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生世事如白云苍狗，白驹过隙，稍不把握，便失之所有。
2、两个老朋友碰面，难免聊起儿时种种，才惊觉白云苍狗，人事全非了。
3、乱世相逢搜趣网，已属不易；过去的恩怨，白云苍狗，今夜休提。
4、人世间的事恰如白云苍狗多变化。
5、回忆前尘，往事如白云苍狗般，不禁令人歔欷！
6、如今局势变化有如白云苍狗，谁能说得准明儿会是怎样？
7、少小离家老大回，除了乡音未改外，白云苍狗，人事已非。
8、最近股市行情有如白云苍狗般，分秒便变个样，真是拿它没辙。
9、离开家乡没几年，但许多事情的变化已让人有白云苍狗之叹。
10、世事皆为白云苍狗，仅仅是一瞬息，往日便烟消云散而不再。
11、我总是站在原地，看白云苍狗，千变万化的是世界风景，难以忘怀的还是心底最深的角落裏，那不曾遗忘的执著。
12、回到客栈，坐在窗前看云朵幻化成小狗模样。白云苍狗的一天，就这么落幕了。
13、近来国际形势如白云苍狗，变幻莫测。
14、他的脾气如白云苍狗一样，总让人琢磨不定。
15、乱世中的人们总是慌乱无章，社会局势总是白云苍狗，动荡不堪。
16、近期股市行情犹如白云苍狗一般，分秒便变个样，真让人捉摸不定。
17、岁月漫长，世事如白云苍狗。
18、世事沧桑多变；犹如白云苍狗，令人莫测。
19、潮涨了会退，月满了会亏，沧海桑田，白云苍狗，不能期望任何一个特定的事物能永恒的存在。
20、魏晋时期，天下板荡，人事乖变，白云苍狗，生命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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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文学
一、社会历史概况
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司马氏建立西晋。东晋十六国。
建安文搜趣网学的断限:建安是东汉献帝刘协的年号(196—219)，但文学上所说的建安通常是从黄巾起义算起，即公元184年前后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公元239)，前后共计五十多年的时间。
二、汉末世风与士人心态
（一） 察举制度与人物品评：汉末的察举制度。在这种察举制度的影响下，
士族中流行乡党评议的风气，如许劭与从兄许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此外，郭太也以关于鉴人而名闻天下。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人物品评的风气更加兴盛。
（二） 士人的政治地位：汉末的两次“党锢”之祸。经学传统的打破。人
物品评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三） 士人思想的变化：士人的出世之心和英雄意识。士人个体意识的萌
生及其对文学观念的影响。文人集团的出现。
三、建安文学的总体特征
建安文学的主体精神。建安文学的盛况，建安文学兴盛的原因。第一次文人诗的创作高潮。“建安风骨”。
“建安风骨”范畴的生成：
“风骨”一词，刘勰最先提出并给以正面阐述，见《文心雕龙》“风骨篇”。钟嵘《诗品总论》则提出“建安风力”的说法。后来，初唐陈子昂在其《修竹篇序》中也有“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的话。自此，这一称谓在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中受到普遍推崇，并开始流行。但最早完整提出“建安风骨”一语的则是宋代的严羽，语出《沧浪诗话》。
建安风骨的内涵与特征：
（1） 功业意识与慷慨文风。建安文人“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
概多气”。（《文心雕龙时序》）
（2） 生命意识与悲凉文风。例如，锺嵘曾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诗品》）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把建安文学的特征概括为：清峻、通脱、骋词、华靡
1、清峻：指文章的风格而言，所谓清峻就是文章“简约严明”的意思。汉末政治、军事的割据和异端思想的崛起，扫荡了经学牵强附会、烦琐求证的作风，曹操以刑名法术进取天下，于鞍马间为文，用语简捷，词风峭厉，不容斟酌。即一般文人所作，指事写意，皆不傍经典，直抒胸怀。
2、通脱： 汉代末年政治权威和思想权威已不复存在，文人脱卸了道德与礼教的重压，重新发现自我，往往能率心任性，表达真实情感。兼之战乱频仍、瘟疫流行，命运难料、事功难成，转而注重内心体验和生命价值的思索。故这一时期的文学，既有直面现实的乐观精神，又有产生于人生无常、自然永恒的人生苦闷。
3、骋词：汉末群雄割据，诸侯并起，战国之世，仿佛再现。为文人实现抱负，提供了更多的实践机遇和选择机会。文人议论时事、抒写情志，都力求表现自我，气盛词壮。
4、华靡：两汉文学由质转文，已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建安时期，曹操虽为文质朴，但因文学已经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其独特的个性开始受到文人自觉的重视，文学之渐趋华丽，成为时代风气。
司马迁的生平经历对《史记》创作的影响：家学渊源、勤奋读书、远行游历、李陵事件。
第二节 《史记》的思想内容
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某些真实情况。充分肯定了陈胜、吴广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历史上的作用。
二、 鞭挞了最高统治者的凶残暴虐、贪婪狡诈和庸俗无赖。
三、 对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中下层人物的优良品德予以热情地讴歌。
四、 在一定程度上否认天命，同时也强调了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第三节 《史记》的艺术成就
一、能抓住带本质意义的典型性重大历史事件，选取这些事件，写出人物在当时的作用，也表现了人物性格。
二、善于运用“互见法”。
三、善于通过琐事来刻画人物。
四、善于把人物放在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去表现他们的性格特征。
五、精粹的语言，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雕塑感。
第四节 《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对古代诗歌，尤其是戏剧、小说、散文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启示和影响。
第五节 作品选讲
《项羽本纪》：
《管锥编》：“‘言语呕呕’与‘喑恶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妬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与’，皆若相反相违，而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错综如此者。”
《管锥编》引清人周亮工语：“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既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
第六节 班固与《汉书》
一、 班固生平和《汉书》的创作
二、选读《苏武传》、《李夫人传》
第二节 三曹（上）

一、曹操
（一）生平、思想：
1、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郡(安徽亳县)人，父亲曹嵩是得宠宦官曹腾的养子，官至太尉。曹操二十岁举孝廉为郎，后在汉末大乱中聚集兵马，建立了自己的军事武装。建安元年，受封为丞相，官渡一战击败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袁绍，逐步统一了北方，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
曹丕称帝建魏后，追尊他为武帝，史称魏武帝。
2、儒法兼取、礼刑互用的思想
曹操出身微贱，对两汉以来重视家世、经术的传统，并不一味默守。于政教军事，颇杂刑名；取用人才，不拘资限，甚至不拘品行。史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可参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举贤勿拘品行令》。
但另一方面，曹操亦不愿以汉相之尊，承担篡逆的罪名。为制约诸侯，协调本集团内部的等级关系，曹操更无法全然否定儒家的伦理纲常与道德规范。因此，他对儒学、礼志又有一定的认同。
在进取天下的同时，曹操目睹汉室的倾颓、生民的不幸、命运的无常、人生的短促，又常怀感慨与惆怅。因此，王霸并用、思接庄玄，也构成曹操思想矛盾的一个方面。
3、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
一方面，曹操在经学方面有较深造诣。其据有二：光和年间因家人被诛杀，坐免官，“后以能明古学，复征拜议郎。”其今存著述，引用《诗经》《论语》《尚书》《楚辞》等典籍的情况并不稀见，仅《诗经》即不下数十处。
另一方面，对书法、音乐、围棋等都相当精通，可谓多才多艺。王沈《魏书》云其“文武并施，御军三十馀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还曾收罗人才，对几乎失传的汉代音乐、歌舞进行了整理。
或许正因如此，他才能延揽天下文士于其幕下。
（二）曹操的诗
1、曹操乐府诗概述。
曹操诗今存22首，包括作者存疑的3首。全部是乐府诗。乐府诗进入到文人乐府诗的阶段，曹操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曹操诗歌的题材内容
A纪事：以乐府古题写时事，反映了汉末战乱的现实。“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锺惺《古诗归》卷七）《蒿里行》、《薤露行》、《苦寒行》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

《苦寒行》写东征高干之役，既自比周公东征，志在必胜，又极写其苦寒之状与内心的进退犹豫，并不故作豪语惊人。
B述志：政治主张、社会道德理念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对酒》、《度关山》、《短歌行》等。如《对酒》，描绘了他理想中太平盛世的图景。
C 游仙：曹操又有游仙诗《秋胡行》、《精列》、《气出唱》。学界对它们的理解颇多歧见。一种观点认为，抒写人生苦闷，却并不流于消极。有的意见说，寄寓诗人对精神自由的向往和追求。但或许并无太多寄托，只是其求仙欲望的真实表现。
D咏史：《善哉行》、《短歌行》（之二）等，吟咏史实、人物，结合个人现实体验。
3、曹操诗歌的风格特色
①主体风格：慷慨悲凉，气韵沉雄。
钟嵘《诗品》：“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敖陶孙《诗评》：“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
②开创了四言诗的新境界。《短歌行》、《观沧海》、《龟虽寿》。
《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全篇以比兴手法，反复申说诗人时不我待的焦虑，求贤若渴的心情和建功立业的决心，曲折抑扬，感人至深。
（三）曹操的文
1、文章雅化、骈化过程中的异响。鲁迅说他是“改造文章的祖师”。《让县自明本志令》： “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自述生平之志，毫无掩饰造作之笔。虽是实情，然非他人所敢言。《祭故太尉桥玄文》、《举贤勿拘品行令》、《遗令》。
2、清峻、通脱的风格
（四）曹操诗文的地位与贡献
1、汉魏之际，承上启下。
2、乐府文学的新阶段——文人乐府诗阶段。
3、开创“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
二、曹丕
（一）曹丕的诗文
1、曹丕诗的题材内容：曹丕诗现存约40首，可分三类：纪事抒情、游宴、游子行役与思妇别愁。
《黎阳作》、《陌上桑》写征伐之事，既有克敌制胜的豪情，也有征人行军之苦。述宴，如《芙蓉池作诗》、《于玄武陂作诗》等，描摹细致，文词富丽，在山水诗的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
游子行役与思妇别愁一类成就最大，属代人立言的拟作体。《燕歌行》抒写思妇之情，音节和婉，修辞精美，是曹丕的代表作。《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言离别之苦，凄婉动人。可见诗人生逢乱世，对人间别情，是有切身体验的。
2、曹丕诗的风格
曹丕诗有文士气，以文人深婉细腻的笔触，写出乱世中人的内心世界，因而颇得《古诗十九首》的风致。《古诗源》：“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此语概括较为准确。
3、曹丕的文与赋
辞赋现存26篇，建安文人中仅次于曹植。可分两类：述军国大事；记个人情怀。
文章的成就不在诗赋之下，代表作《典论》、《与吴质书》、《答繁钦书》等。《典论自叙》叙写生平，通脱而生动。《与吴质书》叙朋友间生死离合之情，兼有随感式的文学评论，是过去的书信之文所没有的；《答繁钦书》描写美人舞乐，辞极绮丽，近于辞赋，即在曹丕文章中，也是别具一格的。
4、曹丕的文学地位与影响
诗体方面，曹丕《燕歌行》首创七言歌行体，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诗韵方面，曹丕不独已认识到诗歌当有音韵之美，而且在实践中还进行了多种有益的尝试。
《燕歌行》现存最早的文人七言诗。《典论论文》，中国古代最早的文学批评著作。
第三节 三曹（下）

一、曹植的生平与个性
1、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的弟弟。卞氏所生第三子。曾封为陈王，死后谥“思”，故世称陈思王。在建安文人中，他的作品留存最多，对当时及后代的影响最大。后人评价也最高。
曹植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早年即有“绣虎”雅号。一度受到曹操的信任，几被立为太子。最后终于失败。曹操立曹丕为嗣，诛杨修，曹植荣宠日衰，曹丕即位，杀丁氏兄弟，曹植也受到迫害，屡改封地，名为王侯，行动却不得自由，动辄获咎，如同囚徒。黄初之世，始终处在生命恐惧之中。
曹丕死，明帝曹睿即位之后，曹植的处境有所改变，他一度焕发希望，上表请求自试，终不为所用，于太和六年，抑郁而终。
思想方面，前期以儒为主，后期多老庄。
2、丕、植文学观念之异同
曹植的文学见解，见于《与杨德祖书》。“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已将采史官之实录，辨世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名山，将以传之同好，此要之白首，岂可以今日定乎！”
对文学地位的看法，二人似异实同。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很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的了。
二、曹植的诗文创作
今存诗歌约90首。以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故、曹丕继任魏王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
（一）前期创作
主要抒发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以诗歌成就为大。
（1）功业精神与报国信念；《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2）游宴、唱和之作；《名都篇》（也有不同意见，如郭预衡认为是后期对青年时代的追忆）、《公宴》
（3）抒写友情之作。《赠丁仪》、《赠王粲》、《送应氏》
（二）后期创作
1、诗歌创作：曹丕以魏代汉，对曹植的猜忌与迫害日益加剧，无可奈何的愁苦之外，更加上一分罹害的恐惧，这使得他后期的诗歌形成了悲愤哀怨的基调。
（1）在政治迫害之下，曹植诗歌更多有离别之悲、忧生之嗟、悼亡之恨。《赠白马王彪》、《三良诗》、《远游篇》、《朔风歌》、《野田黄雀行》。“此诗（《赠白马王彪》）景中有情，甚佳。”（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2）又有一类闺怨诗，抒写女性的相思与隐忧，其间颇寓自己遭忌被弃的感慨。
《浮萍篇》、《美女篇》、《七哀诗》、《怨诗行》
（3）游仙诗。
《五游》、《升天》、《仙人篇》、《苦思行》
2、辞赋创作
代表作《洛神赋》，作于黄初三年。或以为“感甄”之作（尤袤《李注文选》刻本），或以为“托词宓妃，以寄文帝”（何焯《义门读书记》）。按其序云：“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赋云“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怅神宵而蔽光”，后说为是。
三、曹植的文学成就
1、曹植诗歌的艺术风格：“骨气奇高，辞才华茂”，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把五言诗的艺术提高到更高的地步。钟嵘《诗品》：“陈思为建安之杰。”
2、曹植兼擅各类文体、诗体，尤其长于五言，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
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窈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
曹植通音律，一些诗句平仄调协，音节铿锵，可见从五古到五律的音律规范痕迹。此外，曹植已不同于《十九首》诗人的无意为诗，而开始着意于炼字造句，显示出他把观察事物、体验情感与选择词藻、精心修辞相结合的用心。
3、曹植对乐府诗的贡献
4、建安时期的辞赋大家。在两汉体物大赋向魏晋抒情小赋的转变过程中起到主力作用。
在建安时代，他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最为巨大。
四、“汉音魏响”
曹操属汉音，丕、植属魏响。这是一般的意见。
汉人为诗的特点。文人诗表现手法的重新确立。胡应麟《诗薮》。《诗源辨体》。
沈德潜《古诗源》卷五：“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曹操《短歌行》等，“汉人乐府本色尚存”。
“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古诗源》）
钟嵘《诗品》评价曹植：“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第四节 建安七子和蔡琰

一、建安七子概说
七子之称，始出曹丕《典论论文》。计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七人。其中孔融年辈较长，且在建安十三年（208）被杀，实际只有六人参加了邺下文学活动。
七子效命于邺下，于其文学创作，实有幸与不幸。曹操罗织文人于邺下，政治上的考虑大于文学。“诸子在魏，犹孟子在齐，不治事而议论。魏武看诸子，俱是书生无济，然不收之，则失人望，故用之以充文学。”（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5）七子依附曹氏于乱世，虽然有了安定的创作环境，但个性不免受到压抑，无聊的应酬之作亦相应增多。
小七子。邺下文人集团。文学史上的意义。
二、建安七子的文学创作
1、王粲
七子之中，王粲（177-217）成就最高，刘勰《文心雕龙》称其为“七子之冠冕。”
王粲，字仲宣，存诗23首。
王粲之诗，四、五言诗兼善，其依荆州刘表时所作四言《赠蔡子笃》、五言《七哀诗》三首等，体兼《诗》、《骚》，颇得《十九首》韵致，是建安诗人的上乘之作。《七哀诗》其一：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王粲依附曹操后，尝随军出征，作《从军行》五首，既写书生抱负，也抒发乱世悲慨，兼有对曹操的颂美之词。全诗气象壮阔，格调苍劲，为杜甫的前后《出塞》开辟了先路。
因侍从文人的地位，王粲后期也有应酬之作，《公宴》。
王粲《登楼赋》抒写去国怀乡，壮志未酬的心境，在建安抒情小赋中，与曹植《洛神赋》并为双美，其《为刘荆州谏袁谭书》、《为刘荆州与袁尚书》、《难钟荀太平论》、《安身论》等文，或直陈利害，词义恳切，或义近名法，长于辨难。
2、刘桢
刘桢，字公干，存诗二十馀首。刘桢当时甚有诗名。钟嵘说他： “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诗品》上）
成就主要在诗，可分两类，一类是赠答诗，一类是游乐诗。赠答诗中，最著名的是《赠从弟》三首，分别用苹藻、松树、凤凰为喻，抒写坚贞高洁的性格。游乐诗包括《公宴诗》、《斗鸡诗》、《射鸢诗》等。
钟嵘《诗品》说：“陈思以下，桢称独步。”
3、其他文士
陈琳、阮瑀、徐干、应瑒。
陈琳的生平。陈琳作品选讲。《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生平。《驾出北郭门行》。《文质论》。
三、蔡琰
1、蔡琰的身世生平
汉代末年著名学者、诗人蔡邕的女儿，“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初嫁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董卓之乱中，被掳至南匈奴，嫁左贤王，生二子，生活了十二年，生了一双儿女。后来汉朝与南匈奴矛盾缓和，曹操遣使用金璧赎回，重嫁陈留董祀，整理父亲遗文。
2、 琰作品的真伪问题
其诗今存三首，五言体《悲愤诗》、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其中五言体的《悲愤诗》比较可信。苏轼《仇池笔记拟作》以为非出自蔡琰之手，蔡居厚《蔡宽夫诗话》以为是蔡琰所作，以史证诗，当为蔡琰作无疑。（参看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
骚体的《悲愤诗》所述情节与蔡琰生平不合之处，许多学者认为非蔡琰所作。《胡笳十八拍》（载《乐府诗集》和朱熹《楚辞后语》）相传是她的作品，但由于不见《后汉书》，而且文体与汉魏间作品不同，有人怀疑是后人伪托。（参见中华书局《胡笳十八拍讨论集》）
3、 言《悲愤诗》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歔欷，行路亦呜咽。

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自传体的叙事诗，长108句，540字。受汉乐府叙事诗的影响，叙事为主，夹以抒情。表现汉末战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不幸命运，是建安时期最优秀的诗篇之一。
章节名称：第二章 正始文学
授课时数：3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了解正始文人的苦闷情怀与政治态度，熟悉阮籍、稽康等人的诗文及其风格特色。
教学重点和难点：正始之音、阮籍的《咏怀诗》。
教学方法：课堂提问、多媒体方式、结合科研。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节 正始文学的背景

一、魏晋风度与正始之音
1、亵渎名教的血腥斗争：
景初三年（239），魏明帝曹睿死，齐王曹芳即位，改元正始（240）。从正始10年到甘露五年（260）二十年间，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进行了六次政治、军事方面的较量，每次斗争，都以曹魏集团的惨败而告终。这场斗争的特点是：它主要发生在上层集团内部，但依附于各个集团的文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介入；斗争的双方都在维护名教的名义下，行翦除异己之实，手段异常残酷。名教的虚伪性因此暴露得淋漓尽致。
2、魏晋风度：在正始时期的血腥杀戮和政治高压之下，文人朝不保夕，动辄罹祸。饮酒服药，放浪形骸，乃成为他们寄托愤懑、逃避祸端、保全性命的惟一选择，魏晋风度由是而起。
3、正始之音：由于司马氏借名教杀人，依附于曹魏集团的人士往往以“自然”对抗“名教”，从而导致玄学的兴起。又因为政治上的高压，汉末以来的清议脱离时政，演变为清谈。清谈与玄学结合，进一步推动了玄学的发展。魏晋之际，玄学既是政治斗争的思想武器，又是文人保性全身的手段，更为文人纵欲任情提供了口实。但无论出于何种动机，玄学的普及使老庄哲学第一次全面而深刻地完成了它对于古代文人的思想启蒙。它对于魏晋文人的价值观念、思想作风、人生态度、审美意趣和文学的风格，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4、正始名士：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
5、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刘伶、王戎、阮咸、向秀、山涛。参看《世说新语文学》。
二、玄学对文学的影响
（一）才性四本之争与文学：
1、才性四本之争是魏晋玄学的重要命题之一：
“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南齐书王僧虔传》）争论的焦点在才、性的离合异同。
性，指人的内在，诸如气质、性情、道德、修养等；才，指人的行为能力，也包括社会实践的客观效果。魏晋思想家因其政治态度不同，一派主张才、性统一（合、同），即主张以外在事功、证明自己秉性的优劣，依附于司马氏集团大都持此种观点。一派主张才、性并不统一（即离、异），即认为外在事功与自己秉性的优劣并无必然联系，依附曹魏集团者大都如此。
2、才性至上说、才性离异说的兴起，促使两汉以来注重事功的人生价值观向着魏晋的尊重个性、重视人格完美、精神自由方面转化。
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时，司马景王亦预焉。晏尝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己也。（《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注引《魏氏春秋》）
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是以君子之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故修形以保神，安心以全身。（嵇康《养生论》）
3、魏晋之际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直接影响到人物的评议标准、文人的人生态度乃至文学艺术的美学境界。诸如神气、神情、神韵、神貌、风神、风韵等概念的提出，表明人的个性以及与此相关的以形写神、形神兼备、遗形取神的表现方法已受到作家、艺术家的相当重视。
此时的人物评议，或直接描绘其内心世界：
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且曰：“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世说新语赏誉》）
林下诸贤，各有儁才子。籍子浑，器量弘旷；康子绍，清远雅正；涛子简，疏通高速；咸子瞻，虚夷有远志。（《世说新语赏誉》）
或以其神情难摹，则托之比喻：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世说新语赏誉》）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咸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容止》）
或评议人物，竟至遗形取神：
裴令公有儁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至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世说新语容止》）
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顇，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世说新语容止》）
对艺术中心、物的关系问题，嵇康虽然持心、声二元论（《声无哀乐论》），阮籍对借以达情的物更持虚无的态度（《清思赋》），但他们在心、物关系中更看重个体的体验和表达，无疑对提高古代文学艺术的美学境界和美学创造力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文学意义：
1、就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而引发的一场争论，是魏晋之际政治斗争在玄学上的反映。
名教者，依魏晋人解释，以名为教，即以长官军臣之义为教，亦即入世求仕所宜奉行者也，其主张与崇尚自然即避世不仕者，适相违义。此两者之不同，明白已甚，而所以成问题者，在当时主张自然与名教互异之士大夫中，甚崇尚名教一

对于魏晋时期学术思想，后人或以清谈误国批评之，或以风度雅致赞美之，褒贬不一。然而，上自汉末下迄南北朝统一，玄风大盛，学术思想的自由解放、往复辩难的气息浓厚，对于语言的哲学反思继先秦、两汉之后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诸如名实关系论、言意象之辨、“理胜”与“辞胜”之辨、佛经翻译中的“格义”和“合本”等关乎语言的哲学论辩层出不穷。这一时期语言哲学思想，既有本体论的也有工具论的，既有认识论的也有境界论的。本文将分别从语言，政治、实在，翻译和文字训诂等四个方面对其进行简要论述。
一、正名主义——从名实论到名理学
葛瑞汉曾经认为，中国语言哲学关注的主要不是本质问题而是名实相符问题。把握名实关系，不仅仅是研究整个中国古代语言观的一条主线，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语言观的一把钥匙。名与实，在先秦名家和墨家那里，一般被规定为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即作为共相的名称、概念与其所指称的具有共同本质属性的实在之间的关系。但是汉魏时期的名实关系论则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已不单是一个语言学或逻辑学问题，而主要是一门如何认识、选拔、使用和评价人才的知识论和政治学。它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www.souquanme.com：一是品鉴的名实，它主要关注人才的流目品题与实际才能之间的关系。二是才性的名实，主要研究人的才能与德性的离、合、同、异关系。它的兴起与曹魏时期唯才是举的人才选拔制度有着密切关系。三是律学的名实，它主要研究的是官职的权责关系，以便进一步“参伍形名”——综合比验官吏的实践效果与法规的文字规定之间的对应关系。
魏晋士人在“清谈”或“谈坐”这一学术社交活动中，十分讲究逻辑、修辞技巧，尤其是对辩论的技巧方法有着高度的自觉。所以，清谈其实就是一门关乎语言技艺和思想历练的活动。徐干在《中论核辩》中指出，“夫辩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表明辩论的目的是辩明义理而非卖弄语辞，应该遵守“在彼犹在己”的原则，以求得以理服人的效果。刘劭亦在《人物志材理篇》中认为，“夫辩有理胜，有辞胜理”，指出真正的辩论不能以辞害意，应该以辩明物理与人伦之定则为目的，看重的是言辞意义而非言辞的逻辑规则。绝大多数魏晋士人与徐、刘一样，皆对运用形式逻辑进行诡辩的方法持排斥态度，视诡辩为纯粹的游辞和狡辩。这是因为诡辩固然可以使人关注到词与物的关系，不过极有可能将人类认知引向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困境，对人类追求理论知识的真确性构成了威胁。该时代的人们只偶然会提及先秦名学论题，如西晋鲁胜《注墨辩序》便对名家予以了高度评价，然鲁胜又说：“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这表明先秦名家的语言逻辑学传统几成绝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之自觉大都集中在了如何超越语言的形式性和有限性上面，阻碍了增进语言与逻辑工具之细致严密性的努力。
二、言意之辨与语言的功能问题
与魏晋南北朝士人从语言逻辑转向形上玄思的趋势恰恰相反，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通常是以拒斥或悬置形而上学为口号的，认为形上玄思才是对语言的误用。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论》中曾说：“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他要求人们老实承认形而上学的东西不可言说。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传统思维虽然承认形而上学超出了语言的范围，不过却一直致力于“说不可说”的思想任务。
魏晋士人以深受老庄思想浸润的王弼(公元226年一公元249年)为代表，采取了与先秦道家语言观相近的立场，不仅认同“得意忘言”，而且认同“得意忘象”。王弼空前重视超越于语言和形象之上的“意”，是义理派易学兴起的关键人物。王弼《周易略例》所谓“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是说从理性言诠和经验直观中类推出来的意理，乃是对理性与经验的融合与超越，是超绝言、象的。“意”在这里，不能简单理解为“一个不属于特定之物的理”——物理，而应该理解成认识主体通过卦言与卦象所表达的物理中所可能得到的启发或感悟。与物理相对，我们可以将这种由人的启发或感悟的东西统称之为“心理”或“意理”，包含了对于物——我关系的把握取舍与价值判断。
结合王弼的《老子指略》来看，“意”的超越性与“道”的超越性有相似之处，都是终极而超越的，具有“无形无名”的特点，既超越形象亦超绝语言。反过来说，形象与语言皆由于其有限性，而无法表诠终极、无限、全体之道的，正所谓“名之不能当，称之不能既”。语言之所以存在局限性，王弼的理由是“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名言皆有所指，然由于其所指皆为有限、具体的事物，对于无所不指之道是无能为力的。不仅于此，称谓皆有所诠，然由于其所诠皆为事物某个或某些方面的属性，对于事物的真正本质是无法穷尽的。因此，王弼所说的“意理”是更接近于一种终极体验和人生境界，要么是一种整体，要么是一种个人性的经验，而语言表达是分析性的、公共性的，故“意理”本身是不可说的。王弼“言意之辨”的焦点，并不是在说明思维——语言——世界之间的关系，而是意在界定物我关系，以此来解决人们在这个世界中应该采取何种生存方式的问题。因此，王弼从一开始就没有站在语言本体论和语言中心主义的立场，而是始终坚持了工具主义的语言观。可以说包括王弼在内的大多数中国思想家，都强烈质疑用语言文字来充分表诠终极义理的可能性。对“道”的终极体悟要求人们越过词与物的鸿沟，使人与物直接共处，达到一种物我交融的境界。王弼对终极本原的体悟，使得他的语言哲学思想既重视了思想的主体，又暗含了超出其主体自身之外，具备了一种介于主客体之间的“主体间性”的现代思维模式的特征。
嵇康(公元223年一公元262年)也认识到了语言的有限性。他在《声无哀乐论》中说：“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趣举一名，以为标识耳”，明确指出了名言只是标识事物的符号，存在形式性与地域差异性，本身并不具有实在性和绝对普遍的意义。嵇康还分析了“言”与“心”的关系，亦即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他主张“心不系于所言，言或不足以证心也”，认为主体心智并不受所言、所言之事物的限制，而标识事物的语言亦不足以表达人的主观意识与心智感受，强调了语言的局限性及思维主体的自由特质。在语言工具论这一点上，嵇康与王弼等的观点是一致的，而与当代解释学所坚持的语言本体论观点——思维就是遣词造句的过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得意忘言式的语言工具论，不仅仅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语言思想的主流，也是以后历代语言思想的基调。但是也有特例。这一时期的欧阳建(?一公元300年)则明确地提出“言尽意论”。欧阳建认为，语言指称实在，指即其所指，名言不可能指称不存在的虚无。既然语言代表了实在或者就是实在，那么反过来说，欲想了解世界则可以通过研究语言来实现。这既是语言实在论又是语言本体论。但是，在工具主义和功能主义盛行的中国语言哲学思想传统中，绝大多数思想家都将语言看成是一个指称和表意的工具，既没有把语言看得与实在同等重要，也没有把语言看得与思维同等重要。欧阳建虽然提出了言能尽意的观点，但他对语言本体论视角其实也是持排斥态度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显示出“言尽意论”自身内部难以解决的一个理论难题——本意是为了重视实在，却可能不得不与重视实在一样去重视语言。至于名言能否表达实在之外的东西，如王弼所说的“意理”，欧阳建没有明说。他将言意之辨的焦点完全集中在名实关系上，属于认识论的领域，因而与先秦墨家名实论有某种内在联系。他没有直接触及到王弼所关注的言意问题的实质，可以说他的“言尽意论”并没有驳倒这一时期主流的“言不尽意论”。
三、文字训诂与经典解释
语言文字是随着时空条件的转移而不断变化发展的，表现出明显的历史性与地域性特点。历时性的语言固化为文字，思想固化为经籍。而作为经籍研究主干的经学在汉代如日中天的时代过去之后，随即跌入低潮。魏初荀粲曾说：“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经典文本的神圣性遭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对于如何对待和阐释经典文本则涌现出新的观念，就阐释学的方法论而言，王弼的“得意忘言”论堪称魏晋南北朝时解释经典文本的主要范式。在魏晋人们看来，经典文本并不是僵死不变的教条，其本身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阐释者透过搜趣网文本而与自身的经验和理性相契合、相贯通。因此，经典文本不仅应向历史开放，也应该向当下(主体经验)开放；对文本的阐释与其说是一种还原，不如说是一种创造。这就是说，经典具有历史性的同时，还更应具有时代性。这与现代解释学的某些观点不谋而合。这样一来，魏晋义理之学对汉代注疏之学进行了一次解释学上的革命。
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提出的语言文字“非自然一定之物”，反对“前言”的绝对性与神圣性。嵇康在两种基本的经典阐释方式——“借古义以明之”与“多恃前言以为谈证”之间，选择了前者。他固然承认经典文本对个人认知具有借鉴、印证和启发的作用，但他更为强调主体经验所得乃是了解自然之理的前提基础。否则，正如其所言，“多恃前言以为谈证，自此以往，恐巧历不能纪”，对于经典文本的阐释只能越来越繁琐空洞，愈来愈远离个体的生存经验。魏晋玄谈的主要对象是“三玄”，即《易》、《老》、《庄》，相关的注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大都侧重注释者对文本哲理层面的发挥，而非文字的疏解。另外，在南朝经学、玄学和佛学的讲解与互动过程中，出现了登座讲经的义疏或讲疏这一注释经典的新形式，其主要内容是对经典文本及前人传注解释的再解释和疏通，以期更准确地理解经典原意。在唐代统一经典文本及其注疏出现之前，无论是注释还是义疏都是比较自由的，可以综核诸家，参以己意做出裁断，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文字训诂是经典解释的基础，虽非直接与语言哲学有关，但却包含了语言哲学的一些要素。中国文字是以“依类象形”为基础的象形文字，它同时包含了音、形、义三个要素，掌握字音、字形是了解字义的基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文字三个要素的态度是有着不同侧重的。早期的文字观，得益于对汉代经学的反动以及“得意忘言”思维模式的影响，一般较为看重文字音、形要素背后的意义。南北朝末期则开始出现重视文字音、形要素的呼声。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勉学篇》中已经指出了通晓文字(尤其是字形、字音)对于经典解释的重要性。他不再一味强调经典义理的发挥，转而重视起对文字的音、形、义的知解，正预示着一个和解释经典密切相关的新型语言文字观的出现。
四、文学与翻译中的语言哲学问题
魏晋时期的文学艺术与语言哲学思想之间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因为有了上述“得意忘言”式的语言工具论思维，才会有魏晋南北朝时期高度发达的文学艺术传统。无论是陆机的物——文——意问题，还是刘勰的物——辞——情问题，与魏晋言——意——象之辨显然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哲学背景。刘勰说：“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文章以“述志为本”，明确表明他坚持了“诗言志”的文学传统。语言文字以得情、得志、得意为最终目的，一旦实现了这一最终目的，语言文字本身随之消融在其所要实现的目的之中。由于整个时代都倾向于用文学语言来表达自我情感及作家个人的自由意志，张扬了“诗言志”的传统，使得这个时代的文学艺术显示出性灵、隽永和自然的独特风格，并最终指向了无言之美、无言之意境。
另外，在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过程中，也涉及到一些语言哲学问题，如道安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提出了佛经汉译过程中存在的“五失本”和“三不易”原则，首次对于佛经翻译追求准确性时所碰到的困难及其原因进行了系统总结，表现出对于不同语言体系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性的高度自觉。僧肇在解“空”过程中提出的“诸法假号不真”问题，也涉及到语言哲学问题。因为万法皆空，作为万法共相的名亦//www.souquanme.com不是真实的，只是暂时假借的工具而已。而僧肇还认为“言迹”不能表达“至理”，类似于玄学的言意之辨。僧肇所说的“求言所不能言”，“相期于文外”，其实就是王弼的“得意而忘言”思想在佛教中的再现，二人皆视名言仅为工具，言外之意才是语言的最终目的。佛教哲学的语言观，从一个方面丰富了中国中古时期的语言哲学思想。
应该说，近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存在着想把哲学变成一门严密的科学的伟大抱负，或者说想把哲学建基于稳固的语言科学基础之上的企图。而这种语言本体论的视角，与魏晋时期功能主义和工具主义的语言观，显然是大异其趣的。魏晋时期哲人对语言的局限性有深刻的认识，认为“无言”，即沉默与意会也是一种“言”，“言无言”，即说不可说，在表达方式上属于遮诠与反诠，目的在于追求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无言之境的默契与悟解。对于超越于语言之外的意境问题，现代西方语言哲学若不是认为其是形上独断的和心理学的，就是将其悬置不论。但是，现代语言哲学对于名称或命题意义的不懈追问，反映了语言哲学对于语言与对象世界、主体经验三者之间恰当关系的焦虑。魏晋南北朝时期提出言与无言的辩证语言哲学思想，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的语言哲学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