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者,追寻者,等待者,后觉者,先知者的英文单词是什么
急需...........答得好的有追加悬赏分.........再说一句,我要找的是名词啊不是动词.........1.patron
2.chasor
3.stayer /waitting person
4.dully man
5.pridictor
2.chasor
3.stayer /waitting person
4.dully man
5.pridictor
关于十二个月花的诗句
要把十二个月说出来,有一首是:正月梅花香又香, 二月兰花盆里装, 三月桃花红十里, 四月蔷薇靠短墙, 五月石榴红似火, 六月荷花满池塘, 七月栀子头上戴, 八月丹桂满枝黄, 九月菊花初开放, 十月芙蓉正上妆, 十一月水仙供上案, 十二月腊梅雪里香.不能跟这个一样花也不能一样如果实在只有这种花就写吧,但是能不重复就不重复。急用!!!!今晚就要呀!!!!!卜算子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朝中措梅 幽姿不入少年场,无语只凄凉。一个飘零身世,十分冷淡心肠。 江头月底,新诗旧梦,孤恨清香。任是春风不管,也曾先识东皇。 梅花绝句 闻道梅花坼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 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 北坡梅开久一株独不著花立春日放一枝戏作 日日来寻坡上梅,枯槎忽见一枝开。 广寒宫里长生药,医得冰魂雪魄回。 别梅 竹篱数掩傍鱼矶,万点梅花掠地飞。 正喜巡檐来索笑,已悲临水送将归。 影横月处愁空绝,子满枝时事更非。 自古情锺在吾辈,尊前莫怪泪沾衣。 长溪东山容老索月谷幽赏诗幽赏梅 人间底处无明月,只要青山为发挥。 林里枝寒无鹊立,水边路白有僧归。 嘲梅未开 梅蕊如红稻,中藏无尽香。 何时来鼻境?更待几番霜。 城南王氏庄寻梅 涸池积槁叶,茆屋围疏篱。 可怜庭中梅,开尽无人知。 寂寞终自香,孤贞见幽姿。 雪点满绿苔,零落尚尔奇。 我来不须晴,微雨正相宜。 临风两愁绝,日暮倚筇枝。 城南寻梅得句四首 老子今年嬾赋诗,风光料理搜趣网鬓成丝。 青羊宫里春来早,初见梅花第一枝。 黯淡江天雪欲飞,竹篱数掩傍苔矶。 清愁满眼无人说,折得梅花作伴归。 青烟漠漠暗西村,问讯梅花置一尊。 冷淡生涯元不恶,却嫌歌吹合江园。 古梅 梅花吐幽香,百卉皆可屏。 一朝见古梅,梅亦堕凡境。 重叠碧藓晕,夭矫苍蚪枝。 谁汲古涧水,养此尘外姿? 故蜀别苑在成都西南十五六里梅至多有两大树夭矫若龙相传之梅龙予初至蜀为作诗自此岁常访之今复赋一首丁酉十一月也 昔年曾赋西郊梅,茫茫去日如飞埃。 即今衰病百事嬾,陈迹未忘犹一来。 蜀王故苑犁已遍,散落尚有千雪堆。 珠楼玉殿一梦破,烟芜牧笛遗民哀。 两龙卧稳不飞去,鳞甲脱落生莓苔。 精神最遇雪月见,气力苦战冰霜开。 羁臣放士耿独立,淑姬静女知谁媒。 摧伤虽多意愈厉,直与天地争春回。 苍然老气压桃杏,笑我白发心尚孩。 微风故为作妩媚,一片吹入黄金罍。 观梅至花泾高端叔解元见寻 春暖山中云作堆,放翁艇子出寻梅。 不须问讯道傍叟,但觅梅花多处来。 春晴闲过野僧家,邂逅诗人共晚茶。 归见诸公问老子,为言满帽插梅花。 红梅 苎萝山下越溪女,戏作长安时世妆。 白白朱朱虽小异,断知不是百花香。 云里溪头已占春,小园又试晚妆新。 放翁老去风情在,恼得梅花醉似人。 湖山寻梅 镜湖渺渺烟波白,不与人间通地脉。 骑龙古仙绝火食,惯住空山啮冰雪。 东皇高之置度外,正似人中巢许辈。 万木僵死我独存,本来长生非返魂。 小雪湖上寻梅时,短帽乱插皆繁枝。 路人看者窃相语:此老胸中常有诗。 归来青灯耿窗扉,心镜忽入造化机。 墨池水浅笔锋燥,笑拂吴笺作飞草。 梅 若耶溪头春意悭,梅花独秀愁空山。 逢时决非桃李辈,得道自保冰雪颜。 仙去要令天下惜,折来聊伴放翁闲。 人中商略谁堪比,千载夷齐伯仲间。 梅 三十三年举眼非,锦江乐事祗成悲。 溪头忽见梅花发,恰似青羊宫里时。 梅 俗事常妨把一杯,等闲开过小园梅。 自伤惟有寻春梦,百舌无情又唤回。 梅村野人家小憩 正遣清诗觅菊栽,穿云涉水又寻梅。 万牛不挽新愁去,一鸟还惊午梦回。 老愧逢人说幽愤,穷能随事学低摧。 江边漂母何为者?无食王孙未易哀。 梅花 冰崖雪谷木未芽,造物破荒开此花。 神全形枯近有道,意庄色正知无邪。 高坚政要饱忧患,放弃何遽愁荒遐。 移根上苑亦过计,竹篱茅屋真吾家。 平生自嫌亦自许,妙处可识不可夸。 金樽翠杓未免俗,篝火为试江南茶。 梅花 家是江南友是兰,水边月底怯新寒。 画图省识惊春早,玉笛孤吹怨夜残。 冷淡合教闲处著,清臞难遣俗人看。 相逢剩作樽前恨,索笑情怀老渐阑。 梅花 造物作梅花,毫发无遗恨。 楚人称芳兰,细看终不近。 梅花 五年作竹梢,十年作梅枝。 九泉子廉子,此语今谁知? 梅花 欲舆梅为友,常忧不称渠。 从今断火食,饮水读仙书。 梅花 春信今年早,江头昨夜寒。 已教清彻骨,更向月中看。 梅花 江上梅花吐,山头霜月明。 摩挲古藤杖,三友可同盟。 梅花 老厌纷纷渐鲜欢,爱花聊复客江干。 月中欲与人争瘦,雪后偷凭笛诉寒。 野艇幽寻惊岁晚,纱巾乱插醉更阑。 尤怜心事凄凉甚,结子青青亦带酸。 梅花 月地云阶暗断肠,知心谁解赏孤芳。 相逢只怪影亦好,归去始惊身染香。 渡口耐寒窥净绿,桥边凝怨立昏黄。 与卿俱是江南客,剩欲尊前说故乡。 梅花 玄冥行令肃冰霜,墙角疏梅特地芳。 屑玉定烦修月户,堆金难买破天荒。 了知一气环无尽,坐笑千林冻欲僵。 力量世间谁得似,挽回岁律放春阳。 梅花 折得名花伴此翁,诗情恰在醉魂中。 高标不合尘凡有,尤物真穷造化功。 雾雨更知仙骨别,铅丹那悟色尘空。 前身姑射疑君是,问道端须顺下风。 梅花 五十年间万事非,放翁依旧掩柴扉。 相从不厌闲风月,只有梅花与钓矶。 梅花 山村梅开处处香,醉插乌巾舞道傍。 饮酒得仙陶令达,爱花欲死杜陵狂。 梅花 一花两花春信回,南枝北枝风日催。 烂熳却愁零落近,丁宁且莫十分开。 梅花 广寒官中第一仙,情深不碍韵超然。 劝君莫作儿女态,但向花前倾玉船。 梅花 秭归江头烟雨昏,客舟夜系梅花村。 相逢万里各羁旅,不待猿啼已断魂。 梅花 青羊宫前锦江路,曾为梅花醉十年。 岂知今日寻香处,却是山阴雪夜船。 梅花过后游西山诸庵 乞得身归喜满颜,柴门虽设不曾关。 无如梅作经年别,且就僧分半日闲。 樵斧晓穿云外去,钓船夜向月中还。 君看老子无穷乐,一笑如非造物悭。 梅花绝句 幽谷那堪更北枝,年年自分著花迟。 高标逸韵君知否,正在层冰积雪时。 梅花绝句 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 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 梅花绝句 体中颇觉不能佳,急就梅花一散怀。 冲雨涉溪君会否?免教麈土涴青鞋。 梅花绝句 空谷佳人洛浦仙,洗妆真态更婵娟 广平莫倚心如铁,撩起清愁又破禅。 梅花绝句 万瓦清霜夜漏残,小舟斜月过兰干。 老来一事偏堪恨,好看梅时却怕寒。 梅花绝句 月中疏影雪中香,只为无言更断肠。 曾与诗翁定花品,一丘一壑过姚黄。 梅花绝句 闻道梅花坼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 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前一放翁? 梅花绝句 高韵知难折简呼,溪头扫地置芳壶。 梅如解语应惆怅,昔日名流一个无。 梅花绝句 小亭终日倚阑干,树树梅花看到残。 只怪此翁常谢客,元来不是怕春寒。 梅花绝句 折得梅花古渡头,诗凡却恐作花羞。 清樽赖有平生约,烂醉千场死即休。 梅花绝句 折得梅花古渡头,诗凡却恐作花羞。 清樽赖有平生约,烂醉千场死即休。 梅花绝句 濯锦江边忆旧游,缠头百万醉青楼。 如今莫索梅花笑,古驿灯前各自愁。 梅花绝句 疏枝冷蕊谁能画?杨叟江西旧擅名。 今日东窗闲拂拭,去人一尺眼先明。 梅花绝句 乱篸桐帽花如雪,斜挂驴鞍酒满壶。 安得丹青如顾陆,凭渠画我夜归图? 梅花绝句 红梅过后到缃梅,一种春风不并开。 造物无心还有意,引教日日放翁来。 梅花绝句 蜀王小苑旧池台,江北江南万树梅。 只怪朝来歌吹闹,园官已报五分开。 梅花绝句 湖上梅花手自移,小桥风月最相宜。 主人岁岁常为客,莫怪幽香怨不知。 梅花绝句 吾州古梅旧得名,云蒸雨渍绿苔生。 一枝只好僧窗看,莫售千金入凤城。 梅花绝句 探春岁岁在天涯,醉里题诗字半斜。 今日溪头还小饮,冷官不禁看梅花。 梅花绝句 池馆登临雪半消,梅花与我两无聊。 青羊宫里应如旧,肠断春风万里桥! 梅花绝句 凛凛冰霜晨,皎皎风月夜。 南山有飞仙,来结寻梅社。 梅花绝句 忆昔西戍日,夜宿仙人原。 风吹野梅香,梦绕江南村。 梅花绝句 锦城梅花海,十里香不断。 醉帽插花归,银鞍万人看。 梅花绝句 低空银一钩,糁野玉三尺。 愁绝水边花,无人问消息。 梅花绝句 兰荃古所贵,梅乃晚见称。 盛衰各有时,类非人力能。 梅花绝句 子欲作梅诗,当造幽绝境。 笔端有纤尘,正恐梅未肯。 梅花绝句 清霜彻花骨,霜重骨欲折。 我知造物意,遣子世味绝。 梅花绝句 士穷见节义,木槁自芬芳。 坐回万物春,赖此一点香。 梅花绝句 南村花已繁,北坞殊未动。 更赊一月期,待我醉春瓮。 梅花绝句 山月缟中庭,幽人酒初醒。 不是怯清寒,愁蹋梅花影。 梅花已过闻东村一树盛开特往寻之慨然有感 春晚城南十里陂,亭亭独立见奇姿。 品流不落松竹后,怀抱惟应风月知。 旋拂乱云成小伫,重携芳榼卜幽期。 佳人空谷从来事,莫恨桃花笑背时。 梅开绝晚有感 年年踏雪探梅开,二月今年始见梅。 从此逢春心转嬾,小诗不拟觅花栽。 梅开绝晚有感 寻梅不负雪中期,醉倒犹须插一枝。 莫讳衰迟杀风景,卷中今岁欠梅诗。 梅市 沙际人家半掩扉,借炊小住不相违。 水生溪面大鱼跃,风定草头双蝶飞。 竹院游僧闻鼓集,烟畦老圃荷锄归。 浩然物外真堪乐,回首浮生万事非。 梅市 小雨长堤古寺西,不容羸马惜障泥。 时平道路铃声少,岁乐坊场酒价低。搜趣网 烟树浅深山驿近,野歌断续客魂迷。 残躯不料重来此,一首清诗手自题。 梅市道中 去去浮官浦,悠悠数客樯。 蓼花低蘸水,枫树老经霜。 箫鼓迎神闹,鉏耰下麦忙。 城西小市散,归艇满斜阳。 梅市道中 雨暗山陂路,人喧古渡头。 庙垣新画马,村笛远呼牛。 买饭谙争席,迎潮竞解舟。 平生苦吟处,又送一年秋。 梅市暮归 老境惟闭门,不与事物接。 时逢佳山水,尚复快登涉。 山程策子蹇,水泛摇短楫。 今兹税驾地,佳事喜稠叠。 云生湿行滕,风细掠醉颊。 旅羹芼玉糁,僧饭敷白?。 葑火煨芋魁,瓦甑炊豆荚。 经行出幽圃,懹抱颇自惬。 枯篱络丹实,深涧堆黄叶。 白云横谷口,缘筱穿山胁。 还家宁迫暮,取路羞径捷。 何当倚蒲龛,一坐十小劫。 梅市暮归三山 日日蛮童佩一壼,壼乾时亦复村酤。 横林露塔远犹见,暮霭笼山淡欲无。 绿浦例凭菰作界,画桡常遣鹭前驱。 此身元是沧浪客,敢学高人乞镜湖。 梅市书事 羸马孤愁不可胜,小诗未忍付瞢腾。 一声客枕江头雁,数点商船雨外灯。 梅市舟中作 漕渠北向小桥通,渐入苍茫大泽中。 造物将无知我醉,故吹急雨打船篷? 梅天 稻陇移初遍,梅天涩未晴。 轻阴昏茗色,余润咽琴声。 时傍菱塘立,还寻沙径行。 杜门终此世,更誓未来生。 梅仙坞花泾观桃李 妖妍天遣占年华,叹息人间有许花! 十里织成无罅锦,半天留得未残霞。 欲题直恐无才称,不见何由信客夸? 醉后又惊春事晚,湖堤烟柳已藏鸦。 断句:庵中夜兴 有情梅影半窗月,相应鸡声十里村。 哀郢 荆州十月早梅春,徂岁真同下阪轮。 北园杂咏 闻道埭西梅半吐,携儿闲上钓鱼船。 被酒径卧比觉已五鼓矣 窗外树寒无鸟宿,壼中水暖有梅开。 闭户 尺素杂行草,往檄江梅春。 别后寄季长 缭出锦城南,问讯江梅春。 别荣州 啸台载酒云生屦,仙穴寻梅雨垫巾。 丙午五月大雨五日不止镜湖渺然想见湖未废时有感而赋 朝雨暮雨梅正黄,城南积潦入车箱; 并山东南闲步至野人吴氏居乃归 梅送冷香横雪岸,雁翻孤影下烟津。 病愈 霜晴烂熳东窗日,一笑山坡访早梅。 病中卧闻舂声 妄想说梅犹止渴,真闻舂米固忘饥。 病中杂咏十首 半黄半绿柳满城,欲开未开梅有情。 残腊 清泉白石无人到,且结梅花淡淡缘。 棋枰散后轩窗静,梅坞归来襟袖香。 山色危栏角,梅花绿酒边。 草亭独坐 在手残梅香淡泊,傍檐幽鸟语丁宁。 插花 早梅行可探,家酝绿满卮, 柴门 晚梅摘得盐供飣,浊酒沽来草塞瓶。 长木晚兴 断桥烟雨梅花瘦,绝涧风霜槲叶深。 成都岁暮始微寒小酌遣兴 疏梅已报先春信,小雨初成十月寒。 城东醉归深夜复呼酒作此诗 梅花满手不可负,催炽兽炭传清觞。 出谒晚归 苑路落梅轻有态,御沟流水细无声。 出游 柯桥僧阁凌空起,梅市渔歌带月闻。 初春 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围短篱。 初春感事 水初泛溢黏天绿,梅欲飘零特地香。 一树红梅已半残,破裘也复敌春寒 初春遣兴 江梅有恨论年别,旅雁无情计日归。 初春书怀 清泉冷浸疏梅蕊,共领人间第一香。 初春晚晴 关心虽有寻梅梦,冷蕊幽香事已非 古谓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虽出于好功名者之言闲中亦未免此叹戏作七字一首 酒虽已熟恨无菊,雪苦不成空见梅。 故山 满篮箭茁瑶簪白,压担棱梅鹤顶殷。 广都道中呈季长 江水不胜绿,梅花无赖香。 广都江上作 梅花耿独立,雪树明前川。 归兴 轻雷轣辘断梅初,残箨纵横过笋余。 龟堂东窗戏弄笔墨偶得绝句 偶得风和身亦健,舍南舍北探梅花。 癸丑正月二日 菊丛抽绿满枯荄,绕舍梅花已遍开 过邻家 云重时飞雪,春迟未见梅。 寒夜 未须遽起穷愁叹,明日寻梅雪正晴。 草围小瓮酒未熟,霜压瘦枝梅不开。 寒夜偶怀壮游书感 梅蕊疏疏春欲动,川云漠漠雪犹悭。 湖村野兴 已知无奈姮娥冷,瘦损梅花更断肠。 湖山 但醉梅花下,民家酒可沽。 汀月生眉黛,溪梅试额妆。 湖上 落梅纷可藉,桑柳亦已拆。 湖上晚归 梅花遮路如撩客,槲叶飘风已满沟
鲁迅是怎么死的?
符杰祥
作为现代文学史与思想史上giZAZY一位特立独行的大家,鲁迅受人崇仰最多,也议论最多。 鲁迅的早逝并未如其所愿的“埋掉,拉倒”,也并非如日本学者竹内好所谓的以死解救 了对立,消泯了论争(《鲁迅》第8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11月版)。实际上,后世 学人在慨然而生“千古文章未尽才”的浩叹之时,对其生前身后的命运也一直有“是非 蜂起”的论争与猜测。作为鲁迅的后人,周海婴的新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以大量亲闻 亲见的一手资料,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隐情,破解了一些困扰鲁迅研究的历史谜团, 意义甚殊。因为,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史料问题(周海婴在资料方面自然具有独特 的优势);更重要的是,“事实”的揭示与如何揭示本身就包含着“求是”亦即真理求 索的严肃意义。比如鲁迅“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的题目,就需要思想的勇气。 在我看来,周著更重要的价值就体现在一种“抛弃顾虑”、大胆直书的精神,也正是在 这一点上,周海婴真正承续了乃父最基本,也最可贵的精神原则。但同时,我们亦须注 意,秉笔直书虽然是历史书写的一个最重要的要求和原则,但它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完备 的事实考证。而且,事实也不等于结论,必须经过严密的逻辑分析与论证过程,否则, 即使列举很多的事实,也可能得出有偏差的结论。如果求全责备的话,我觉得周著的些 许欠缺就在于个别地方的“大胆假设”似乎多于“小心求证”。比如在对鲁迅之死的解 释上,认为给鲁迅看病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有谋害的嫌疑就显得思虑不周,情感臆测 的成分大于事实分析。不过应该看到,著者毕竟不是学者,其“抛弃顾虑”的“实事实 说”的勇气,表明只是“怀疑”,“以为否定不容易,肯定也难寻佐证”的坦诚,已殊 为不易。周海婴根据个人的意愿来回忆往事,书写自己心目中的鲁迅,罅漏难免,他人 可以批评,却没有权利苛责。因而,本文只算是对周著的一种补充和发挥。
鲁迅的猝然而去是许多人所意料不及的,这甚至也包括鲁迅本人。在耳闻目睹了多次 打着民主、共和旗号的“抢夺旧椅子”的革命游戏后,种种漂亮名头下的黑暗现实使鲁 迅对中国社会有了更为深切的观察,也使得他对中国未来充满了深刻的悲观。但鲁迅之 为鲁迅,就在于以悲观的勇气否定了虚妄的“黄金世界”后,又同样以一种深沉的勇气 来承担和挑战心内心外的死亡与幽暗。所谓“自家有病自家知”,学过医的鲁迅对自己 严重的病情当然更应该有所了解。但那种“反抗绝望”的亢奋心态与刚毅气质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鲁迅对自己病情的看法。早在1934年,社会上就风传过鲁迅患重性脑膜炎的 消息,鲁迅戏拟一诗作为答复:“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谣言虽然是谣 言,但鲁迅嘲弄性的反击却的确洋溢着一种战斗的乐观气息。因之,到了1936年,鲁迅 在自己的日记中已不断出现“发热”的危险记录,而史沫特莱请来的美国肺病专家邓恩 医生又确诊其病情严重后(“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云云),鲁迅虽然“受 了些影响”,但又“不怎么介意”,再加之医生又有“拖得巧妙,再活一二十年也可以 ”的话,他反而增强了医生所誉的“最能抵抗疾病”的信心。所以当茅盾、增田涉等几 位朋友看望他时,鲁迅是笑着将自己的X光片指给他们看,一面还不搜趣网免将美国医生赞誉 的话得意地重复一番。鲁迅在病逝前所写的《死》,被许多人惊叹为先知的绝唱,但如 仔细品味就可以发现,这篇文章其实充满了惯常的冷嘲热讽,那种幽默与乐观洋溢可见 。这种“乐观”并非超然于死的“达观”,正如鲁迅的自我调侃:还“未曾炼到‘心如 古井’”的地步。鲁迅在文末也说:“这些大约并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真的要死 ,是连这些想头也未必有的。”换言之,如果真的意识到死亡,恐怕写不出这样乐观、 从容的文章来,可惜人们的注意力多放在戏拟的几条“遗嘱”上,而忽视了这条重要的 幕后说明。鲁迅的这种乐观似乎也感染了亲属,在给曹白的信中,许广平就把“再活一 二十年”当成了一个可信的“好消息”。也许正是这种乐观,鲁迅的忽然去世就让人难 以接受,也在亲人们的心头“始终存有一团排解不去的迷雾”。
就像周作人在爱女若子死后对日本医生痛加指责一样,怀疑医生误诊的情感是可以理 解的,但如果就此认为是谋害就有些过头了。周书提到,日本医学界的泉彪之助先生后 来专程到上海鲁迅纪念馆查阅资料,做出了支持须藤医生的结论,这就否定了周建人在 1949年《人民日报》上的公开质疑。那么,为什么还要坚持怀疑呢?其实,诊断、用药 这些医疗上的怀疑,最终都归结到了对须藤这个人的怀疑上,理由是有人说须藤是日本 在乡军人团体“乌龙会”的副会长。姑且不论这个“听说”来的故事是否和有关内山完 造是日本间谍、“皇军”猎犬的传言一样可靠,鲁迅在犹豫后还坚持“叫他看下去”, 可见对其是极为信任的。在《死》一文中,鲁迅称其为“前辈”,“又极熟识,肯说话 ”,既可看出鲁迅态度的尊敬,又可看出两人能说得来、非常熟识的深厚交谊。事实也 的确是这样。查鲁迅日记,1932年10月20日有“寄须藤医士信”的记录(但鲁迅日记的 注释称其于1933年方在上海设立须藤医院,疑误,待考),其与兼任内山书店医药顾问 的须藤的交往最早应该是在这一时期。两者最初的交往完全是书信、“邀客夜饭”之类 的朋友关系,并没有看病的往还。鲁迅在初期主要请xiǎo@①崎医院的坪井学士为 周海婴治病和高桥医院的医生为自己治齿。和须藤有了看病的往来,始于1933年的6月2 日,不过第一次是代为冯雪峰的夫人(即日记中的“何女士”)延请的,但从此以后须藤 几乎就成了鲁迅家的私人医生和常客。先是频繁地给周海婴看病拿药,后来又出现了多 次父子并诊的情况,及至1934年与1936年两次持续“发热”、“肋痛”的大病,两者的 交往就更加密切了。仅从1934年算起,鲁迅日记提到须藤的地方就有近二百处。长达四 年的交往,两人的交谊即便不如与内山完造深厚,至少已经相当亲密了。在鲁迅日记中 ,与须藤的关系除了提到治病,还有“邀客夜饭”,多次互赠荔枝、糖果、书画的这种 朋友性交游的记载。鲁迅与须藤也是无话不谈。须藤在鲁迅去世后,也并非如周书所说 的完全销声匿迹了,在一篇纪念文章中,他描述了鲁迅的病因,并深情地回忆了与鲁迅 “为朋友”的日子。在平日的叙谈中,他们不仅谈中日关系和文学批评、外国科学的大 问题,还谈到孩子的身体与教育,“虔心地祷祝着海婴康健地长大”,有时还开一些玩 笑(《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载《作家》1936年11月号)。须藤对鲁迅“正直”、“ 坚强”由衷的钦佩之情在这篇文章中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师从鲁迅翻译《中国小说史略 》的增田涉在回忆中印证了这个事实。他说,我认识须藤医生,在大陆新村鲁迅最后住 过的地方,“时时在旁边听来诊病的须藤医生和鲁迅关于德国文学或日本文学的杂谈” 。鲁迅对须藤所说的“最讨厌的是假话和煤烟,最喜欢的是正直的人和月夜”这类推心 置腹的话,同样出现在增田涉的回忆文中,也证明了须藤对与鲁迅之间朋友关系的描述 是真实的(《鲁迅的印象》第5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如果再联系萧红在《回 忆鲁迅先生》一文中提到的须藤经常出入鲁迅家中,“连老娘姨对他都是尊敬”的情况 ,两人超乎普通医治与一般朋友关系的互相尊敬、信任的亲密程度已足见一斑。从这一 点看,须藤谋害鲁迅的猜测不大可能成立。
史沫特莱请美国肺病专家给鲁迅诊病是一个事实,但周著倾向鲜明的陈述方式也导致 其与所述事实有一定出入。书中提到,邓医生认为“治疗方法极简单,任何一个医生都 会做”,“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行,无须我亲自治疗”,“如果现在就开始治疗、修养 ,至少可活十年”(《鲁迅与我七十年》第60页)。而实际上,鲁迅、许广平等当事人即 使表示乐观,也没有这样夸张,而是相当谨慎的。首先,邓医生在诊断出鲁迅的病情极 重后,不可能有“无须我亲自治疗”这样轻描淡写、不合逻辑的说法;而鲁迅拒绝了邓 医生的开方,理由是不相信欧洲的医学一定会有“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也 至少说明治疗方法不会“极简单”。萧红回忆说,美国医生“只查病,而不给药吃,他 相信药是没有用的”,也与周书的陈述有异。同样,许广平在提到“再活一二十年”的 “好消息”时,是有“如果拖得巧妙”这样小心的假设,而前提也是对“经过几次必死 之病状”的严重事实的认证。姑且不论医生的话是否是一种安慰,增田涉在1936年专门 去上海看望鲁迅时,看到“先生已经没有希望了”却的确是一个悲哀的事实。因为带着 先入为主的观念看问题(这种观念由转述周建人的看法所致,但周建人是在内山完造最 后认识到鲁迅“病势很重”,为“顾虑万一”才让许广平打电话将其叫来的,应该不是 当事人),作者对一些事实的分析甚至已不近情理。对邓医生提出的休养方案,作者深 以为是,而对须藤在很早就提出的同一方案,却认定是个阴谋。须藤提出转地疗养从医 学角度来说是无可怀疑的,错就错在地点定到了日本。实际上,到日本疗养的并非自鲁 迅始,早在此前,左联作家蒋光慈就因肺病去日本休养过一段时间。况且劝鲁迅赴日疗 养的也并非须藤一人,日本友人山本实彦(鲁迅曾为其主办的《改造》做《在现代中国 的孔夫子》一文)在回忆中说,他曾三次敦请鲁迅“来东京一游”,而鲁迅也是“有意 来日本”的(《鲁迅的死》,载1936年10月《日日新闻》)。同样,在致茅盾的两封信中 ,鲁迅自己不仅表达过“决赴日本”的心愿,而且也有“今年的‘转地疗养’恐怕‘转 ’不成了”的惋惜,这表明周书中的“断然拒绝”一事显系误说。进一步说,如果请鲁 迅去日本疗养是一种阴谋,那么又该如何理解请鲁迅去苏联疗养的事?为什么后者偏偏 被理解为朋友的关心而就不可能是一种“阳谋”?鲁迅最终哪儿也没有去,除了家族、 经济等方面的考虑,我觉得山本实彦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因为不愿意染上过厚的政治 色彩”,害怕失去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吧。
至于对须藤不送鲁迅住院治疗,“拖延”病情的怀疑,看一看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 》就可明白,“鲁迅先生当时就下楼是下不得的”。须藤每日数次往返诊视,不惮麻烦 ,应该说是从鲁迅身体的角度着想的。既然谋害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周书所指陈的一些 医疗失误又是怎么回事,该做何解释呢?内山完造在《忆鲁迅先生》一文中描述了当时 的情景:“这时,须藤医生来了,说是不但哮喘总没有好,而且好像已经变成心脏性哮 喘。因为想要请松井博士诊察一回,所以就马上把汽车驶到福民医院去接松井博士;但 ,偏巧博士今为礼拜天的缘故,不在家;问到了他的去处,须藤医生就亲自去接他。” 这段表述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首先,作为“老朋友”,须藤与内山一样,对鲁迅的病 是极为尽心的,所以有“马上”、“亲自”的举动。但是,尽心未必能够尽力,从要亲 自请福民医院医生的另外一面看,须藤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坦率一点说,须藤的医术 是有限的(但不能因此怀疑须藤的医品)。由是之故,先前请美国医生和拍X片都是在福 民医院,后来在鲁迅病情凶险时首先想到的也是福民医院。所以,医疗上出现的一些问 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一,如鲁迅所说,须藤“不是肺病专家”;二,鲁迅日记中称 呼医生多用学位,如最初给周海婴看病的坪井学士、后来的松井博士等,而独对须藤多 称“先生”,可见这位退职军医学历并不高。日本女作家河野樱在《病床上的鲁迅》一 文中,谈到过与鹿地亘夫人池田幸子一起拜访鲁迅时遇到的须藤印象:“这是一位在虹 口开业的老年医师,他既不会奉承,又不懂得客套,完全是一个乡村医生的类型……鲁 迅一面接受注射,一面和须藤先生谈着话,他们谈的完全是日常生活的事情。我心里却 在暗忖:‘为什么不找一位更好些的医生来治疗啊!是不相信新的医学的进步吧!’我内 心甚至还为此感到不满哩。”河野樱对“乡村医生”的“不满”,与内山完造此后不再 让须藤给周海婴看病一样,都是从医术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因而,即使认为须藤对鲁迅 的死负有责任,实在也只能从医术不高明来解释,蓄意谋害的说法则多少有些是妄做揣 测。
如果不缠绕于具体人事的枝枝节节,不仅仅从生老病死的自然现象来看问题,而从诸 如知识分子的命运、社会环境等更重大的问题背景来展开思考的话,也许对分析鲁迅的 “病”与“死”更有意义。鲁迅的病与死当然有先天的生理素质的问题。从鲁迅1912年 的壬子日记查起,陆陆续续就有数百次“腹痛”、“胃痛”、“肋痛”、“齿痛”、“ 腹泻”、“发热”的记录,其中发病最频繁的有四次:兄弟失和后的1923年,“和章士 钊闹”后的1925年,以及到上海后的1934年和1936年。正如鲁迅在给母亲的信中所说, 自己的肺病“已经生了二三十年”,“不会断根”,“全愈是不可能的”。那么,病根 从何而来呢?无独有偶,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一书中提到父亲和弟弟的病“伯宜公 的病以吐血开始,当初说是肺痈,现在的说法便是肺结核”;“椿寿则于六岁时以肺炎 殇”(第29、593页)。周作人自己也在1920年大病了半年之久,“因为生的是肋膜炎, 是胸部的疾病,多少和肺病有点关系”(第402页)。可以看出,鲁迅的肺病与家族有一 定的关系。不过,承认这个客观的前提,却不可过于夸大它。因为先天的生理问题虽然 无法拒绝,但后天的环境可以完全对其进行排解和调节。比如周作人,选择西山碧云寺 作为清休之地,而且也度过了危机。鲁迅也不是不想去休养,他在信中多次表达过“转 地疗养”的意思,但最终实在是“非不为也,势不能也”。同样的病因,造生两种不同 的结果,与其说是环境的原因,不如说是两人对相同环境的不同态度的问题。而后者的 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对待置身其中的环境(社会、文化),将决定着个体对自我的定位和 人生命运的选择;这种定位与选择,也深刻影响着如何看待疾病与死亡的问题。对于病 ,周作人选择了寺庙的清休,这位苦雨斋的“老僧”在病后也果真大彻大悟,深悔过去 的“满口柴胡”之气,而欲在十字街头筑塔,做平和冲淡的隐士文章。鲁迅在病初的日 记即有“无日不处忧患中”的记录,这种不能忘怀于外在环境的敏感与忧虑显然不利于 清养。所以我想,即使鲁迅真的去疗养,恐怕也不会有周作人那样的效果,因为他对环 境的态度已深深地决定了冥神对“死”的这一安排。
在《“碰壁”之后》一文中,鲁迅屡屡“碰壁”而不悔,坦承自己有到处“看一看” 的“毛病”,“自己也疑心是自讨苦吃的根苗;明白无论什么事,在中国是万不可轻易 去‘看一看’的,然而终于改不掉,所以谓之‘病’”。直到生命末期的大病不起,鲁 迅还是固执地让许广平“给我看来看去的看一下”,就是出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 们,都和我有关”的现实关怀意识,出于只有这样方才心安与“切实”的“动作的欲望 ”(《“这也是生活”……》)。对于鲁迅来说,“病后”之于“病”,犹如静之于动, 只是相对、暂时的现象。鲁迅也一度想“静一静”,但终于离开了“伏处孤岛”的厦门 大学,就是因为那里“无刺激”,感觉如“死海”;鲁迅最后定居上海,明知“上海真 是是非蜂起之乡,混迹其间,如在洪炉上面,能躁而不能静”(1934年4月9日致姚克信) ,“沪上实危地,杀机甚多”(1932年6月5日致台静农信),就是因为一份能够“看一看 ”、介入社会现实的忧患之心。在索尔仁尼琴称为“癌病房”的制造迫害、屠杀的专制 社会中,“夜正长,路也正长”,现实的黑暗盛满了鲁迅的内心,也剥夺了他的安适与 优裕,愤怒与绝望的抵抗使他时时处在“战取光明”的“苦斗”的激昂中;而发热的胸 肺愈是意识到病状,也愈是有“赶快做”的扑火飞蛾似的念头。这样,鲁迅似乎总是处 于无日不忧患的“病中”,而不大可能有超然物外的休息与“病后”时候。因而,“怒 向刀丛觅小诗”的鲁迅很难“从血泊中寻出闲适来”,如周作人那样择寺建斋,修得“ 于瓦屋之窗之下,清泉绿茶”、“苦中作乐”的境界(《雨天的书喝茶》)。
知识分子对病与死的态度,实际上也决定了他们对生存环境是回避、随顺还是直面、 反抗的姿态与选择。庄子曾云,“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 谓之义之徒”。顺服环境,可得“养生”,反抗环境,则必“灭亡”。无论是庄子“明 哲保身”的存身之道还是近代“适者生存”的进搜趣网化原则,都是为鲁迅所深谙的,但他最 后还是坚持“争天抗俗”的摩罗精神,“举起了投枪”,走上了“弄文罹文网,抗世违 世情”的无路之路。深深影响了鲁迅早年思想的克尔凯郭尔的“人是精神”的命题,使 他更深切地认识到“生存”之上还要“发展”的精神原则。这种自觉的选择与承担,同 时意味着在此后的人生岁月中,“华盖运”将可能像鬼影一样无休无止地纠缠着他。关 于这一点,我想鲁迅也不会不明白。
权势者要统一意识,就要消泯知识者异议、批评的精神,而知识者为了不让个体思想 的声音消亡,就不得不直面肉身的“无家可归”:飘泊、流浪,乃至死亡。正是在这样 一种普遍的意义上,萨义德把知识分子刻画为“边缘人”和“流亡者”:“这些个人与 社会不合,因此就特权、权势、荣耀而言都是圈外人和流亡者。把知识分子设定为圈外 人的模式,最能以流亡的情况加以解说”,因为“流亡这种状态把知识分子刻画成处于 特权、权力、如归感这种安适自在之外的边缘人物”(《知识分子论》,第48、53页, 三联书店2002年版)。与强大的专制权势相对抗,如同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中所说 的“苍蝇战大象”的斗争,不可能指望有“俟河之清”的胜利时候,而且“还要准备着 为它步上尘垢扑面的死亡之路”,“没有十字架,也没有花环,记录他们徒劳无功的牺 牲”(第11页)。因此,萨义德尽管乐观地肯定了流亡者的“解放”意义,但他也看到, 知识分子如果“不能跟随别人规定的路线”,“不被驯化”,坚持“对权势说真话”, 必然意味着“将永远成为边缘人”的悲剧命运。经历了从北京到厦门、广州、上海的辗 转流徙,经历了政府的迫害与“友军”的暗箭,经历了威胁无日不在的病痛与死亡,鲁 迅对此有着切实而清醒的体认:“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而在青天白日旗 之下又有‘缧绁之忧’了”(《通信》)。在《关于知识阶级》、《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这两次探讨知识分子命运的演讲中,鲁迅指出,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 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因而“在皇帝时 代他们吃苦,在革命时代他们也吃苦”。这是因为,道与势、文艺与政治存在着深刻的 分歧,“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 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 ,或是割掉他的头。”阅读鲁迅与萨义德相差近半个世纪的演讲稿,可以想见他们内心 共鸣着的一种深深的悲凉。
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曾深有意味地说:“所有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 第二天。”正因为见证过“城头变幻大王旗”的革命“风波”,被从现实与“梦境放逐 ”的鲁迅同时也放逐了许多知识分子对革命之后“黄金世界”的虚妄幻想与浅薄的乐观 (《在钟楼上》),也正因为怀着如此深刻的悲观和识见,鲁迅屡次提到叶赛宁等人的死 ,甚至表示出自己没有被杀而足见文章无力的观念(《答有恒先生》)。即使在因身中左 联内部“一大把暗箭”而满心疲惫与创伤的生命后期,鲁迅对自己可能“充军到北极圈 ”和“穿红背心扫马路”的命运也做好了一定的精神准备。由此看来,鲁迅对自己“如 果还活着”的命运其实早有所知,后世好事者实在没有必要再枉费思量。
陈漱渝在鲁迅的一次纪念会上曾发言说,鲁迅之死是不幸的,“但死得其时,避免了 在中国‘寿则多辱’的命运,又是他的有幸”(《突然想起鲁迅之死》,《文艺理论与 批评》2001年第4期),将很多学者私下的猜疑直接公开了。其实,流传于民间的鲁迅“ 如果还活着”的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刘小枫就曾把它当做“笑话”讲过(《圣人虚静》 ,《读书》2002年第3期)。这倒不是有什么可笑之处,多半是这种可能性因斯人远逝, 往事成尘,而难以求证吧。周著现在举出一例孤证,近来已有多人质疑,尤以陈晋文章 考证最为切实(《“鲁迅活着会怎样”》,《百年潮》2002年第9期)。学者的考证自然 更为严谨,但鲁迅已然“远行”,事实求证其实早已丧失了“鲁迅活着”的大前提,将 文件与讲话一路罗列下去并无实际的意义,也难以说明可能性不会发生的问题。鲁迅身 后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是铺天盖地的整体性思潮,并不是针对个人的,覆巢之下,焉有 完卵。不论是鲁迅的弟子胡风、萧军,还是扬鞭的“奴隶总管”周扬,最后都是同样的 命运,便可想而知,何用翻箱倒箧,字字求证?实际上,历史上的许多困惑是难以用考 古得来的“事实”完全证明的,正常的思维与思想有时反而比知识更重要。
我想,用某种意识形态和人为界限来划分年代,切断时间之流,是不会有真正的历史 之同情的。运用所谓现代、当代的分野,站在时代之外来看鲁迅,必然难以接受充满了 死亡、杀戮、血腥与阴暗的鲁迅思想与文学,也不会真正了解鲁迅“病”与“死”的如 何与为何。在鲁迅时期,世界上最大的流亡现象出现在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和法西斯主义 的德国。凑巧的是,在刘半农戏赠鲁迅并博其首肯的“托尼学说,魏晋文章”一联中, 鲁迅所心仪的学说正是出产在这两个国度;而其所深慕的魏晋风度,也恰恰是中国历史 上专制最深的黑暗时期。也许,这不仅仅是一种偶然吧。
作为现代文学史与思想史上giZAZY一位特立独行的大家,鲁迅受人崇仰最多,也议论最多。 鲁迅的早逝并未如其所愿的“埋掉,拉倒”,也并非如日本学者竹内好所谓的以死解救 了对立,消泯了论争(《鲁迅》第8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11月版)。实际上,后世 学人在慨然而生“千古文章未尽才”的浩叹之时,对其生前身后的命运也一直有“是非 蜂起”的论争与猜测。作为鲁迅的后人,周海婴的新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以大量亲闻 亲见的一手资料,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隐情,破解了一些困扰鲁迅研究的历史谜团, 意义甚殊。因为,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史料问题(周海婴在资料方面自然具有独特 的优势);更重要的是,“事实”的揭示与如何揭示本身就包含着“求是”亦即真理求 索的严肃意义。比如鲁迅“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的题目,就需要思想的勇气。 在我看来,周著更重要的价值就体现在一种“抛弃顾虑”、大胆直书的精神,也正是在 这一点上,周海婴真正承续了乃父最基本,也最可贵的精神原则。但同时,我们亦须注 意,秉笔直书虽然是历史书写的一个最重要的要求和原则,但它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完备 的事实考证。而且,事实也不等于结论,必须经过严密的逻辑分析与论证过程,否则, 即使列举很多的事实,也可能得出有偏差的结论。如果求全责备的话,我觉得周著的些 许欠缺就在于个别地方的“大胆假设”似乎多于“小心求证”。比如在对鲁迅之死的解 释上,认为给鲁迅看病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有谋害的嫌疑就显得思虑不周,情感臆测 的成分大于事实分析。不过应该看到,著者毕竟不是学者,其“抛弃顾虑”的“实事实 说”的勇气,表明只是“怀疑”,“以为否定不容易,肯定也难寻佐证”的坦诚,已殊 为不易。周海婴根据个人的意愿来回忆往事,书写自己心目中的鲁迅,罅漏难免,他人 可以批评,却没有权利苛责。因而,本文只算是对周著的一种补充和发挥。
鲁迅的猝然而去是许多人所意料不及的,这甚至也包括鲁迅本人。在耳闻目睹了多次 打着民主、共和旗号的“抢夺旧椅子”的革命游戏后,种种漂亮名头下的黑暗现实使鲁 迅对中国社会有了更为深切的观察,也使得他对中国未来充满了深刻的悲观。但鲁迅之 为鲁迅,就在于以悲观的勇气否定了虚妄的“黄金世界”后,又同样以一种深沉的勇气 来承担和挑战心内心外的死亡与幽暗。所谓“自家有病自家知”,学过医的鲁迅对自己 严重的病情当然更应该有所了解。但那种“反抗绝望”的亢奋心态与刚毅气质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鲁迅对自己病情的看法。早在1934年,社会上就风传过鲁迅患重性脑膜炎的 消息,鲁迅戏拟一诗作为答复:“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谣言虽然是谣 言,但鲁迅嘲弄性的反击却的确洋溢着一种战斗的乐观气息。因之,到了1936年,鲁迅 在自己的日记中已不断出现“发热”的危险记录,而史沫特莱请来的美国肺病专家邓恩 医生又确诊其病情严重后(“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云云),鲁迅虽然“受 了些影响”,但又“不怎么介意”,再加之医生又有“拖得巧妙,再活一二十年也可以 ”的话,他反而增强了医生所誉的“最能抵抗疾病”的信心。所以当茅盾、增田涉等几 位朋友看望他时,鲁迅是笑着将自己的X光片指给他们看,一面还不搜趣网免将美国医生赞誉 的话得意地重复一番。鲁迅在病逝前所写的《死》,被许多人惊叹为先知的绝唱,但如 仔细品味就可以发现,这篇文章其实充满了惯常的冷嘲热讽,那种幽默与乐观洋溢可见 。这种“乐观”并非超然于死的“达观”,正如鲁迅的自我调侃:还“未曾炼到‘心如 古井’”的地步。鲁迅在文末也说:“这些大约并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真的要死 ,是连这些想头也未必有的。”换言之,如果真的意识到死亡,恐怕写不出这样乐观、 从容的文章来,可惜人们的注意力多放在戏拟的几条“遗嘱”上,而忽视了这条重要的 幕后说明。鲁迅的这种乐观似乎也感染了亲属,在给曹白的信中,许广平就把“再活一 二十年”当成了一个可信的“好消息”。也许正是这种乐观,鲁迅的忽然去世就让人难 以接受,也在亲人们的心头“始终存有一团排解不去的迷雾”。
就像周作人在爱女若子死后对日本医生痛加指责一样,怀疑医生误诊的情感是可以理 解的,但如果就此认为是谋害就有些过头了。周书提到,日本医学界的泉彪之助先生后 来专程到上海鲁迅纪念馆查阅资料,做出了支持须藤医生的结论,这就否定了周建人在 1949年《人民日报》上的公开质疑。那么,为什么还要坚持怀疑呢?其实,诊断、用药 这些医疗上的怀疑,最终都归结到了对须藤这个人的怀疑上,理由是有人说须藤是日本 在乡军人团体“乌龙会”的副会长。姑且不论这个“听说”来的故事是否和有关内山完 造是日本间谍、“皇军”猎犬的传言一样可靠,鲁迅在犹豫后还坚持“叫他看下去”, 可见对其是极为信任的。在《死》一文中,鲁迅称其为“前辈”,“又极熟识,肯说话 ”,既可看出鲁迅态度的尊敬,又可看出两人能说得来、非常熟识的深厚交谊。事实也 的确是这样。查鲁迅日记,1932年10月20日有“寄须藤医士信”的记录(但鲁迅日记的 注释称其于1933年方在上海设立须藤医院,疑误,待考),其与兼任内山书店医药顾问 的须藤的交往最早应该是在这一时期。两者最初的交往完全是书信、“邀客夜饭”之类 的朋友关系,并没有看病的往还。鲁迅在初期主要请xiǎo@①崎医院的坪井学士为 周海婴治病和高桥医院的医生为自己治齿。和须藤有了看病的往来,始于1933年的6月2 日,不过第一次是代为冯雪峰的夫人(即日记中的“何女士”)延请的,但从此以后须藤 几乎就成了鲁迅家的私人医生和常客。先是频繁地给周海婴看病拿药,后来又出现了多 次父子并诊的情况,及至1934年与1936年两次持续“发热”、“肋痛”的大病,两者的 交往就更加密切了。仅从1934年算起,鲁迅日记提到须藤的地方就有近二百处。长达四 年的交往,两人的交谊即便不如与内山完造深厚,至少已经相当亲密了。在鲁迅日记中 ,与须藤的关系除了提到治病,还有“邀客夜饭”,多次互赠荔枝、糖果、书画的这种 朋友性交游的记载。鲁迅与须藤也是无话不谈。须藤在鲁迅去世后,也并非如周书所说 的完全销声匿迹了,在一篇纪念文章中,他描述了鲁迅的病因,并深情地回忆了与鲁迅 “为朋友”的日子。在平日的叙谈中,他们不仅谈中日关系和文学批评、外国科学的大 问题,还谈到孩子的身体与教育,“虔心地祷祝着海婴康健地长大”,有时还开一些玩 笑(《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载《作家》1936年11月号)。须藤对鲁迅“正直”、“ 坚强”由衷的钦佩之情在这篇文章中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师从鲁迅翻译《中国小说史略 》的增田涉在回忆中印证了这个事实。他说,我认识须藤医生,在大陆新村鲁迅最后住 过的地方,“时时在旁边听来诊病的须藤医生和鲁迅关于德国文学或日本文学的杂谈” 。鲁迅对须藤所说的“最讨厌的是假话和煤烟,最喜欢的是正直的人和月夜”这类推心 置腹的话,同样出现在增田涉的回忆文中,也证明了须藤对与鲁迅之间朋友关系的描述 是真实的(《鲁迅的印象》第5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如果再联系萧红在《回 忆鲁迅先生》一文中提到的须藤经常出入鲁迅家中,“连老娘姨对他都是尊敬”的情况 ,两人超乎普通医治与一般朋友关系的互相尊敬、信任的亲密程度已足见一斑。从这一 点看,须藤谋害鲁迅的猜测不大可能成立。
史沫特莱请美国肺病专家给鲁迅诊病是一个事实,但周著倾向鲜明的陈述方式也导致 其与所述事实有一定出入。书中提到,邓医生认为“治疗方法极简单,任何一个医生都 会做”,“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行,无须我亲自治疗”,“如果现在就开始治疗、修养 ,至少可活十年”(《鲁迅与我七十年》第60页)。而实际上,鲁迅、许广平等当事人即 使表示乐观,也没有这样夸张,而是相当谨慎的。首先,邓医生在诊断出鲁迅的病情极 重后,不可能有“无须我亲自治疗”这样轻描淡写、不合逻辑的说法;而鲁迅拒绝了邓 医生的开方,理由是不相信欧洲的医学一定会有“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也 至少说明治疗方法不会“极简单”。萧红回忆说,美国医生“只查病,而不给药吃,他 相信药是没有用的”,也与周书的陈述有异。同样,许广平在提到“再活一二十年”的 “好消息”时,是有“如果拖得巧妙”这样小心的假设,而前提也是对“经过几次必死 之病状”的严重事实的认证。姑且不论医生的话是否是一种安慰,增田涉在1936年专门 去上海看望鲁迅时,看到“先生已经没有希望了”却的确是一个悲哀的事实。因为带着 先入为主的观念看问题(这种观念由转述周建人的看法所致,但周建人是在内山完造最 后认识到鲁迅“病势很重”,为“顾虑万一”才让许广平打电话将其叫来的,应该不是 当事人),作者对一些事实的分析甚至已不近情理。对邓医生提出的休养方案,作者深 以为是,而对须藤在很早就提出的同一方案,却认定是个阴谋。须藤提出转地疗养从医 学角度来说是无可怀疑的,错就错在地点定到了日本。实际上,到日本疗养的并非自鲁 迅始,早在此前,左联作家蒋光慈就因肺病去日本休养过一段时间。况且劝鲁迅赴日疗 养的也并非须藤一人,日本友人山本实彦(鲁迅曾为其主办的《改造》做《在现代中国 的孔夫子》一文)在回忆中说,他曾三次敦请鲁迅“来东京一游”,而鲁迅也是“有意 来日本”的(《鲁迅的死》,载1936年10月《日日新闻》)。同样,在致茅盾的两封信中 ,鲁迅自己不仅表达过“决赴日本”的心愿,而且也有“今年的‘转地疗养’恐怕‘转 ’不成了”的惋惜,这表明周书中的“断然拒绝”一事显系误说。进一步说,如果请鲁 迅去日本疗养是一种阴谋,那么又该如何理解请鲁迅去苏联疗养的事?为什么后者偏偏 被理解为朋友的关心而就不可能是一种“阳谋”?鲁迅最终哪儿也没有去,除了家族、 经济等方面的考虑,我觉得山本实彦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因为不愿意染上过厚的政治 色彩”,害怕失去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吧。
至于对须藤不送鲁迅住院治疗,“拖延”病情的怀疑,看一看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 》就可明白,“鲁迅先生当时就下楼是下不得的”。须藤每日数次往返诊视,不惮麻烦 ,应该说是从鲁迅身体的角度着想的。既然谋害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周书所指陈的一些 医疗失误又是怎么回事,该做何解释呢?内山完造在《忆鲁迅先生》一文中描述了当时 的情景:“这时,须藤医生来了,说是不但哮喘总没有好,而且好像已经变成心脏性哮 喘。因为想要请松井博士诊察一回,所以就马上把汽车驶到福民医院去接松井博士;但 ,偏巧博士今为礼拜天的缘故,不在家;问到了他的去处,须藤医生就亲自去接他。” 这段表述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首先,作为“老朋友”,须藤与内山一样,对鲁迅的病 是极为尽心的,所以有“马上”、“亲自”的举动。但是,尽心未必能够尽力,从要亲 自请福民医院医生的另外一面看,须藤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坦率一点说,须藤的医术 是有限的(但不能因此怀疑须藤的医品)。由是之故,先前请美国医生和拍X片都是在福 民医院,后来在鲁迅病情凶险时首先想到的也是福民医院。所以,医疗上出现的一些问 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一,如鲁迅所说,须藤“不是肺病专家”;二,鲁迅日记中称 呼医生多用学位,如最初给周海婴看病的坪井学士、后来的松井博士等,而独对须藤多 称“先生”,可见这位退职军医学历并不高。日本女作家河野樱在《病床上的鲁迅》一 文中,谈到过与鹿地亘夫人池田幸子一起拜访鲁迅时遇到的须藤印象:“这是一位在虹 口开业的老年医师,他既不会奉承,又不懂得客套,完全是一个乡村医生的类型……鲁 迅一面接受注射,一面和须藤先生谈着话,他们谈的完全是日常生活的事情。我心里却 在暗忖:‘为什么不找一位更好些的医生来治疗啊!是不相信新的医学的进步吧!’我内 心甚至还为此感到不满哩。”河野樱对“乡村医生”的“不满”,与内山完造此后不再 让须藤给周海婴看病一样,都是从医术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因而,即使认为须藤对鲁迅 的死负有责任,实在也只能从医术不高明来解释,蓄意谋害的说法则多少有些是妄做揣 测。
如果不缠绕于具体人事的枝枝节节,不仅仅从生老病死的自然现象来看问题,而从诸 如知识分子的命运、社会环境等更重大的问题背景来展开思考的话,也许对分析鲁迅的 “病”与“死”更有意义。鲁迅的病与死当然有先天的生理素质的问题。从鲁迅1912年 的壬子日记查起,陆陆续续就有数百次“腹痛”、“胃痛”、“肋痛”、“齿痛”、“ 腹泻”、“发热”的记录,其中发病最频繁的有四次:兄弟失和后的1923年,“和章士 钊闹”后的1925年,以及到上海后的1934年和1936年。正如鲁迅在给母亲的信中所说, 自己的肺病“已经生了二三十年”,“不会断根”,“全愈是不可能的”。那么,病根 从何而来呢?无独有偶,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一书中提到父亲和弟弟的病“伯宜公 的病以吐血开始,当初说是肺痈,现在的说法便是肺结核”;“椿寿则于六岁时以肺炎 殇”(第29、593页)。周作人自己也在1920年大病了半年之久,“因为生的是肋膜炎, 是胸部的疾病,多少和肺病有点关系”(第402页)。可以看出,鲁迅的肺病与家族有一 定的关系。不过,承认这个客观的前提,却不可过于夸大它。因为先天的生理问题虽然 无法拒绝,但后天的环境可以完全对其进行排解和调节。比如周作人,选择西山碧云寺 作为清休之地,而且也度过了危机。鲁迅也不是不想去休养,他在信中多次表达过“转 地疗养”的意思,但最终实在是“非不为也,势不能也”。同样的病因,造生两种不同 的结果,与其说是环境的原因,不如说是两人对相同环境的不同态度的问题。而后者的 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对待置身其中的环境(社会、文化),将决定着个体对自我的定位和 人生命运的选择;这种定位与选择,也深刻影响着如何看待疾病与死亡的问题。对于病 ,周作人选择了寺庙的清休,这位苦雨斋的“老僧”在病后也果真大彻大悟,深悔过去 的“满口柴胡”之气,而欲在十字街头筑塔,做平和冲淡的隐士文章。鲁迅在病初的日 记即有“无日不处忧患中”的记录,这种不能忘怀于外在环境的敏感与忧虑显然不利于 清养。所以我想,即使鲁迅真的去疗养,恐怕也不会有周作人那样的效果,因为他对环 境的态度已深深地决定了冥神对“死”的这一安排。
在《“碰壁”之后》一文中,鲁迅屡屡“碰壁”而不悔,坦承自己有到处“看一看” 的“毛病”,“自己也疑心是自讨苦吃的根苗;明白无论什么事,在中国是万不可轻易 去‘看一看’的,然而终于改不掉,所以谓之‘病’”。直到生命末期的大病不起,鲁 迅还是固执地让许广平“给我看来看去的看一下”,就是出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 们,都和我有关”的现实关怀意识,出于只有这样方才心安与“切实”的“动作的欲望 ”(《“这也是生活”……》)。对于鲁迅来说,“病后”之于“病”,犹如静之于动, 只是相对、暂时的现象。鲁迅也一度想“静一静”,但终于离开了“伏处孤岛”的厦门 大学,就是因为那里“无刺激”,感觉如“死海”;鲁迅最后定居上海,明知“上海真 是是非蜂起之乡,混迹其间,如在洪炉上面,能躁而不能静”(1934年4月9日致姚克信) ,“沪上实危地,杀机甚多”(1932年6月5日致台静农信),就是因为一份能够“看一看 ”、介入社会现实的忧患之心。在索尔仁尼琴称为“癌病房”的制造迫害、屠杀的专制 社会中,“夜正长,路也正长”,现实的黑暗盛满了鲁迅的内心,也剥夺了他的安适与 优裕,愤怒与绝望的抵抗使他时时处在“战取光明”的“苦斗”的激昂中;而发热的胸 肺愈是意识到病状,也愈是有“赶快做”的扑火飞蛾似的念头。这样,鲁迅似乎总是处 于无日不忧患的“病中”,而不大可能有超然物外的休息与“病后”时候。因而,“怒 向刀丛觅小诗”的鲁迅很难“从血泊中寻出闲适来”,如周作人那样择寺建斋,修得“ 于瓦屋之窗之下,清泉绿茶”、“苦中作乐”的境界(《雨天的书喝茶》)。
知识分子对病与死的态度,实际上也决定了他们对生存环境是回避、随顺还是直面、 反抗的姿态与选择。庄子曾云,“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 谓之义之徒”。顺服环境,可得“养生”,反抗环境,则必“灭亡”。无论是庄子“明 哲保身”的存身之道还是近代“适者生存”的进搜趣网化原则,都是为鲁迅所深谙的,但他最 后还是坚持“争天抗俗”的摩罗精神,“举起了投枪”,走上了“弄文罹文网,抗世违 世情”的无路之路。深深影响了鲁迅早年思想的克尔凯郭尔的“人是精神”的命题,使 他更深切地认识到“生存”之上还要“发展”的精神原则。这种自觉的选择与承担,同 时意味着在此后的人生岁月中,“华盖运”将可能像鬼影一样无休无止地纠缠着他。关 于这一点,我想鲁迅也不会不明白。
权势者要统一意识,就要消泯知识者异议、批评的精神,而知识者为了不让个体思想 的声音消亡,就不得不直面肉身的“无家可归”:飘泊、流浪,乃至死亡。正是在这样 一种普遍的意义上,萨义德把知识分子刻画为“边缘人”和“流亡者”:“这些个人与 社会不合,因此就特权、权势、荣耀而言都是圈外人和流亡者。把知识分子设定为圈外 人的模式,最能以流亡的情况加以解说”,因为“流亡这种状态把知识分子刻画成处于 特权、权力、如归感这种安适自在之外的边缘人物”(《知识分子论》,第48、53页, 三联书店2002年版)。与强大的专制权势相对抗,如同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中所说 的“苍蝇战大象”的斗争,不可能指望有“俟河之清”的胜利时候,而且“还要准备着 为它步上尘垢扑面的死亡之路”,“没有十字架,也没有花环,记录他们徒劳无功的牺 牲”(第11页)。因此,萨义德尽管乐观地肯定了流亡者的“解放”意义,但他也看到, 知识分子如果“不能跟随别人规定的路线”,“不被驯化”,坚持“对权势说真话”, 必然意味着“将永远成为边缘人”的悲剧命运。经历了从北京到厦门、广州、上海的辗 转流徙,经历了政府的迫害与“友军”的暗箭,经历了威胁无日不在的病痛与死亡,鲁 迅对此有着切实而清醒的体认:“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而在青天白日旗 之下又有‘缧绁之忧’了”(《通信》)。在《关于知识阶级》、《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这两次探讨知识分子命运的演讲中,鲁迅指出,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 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因而“在皇帝时 代他们吃苦,在革命时代他们也吃苦”。这是因为,道与势、文艺与政治存在着深刻的 分歧,“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 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 ,或是割掉他的头。”阅读鲁迅与萨义德相差近半个世纪的演讲稿,可以想见他们内心 共鸣着的一种深深的悲凉。
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曾深有意味地说:“所有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 第二天。”正因为见证过“城头变幻大王旗”的革命“风波”,被从现实与“梦境放逐 ”的鲁迅同时也放逐了许多知识分子对革命之后“黄金世界”的虚妄幻想与浅薄的乐观 (《在钟楼上》),也正因为怀着如此深刻的悲观和识见,鲁迅屡次提到叶赛宁等人的死 ,甚至表示出自己没有被杀而足见文章无力的观念(《答有恒先生》)。即使在因身中左 联内部“一大把暗箭”而满心疲惫与创伤的生命后期,鲁迅对自己可能“充军到北极圈 ”和“穿红背心扫马路”的命运也做好了一定的精神准备。由此看来,鲁迅对自己“如 果还活着”的命运其实早有所知,后世好事者实在没有必要再枉费思量。
陈漱渝在鲁迅的一次纪念会上曾发言说,鲁迅之死是不幸的,“但死得其时,避免了 在中国‘寿则多辱’的命运,又是他的有幸”(《突然想起鲁迅之死》,《文艺理论与 批评》2001年第4期),将很多学者私下的猜疑直接公开了。其实,流传于民间的鲁迅“ 如果还活着”的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刘小枫就曾把它当做“笑话”讲过(《圣人虚静》 ,《读书》2002年第3期)。这倒不是有什么可笑之处,多半是这种可能性因斯人远逝, 往事成尘,而难以求证吧。周著现在举出一例孤证,近来已有多人质疑,尤以陈晋文章 考证最为切实(《“鲁迅活着会怎样”》,《百年潮》2002年第9期)。学者的考证自然 更为严谨,但鲁迅已然“远行”,事实求证其实早已丧失了“鲁迅活着”的大前提,将 文件与讲话一路罗列下去并无实际的意义,也难以说明可能性不会发生的问题。鲁迅身 后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是铺天盖地的整体性思潮,并不是针对个人的,覆巢之下,焉有 完卵。不论是鲁迅的弟子胡风、萧军,还是扬鞭的“奴隶总管”周扬,最后都是同样的 命运,便可想而知,何用翻箱倒箧,字字求证?实际上,历史上的许多困惑是难以用考 古得来的“事实”完全证明的,正常的思维与思想有时反而比知识更重要。
我想,用某种意识形态和人为界限来划分年代,切断时间之流,是不会有真正的历史 之同情的。运用所谓现代、当代的分野,站在时代之外来看鲁迅,必然难以接受充满了 死亡、杀戮、血腥与阴暗的鲁迅思想与文学,也不会真正了解鲁迅“病”与“死”的如 何与为何。在鲁迅时期,世界上最大的流亡现象出现在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和法西斯主义 的德国。凑巧的是,在刘半农戏赠鲁迅并博其首肯的“托尼学说,魏晋文章”一联中, 鲁迅所心仪的学说正是出产在这两个国度;而其所深慕的魏晋风度,也恰恰是中国历史 上专制最深的黑暗时期。也许,这不仅仅是一种偶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