时的中国是明朝张居正变法执政，实行万历新政未期，明朝是海内肃清，天下太平，太仓充盈。也正如利玛窦所言：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幻想著作的《共和国》中理想叙述，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

在公元1563年近代起点时，东西方持平，利玛窦1583年到内地时，西方才和中国拉开二十年的距离，还是缓慢拉开的二十年，几乎可以忽略。

因此，利玛窦是可以仰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文明的。

英国马戛尔尼访华使团，来到中国是1793年，英国已完成工业革命，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市场和原料产地。其访华目的，是想通过与清王朝最高当局谈判，开拓中国市场，双方贸易互利。

然而，当时是乾隆执政，对于当时欧洲的科技进步、社会发展、政治制度茫然不知，也由于中英两国政治、经济结构的截然不同，而双方政府为了维护本国的社会制度和历史传统，主要是礼仪之争，导致了双方互不相让的顽强抗争态度，冲突不能避免，导致外交谈判失败。

作为清政府认为四海之内，皆为王土，只把马戛尔尼当作朝贡使团。觐见时发生争议，对马戛尔尼使团进行监视限制，使得访华使团如马戛尔尼描述：我们像要饭的一样进入北京，像囚犯一样被监禁在那里，离开时简直又像是盗贼。

清廷的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不了解世界还唯我独尊，使得欧洲人对中国的观点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马夏尔尼把清政府描绘成好比是一艘破败不堪只有外表的头等战舰。无视外面世界的发展，缺失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

这次访华的失败，使中国丧失了一次与近代工业文明接轨，认识世界，更新观念，汲取成功经验，提高科学技术，改变封闭落后状态的良好机遇~

利马窦眼中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给人印象最深的国家。

从"实"来看，利马窦对中国的介绍主要有两点，一是关于地理和历史。我们知道，利马窦来华时，正是明王朝。他对明代社会的描述，更是事无巨细，应有尽有，大到社会制度，统治结构，小到奇风异俗，机械工艺。

因此，利马窦认为，中国地大物博，繁荣富庶，堪称世界上最强大、给人印象最深的国家：由于这个国家东西以及南北都有广大的领域，所以可以放心地断言：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在单独一个国家范围内可以发现有这么多品种的动植物。…&hel//www.souquanme.comlip;我甚至愿意冒昧地说，实际上凡在欧洲生产的一切都照样可以在中国找到。

二是关于儒家文化。利马窦首先向西方人介绍了孔子以及《四书》和《五经》。他评价孔子说：中国哲学家中最有名的叫做孔子。这位博学的伟大人物诞生于基督纪元前五百五十一年BYuugDqW，享年七十余岁，他既以著作和授徒也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

他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为神圣。而《四书》和《五经》则"构成中国最古老的图书库……为国家未来的美好和发展而集道德教戒之大成"。但利马窦认为，儒家哲学体系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道德哲学和伦理仪式。在历史上，这可以说是西方人第一次试图通过辨明儒家哲学体系是伦理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宗教仪式来重新解释另一个国度的哲学体系。

这种解释影响深远，十八世纪的莱布尼茨莱布尼茨和沃尔夫沃尔夫就秉承了这种观念，认为中国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当代也还有学者坚持认为儒家思想只是一种"伦理体系"。于是，有学者指出：（利马窦）不但没有能用另一种思想体系来改变或者取代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而且就其对中国思想的激荡与影响的规模和持续时间而言，也远不能望魏晋以来的佛教思想影响的项背。

或许，由此会有人认为利马窦的传教活动到头来还是一场失败，但毕竟，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个有力中介，利马窦在许多方面为后来中西文化，特别是中德文化之间进一步的碰撞奠定了基础。如果说，利马窦从宏观上对中国及其文化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和评说，那么，卫匡国卫匡国则凭借其特有的历史眼光，从断代史研究角度对中国进行了具体描述，同样也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和利马窦一样，卫匡国卫匡国也是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1631年加入耶稣会，1643年经印度来到中国，后定居杭州，1661年去世。卫匡国卫匡国的主要著作有《中国新地图册》和《鞑靼战纪》等。《鞑靼战纪》记载的是明清间的战争，主要内容为1644年清入关后与南明之间的战争，故事止于1650年卫匡国卫匡国离开中国。按照卫匡国卫匡国自己的交代，他本"不想把鞑靼的所有战争都写下来，只写我们记忆中的和我所见闻到的"。

而且，他认为他所叙述的都不是道听途说，而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卫匡国卫匡国从追述鞑靼民族的兴起以及他们所发动的历次战争入手，重点描写了明清之间的战争。从某种角度讲，《鞑靼战纪》是一部明末清初的战争史，也是一部鞑靼的民族发生和发展史。由于作者的实录精神，这部著作的确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也产生了较大的历史影响。

我们在此不打算复述该书的详细内容，而只想着重交代两点。一是在天启年间的那场战争中，在援救皇帝的将领中间，有一位巾帼英雄，这就是垂名史册的秦良玉。她连称号都像男子，非常具有男子的智慧和风度，"在抗击鞑靼以及后来平息反叛的战争中表现出罕见的勇气"。因此，卫匡国卫匡国认为，我们可以叫她"中国的亚马孙（Amazon）"或潘塞西琳（Penthesilean）。

前者是古希腊传说中的亚马孙族女战士，以骁勇善骑射闻名；后者则是古希腊传说中亚马孙族的女王。卫匡国卫匡国把秦良玉和她们相提并论，也许只是为了突出强调秦良玉身上所具有的巾帼不让须眉的勇气和胆识，或者纯粹是为了叙事考虑，并无什么微言大义。然而，这一点却被后来的作家们抓住不放，大做文章。第二，卫匡国卫匡国戴着他作为传教士所特有的救世史的有色眼镜，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变迁。

在他看来，明王朝之注定要走向灭亡，是由于万历皇帝听从了身边大臣的要求，禁止臣民信仰基督，并对传教士加以驱逐：有些地方的神甫被信教的官吏秘密藏匿起来，有些神甫被抓住，装到囚笼里送到澳门监禁，受到严重迫害，另一些神甫则被赶出了中国。……当中国践踏和平的基督教，准备消灭所有的基督教时，上帝就掀起了反对中国的激烈战争，让鞑靼人来动摇中国帝国的根基，后来发展到明朝王室和国家。

按照卫匡国卫匡国的理解，明王朝遭到覆灭，是受了上帝的惩罚，原因是它对上帝不敬，拒斥基督。上帝之所以特别青睐鞑靼，则自然是因为他们顺天意，敬耶稣。而且，"不是只有鞑靼皇帝爱护我们基督徒，其他的鞑靼人也同样尊敬和爱护那些神甫"。

因此，卫匡国卫匡国提醒传教士们，应该不失时机地进入鞑靼人的世界，传播福音，使这个民族基督化。他指出，也许上帝为鞑靼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就是为了给基督徒们开辟一条道路，以便接触过去不了解和从未接近的鞑靼。从这个意义上讲，《鞑靼战纪》不仅是卫匡国卫匡国为实现其传教宗旨，认清中国现实的一份思想备忘录，更是当时时代精神的一份备忘录。

除了十六、十七世纪之交门多萨门多萨的《中华帝国志》之外，对于十七世纪西方哲学、政治学、宗教学以及文学产生广泛影响的有关中国的著述，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出自耶稣会传教士之手。根据瑞士学者常安尔（E.H.von Tscharner）的统计，这类著作有近十部，包括利马窦的《中国札记》和卫匡国卫匡国的《鞑靼战纪》。

不难发现，所有这些作者之中，只有克察克察（Alhanasius Kircher，1602—1680）是德国传教士，而且，克察克察本人又没有到过中国。因此，常安尔认为，在巴洛克时代，德国在认识中国方面基本上处于被动地位，接受的多，给出的却微乎其微。但是，今天看来，德国人的接受丝毫也未使他们在中国知识方面显示出局促和紧张。单是克察克察的这部著作，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就成为中国事务爱好者的权威读物，曾一度风行欧洲。

此外，我们在上文中还曾有意识地指出过，无论是马可·波罗的游记著作，还是门多萨门多萨的《中华帝国志》，或是利马窦的札记，它们不是最早在德国付梓，就是出版后旋即被译成德文，总之都与德语世界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不管如何，传教士有关中国的著作在十七世纪对整个西方知识界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它们"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显示了一个新的民族，而且是把一个有问题的成员介绍到国际家庭里来"。

在它们相识之后的几百年中，西方一直不断地根据自身变迁的需要，来塑造这个"有问题的成员"，在西方人眼中，这个成员不仅过去，而且现在，乃至未来都将是有问题的，也正是由于这些无法解答的问题，西方才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中国形象。因此，正如伊莎贝尔·席微叶和约翰-路易·席微叶所说的，传教士有关中国的作品并非仅仅向西方知识界提供了一些具有异国情调的冒险活动，相反，更多地还是提供了一种形象和思维库。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不妨通过德国文学中有关中国的描述，来具体考察一下德国作家们对传教士有关中国著述的热衷程度，并由此来揭示十七世纪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与传教士中国观之间的亲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