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雎(?—前255)，也叫范且（这是汉代石刻中的错误）（《史记》中是“雎ju”字，有书为“睢sui”字，评书家多读此音），字叔。战国时魏人，著名政治家、军事谋略家。他同商鞅、张仪、李斯先后任秦国丞相，对秦的强大和统一天下起了重大作用。
范雎相秦十余年，对秦国的历史发展起到了继往开来的推动作用。尽管他也难以避免政治品格上的瑕疵，但仍不失为秦国历史上的名相。作为中国古代不可多得的谋略家，提出“远交近攻”的策略，给中华民族的外交奇计宝库增添了光彩。他上承孝公、商鞅变法图强之志，下开秦皇、李斯统一帝业，是秦国历史上继往开来的一代名相，也是中国古代在政治、外交等方面极有建树的谋略家。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曾高度评价范雎对秦国的建树和贡献：“昭王得范雎，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秦国有巨大贡献者，却为了一己私利，在用人问题上一步步走上了腐败的道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罪过之一：妒杀白起。白起是秦国著名大将，有常胜将军之称。特别是长平之战，一举歼灭赵国主力军45万之众。当然，长平之战之所以全胜，也有范雎的功劳，因为正是他用反间计，使赵王临阵换掉名将廉颇，代之以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然而战役之后，正当白起欲乘胜追击时，范雎却嫉贤妒能，害怕白起的功劳超过自己，于是，花言巧语说服秦昭王收兵。白起获知范雎暗中作梗后，便与之结怨。后来，在范雎的挑拨下，秦昭王先将白起贬为士卒，随后又令其自杀。
罪过之二：提拔亲信。范雎是魏国人，曾被魏中大夫须贾所诬，受到相国魏齐的迫害，后来在好友郑安平和秦国使者王稽的帮助下，才逃到秦国。范雎得志后，就利用职权报私仇，先廷辱须贾、后计杀魏齐，对王稽与郑安平他却十分关心。在他的精心安排下，王稽被任命为河东太守、郑安平被任命为将军，他还安排郑安平接替白起率兵攻赵，结果不但被赵国打得大败，郑安平还率两万士兵投降了赵国。当时，要按照秦律，范雎用人失察应受到株连，并祸及三族，只不过秦昭王念其功劳大，未加追究。他的另一亲信王稽也不争气，竟“里通外国”。尽管秦昭王仍未追究范雎的责任，但范雎深深感到了害怕，因为白起的死与王稽、郑安平的被提拔重用，都是他一手策划的。此后，他考虑再三，不得不放弃荣华与权力，称病辞去相位，退出政治舞台。
范雎的腐败，关键在于，其在干部的使用上不是以国家利益为重，而是以自己为核心。司马迁如此评价范雎：“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

　　谏逐客书
　　[编辑本段]1.原文及注释
　　【原文】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1)东得百里傒于宛，(2)迎蹇叔于宋，(3)来邳豹、公孙支于晋。(4)此五子者，不产于秦，(5)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6)孝公用商鞅之法，(7)移风易俗，民以殷盛，(8)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9)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10)拔三川之地，(11)西并巴、蜀，(12)北收上郡，(13)南取汉中，(14)包九夷，(15)制鄢、郢，(16)东据成皋之险，(17)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18)昭王得范雎，(19)废穰侯，(20)逐华阳，(21)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22)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23)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注释】(1)“由余”，亦作“繇余”，戎王的臣子，是晋人的后裔，入秦后，受到秦缪公重用，帮助秦国攻灭西戎众多小国，称霸西戎。“戎”，古代中原人多称西方少数部族为戎。此指秦国西北部的西戎，活动范围约在今陕西西南、甘肃东部、宁夏南部一带。(2)“百里傒”，原为虞国大夫。晋灭虞被俘，后作为秦缪公夫人的陪嫁臣妾之一送往秦国。逃亡到宛，被楚人所执。秦缪公用五张黑公羊皮赎出，用上大夫，故称“五羖大夫”。是辅佐秦缪公称霸的重臣//www.souquanme.com。“宛”，楚国邑名，在今河南安阳市。(3)“蹇叔”，百里傒的好友，经百里傒推荐，秦缪公把他从宋国请来，委任为上大夫。“宋”，国名，或称“商”、“殷”，子姓，始封君为商纣王庶兄微子启，西周初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将商旧都周围地区封给微子启，都于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南），约有今河南东南部及所邻山东、江苏、安徽接界之地。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大臣剔成肸（即司城子罕）逐杀宋桓侯，戴氏代宋。公元前286年被齐国所灭。(4)“来”，招徕。别本或作“求”。“邳豹”，晋国大夫邳郑之子，邳郑被晋惠公杀死后，邳豹投奔秦国，秦缪公任为大夫。“公孙支”，“支”或作“枝”，字子桑，秦人，曾游晋，后返秦任大夫。“晋”，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成王之弟叔虞，建都于唐（今陕西翼城县西），约有今山西西南部之地。春秋时，晋献公迁都于绛，亦称“翼”（今山西翼城县东南），陆续攻灭周围小国；晋文公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霸主；晋景公迁都新田（今山西侯马市西），亦称“新绛”，兼并赤狄，疆域扩展到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一角。春秋后期，公室衰微，六卿强大。战国初，被执政的韩、赵、魏三家所瓜分。公元前369年，最后一位国君晋桓公被废为庶人，国灭把绝。(5)“产”，生，出生。(6)“开国二十，遂霸西戎”，《秦本纪》云秦缪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这里的“二十”当是约数。(7)“孝公”，即秦孝公。“商鞅”，卫国公族，氏公孙，亦称公孙鞅，初为魏相公叔座家臣，公叔座死后入秦，受到秦孝公重用，任左庶长、大良造，因功封于商（今山西商县东南）十五邑，号称商君。于公元前356年和前350年两次实行变法，奠定秦国富强的基础。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被车裂身死。详见本书《商君列传》。(8)“殷”，多，众多。“殷盛”，指百姓众多而且富裕。(9)“魏”，国名，始封君魏文侯，系晋国大夫毕万后裔，于公元前403年与韩景侯、赵烈侯联合瓜分晋国，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魏文侯任用李悝改革内政，成为强国。梁惠王时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因亦称”梁”。后国势衰败，公元前225年被秦国所火。“获楚、魏之师”，指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公元前340年，商鞅设计诱杀魏军主将公子昂，大败魏军。同年又与楚战，战况不详，据此，当也是秦军获胜。(10)“惠王”，即秦惠王，名驷，秦孝公之子，公元前337年至前311年在位。于公元前325年称王。详见本书《秦本纪》。“张仪”，魏人，秦惠王时数次任秦相，鼓吹“连横”，游说各国诸侯事//www.souquanme.com奉秦国，辅佐秦惠文君称王，封武信君。秦武王即位，入魏为相。于公元前310年去世。详见本书《张仪列传》。(11)“三川之地”，指黄河、雒水、伊水三川之地，在今河南西北部黄河以南的洛水、伊水流域。韩宣王在此设三川郡。公元前308年秦武王派兵攻取三川大县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公元前249年秦灭东周，取得韩三川全郡，重设三川郡。(12)“巴”，国名，周武王灭商后被封为子国，称巴子国，在今四川东部、湖北西部一带。战国中期建都于巴（今四川重庆节）。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攻灭巴国，在其地设置巴郡。“蜀”，国名，周武王时曾参加灭商的盟会，有今四川中部偏西地区。战国中期建都于成都�（今四川成都市）。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灭蜀，在其地设置蜀郡。(13)“上郡”，郡名，魏文侯时置，辖境有今陕西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东北到子长县、延安市一带。公元前328年魏割上郡十五县给秦，前312年又将整个上郡献秦。秦国于公元前304年于此设置上郡。(14)“汉中”，郡名，楚怀王时置，辖境有陕西东南和湖北西北的汉水流域。公元前312年，被秦将魏章领兵攻取，秦于此重置汉中郡。(15)“九夷”，此指楚国境内西北部的少数部族，在今陕西、湖北、四川三省交界地区。(16)“鄢”，音yān，楚国别都，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春秋时楚惠王曾都于此。“郢”，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市西北纪南城。公元前279年秦将白起攻取鄢，翌年又攻取郢。(17)“成皋”，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地势险要，是著名的军事重地。春秋时属郑国称虎牢，公元前375年韩国灭郑属韩，公元前249年被秦军攻取。(18)“施”，音yì，蔓延，延续。(19)“昭王”，即秦昭王，名稷，一作侧或则，秦惠王之子，秦武王异母弟，公元前306年至前251年在位。详见本书《秦本纪》。“范雎”，一作“范且”，亦称范叔，魏人，入秦后改名张禄，受到秦昭王信任，为秦相，对内力主废除外戚专权，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策略，封于应（今河南宝丰县西南），亦称应侯，死于公元前255年。详见本书《范雎列传》。(20)“穰”，音rǎng。“穰侯”，即魏冉，楚人后裔，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异父弟，秦武王去世，拥立秦昭王，任将军，多次为相，受封于穰（今河南邓县），故称穰侯，后又加封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因秦昭王听用范雎之言，被免去相职，终老于陶。详见本书《穰侯列传》。(21)“华阳”，即华阳君芈戎，楚昭王母宣太后之同父弟，曾任将军等职，与魏冉同掌国政，先受封于华阳（今河南新郑县北），故称华阳君，后封于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故又称新城君。公元前266年，与魏冉同被免职遣归封地。(22)“蚕食”，比喻像蚕吃桑叶那样逐渐吞食侵占。(23)“向使”，假使，倘若。“内”，通“纳”，接纳。
　　【原文】今陛下致昆山之玉，(1)有随、和之宝，(2)垂明月之珠，(3)服太阿之剑，(4)乘纤离之马，(5)建翠凤之旗，(6)树灵鼍之鼓。(7)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8)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9)郑、卫之女不充后宫，(10)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11)江南金锡不为用，(12)西蜀丹青不为采。(13)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14)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15)傅现之珥，(16)阿缟之衣，(17)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18)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19)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20)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注释】(1)“陛下”，对帝王的尊称，“致”，达，得。“昆山”，即昆仑山。(2)“随、和之宝”，即所谓“随侯珠”和“和氏璧”，传说中春秋时随侯所得的夜明珠和楚人卞和来得的美玉。(3)“明月”，宝珠名。(4)“太阿”，亦称“泰阿”，宝剑名，相传为春秋著名工匠欧冶子、干将所铸。(5)“纤离”，骏马名。 (6)“翠凤之旗”，用翠凤羽毛作为装饰的旗帜。(7)“鼍”，音tuó，亦称扬子鳄，俗称猪龙婆，皮可蒙鼓。(8)“说”，通“悦”，喜悦，喜爱。 (9)“犀象之器”，指用犀牛角和象牙制成的器具。(10)“郑”，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宣王弟友，公元前806年分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东）。春秋时建都新郑（今河南新郑县），有今河南中部之地，公元的375年被韩国所灭。“卫”，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武王弟康叔，初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后迁都楚丘（今河南滑县）、帝丘（今河南濮阳县），有今河南北部、山东西部之地。公元前254年被魏国所灭。“郑、卫之女”，此时郑、卫已亡，当指郑、卫故地的女子。“后宫”，嫔妃所居的宫室，也可用作嫔妃的代称。(11)“駃騠”，音jué tí，骏马名。“外厩”，宫外的马圈。(12)“江南”，长江以南地区。此指长江以南的楚地，素以出产金、锡著名。本书《货殖列传》云：“豫章出黄金，长沙山连，锡。”(13)“丹”，丹砂，可以制成红色颜料。“青”，青，可以制成青黑色颜料。“西蜀丹青”，蜀地素以出产丹青矿石出名。本书《货殖列传》云：“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采”，彩色，彩绘。(14)“下陈”，殿堂下陈放礼器、站立傧从的地方。“充下陈”，此泛指将财物、美女充买府库后宫。(15)“宛”，宛转，缠绕。”宛珠之簪”，缀绕珍珠的发簪。或以“宛”为地名，指用宛（今河南南阳市）地出产的珍珠所作装饰的发簪。(16)“傅”，附着，镶嵌。“玑”，不圆的珠子。此泛指珠子。“珥”，音er，耳饰。(17)“阿”，细缯，一种轻细的丝织物。或以“阿”为地名，指齐国东阿（今山东东阿县）。“缟”，音gào，未经染色的绢。(18)“随俗雅化”，随合时俗而雅致不凡。“佳”，美好，美丽。“冶”，妖冶，艳丽。“窈窕”，音yào tiào，美好的样子。“赵”，国名，始封君赵烈侯，系晋国大夫赵衰后裔，于公元前403年与魏文侯、韩景侯联合瓜分晋国，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建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市东南），有今山西中部、陕西东北角、河北西南部。公元前三八六年迁都邯郸（今河北邯郸市）。公元前二二二年被秦国所灭。古人多以燕、赵为出美女之地。(19)“瓮”，音wèng，陶制的容器，古人用米打水。“缶”，音fǒu，一种口小腹大的陶器。秦人将瓮、缶作为打击乐器。“搏”，击打，拍打。“髀”，音bi,大腿。”搏髀”，拍打大腿，以此掌握音乐唱歌的节奏。(20)“《郑》”，指郑国故地的音乐。“《卫》”，指卫国故地的音乐。“《桑间》”，桑间为卫国濮水边上地名，在今河南濮阳县南，有男女聚会唱歌的风俗。此指桑间的音乐，即本书《乐书》的“桑间濮上之音”。“《昭》”，通“韶”，《史记集解》引徐广曰：“昭，一作‘韶’。”歌颂虞舜的舞乐。”《虞》”，按《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引南化本、枫山本、三条本等作“护”，当为歌颂商汤的舞乐。“《武》”，歌颂周武王的舞乐。“《象》”，歌颂周文王的舞乐。
　　【原文】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1)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2)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3)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故也。(4)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5)却宾客以业诸侯，(6)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7)
　　【注释】(1)“太山”，即泰山。“让”，辞让，拒绝。(2)“择”，通“释”，舍弃，抛弃。(3)“却”，推却，拒绝。(4)“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三王”，指夏、商、周三代开国君主，即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5)“黔首”，无爵平民不能服冠，只能以黑巾裹头，故称黔首。此泛指百姓。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正式称百姓为黔首。“资”，资助，供给。(6)“业”，从业，从事，事奉。(7)“赍”，音jī，送，送给。
　　【原文】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1)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2)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注释】(1)“益”，增益，增多。“雠”，通“仇”，仇敌。(2)“外树怨于诸侯”，指宾客被驱逐出外必投奔其它诸侯，从而构树新怨。
　　[编辑本段]2.全文翻译
　　我听说官吏在商议驱逐客卿之事，私下认为是搞错了。从前秦缪公寻求贤士，西边从西戎取得由余，东边从宛地得到百里奚，又从宋国迎来蹇叔，还从晋国招来丕豹、公孙支。这五位贤人，不生在秦国，而秦缪公重用他们，吞并国家二十多个，于是称霸西戎。秦孝公采用商鞅的新法，移风易俗，人民因此众多，国家因此富强，百姓乐意为国效力，诸侯亲附归服，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攻取土地上千里，至今政治安定，国力强盛。秦惠王采纳张仪的计 策，攻下三川地区，西进兼并巴、蜀两国，北上收得上郡，南下攻取汉中，席卷九夷各部，控制鄢、郢之地，东面占据成皋天险，割取肥田沃土，于是拆散山东六国的合纵同盟，使他们朝西事奉秦国，功烈延续到今天。昭王得到范雎，废黜穰侯，驱逐华阳君，加强国君公室，杜绝外戚私门，蚕食诸侯领土，使秦国成就帝王大业。这四位君主，都依靠了客卿的功劳。由此看来，客卿哪有什么对不住秦国的地方呢！倘若四位君主拒绝远客而不予接纳，疏远贤士而不加任用，这就会使国家没有丰厚的实力，而让秦国没有强大的名声了。
　　如今陛下得到昆山的美玉，拥有随侯珠、和氏璧之类宝物，悬挂明月珠，佩带太阿剑，驾乘纤离马，建置翠凤旗，树立灵鼍鼓。这么多的宝贝，秦国不出产一样，而陛下却喜欢它们，是什么缘故呢？倘若一定要秦国出产的东西才可以用，那么就该是夜光玉壁不能装饰宫廷，犀角、象牙制成的器具不能作为玩物，郑、卫之地的美女不能进入后宫，而駃騠好马不能充实宫外的马圈，江南的金锡不能使用，西蜀的丹青不能绘画。倘若用来装饰后宫、充任姬妾、赏心快意、怡目悦耳的一切，必须是出产于秦国的才可以用的话，那么缀绕珍珠的发簪、镶嵌珠子的耳环、细缯素绢的衣裳、织锦刺绣的服饰就不能进呈到大王面前，而时髦优雅、艳丽多姿的赵国女子就不能侍立在身旁。那击瓮敲缶，弹筝拍腿，同时歌唱呼喊发出呜呜之声来快活耳朵听觉的，才是真正地道秦国的声乐，而《郑》、《卫》、《桑间》、《昭》、《虞》、《武》、《象》之类，则是异国它邦的音乐。现在舍弃击瓮敲击而追求《郑》、《卫》之音，撤下弹筝奏曲而采取《昭》、《虞》之乐，像这样做为什么呢？只不过是图眼前称心如意，适合观赏罢了。现在用人却不这样。不问青红皂白，不论是非曲直，不是秦人就得离去，是侨民就得驱逐。这样做，所重的是女色、声乐、珍珠、美玉，而所轻的是人啊。这不是统一天下，制服诸侯的办法啊。
　　我听说田地广就粮食多，国家大就人口众，军队强就将士勇。因此，泰山不拒绝泥土，所以能成为那样高大；江河湖海不舍弃细流，所以能变得那样深邃；有志建立王业的人不嫌弃民众，所以能彰明他的德行。因此，土地不分东西南北，百姓不论异国它邦，那样便会一年四季富裕美好，天地鬼神降赐福运，这就是五帝、三王无可匹故的缘故。现在却抛弃百姓使之去帮助敌国，拒绝宾客使之去事奉诸侯，使天下的贤士退却而不敢西进，裹足止步不入秦国，这就叫做“借武器给敌寇，送粮食给盗贼”啊。
　　物品中不出产在秦国，而可值得宝贵的很多；贤士中不生长于秦，却愿意效忠的成群。如今驱逐宾客来资助敌国，减损百姓来充实对手，内部自己造成空虚而外部在诸侯中构筑怨恨，那要谋求国家没有危难，是不可能的啊。

　　谏逐客书19:37:26
　　【原文】
　　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於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
　　斯乃上书曰：“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东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孙支於晋，此五子者，不产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纳，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悦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而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马抉提〖“抉提”二字俱应为“马”旁〗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於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於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①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②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向西，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於秦，可宝者多；士不产於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仇，内自虚而外树怨於诸侯，求国之无危，不可得也。”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
　　【译文】
　　秦国的王族、大臣都向秦王政进言：“诸侯各国的人来投效秦国，大多不过是为了替其君主在秦国游说离间罢了，请下令把一切外来的客卿统统驱逐出去。”当时，李斯也在提名被逐之列。于是他向秦王上书说：
　　“我听说官员们在商议驱逐客卿的事，臣私下认为这样做错了。过去秦穆公求士，在西边从戎那里得到了由余，东边从宛地得到百里奚，在宋国迎来蹇叔，在晋国招来丕豹、公孙支。这五个人，并不生长在秦国，可穆公重用他们，结果吞并了二十个小国，使秦称霸西戎。孝公推行商鞅的变法之策，改变了秦国落后的风俗，人民因此殷盛，国家因此富强，百姓甘心为国效力，诸侯各国归附听命；又大败楚、魏两国的军队，攻取了千里土地，至今还巩固地统治着。秦惠王采用张仪的连横之计，攻占了洛阳一带的地方；往西吞并了巴、蜀，往北获取了上郡，往南夺取了汉中，并吞了九夷的土地，控制住楚地鄢、郢；往东占据险要的虎牢，占领了肥沃的土地。于是瓦解了六国的合纵，使他们都向西事奉秦国，功效一直延续到今天。昭王得到雎范，废掉了穰侯，驱逐了华阳君，增强、巩固了王室的权力，堵塞了权贵垄断政治的局面，逐步侵吞诸侯，使秦成就帝业。这四位国君，都是由于任用客卿而获得成功的。由此看来，客卿们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假使这四位国君拒绝客卿、闭门不纳，疏远外来之土而不用，这就不会使秦得到富强，秦国也不会有强大的威名。
　　现在陛下罗致昆山的美玉，宫中有随侯之珠，和氏之璧，衣饰上缀着光如明月的宝珠，身上佩带着太阿宝剑，乘坐的是名贵的纤离马，树立的是以翠凤羽毛为饰的旗子，陈设的是蒙着灵鼍之皮的好鼓。这些宝贵之物，没有一种搜趣网是秦国产的，而陛下却很喜欢它们，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一定要是秦国出产的才许可采用，那么这种夜光宝玉，决不会成为秦廷的装饰；犀角、象牙雕成的器物，也不会成为陛下的玩好之物；郑、卫二地能歌善舞的女子，也不会填满陛下的后宫；北方的名骥良马，决不会充实到陛下的马房；江南的金锡不会为陛下所用，西蜀的丹青也不会作为彩饰。用以装饰后宫、广充侍妾、爽心快意、悦入耳目的所有这些都要是秦国生长、生产的然后才可用的话，那么点缀有珠宝的簪子，耳上的玉坠，丝织的衣服，锦绣的装饰，就都不会进献到陛下面前；那些闲雅变化而能随俗推移的妖冶美好的佳丽，也不会立于陛下的身旁。那敲击瓦器，拍髀弹筝，乌乌呀呀地歌唱，能快人耳目的，确真是秦国的地道音乐了；那郑、卫桑间的歌声，《昭虞》《武象》等乐曲，可算是外国的音乐了。如今陛下却抛弃了秦国地道的敲击瓦器的音乐，而取用郑、卫淫靡悦耳之音，不要秦筝而要《昭虞》，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外国音乐可以快意，可以满足耳目官能的需要么？可现在陛下对用人却不是这样，不问是否可用，不管是非曲直，凡不是秦国的就要离开，凡是客卿都要驱逐。这样做就说明，陛下所看重的，只在珠玉声色方面；而所轻视的，却是人民士众。这不是能用来驾驭天下，制服诸侯的方法啊！
　　【美文赏析】
　　法家人物李斯评议
　　《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6期
　　龙卫球（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少时曾学李斯名作《谏逐客书》，见其才气逼人、文思如涌，便叹为观止。《谏逐客书》确乎写得机巧。韩人郑国为削弱秦国国力、阻遏秦国东扩目的，说服秦王修建水利（即后来的郑国渠），此谓有名的“疲秦计”。水渠修建中，“疲秦计”被识破，秦王大怒，要将一切非秦搜趣网国之人驱逐出境，其中包括从六国投奔来的“游士”。春秋战国时期，为“游说者之秋”，诸侯为图霸天下或保疆拓土，广纳天下贤士，多至“门客三千”，能人志士因此四处游走，为接纳自己的诸侯效力，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游士”制度开了所谓中国人才流动之先。李斯就是其中一个游士，本是“楚上蔡人”，投奔到秦国做官，也在驱逐之列。李斯为说服秦王收回成命，便上了《谏逐客书》。在《谏逐客书》中，李斯一方面列举游士对于秦国的历史功绩，打动秦王，“使秦成帝业……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以负于秦哉”；另一方面，分析留客逐客的利弊，晓以利害，“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其中名句多多，例如“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等等。秦王读罢，悚然动容，立即废除逐客之令，恢复李斯的官职，并加以重用，取其谋略，最后一统天下。由此观之，李斯文才过人，兼为法家之推行者，又精于谋略，辅助秦始皇一统天下，位列三公，按理说其功绩应是历代将相之最，似乎足可以与具有同等职位的周公、召公并列，令人仰慕。
　　后来上大学时，翻阅《史记》，读到“李斯列传”，才知当年佩服李斯的念头大错特错，不禁唏嘘。在太史公司马迁的史实记载中，李斯其实不过是个势利小人。李斯助秦始皇完成帝业，但其劣迹斑斑，对中国文化和制度的破坏绝对不可原谅。他最后虽因谏争受赵高陷害，并被荒淫无度的秦二世处死——“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可是他的死可谓咎由自取、因果相报，因为其死时所受之“严刑酷法”，正是他生前建议制定用来“役民”的。李斯在历史上留下法家代表人物的“声誉”，但他的这种“声誉”给法家背上了无法洗刷的历史黑锅。李斯所作所为，也使其作为秦始皇开朝辅佐重臣的意义化为乌有。太史公在“李斯列传”文后附有如下评价：“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畔，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诸侯已判，斯乃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李斯一生确实为恶无数，在文化与制度层面说，就至少有三件大坏事。第一件，建议秦始皇“焚书坑儒”，剪除百家，独尊法家。“焚书坑儒”故事是我们熟悉的，但它起意于李斯可能是我们未加注意的。如果说法家就是李斯所代表的，其品位也就太低了，因为它作为秦朝的制度实践，在李斯的观念体系里，是以“愚民”思想为基础的。为维护秦始皇的“一尊”，李斯建议剪除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即“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并消灭以言论自由为基础的牵制君权的“党与成乎下”，以此为基础推行“令出莫有不行”的法家之治。我们来看看李斯的上书：“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益蜀]除去之。令至满三十日弗去，[黑京]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如此利于君主专制，秦始皇当然乐于采纳。“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就是这个废除百家维护君权的法家，使得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思想活跃、文化繁荣的局面一旦终结。中国的文化思想发展由此陷入不自由的困境。后来儒家兴起之后也唯我独尊，与受过这一历史事件的刺激恐怕不会无关。
　　李斯所为第二件大受非议之事，乃是参与“弑长立幼”的事件。他与内臣赵高合谋，隐瞒遗诏，伪造假旨，害死“刚毅而仁厚”的太子扶苏，把“平庸而荒淫”的少子胡亥推上皇位。废兄立弟本来并非绝对不可，但是，李斯此举，于私于公却都非受非议不可。于私而言，李斯为法家推行者，自称“谨奉皇命法令”，却竟然致“传位遗诏”于不顾，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么？所以他的法家主张，并非一种一以贯之的体系，而是可行可止的功利手段，与今日所谓“法治”思想完全不是一个境界。于公而言，废除且杀死一个史载为“仁厚”的继位者，改立其明知的昏庸而荒淫的胡亥，这种做法无论如何都很不合适。用古人的话说，不仅是不忠，而且更是做臣的“不贤”。或许有人以为这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所作所为。但是，从他的这一行为看，完全称不上“政治家”之为。所谓“家”者必须有一定的“境界追求”，是生活在一种向上的独立思想信仰里。李斯在这场历史事件中表现的是一种“自私自利”的“政客”形象。当地位比他低下的赵高找他商议时，用了两句很优美的诗作论，“秋霜降者草木落，水摇动者万物作”，所谓识实务者为俊杰，建议他在安危不定时，应选择对自己有利者为之，先求一己之安，莫问天下洪水滔滔。赵高提醒李斯，一旦扶苏即位，必然重用蒙恬，他很可能失去宰相之位。李斯明知“三者逆天，宗庙不血食”，却终于被“打动”，仰天而叹：“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与赵高同流合污，演出“弑长立幼”的史剧。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就是“违宪窃政”，哪里还有点“法治”的样子？
　　李斯干的第三件大坏事，乃是建议秦二世推行“严刑酷法”制度，使中国历史上商鞅、韩非子等等一干人苦心经营的法家，不仅未成为一种根基于人性关怀的学说制度，而是彻底沦落为帝王之术，由“焚书”之“愚民”推进到所谓“严家无格虏”的“役民”。说出来非常可笑，李斯之所以建议“严威酷刑”，其实是为了“阿二世意，欲求容”，换句话说，为了保全自己，阿顺苟合，出卖灵魂（或许他根本没有灵魂）。秦二世荒淫无度，他的哲学是人生短暂，如“犹聘六骥过决隙也”，要想尽办法及时行乐，“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赵高为满足秦二世的心愿，提出了“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的计谋，导致秦国上下人人自危，“当忧死而不暇”。这时的李斯也因为“恐惧”，竟然也奉献了一出堪称无耻之极的“上书”。他抨击说，尧、禹这些古代圣君不配为帝王，因为他们不以天下为享乐而是以天下为桎梏，“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一点都不高贵。他建议，秦二世如要做一个真正的帝王，就应该“己贵而人贱”，推行严刑酷法，督责天下，役使天下。他歪曲引用韩非子“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名言为此论证，提出一套悖论，说“法修术明，天下乱者，未之闻也”，“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及，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这是什么逻辑！秦二世当然乐于采纳李斯的建议。秦朝“法家之治”达到又恐怖又可笑的境地：“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看到这种情况，秦二世非常高兴，称赞严刑酷法好极了，“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正是这样，秦二世在关东群雄并起之际，竟然还能劳民伤财，修建三百里阿房宫。
　　李斯的“督责之诚则天下安”的胡说八道，最终被项羽的一把火连同阿房宫一道化为灰烬。历史已经久远，对李斯为事为人的反思却实在不乏意义。对于李斯的为事，即他所推行的法家实践的极端荒谬点，我们今天应该比较容易看得清楚。现代法治必须要以思想繁荣学术争鸣为前提，要建立在维护人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的基础上，要以认真对待“每一个人”为目的。而李斯建议的那种以“愚民”为前提、以“役民”为追求的“法家”之治，是极端反人性的东西，与人类文明根本向背。对于李斯的为人，认识起来却不那么容易。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弄不好还可能不相信李斯为人彻底失败。太史公曾说，关于李斯其人，一向流行的比较普遍的见解，往往是“皆以斯忠而被五刑死”，即李斯似乎还被看成具有“好人”成分。太史公在《史记》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这种俗见，指出李斯绝非“忠”者，而是一个“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的人。这种评价非常到位。对政治生活，李斯确实是完全采取了一种非道德的方式，他的一生不是缺乏道德勇气，而是根本就不具有道德勇气。因为他压根就不具有政治道德感。为什么李斯这个所谓智谋过人、文采超群的人，竟然一点政治道德也没有呢？答案其实是明显的。说抽象一些，是他在骨子上存在巨大的人性缺陷，即缺乏最基本的一点人性；说得明白点，是他根本上是个势利小人，可以为实现个人目的永远不计手段。我们可以猜想他是在沦丧人性中长大的。所以，早年他在从荀卿学成帝王之术时，就毫不犹豫地踏上势利之途。他急于去秦国谋官，如此陈述告别老师的理由：“斯闻‘得时无怠’……故垢莫大于卑贱，而悲莫于贫穷。”到这里，可能还有人不免疑虑，难道李斯真的一点良心都没有吗？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他的那篇文才激扬的《谏逐客书》，难道也没有丁点人性光彩么？我的回答是，很遗憾！他的那篇《谏逐客书》，也全然没有一闪念的良心。这篇为“游士”一辩的谏文，并非“惜才”之论，而是“功利”之言说，他的那些机巧的比喻，包括如果不纳外国女子便后宫无“佳冶窈窕赵女”的形象说法，都透着一股浓烈的“利好”气味。他建议用外国人才，用他自己的表白来说不过是一种“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正是因为这样，在他早期为秦王所用担任长史时，就献出了“买士杀士之计”，对凡为他国所用的人才，建议秦王要么贿买要么杀掉，即“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好一个人才“超限战”，真是恐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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