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哲人说:“人必须完全自觉个人在这个无意义的世界中的不合理的存在，才能解脱。”我常常能够深刻感到生命的无意义、不合理。人从来到世上，一路挣扎、追求、修炼，然后就那么离开了。这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没有答案的，或者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已有，但是没有人愿意接受它。这一答案就是:毫无意义。既知答案如此，又要勉强自己生活下去，这是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

在生命意义的问题上，荣格和海德格尔有不同的看法。荣格认为，对于正常人来说，有什么必要追寻生命的价值或存在的意义呢?这样的问题只是对于精神了liFglx的、异化了的人来说才会发生。而海德格尔却认为应当追问存在本身的意义，“人就是一种领会着存在的在者”。

从很年轻时起，虚无主义对我就一直有很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大到令我胆战心惊的程度，使我不敢轻易地想这些问题。我不敢长时间地看星空。看着看着，我就会想到，在这众多的星星中，地球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人在地球上走来走去，就像小蚂蚁在爬来爬去。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在其中显得毫无价值。人们孜孜以求的一切实际上都是毫无意义的，或者说得更精确些:最终会变得毫无意义--吃饭对于饿的人有意义，睡觉对于困的人有意义，但对于死人来说，它们全无意义。每个人最终都会死，死就是无意义，生因此也无意义。人为什么要在世上匆匆忙忙地奔来跑去呢?有时我会很出世地想 (好像在天上俯瞰大地):人们在这个世界上奔忙些什么呢?我仿佛看到，在这小小的地球之上，人海汹汹，日月匆匆，不知人们都在追求些什么。

有一段时间，我的情绪有周期性的起落，差不多每个月都会出现一次“生存意义”的危机。在情绪低落时，就会有万念俱灰的感觉。人怎能永远兴致勃勃呢?一个永远兴致勃勃的人一定是个傻瓜，因为他从没想过他为之忙禄的一切都毫无意义。

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说过:“我只觉得人生一世，荣辱得失都清淡如水，背时遭劫亦无甚大碍，所谓人生短促，不过是一时幻觉。”
毛姆在《人性的枷锁》中以主角菲利浦的口吻说:“人生没有意义，人活着也没什么目的。一个人生出来还是没有出生，活着还是死去，都无关宏旨。生命似轻尘，死去亦徒然。”“万事万物犹如过眼烟云，都会逝去，它们留下了什么踪迹呢?世间一切，包括人类本身，就像河中的水滴，它们紧密相联，组成了无名的水流，涌向大海。”他还这样写道:“我早已发现，当我最严肃的时候，人们却总要发笑。事实上，当我隔了一段时间重读我自己当初用我全部感情所写下的那些段落时，我自己竟也想笑我自己。这一定是因为真诚的感情本身就有着某种荒谬的东西，不过为什么这样，我也想不出道理来，莫非是因为人本来就只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行星上的短暂生命，因此对于永恒的头脑来说，一个人一生的痛苦和奋斗只不过是个笑话而已。”

这些文字总是能打动我的心:“一个无足轻重的行星上的短暂生命”，“一个笑话”。如果人没有注意到这个残酷的事实，他活得肯定不够清醒，不够明白。人生在“永恒的头脑”看来，就是一场“当局者迷”的荒诞剧。然而，“旁观者清”啊。人们在台上很投入地扮演着悲欢离合的角色，悲壮激烈，他们不愿相信，在“永恒的头脑”看来，那不过是一个笑话而已，他们绝不愿相信。这就是人的愚蠢之处。每个不愿正视这件事的人都是在自欺欺人。

人活一世，都想留痕迹。有人说，人最大的目标是青史留名;有人说，即使不能流芳千古，能够遗臭万年也是好的。说这话的人没有想到:在地球热寂之后，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记得在我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时，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已经留下了第一个痕迹。当时的我没有想到，这个痕迹就像沙滩上的脚印，很快就会被海浪抚平。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宇宙中留痕迹，这是毋庸置疑的。亿万年后，没有人会记得是什么人，别人就更不必说了。正如哲人所说:“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在我看来是不难解答的。人生的目的不过是死亡而已，因为在这世界里生存的一切都是像尘土一样地被时间的气息渐渐吹走……就像在沙漠中脚迹一下子就会被吹没了那样，时间也会抹掉我们存在的痕迹，仿佛我们的脚就从来没有踏过大地似的。”

既然如此，人活着岂不和死没什么区别?是这样的。这就是我对生活最终的看法。当你把这个痛苦的事实当作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接受下来之后，你就会真正地冷静下来，内心会真正地平静下来。你会用一种俯视的、游戏的态度来看人生。

在想透了生活的无意义之后，就要“死马当活马医”了。尽管我们知道生活最终没有任何意义，尽管我们知道人死之后最终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我们还是可以在我们生存于世的这几十年间享受生存的快乐。尽管生命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但有些事对生命是有意义的:肉体和精神的痛苦对生命有反面的意义;而肉体与精神的快乐对生命有正面的意义。这就是我心目中舒适与幸福在人的生命中的位置。

有一段时间我开始读“禅”，心中有极大的共鸣。禅揭示了生活的无目的，无意义;它提到要追求活生生的生命，生命的感觉。其实，生命的意义仅在于它自身，与其他一切事和人都毫不相关。参禅时，我想到，过去我常常受到世间虚名浮利的诱惑，其实是没有参透。

然而，我又不愿意在参透之后使生命的感觉变得麻木。而是循着快乐原则，让生命感到舒适 (没有病痛，基本生理需要得到满足) 和充实 (精神和肉体的enjoyment)。它包括对好的音乐、美术、戏剧、文学的享用。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个艺术品，让自己的生命活在快乐之中，其他的一切都不必追求和计较。美好的生活应当成为生存的目的，它才是最值得追求的。

福柯说:“令我震惊的一个事实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艺术已经变成仅仅与对象而不是同个人或生活有关的东西了。艺术成了一门专业，他们由艺术家这样的专家做出来。但是，难道每个人的生活不能成为艺术作品吗?为什么一盏灯或一座子可以成为艺术品，我们的生活却不能成为艺术品呢?”毛姆也曾说过:“我认为，要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看成不是令人厌恶的，唯一使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美，而美是人们从一片混沌中创造出来的。例如，人们创作的绘画，谱写的乐章，写出的作品以及他们所过的生活本身。在所有这一切中，最富有灵感的是美好的生活，这是艺术杰作。”

生命本身虽无意义，但有些事对生命有意义。
生命是多么短暂。我想让和美丽把它充满。

皮都没有了，毛往哪里依附呢？比喻事物失去了借以生存的基础，就不能存在。

出自春秋末年鲁国的左丘明的《左传新序杂事》。

原文：

魏文侯出游，见路人反裘而负刍。文侯曰：“胡为反裘而负刍。”对曰：“臣爱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里尽，而毛无所恃耶？”

明年；东阳上计钱布十倍，大夫毕贺。文侯曰：“此非所以贺我也。譬无异夫路人反裘而负刍也，将爱其毛，不知其里尽，毛无所恃也。今吾田不加广，士民不加众，而钱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闻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贺我也。”

翻译：

魏文侯外出游历，看见路上有个人反穿着皮衣背草料，魏文侯说：“为什么反穿这皮衣背草料？”那人回答说：“我喜爱我皮衣上的毛。”魏文侯说：“你不知道如果皮被磨光毛也就没地方依附了吗？”

第二年，东阳官府送来上贡的礼单，上交的钱增加了十倍。大夫全来祝贺。魏文侯说：“这不是你们应该祝贺我的。打个比方这同那个在路上反穿皮衣背柴禾的人没有什么不同，既要爱惜皮衣上的毛，而又不知道那个皮没有了，毛就无处附着这个道理。

现在我的田地没有扩大，官民没有增加，而钱增加了十倍，这一定是求助士大夫的计谋才征收到的。我听说过这样的话：百姓生活不安定，帝王也就不能安坐享乐了。这不是你们应该祝贺我的。”

扩展资料

一、故事启示

做事千万不可本末倒置，事物得以存在的基础受到了动摇事物也无法继续存在，此所谓得不偿失。

二、作者简介

左丘明（约前502年—约前422年），都君人，姓丘，名明，因其父任左史官，故称左丘明。

东周春秋末期鲁国都君庄（今山东省肥城市石横镇东衡鱼村）人。春秋末期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散文家、军事家。与孔子同时或者比孔子年龄略长些。

曾任鲁国史官，为解析《春秋》而作《左传》（又称《左氏春秋》），又作《国语》，作《国语》时已双目失明，两书记录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价值的原始资料。由于史料详实，文笔生动，引起了古今中外学者的爱好和研讨。

被誉为“文宗史圣”、“经臣史祖”，孔子、司马迁均尊左丘明为“君子”。历代帝王多有敕封：唐封经师；宋封瑕丘伯和中都伯；明封先儒和先贤。山东肥城建有丘明中学以纪念左丘明。左丘明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创始人。

史学界推左丘明为中国史学的开山鼻祖。被誉为“百家文字之宗、万世古文之祖”。左丘明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在当时较多地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百度百科—左丘明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就承认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明智。
《汉书》中的“张释之传”，有一事记载：汉文帝视察圈养野兽的上林苑，问上林尉苑里野兽的数量，十余问，尉不能尽答。文帝颇不满，以为此尉无能，打算撤其职而任用他手下对答如流的“啬夫”。事情后经张释之的一番劝说而作罢。
上林尉不能尽答皇帝的询问，当然可说是“官僚主义”，未尽职守。但他不妄答，不吹牛，仍有其可取处。这使我想起人们对待事物的态度问题。先哲孔子曾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 又云：“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子路”) 其基本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知道的就是知道的，知道几分就是知道几分，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不妄说。这才可谓“知”。
孔子的思想是入世的，重现实与人事的。比如，对于神鬼幽明之事他不知，所以他“不语怪、力、乱、神”(“述而”)。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尚且不能很好地处理人际关系，又如何能去从事神怪之事？ 孔子于神怪之事付之阙如，避而不谈，意味着既不肯定其有，也不肯定其无。
大智慧如孔子，尚且主张“知之为www.souquanme.com知之，不知为不知”，对不知道的事物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那么中智以下的人当然不可能样样都知道。除了神怪幽明之事外，承认有所知、有所不知，是一种老实的态度，也是最聪明的态度。唯其有所“不知”，才能成其“有所知”。宋代的大臣吕端，宋太宗称他“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就是弃“小慧”而就“大智”的一个好例子。《汉书》中张释之为上林尉的辩护，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来立论，从而得到汉文帝理解的。
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籍华人丁肇中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采访时，曾对很多问题都表示“不知道”。前一阶段又听说他在为南航师生作学术报告时，面对同学提问又是“三问三不知”：“您觉得人类在太空能找到暗物质和反物质吗？”“不知道。”“您觉得您从事的科学实验有什么经济价值吗？”“不知道。”“您能不能谈谈物理学未来20年的发展方向？”“不知道。”三问三不知！这让在场的所有同学意外，但不久就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也许，一些人在说“不知道”时往往被看作是孤陋寡闻和无知的表现，但丁先生的“不知道”却体现着一种做人的谦逊和科学家治学的严谨态度，不禁令人肃然起敬。
古人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学问愈深，未知愈重；越是学识渊博，越要虚怀若谷。作为专家、学者，对不知道的东西，我们不仅应当老实地承认“不知道”，而且要敢于说“不知道”。美国现代物理学家费曼说：科学家总是与疑难和不确定性打交道的。当一个科学家不知搜趣网道一个问题的答案时，他就是不知道；当他有了大概的猜测时，他的答案也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即使他对自己的答案胸有成竹时，他也会对质疑留有余地。对科学家来说，承认自己的无知，使自己的结论留有被质疑的余地，是科学发展所必须的。学人只有秉持这样的科学态度，才能不断地“格物致知”，获得新认识，达到新境界。常言所谓“一事不知，学者之耻”，其本意正是在于策励学者们不断求索，不断进取。“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即使是在专业领域内，那种自诩或表现为无所不知的“专家”，不仅其学识而且其人品也都是值得怀疑的。
其实，丁肇中教授大可不必说“不知道”。比如可以用一些专业性很强的术语糊弄过去，可以说一些不沾边际的话搪塞 过去，甚至还可以委婉地对学生说：“这些问题对于你们来说太深奥，一两句话解释不清楚。”但是，这位诺贝尔奖得主却选择了最老实、最坦诚的回答方式，而且表情自然、诚恳，没有明知不说的矫揉造作，没有故弄玄虚，也绝没有“卖关子”。丁教授坦言不知道，不但无损于他的科学家形象，更凸现了他严谨的科学态度，令人肃然起敬。
与丁肇中“三问三不知”相似的还有帕瓦罗蒂在一个大型演唱会上的表现，他演唱时刚到高潮之际，却突然停顿下来。举座哗然，连乐队都停了下来。帕瓦罗蒂坦诚地说自己忘记歌词了，请求大家原谅，希望大家再给他一次表演机会。在一阵沉寂后，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事后，有人告诉帕瓦罗蒂：“你完全可以做做口型，而不必承认自己忘了词。相信观众肯定会认为是麦克风坏了而丝毫不会怀疑到你身上。”帕瓦罗蒂微微一笑：“如果还有下次，我同样会认错。因为事实早晚会被人知道，那对我的声誉影响会更大。
与丁先生相反的是，一些人尤其是个别官员，在很多问题面前往往表现了“万事通”、“博学家”的“风采”，下基层、搞调研在情况不明、事情未弄清的时候liFglx就发指示、提要求、做决定，流露出一种“傲视万众”、“唯我正确”的态度。殊不知，一些指示、要求、决定有时与基层的实际不相符合，有的甚至离题万里，基层照此做下去，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了。
有一般常识的人都知道：人非圣贤，不可能生而知之，治学之要，行政之本，就在于实事求是，严肃认真，孜孜以求，来不得半点虚假。对不知道的东西，就不要充当“先知先觉”，更不要自认为能“升”而知之，认为自己一旦当了领导就对什么问题都有发言权。这是做学问做官乃至做人的一个最起码的要求。时下有些“专家”、“学者”，总喜欢对一些自己不甚了解的事情发言，不负责任地乱说一通。结果是“专家意见”并不“专业”，让人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有些“专家”因此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力在减弱。与此相对照，让人更觉得作为学术大师的丁肇中“三问三不知”，对于学人来说十分可贵，令人警醒。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种坦然与诚实，不仅是科学家、艺术家和领导干部应该具有的，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知识都是通过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得来的，与官位的大小没有直接关系。个别官员之所以“升而知之”、“官升知识长”、“官大本领强”，其实是官僚主义在作怪，并错误地认为只有如此才能显示其“水平”、“能力”和“高明之处”，才不至于混同于一般老百姓，而且自己确实“高”。这些官员“升而知之”的做法令老百姓倒胃口、反感“事小”，给人民、国家带来损失“事大”！谨防“升而知之”，才能使个别官员能够正确地认识自我；才能树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实态度；才能注意学习、加强学习，由不知到知，由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才能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实践“三个代表”，更好地为人民、国家作贡献。否则，总认为“升而知之”，就会堵塞其提高、前进的道路，最终贻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