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元无名氏《马陵道》第一折：“我正是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 示例：高阳《胡雪岩全传红顶商人》：“刘不才不提王有龄,真所谓‘尽在不言中’.”
用法：作谓语；指不要用言语表达

　　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
　　一 甲午战争前夕的日本
　　由于自1868年开始的日本“明治维新”的资本主义革命十分系统彻底，因此，至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各行各业均已进入资本主义时期，已基本摆脱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束缚，日本国力比过去有了大幅的提高，迅速形成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为主的四大财团，在矿山开采、钢搜趣网铁冶炼、机器制造、军火生产和以纺织为主的轻工业等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军事上，日本陆军已充分完成资本主义的扩军备战，总兵力有：野战师团七个，要塞炮兵一个团又一个营，加上北海道屯恳部队共计十三万人，并可在开战时动员十万后备役人员，组成二rQetj十三万人的野战部队，已能完成大规模出国作战任务。海军拥有战舰三十一艘，共五万九千八百八十吨，另有鱼雷艇二十四艘，计一千四百七十五吨，并且有相当数量是从英国购进的，火力强，速度快的现代化新舰，实力已明显超过中国北洋舰队，日本陆海军已完成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换，进入资本主义现代化军队时期，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和中国一战，争夺对朝鲜的控制权，争当亚洲盟主的地位。
　　二甲午战争前夕的中国
　　反观满清控制下的中国，虽然受西方列强入侵时间早于日本，中国资本主义改革的“洋务运动”也早于日本，始于1862年，但是，当时的中国不是自由、自主中国，而是在满清控制下的中国。1644年满清入关后，由于害怕汉人造反，害怕汉人民族主义觉醒，因此，其出于维护满清政权的私心，在中国实施了禁锢汉人思想，钳制汉人言论的旷日持久的“文字狱”，满清的“文字狱”从1644年满清入关就已开始，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代，绵延一百二十余年，大批中国民族主义者、仁人志士被屠杀，中国人尊王攘夷，奋发向上的民族主义精神被斩伐得一干二净。中国社会世态炎凉、世风日下，中国人相互告密、互相拆台、诬陷，告密之风盛行、流行，与此而来的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腐朽，吏制的大坏，“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对此形象的描述；作为引导中华民族前进方向的知识分子群体头脑被禁锢，言论受到钳制，思想受到束缚，只能为升官发财而沉迷于四书五经、八股文和阿谀奉承中，不关心社会实际情况，整个中国社会风气大坏，人心涣散，一盘散沙，勾心斗角，溜须拍马，相互陷害，呈现一片死气沉沉、腐朽享乐的社会景象，根本不适合当时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时代！
　　这就注定了在西方列强入侵下，中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洋务运动”是必然失败的；虽然， 中国受西方列强入侵时间早于日本，也有着更广阔的空间、回旋余地，更丰富的资源和更众多的人口，更强大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洋务运动”的资本主义改革也早于日本 ，但是，由于“文字狱”的实行，广大汉人自强不息的民族主义思想荡然无存，汉人被充分奴化、丑化了，以致当时中国人没有日本人那样深沉的民族主义忧患危机意识和自强不息的责任感、使命感，中国人的思想是腐朽、僵化的，不能像日本那样以深沉深刻的民族主义精神心理统一安排、统筹规划，中国没有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战略，“洋务运动”中的资本主义战略是彻底失败的，中国资本主义“洋务运动”所走的不是一条中央统一组织、统一安排、统一筹划的中央集权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走的是一条无思想、分散化、小而全、多而滥、杂乱无章的道路，由各省分别引进西方的资本主义工业，由于没有集团化规模，统一安排，造成产业落后、消耗大、产出少，生产出低质、价高、没有竞争力的产品，以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逐步萎缩，没有一家世界级的大财团，甲午战争前夕，中国远远未完成资本主义变革，仍是落后的农业国，这是“文字狱”造成的中国人民的思想腐朽所产生的组织、管理失败所致，中国近代没有资本主义工业。
　　中国人的思想腐朽也造成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军制改革的彻底失败。为了适应世界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曾国藩提出大规模裁撤腐朽落后的清军绿营，从而节约经费、集中力量在全国编练统一的资本主义新式陆军，他的具体方案是：奉天、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七省共编练精兵九万人，安徽、江西、湖北编三万人，每年约需饷银八百万两，曾国藩从统一清军军制入手，节省军费、改善装备、培养军官，提高军队战斗力，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资本主义强兵之路，如果实行，可从根本上改变清军庞大、臃肿、腐朽、落后面貌，实现军队精锐化，战斗力大大提高。
　　但是，由于“文字狱”的长期施行所造成的社会腐朽、动荡、混乱，使满汉矛盾尖锐、对立，中国国内并不稳定，满洲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主导地位的私心出发，对大规模裁撤绿营心存疑虑，时刻担心汉人造反，推翻满清统治，故始终拒绝曾国藩的资本主义军制改革方案，而一定要保持住封建腐朽、愚昧、落后的绿营兵，从而丧失了一次绝佳的资本主义强兵的机会，造成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军事改革的彻底失败，中国近代没有资本主义陆军。
　　甲午战争前夕，清军兵力有：禁卫军十一万一千人，八旗兵十四万多，绿营兵四十多万，淮军二万一千多人，清军兵多而杂乱，其中八旗兵在脱离生产劳动、养尊处优、骄奢淫侈、纸醉金迷中已完全丧失战斗力，禁卫军战斗力亦不强，绿营兵则是封建腐朽的，是在满洲防备汉人造反的叵测心态下而豢养的，直接听命于满洲封建统治者的汉奸走狗，思想封建腐朽叵测，其主要职能不是对外作战，而是对内对广大汉人进行镇压，维护满清反动政权的，淮军则是无理想、无主义、人心涣散的部队，这是由其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仓促投机而成所决定的。淮军并未经大的战阵，而是在镇压太平军中投机起家，仓促成军的，故无信仰，不敢拼战，人心涣散，思想也腐朽落后。
　　可见，在庞大的满清军队中，军队多而杂乱，军制很不统一，各军各怀心腹事，勾心斗角，没有一支是忠于祖国，忠于民族 的能战之师，而且由于在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军事生产装备的过程中，不是由中央政府统一组织引进，进行大规模模仿、学习、改进、消化、吸收，而是由各省分别引进，造成各省绿营军枪械杂乱，不一致，参差不齐，弹药型号也不同，云南的绿营军甚至用火枪，甚至用大刀、长矛的，这种落后混乱的状况加速了中国军事落后，管理混乱，清军思想涣散，不敢拼战，乌合之众，一触即溃，这是由于满清控制下的中国人思想腐朽所决定的。
　　清军多而杂而乱，每年军费三千多万两白银，财政负担十分沉重，中国农民挥大锄从田地中产出的血汗钱、民脂民膏所豢养出的不是忠于祖国、忠于民族的民族军队，而是压迫民族的反动军队。因此，清军没有信仰，是为维护满清政权的军队，其主要职能在于对内镇压而非对外出征，这就是中国近代陆军是不能迅速进入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乌合之众、一触即溃、望风而逃的根本原因！而且管理混乱、思想腐朽加剧了整个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腐朽动荡、社会消沉、思想颓废，中国“洋务运动”中的资本主义陆军改革完全失败，甲午战争前夕的清军远未//www.souquanme.com实现近代资本主义化，中国近代根本没有和外敌作战的资本主义新式陆军！
　　三“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洋务运动”的失败是“文字狱”长期施行所产生的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改革失败，被列强入侵的严重的社会危机问题。
　　因此，我们要对满清入关有重新系统的理论认识：满清入关前夕，满洲尚处在奴隶社会时期，与汉族几千的封建社会差异很大，由于满洲远远落后于汉族，故其具有相当大的野蛮性，其在攻明过程中屡屡屠城，同时，其又有一定的先进性，精于骑射，统一组织，严于管理、赏罚分明，这一切都体现在其八旗体制中，八旗即是卓有成效的政治领导组织，同时又是卓有成效的经济组织，军事群体，他们“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正如皇太极所说“明国小民，自谋生计，兵丁在外，惟恃官府供给钱粮；我国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先还之兵，令之整器具，课耕田地，牧马肥壮，俟耕种已毕，即令在家之人经理收获，伊等军械缮完，朕即率之前往。”可见，其组织严密由落后民族兴起，猎户出身使之精于骑射，长于格斗，享有“满洲兵至万，纵横天下无敌”的美誉，这样，在长期与明军作战中，才不断发展壮大，由弱到强，组建了汉军八旗和利用投降明军组建绿营兵，严密组织，统一管理，这样才击败明军，统一中国！
　　从而在初期创造了“康乾盛世”：将之朝气蓬勃的塞外胡马民族纠纠雄武之风带入到中国，一改当时中国封建颓废政局，政治面貌为之一新，从而率领八旗、绿营开疆扩土，创造了著名的“康乾盛世”，然而这只不过是回光反照而已，由于其胡民马民族不可避免的落后性，使中国经历“康乾盛世”后，忽的一下子又衰落下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从狭獈民族主义出发，过分强调民族性和满汉区别，其提出“首推、首崇、首倡满洲”的基本国策，强调满汉差异，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中，雍正明确提出，在用人上，若宗室之人可用，先用宗室，然后是满洲旗人，再后是汉军旗人，最后是汉人，倘若宗室、旗人不堪重用则用汉人，决不用宗室和旗人，这意即一切都是先从满洲入手，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满洲，满汉之间界限分明，差异很大，其虽也强调满汉团结，但这也是在维护满洲的利益之下，故阻碍了中华民族进步。
　　2、满洲入关前夕，处于原始氏族时代后期和奴隶社会时代初期，在其东征西讨、精于骑射、严密组织、统一管理的同时，也具备很大的野蛮性、奴隶性，其灭亡明朝后，将其东征西讨、精于骑射、严密组织、统一管理的优势带来中国，创造“康乾盛世”的同时，也将其奴隶社会的落后奴化思想带入中间，满洲等级森严，实行奴隶制，其入关之前，即已掠大批汉人为奴，他们是带大批汉奴而入关的，入关后，实行了“圈地”和“投充”。“圈地”即随意圈点汉人土地，建立自己的庄园，所谓“投充”即强迫圈地内汉人加入旗籍，为满洲主子的奴才，这反映了满洲对汉族社会的掠夺和压迫，尽管后来满洲统治者为了适应汉族社会民展，废除了“圈地”令和“投充”令，可是其奴隶主会时代的奴化思想、奴化手段、奴化习俗一点也没有变，他们仍是满汉分明，维护自己利益，视广大汉人为自己的奴才，自己当主子，这一点在《康熙大帝》、《雍正王朝》中有明确的“奴才和主子”的表演。这样，本来中国人不至这么卑微，尚有民族气节与自信心，但由于满清入关，中国人被充分奴性化、丑化了，使中国经历了“康乾盛世”后，忽的一下子衰落了，甲午战争惨败没有资本主义史，动荡不安，一蹶不振，满清入关对中国近现代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3、中国华大地实行了旷日持久、前所未有的“文字狱”。在满清入关前和入关后，中国士大夫、民族主义者，从中国传统的尊王攘夷、儒家卫道出发，对满清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反满抗清浪潮遍及明末中国大江搜趣网南北，此起彼伏，在中国儒家士大夫们的率领下，中国各阶层人士皆参与了，声势浩大。他们提出了“头可断，发不可剃”的口号，几乎摧毁满清政权，满清在军事胜利后，对中国儒家士大夫、民族主义者进行了大规模屠杀，然后，由于大规模尊王攘夷反抗触动了满洲统治者的神经，故满清统治这二百多年，对广大汉人始终猜忌、防范，其“首推、首崇、首倡”满洲意识强烈。凡是有反满言论、复明思想之人一律凌迟处死，株连九族，并且反应过于强烈，敏感超过一切，本来汉族已经屈服，反清浪潮已消灭，可满清统治者从狭獈私心出发，神经仍绷得紧紧的，从而在中国大地实行了旷日持久、前所未有的“文字狱”，例如“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被认为影射满清，否定满清，作者被杀。又例，“又把心肠论浊清”本意是谈论人心肠好坏的诗句，但满清统治者太过敏感，捕风捉影，认为作者议论清朝不好，把“清”认作“浊清”故杀了作者。还有是著名的戴名世的《南山集》案、吕留良案等，这样，中国不仅有大批民族主义者被屠杀，而且更多的是许多无辜者被杀害了，中国人小心翼翼，神经敏感，相互猜忌防范，告密之风盛行，人心涣散，使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之前本应的民族团结的民族主义文化氛围被打破，不适应当时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变革时代，必然的资本主义变革失败，中国必然的甲午战争惨败，没有资本主义史，动荡不安。
　　可见，满洲统治者本应从发展角度不强调满汉差别，应抛弃入关之初，汉人反抗的过去，积极进行民族团结资本主义变革。可惜的是，满洲封建统治者未能充分利用“康乾盛世”所带来的民族团结的历史契机和资本主义革命前夕的良好世界文化条件，从而坐失了一次绝好的在中央集权体制上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历史契机，并错误地实行了“文字狱”。
　　满清时期的“文字狱”从满清入关，至乾隆中期时止，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代，绵延一百二十余年，中国人被丑化、奴化了，中国社会风气腐朽了，中国人堕落了，自私自利，唯利是图，丧失了起码的民族主义意识，一盘散沙，人心涣散，从而使满清统治者无法在中央集权体制上进行有效的资本主义变革，无法通过资本主义变革来维护自己利益，因此，尽管满清统治者也大力倡导了资本主义改革的“洋务运动”，试图通过“洋务运动”来挽救岌岌可危、行将崩溃的满清大厦。但是，由于实行了落后的民族政策，中国政局不稳，中国国内不团结，使资本主义改革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不仅经济改革混乱，杂乱无章，由各省自己进行，而非中央统一组织进行；而且在军事上，根本无法裁撤庞大的绿营，从而无法组建新式的资本主义陆军，当时中国庞大的军费开支不是用于军队整编、操练、统一军制、武器演练、更新的资本主义军制装备，而是在于维护住失去战斗力的八旗和维护对内镇压的绿营上，主要职能在于对内镇压维护满清政权，而非日本的对外作战，扩张维护日本，二者根本不同！
　　于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改革的“洋务运动”即不系统，又不彻底 ，一切都混乱进行，经济改革失败，军事改革也失败了，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失败是表象，表象背后的实质是民族主义思想失败，没有正确的民族主义战略思想指引，也必失去了科学的组织方法，无法真正消化吸收资本主义新生事物，不适应当时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时代，这是“文字狱”造成的中国人不团结、居心叵测、唯利是图、不思进取，社会腐朽混乱所致，而非中央集权的体制原因！
　　在海军建设上，清政府鉴于两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从海上入侵而失败的教训，决心大力发展海军。1875年5月，清政府任命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每年拨经费四百万两，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北洋海军于1888年正式成军，拥有以“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和以“经远”、“来远”、“致远”、“靖远”、“济远”等数艘二千三百吨至二千九百吨巡洋舰为主体的现代海军，加上马尾船厂自造的小舰，总吨位近五万吨，各种口径火炮三百二十三门，其中相当数量的大口径巨炮、鱼雷发射管六十八个，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时在亚洲是首屈一指，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海军强国。
　　但是，满清统治者大力发展海军不是为了主动进攻，保持民族前进的态势，而是为了维护满清政权，其建海军的目的是为了防守。这样，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未添一舰，也未对舰船进行现代化改造。这样，到1894甲午战争前夕，军舰数量、质量均已明显落后于日本 ，主要体现在舰速、火力、弹药、后勤补给、后方基地、陆海协同等诸多方面。
　　1、北洋舰队火力太弱。1888年北洋舰队成军时，质量世界一流，火力强大，但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火炮已经完成大规模更新换代，速射炮已经取代传统老炮，成为主角，在军舰上，主要是在左右两舷安装数量多的速射炮，从而将火力提高数倍已上，当时世界海军强国的主力舰左右两舷均安装了速射炮。
　　可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的北洋舰队，使用的仍是老式旧炮，连一门速射炮也没有。12公分速射炮每分钟可8—10发，15公分速射炮每分钟可5—6发，而北洋舰队的旧式后膛炮每分钟仅发射一发，这样，日舰速射炮发射速度 至少为北洋舰队的五倍，据英国《海军年鉴》统计，在黄海海战中，日舰炮火为北洋海军的6倍以上。日舰在黄海海战之胜取决于速射炮，来远舰帮带大副张哲溁也说：“我开巨炮一，敌可施快炮五；如不命中，受敌弹已多，我又无快炮攻击 ”。
　　而且，北洋舰队火炮数量明显少于日本，主力舰只“定、镇、来、靖、济、致”等火炮数量仅4—6门，分别置于舰首、舰尾，两舷无炮，而日本主力舰由于在左右舷安装了从英国进口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速射炮，使每舰火炮数量达到了8—13门，数量为北洋舰队的2倍，火力为数倍以上，故在黄海海战中取胜。
　　2、北洋舰队航速太慢。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时，速度是快的，但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已跟不上时代，除“靖远”、“致远”勉强达18节外，其它主力舰均为14.5节或15节。而日本主力舰在16节以上，其中第一游击队均在18节以上，其著名的“吉野”舰达到了22.5节，这样，日舰在海战中取得了速度优势，得以对北洋舰队进行分割包围，先击沉北洋老式旧舰“超勇”、“扬威”，又击沉“致远”、“经远”，几乎全歼北洋舰队，除火力外，航速上的优势使之获得了战场的主动权。当时的北洋舰队弹药已将用尽，但天色已晚，日舰怕受鱼雷攻击而退去，若日舰继续坚持，持续猛攻，则完全有可能全歼北洋舰队。
　　黄海海战后，北洋舰队损失严重，由于不具备速度优势，才不敢出港做战，而日舰则以数艘小舰为诱饵，诱使北洋舰队出击。然后，第一游击队快速封堵，使之无法回港，从而全歼北洋舰队于海上。幸亏丁汝昌识破日舰阴谋，躲在港内始终不出，并依赖陆路炮台之速射炮，与日舰炮战，不落下风，而日本又以陆军从威海卫军港侧后之荣成湾登陆，攻下了陆路诸炮台，海路协同才全歼了北洋舰队，若北洋舰队具备速度优势，或达到同等速度，就不必死守军港，可出海机动作战，有机动的灵活优势，不致被轻易全歼。
　　可见，甲午战争前夕，清政府根本未发展海军，自1888年后来添一舰，而且落伍了，未跟上时代。中国逐渐落后于日本，而日本国在向外发展的主动进攻，自强不息，争夺生存空间，争取有利态势的进攻战略思想指导下，掀起举国一致的全国献金造舰热，日本民族主义情绪空间高涨，在甲午战争前夕的三、四年内，日本即从英、法等国购买或自造数艘快速、快炮的主力舰，并改造了原有旧舰，提高了航速，在左右舷安装了速射炮。至1894年甲午战争前，日本联合舰队已组建完成，对北洋舰队形成一战而胜的压倒优势。
　　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曾根据各舰长建议向清庭提出对舰队进行大修，更换锅炉，以提高航速，并在左右舷增设克虏伯造新式速射炮，以改变舰队的落后面貌，两项需银二百多万两,并不多，但满清统治者安于现状，认为地盘已够大，不必发展了，故不仅不添一舰，而且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庆慈禧六十大寿，拒绝对舰队进行现代经改造，从而坐失了一次自强发展的机会，铸成甲午惨败，中国人沦为了东亚病夫，损失了七亿两白银，甲午战争是以治海权为基础的全面较量，如海军有优势，对方陆军就无法登陆，至少立于不败，以当时北洋舰队实力，如发展了，则战胜日本舰战绰绰有余；不发展，花二百多万银子进行现代化改造，也会与日本取得对等均势，不至于惨败，从而不致于损失七亿两白银，中国人也不至于沦为“东亚病夫”，中国的近现代史，日本近现代史，乃至世界的近现代史都将重写！
　　3、弹药质量太差，补给太差
　　定远舰枪炮大副沈寿堃说：“中国所制之弹，有大小不合炮膛者，有铁质不佳、弹面皆孔、难保其未出口先炸者，即引信拉火，亦多有不过引者，临阵之时，一遇此等军火，则为害实非浅鲜。”张哲溁也指出：“所领子药，多不合式，亦不切备，东沟之役，因弹子将罄而炮故缓施者，有因子不合膛而临时减药者。”弹药质量存在问题，反映出中国“洋务运动”改革的混乱状况，并非中央统一组织进行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改革，没有集中力量统一规划，统筹安排学习西方，而是相当混乱，各省分别进行，以致枪械口径不一，质量太差，无后继力，消耗太大，无法发展，一片混乱，对此，北洋舰队将领的条陈，有进一步揭发：炮弹“不合式”，如其铜箍过大，使用时须锉小才能填进炮膛，就会使本来已很低的发射速度变得更低。引信拉火“不过引”就会使炮弹击中敌舰不爆炸，在丰岛海战中，日舰吉野中炮，炮弹穿透舷侧而进入机器间，在黄海海战中，日舰浪速被击破水线进水，比睿、赤城、西京丸、松岛都中弹甚多，但却没一艘受致命伤，日舰一舰未沉，说明弹药不仅发射缓慢，而且质量太差。
　　黄海海战后期，北洋舰队弹药将尽，已无战力，说明后勤补给太差，同样问题在陆军中也有充分体现。
　　4、陆海协防太差，后方基地不健全。
　　在甲午战争中，清军始终陆海协同差、海军用于保护陆军，防上敌人登陆，这一方案由于北洋舰队火力弱，速度慢而落空外，陆军依靠陆上炮台，也可保全株守在威海卫军港的北洋舰队，只要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中，日本就不是全胜，就不会有七亿两白银的损失，但是在陆地，各炮台不完善，没有陆军充分协防，装备不好，管理混乱，从而经不住日本陆军师团的猛攻，陆路炮台全失，北洋舰队才全军覆没。
　　可见，这是战略指导思想的失败，只注意海上敌人来攻，忽视陆地防守，敌陆军一旦在侧后登陆，就崩溃了，说明陆海协防太差，指导思想有问题，海军基地建设太差，没有陆军重兵协防。满清的指导思想是陆军用于对内镇压，陆军都布置在内地，分散布置在广阔的中国土地上，无法编组有战斗力的统一的现代化重兵集团，只依靠海军抗外敌入侵，从而使陆海脱节，相互不关联，后方基地建设失败，没有充分的，有战斗力的陆军兵团来保障海军基地安全，由于陆军主要职能用于对内镇压，故无法编练统一的资本主义新式陆军，保留住了庞大、腐朽的绿营兵，庞大的绿营散布在中国各地且管理混乱，枪械不一，交通不便，无法统一组织抗击外敌入侵，这是战略思想失败造成的甲午战争惨败，军队多而杂而乱，军费开支巨大，管理混乱，装备落后，交通不便，未实现现代军队的精锐化，造成了军队庞大,军费开支巨大后战斗力的下降和打仗时却无兵，例如，清军四次反攻海城动员兵力达六万以上，而日军至多六千，为十比一之优势，可打了一个月，也未打下。反映了军队的腐朽；又例如威海卫战役，直到北洋舰队被全歼，中国尚有十几万绿营在奔赴威海卫途中，他们根本无火车，全靠步行，故北洋舰队灭亡时，他们也未到，即使到了，也无用，也经不住现代化日军排炮轰击和具有“武士道”精神的日军猛冲，中国军队一冲既溃，反攻海城失败即例子。
　　可见，甲午战争失败是表象，表象背后的实质是战略思想失败和战略思想失败的管理失败，所有一切都是失败的，故当然在战场上失败了，这是满清统治者，发动“文字狱”后，害怕汉人反抗，从自己私心出发，将主要军事力量用于对内防范，而非对外争雄，满清认为地盘已够大，故不发展了，从而不能在全中国进行有效的资本主义改革，“洋务运动”是失败的，“洋务运动”失败是思想失败。
　　而西方列强入侵前夕的日本是日本人自己控制的日本，并非异族控制的日本，日本历史上从未被入侵过。故日本在西方列强入侵前夕有着良好的，从中国盛唐时就传入的尊王攘夷儒家方化氛围，西方列强入侵日本时，日本人不甘沉沦，不甘成为亡国奴，日本人尊王攘夷，奋勇反抗，日本人有着深沉的民族主义忧患危机意识，为抵抗异族入侵，日本人首先推翻了幕府，结束了日本分裂，涣散，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稳定政体，然后全面学习西方，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各行各业均进入资本主义时期，日本士兵普遍接受了忠君爱国的“武士道”教育，战斗力强，对现代兵器的操作也远优于清军，由于其资本主义军制统一，从而合理消化吸收从西方引进的先进军工生产，逐步国产化，装备先进，配置合理，有完善的后勤保障体，弹药、人员、装备都可以先通过火车远抵港口，由港口装船直接运至战场，组成齐装满员的现代化兵团，从而对腐朽、涣散、缺乏装备、缺乏训练、混乱、落后的满清军队形成一战而胜的压倒优势。

无数欧洲人担心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6月23日，英国通过公投决定退出欧盟。这一天将载入史册，因为公投的结果无论对英国还是欧盟，都将造成严重、深远的影响。
英国人有不按常理出牌的名气。尽管英国和欧洲的精英大多警告退欧隐含的巨大风险，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甚至对英国发出“切莫自残！”的严厉警告，无奈英国人就是要一意孤行。作为欧盟重要成员，英国退出欧盟创下了欧洲建设进程中的先例，成为一个历史的转折，预示着欧盟从扩张走向收缩，因为英国脱欧很可能催生“骨牌效应”，导致其它国家效仿。与此同时，向来宣称亲欧、一直保留独立意愿的苏格兰多次扬言，一旦英国脱欧就要再次举行独立公投，决意跟英格兰分道扬镳；据信，北爱尔兰也会同时跟进；果真如此，吵着要从欧盟收回主权的英国人恐怕只能顾影自怜了。
有人将英国退欧称作政治地震，因为英国是欧盟一个特殊的成员，有着不少让其它国家羡慕的特权，它的退欧让许多人感到迷惑。确实，四十多年来，英国与欧盟若即若离的特殊关系曾引发无数争议，不少政评家形象地称英国“一脚在内，一脚在外”：伦敦拒绝欧洲统一货币，拒绝人员自由流通的申根协定，拒绝从团结互助原则出发的财政预算，甚至发展到拒绝欧盟成员国公民福利共享的原则；但英国人却不愿意放弃欧陆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这是英国当年决定加入欧盟的主要原因；更有甚者，英国极力影响、参与制定欧盟规则，使之符合自身利益。在对欧盟关系上，将“取我所需”这种英式实用主义推向极端的作法一直受到多方批评，主张推动欧盟建设者更是把英国视为绊脚石，这也是许多欧洲人希望乘此机会彻底摆脱英国的原因。
作为这次玩火的始作俑者，卡梅伦恐怕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欧盟对于英国的重要性。但也许是出于政客的天性，他可能把自己能否连任看得比国家利益更重，不惜诋毁事实，利用选民对现实的不满，把欧盟变成他们的出气筒，殊不知这场迷失方向的豪赌可能将英国引向“黑暗的深渊”（卡梅伦语）。可惜，同时扮演纵火和救火的角色，对他来说难度显然太大，以致难免自焚。
有些人将英国脱欧归咎于民粹派的煽动。确实，明摆着那么多特权和既得利益，明摆着英国仍牢牢把握着主权（公投是最好的证明），为什么偏要选择充满风险的未知世界呢？对于这一类困惑，答案恐怕见仁见智，但有些明显的事实可能有助于理解所谓“民粹”甚至“非理性”的胜利。比如在脱欧宣传中被放大无数倍的移民问题：明明是英国当年急于“有选择的”引进移民，成为欧盟开放内部移民劳工市场后的急先锋，为英国经济带来了一定的活力和竞争力，但在经济危机爆发、移民可能成为替罪羊之际，削减移民劳工福利、跟欧盟算账却成了卡梅伦的口号，对于英国政府在引进移民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移民在近年英国经济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反倒成了禁忌话题，更不用说替欧盟说句公道话了。再比如，英国一直被描绘成抵御经济危机成功的典范，其经济增长率堪与德国媲美，问题是，在国家财富增加的同时，英国的穷人比例却明显高于经济增长落后的国家（比如法国），那么国家利益又如何体现在普通人身上呢？在这种情况下，治理国家的精英对于“理性选择”的呼唤不仅显得空洞和苍白，甚至会起反作用，英国民众选择脱欧，反对的可能不仅是欧盟，同时也是对政府和所谓精英的否定。
现在，闹剧落幕，悲剧也许紧跟着开场。决定跟欧盟“离婚”的英国人面临以何种代价保住欧盟大市场、如何处理上百万旅英东欧打工族命运以及解决数百万定居欧盟英国人未来生活等棘手难题，唯恐天下不乱的退欧派恐怕也没有想过如何才能留住成千上万跟欧盟做生意的企业。据信，创造英国百分之十财富的伦敦金融城就可能面临大规模裁员的局面。当然，英国可能会重新找回务实的感觉，跟欧盟谈判解决所有相关难题，但那时候谈判可能出现角色互换，漫天要价的恐怕不会再是英国人，而是想通过惩罚英国警告其它打算脱欧国家的欧盟。
与此同时，欧盟同样面临极其严峻的局面。无论从欧盟的形象、欧盟在rQetj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还是从欧洲建设的进程来看，英国的脱欧都必然给欧盟造成严重的伤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也许是英国退欧对欧陆产生的溢出效应：形形色色的极端势力都以英国脱欧为例，极力鼓吹欧盟解体，欧洲各国极右派近日在奥地利聚会，欲借英国脱欧东风“处决”欧盟成为核心议题，英国脱欧引爆欧洲极端趋势的危险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欧盟的当务之急是从英国脱欧中吸取教训。无可否认，英国人之所以选择脱欧，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欧盟失去了信心。近年来，在经济危机、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的冲击下，欧盟给人的总体感觉是应对失策，各自为政，乏善可陈。不少欧洲媒体都将欧盟比作摇摇欲坠的大厦或难以经受风浪冲击的大船，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官僚体制的缺点暴露无遗，而欧盟的益处却难以让普通民众切实感受到。这种幻灭感跟英国选民退出欧盟的抉择可能密切相关。如何提高欧盟运作的合理性与透明度，如何防止官僚主义、防止精英与民众的脱节，如何让民众真正感受、信服社会公平和社会进步，这些都应该是欧洲领导人必须反思的重大课题。至于民众，则应警惕任何诋毁欧洲建设的宣传，因为它们违背绝大多数欧洲人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