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太宗十思疏》翻译：

我听说：想要树木生长，一定要稳固它的根基；想要河水流得长远，一定要疏通它的源头；要使国家稳定，一定要积聚它的民心。源头不深却希望河水流得远长，根不稳固却要求树木长得高大，道德不深厚却想国家安定，臣虽然愚笨，（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何况（像陛下这样）明智的人呢？

国君掌握帝位的重权，处在天地间最高的地位，（应该）推崇皇权的高峻，永保永无止境的美善，不居安思危，不戒除奢侈而行节俭，道德不能保持敦厚，性情不能克服欲望，这就像砍伐树木的根却要求树木茂盛，阻塞水的源头却希望水流得长远一样啊！

所有君主帝王，承受上天的重大使命，无不是在深深的忧虑中就治道显著，而一旦功成名就就道德衰退，开头做得好的实在很多，而能够坚持到底的却很少。难道夺取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就难了吗？当初创业时，能力绰绰有余；现在守卫天下却力量不足，这是为什么呢？

大凡在深重忧患当中必须竭尽诚意对待臣下，得志以后就放纵自己傲慢地对待一切人；竭尽诚意就能使吴和越这样敌对国家也能结成一体。傲慢对人就是骨肉亲属也能行同陌路。虽然可以用严刑来监督他们，用声威震慑他们，但是结果大家只图苟且免除罪罚，却不感念（皇上的）仁德，表面上恭顺而不是内心里悦服。

怨恨不在有多大，值得尊敬的是人民；人民能拥戴皇帝，也能推翻他的统治，这是应当深切戒慎的。用腐朽的缰绳驾驭飞奔的马车，这样可以忽视不理吗？

作为君主的人，如果真的能够做到一见到能引起（自己）喜好的东西，就想到该知足来警惕自己；将要兴建什么，就要想到适可而止来使百姓安定；想到帝位高高在上，就想到要谦虚并加强自我约束；害怕骄傲自满，就想到要像江海那样能够（处于）众多河流的下游；喜爱狩猎，就想到网三面留一面。

担心意志松懈，就想到（做事）要慎始慎终；担心（言路）不通受蒙蔽，就想到虚心采纳臣下的意见；考虑到（朝中可能会出现）谗佞奸邪，就想到使自身端正（才能）罢黜奸邪，施加恩泽，就要考虑到不要因为一时高兴而奖赏不当；动用刑罚，就要想到不要因为一时发怒而滥用刑罚。

总括这十思，扩大这九德的修养，选拔有才能的人而任用他们，挑选好的意见而听从它。那些有智慧的就会施展他们的全部才谋，勇敢的就会竭尽他们的威力，仁爱的就会广施他们的恩惠，诚信的就会报效他们的忠心，文臣武将都能（被）重用，君王大臣之间没有什么事情（烦心），可以尽享游玩的快乐，可以颐养像松、乔两位神仙的长寿。

（皇上）垂衣拱手（不亲自处理政务），不必多说，老百姓就可以被教化，何必劳神苦思，事事过问代替百官的职务呢？劳损聪明的耳目，违背无为而治的方针呢！

原文：

《谏太宗十思疏》【作者】魏徵 【朝代】唐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

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在君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创作背景：

《谏太宗十思疏》是魏徵于贞观十一年（637）写给唐太宗的奏章，意在劝谏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积其德义。

唐太宗李世民xvGIljD跟随其父亲李渊反隋时作战勇敢，生活俭朴，颇有作为。公元627年李世民即位，改元贞观。在贞观初年，他借鉴隋炀帝覆亡的教训，进一步保持了节俭、谨慎的作风，www.souquanme.com实行了不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

经过十几年的治理，经济得到发展，百姓生活也富裕起来，加上边防巩固，内外无事，唐太宗逐渐骄奢忘本，大修庙宇宫殿，广求珍宝，四处巡游，劳民伤财。魏征对此极为忧虑，他清醒地看到了繁荣昌盛的后面隐藏着危机，在贞观十一年（637搜趣网）的三月到七月，“频上四疏，以陈得失”，《谏太宗十思疏》就是其中第二疏，因此也称“论时政第二疏”。

唐太宗看了猛然警醒，写了《答魏征手诏》，表示从谏改过。这篇文章被太宗置于案头，奉为座右铭。贞观十三年，魏征又上《十渐不克终疏》，直指太宗十个方面行为不如初期谨慎，被太宗书于屏风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