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中观点是错误的。因为秦末农民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秦的暴政。主要表现在：（1）秦始是滥用民力广建宫殿陵墓。（2）繁重的赋税、摇役和兵役。（3）严酷的刑法，如族诛和连坐 。（4）秦二世的统治更加黑暗。以上几点表明了秦末农民战争爆发的必然性，途中遇雨而误期，只是战争爆发的表面原因。因此，如果陈胜、吴广在途中没有遇到大雨，秦末农民战争也必定会爆发，只不过是时间迟早问题。

题中观点是错误的。因为秦末农民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秦的暴政. 它主要表现在：繁重的徭役、沉重的赋税、残酷的刑法和秦二世的残暴统治。以上几点表明了秦末农民战争爆发的必然性，途中遇雨而误期，只是战争爆发的表面原因。因此，如果陈胜、吴广在途中没有遇到大雨，秦末农民战争也必定会爆发，只不过是时间的迟早问题。

作为一军的主将,李陵本打算单身擒拿单于,但看到匈奴军队戒备森严,无从下手,只好回来。后来又准备以死报国,被部下劝阻,部下劝他权且投降,再寻机回去,就像浞野侯赵破奴那样,还会受到当今皇帝的优待。李陵没有答应。在突围中,李陵的战友、功臣韩千秋之子校尉韩延年战死搜趣网,李陵痛感“无面目报陛下!”于是抱着“庶几乎曹柯之盟”的目的投降匈奴。后来,由于汉武帝听信谎言,诛杀了李陵的老母和全家,李陵抱着无涯之憾长没匈奴,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祖国。
即使在今天，我们在重读这场两千年前的败仗时，仍然会感到热血沸腾。我们感到的不是耻辱，而是悲壮，以及为自己有这样英勇无畏、虽败犹荣的祖先而自豪。在我们看来，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役，足以和斯巴达人的“温泉关战役”媲美，而那些浴血奋战的将士不是罪人，而是英雄。
为什么当时的观点如此不同呢？为什么领导了这样一场战斗的指挥官竟受到“灭族”惩罚？难道那时的人没有基本的良知，和基本的判断力？
　　 是否这场战争的记载本身就不真实呢？以上记载，引自《汉书》，但材料很可能来自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太史公对这场战争的描述，与后来的《汉书》很相似）。我们知道，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受到“宫刑”之辱，他的记载是否不可靠？王夫之就是这种观点，并因此对司马迁大加斥责：李陵战败，他出于私人交情，强词开脱；受到处罚后，还是不肯改悔，在书里颠倒黑白，为叛徒评功摆好。
　　 王夫之经历了亡国之痛，对外族和投降外族者十分痛恨可以理解，也许在他看来，李陵和大汉奸吴三桂是一路货色。可是他的指责根本站不住脚。司马迁早已说明：他和李陵并无交情，只是对此人印象较好，不相信他会背叛而已。况且，司马迁因此获罪，汉武帝又在位，他断不敢虚构战斗情况，为李开脱。李陵的军队虽覆没，但突围回归的余部，尚有四百余人，而且分路突围，绝无“串供”可能，如果司马迁对战争的记述与这些亲历者的交代不一致，肯定会大祸临头。
　　 真正的原因是汉武帝的虚荣受到了打击。他本指望大舅子李广利立下大功，为他长脸；李广利兵败后又指望李陵胜利给他遮羞；李陵被围，他又期望李陵战死保住最后的体面。于是一听到李陵投降的消息，就大发雷霆，责问先期报捷的陈步乐，陈步乐有口难辩，只好自杀。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既然皇帝认为李陵应该自杀，谄媚的大臣们也一致认为李陵应该自杀。只有司马迁说的恰恰是刘彻所不愿意听的话——他因此大难临头：
　　 “李陵对士兵非常爱护，平时常以杀敌报国为最大志愿。如今不幸战败，而一些没有冒一点危险的大人先生，却在一旁议论纷纷，挑剔他的过错，使人痛心。李陵以区区五千步兵，深入沙漠与八万骑兵对抗，转斗数百里，箭尽力竭，但仍冒白刃反攻，部下毫无离心，自古名将，不过如此。他身虽被俘，却曾力挫强敌，也足以搜趣网名垂天下。而且我更相信，李陵忍辱投降，绝非出自本心，他一定另有计谋，报效祖国。”
　　 刘彻大为光火，就把司马迁囚入诏狱。法官会审的结果，确定司马迁犯了包庇叛徒的伪证之罪，判处死刑。司马迁的家人为他好不容易借贷到一笔赎金，才减为次一等的腐刑——将生殖器割除。
　　 腐刑固然痛苦，但羞辱尤甚，司马迁几次都要自杀，但他终于在残忍的命运下活下去，为的是要完成他的《史记》巨著——这一五十多万字的巨著，不但成为中国史籍的珍宝，而且他所开创的记传体裁从此被后代史家奉为圭臬。
　　 这里有一个问题：李陵为什么不象韩延年那样战死或自杀呢？
　　 在突围前夕，还有军吏劝他：“将军威震匈奴，失败是天命不遂，即使被俘也可以设法逃归。就像浞野侯赵破奴也曾为虏所得，后来逃脱，得到天子礼遇，何况将军呢！”而当时李陵的回答十分决绝：“您不要说了！如果我不死，就算不上真正的壮士。”何其悲壮！他为什么言行不一？而他投降之前，说“无面搜趣网目报陛下！”又是什么意思呢？
　　 后来，李陵《答苏武书》中说：“我当时所以不死，只是打算效法前辈英雄，有所作为。可是，大志未成，全族被刘彻屠戮，老母都不能幸免。仰天捶胸，眼泪流尽，继之泣血。”
　　 《答苏武书》被怀疑为后人伪托，姑且不论。但在正史中，李陵确有“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的表白，如果他的表白是真实的，李陵的遭遇，就是一个忍辱负重者遭到误解的悲剧。
　　 那么，我们能否相信他的表白（或相信史书的记载）？
　　 在被俘的一刹那，他的想法，我们已经无法确知。其实，退一万步说，即使李陵就是一时怯懦贪生又怎么样？
　　 当然，这会影响我们对他的评价，他可能不会作为英雄（所谓英雄，就是战胜了人性弱点、作出超乎常人的选择的人）而受到后人的景仰。但是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人：他没有对不起汉武帝——他已经为国家、为君主竭尽全力了。也没有对不起那些英勇死难的将士——他是在形势已不可为的情况下解散军队后被俘的，此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指挥官，而只是与别人平等的人。换言之，李陵被俘，无论有无受到“误解”，都不应受到如此严酷的惩罚。
　　 那个时代，军人的命运十分悲惨。胜利固然可以封侯拜相，风光一时，可一旦战败就会成为阶下囚，甚至遭受灭门之祸。周亚夫、李广、赵破奴，甚至那个因身为“皇亲国戚”而倍受宠幸的李广利，都是功勋卓著的名将，可曾经的辉煌，却没能保住自己的头颅。
　　 即使在以“仁爱”著称的文帝时代，冯唐就曾进言：“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军人“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真是赏可不行，罚则必用。到了武帝时，这种状况更是变本加厉。汉《军法》规定：“畏懦当斩”，“逼桡当斩”，“失期当斩”，“失道当斩”，生俘也在死罪之列。李广就曾因生俘逃归，坐法当斩，赎为庶人，打发回家。后经启用，亦不得志。最后因“失道”错过会师时间（很难理解平生七十余战的老将李广会犯“不带向导”这种低级错误，所以有人怀疑这是卫青做的手脚），不堪再受刀笔吏之辱，引刀自刭。李陵即使突围生还，等待他的恐怕也不会是慰问和鲜花。由此看来，他的“降”（不管是否有“戴罪立功”的打算）里面有太多的无奈和苦衷。
李陵被俘后，汉武帝也有过片刻的清醒，但他采取的补救措施却异想天开：派遣因杅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接应李陵逃归——显然，在双方互不通气的//www.souquanme.com情况下，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公孙敖当然无功而返，为了逃避惩罚，昧着良心泼污水：“据俘虏交代：李陵已经叛国投敌，教单于兵法以备汉军，所以臣无所得。”
　　 面对几近疯狂的汉武帝，公孙敖文过饰非的谎言自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可是这并不能让人原谅他对李陵造成的伤害——汉武帝大怒，将李陵全家诛杀。
　　 身败名裂（史载“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全家被屠。现在李陵只有死心塌地做叛徒了。
　　 历史学者李零在《汉奸发生学》中说：李陵由降而叛亦属“逼叛”。如果只从“叛”宇着眼，你只能说李陵是“汉奸”。困为他毕竟娶了匈奴公主作了匈奴王，毕竟死在胡地没回来。但是如果能体谅他的“叛”出于“逼”，你还不如说他背后的那只手，即由用人唯亲的汉武帝，指挥无能的李广利，老奸巨猾的路博德，善为谣言的公孙敖，以及墙倒众人推的满朝大臣，他们汇成的那股力，才是真正的“汉奸”。
　　 后来，汉遣使匈奴，李陵质问使者：“我作为汉将，率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因为孤立无援而失败，有什么对不起汉朝的大罪，而至于诛杀我全家？”使者回答：“我朝有情报说，李少卿教匈奴战术，与我为敌。”李陵悲愤不已：“那个人是李绪，不是我。”（李绪原为汉朝的塞外都尉，也是因兵败投降匈奴，很受单于宠信。）李陵痛其家因李绪而诛，使人将李绪刺杀，为此几乎引来杀身之祸。
　　 在中原农耕民族的口里，匈奴的名声一直不好，这些野蛮人是残暴、无耻和无知的代名词。可是从历史记载看，至少在某些方面，这些蛮夷倒比汉人更宽容和人道。李陵让匈奴人损伤甚大，投降后又长期“消极”，还与汉朝人（如苏武）“勾勾搭搭”，这一次又杀了李绪，但单于不但没有怪罪，反而一力保护，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他，立李陵为右校王。甚至对待宁死不屈的张骞、苏武，单于也都放条生路，还给娶妻生子，相比汉武帝对军人的残酷，谁更野蛮呢？
　　李陵与苏武的一段故事，也很耐人寻味。
　　 当初，苏武与李陵俱为侍中，既是同事，又是朋友——两人都是将门之子，都有立功报国的雄心，自然很谈得来。苏武出使匈奴，因副使张胜的贪功妄动（此人身为外交官，竟阴谋劫持单于之母）而被匈奴扣留——这次外交破裂，正是令李陵身败名裂的汉匈之战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