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先生从《说文》中对士部的解释说起，“礼，履也，所以侍神致福也”，认为“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观堂集林卷一释礼》）。“也就是说，最早的礼是祭祀神灵的行为，是人和神沟通的一种方式。”（《东风破——论语另类解读》）
在《左传文公十五年》中也有文，大概的意思是“礼是用来表示对天的顺服的，这是天所定下的规矩。而人的本性总是喜欢违背天，同时又爱讨伐人，这是谁都难以避免的情况。周代的《颂》诗中说：‘敬畏天的人，天就会随时地保护他；而不敬畏天的人，靠什么来保护自己呢？就是那靠暴乱取得王位的人，也要奉行礼来守住王位，还常常担忧被推翻。本事再多再大，没有礼的话，无能也在其中蕴含了’。”（《东风破——论语另类解读》）
由此可见，礼是起源于对神、对天的祭祀；即便是不敬畏神的人，特别是君王，为了维持统治，他也得奉行这个礼。后来，礼“有发展变化，不只是讲侍奉天，也讲人与人之间的礼仪规则，特别是婚丧嫁娶这样一些人生大事上的礼仪规则”。因此，礼就有了人与神（天）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两个方面。
“礼靠义得以成立”，没有义作为礼的根本的话，礼就成了没有意义的形式，只有外表而没有实际。“义借礼得以实行”，没有礼，义就失去了载体，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因此，义犹如灵魂，礼犹如身体；灵魂是身体的实在意义，而身体是灵魂得以依托的载体，甚至有时候身体还会限制了灵魂。总之，义是目的，礼是手段。
至于，礼与仁的关系，其实和礼与义的关系是十分相似的。因为，“仁义是一体两面”，义既然是礼的根本，那么仁也就必然地是了。或者说，仁义共为礼之根本。同样，礼也是仁的载体，仁也是礼的归依，所谓“克己复礼”、“摄礼归仁”。
“仁在内，义在外”；礼都是为了仁义，只不过礼必须以实现里面的仁和外面的义为目的，否则就没有力量行礼；礼也为内仁外义的实现提供了可能的途径。

孟子提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 仁，不仅是最基本的、最高的德目，而且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以仁为核心形成的古代人文情怀，经过现代改造，可以转化为现代人文精神。 义，与仁并用为道德的代表：“仁至义尽”。义成为一种人生观、人生价值观，如“义不容辞”，“义无反顾”，“见义勇为”，“大义凛然”，“大义灭亲”，“义正辞严”等；义是人生的责任和奉献，如义诊、义演、义卖、义务等，至今仍是中国人崇高道德的表现。 礼，与仁互为表里，仁是礼的内在精神，重礼是“礼仪之邦”的重要传统美德。“明礼”从广义说，就是讲文明；从狭义说，作为待人接物的表现，谓“礼节”、“礼仪”；作为个体修养涵养，谓“礼貌”；用于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谓“礼让”。这些已经成为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一种表征和直观展现。北京为迎奥运正大力开展礼仪教育。“礼之用，和为贵”，其价值取向为“和谐”。继承发扬礼，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智，从道德智慧可延伸到科学智慧，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和统一起来，这是我们今天仍要发扬的。 信，是做人的根本，是兴业之道、治世之道。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华民族共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美德。 一、仁 按《说文解字》，仁是会意字，从人，从二。人是“天地之生，最贵者也。”二是地之数。那么，结合起来看，仁是世上的人的高尚情怀。儒家讲“仁义礼智信”，仁是仅次于德的、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美好的情操。《礼记》说，“上下相亲谓之仁。”《春初元命苞》说，“仁者，情志好生爱人”，仁者是对有仁德称乎。有时候，用仁来指有恩于万物生育的事物。古代历来推崇仁政，认为尊德行仁的才可以叫做王。 二、义 据《说文解字》：“義”是会意字，从我，从羊。我是会意字，从戈从钑。戈是兵器。钑，或说古垂字。有自我牺牲之义。羊，象形字羊表祭牲。献祭的羊又表明了义是富含自我牺牲敬神的。义的本意是，合于道德的行为或道理。舍生取义表明古人为了重信义可以献出生命。 而简化字“义”已失去原意。 三、礼 据《说文解字》：“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禮是会意字，从示，从豊。豊字从豆象形，古代祭祀用的器，用于事神就叫礼。所以，礼最初始的意思是举行仪礼，祭神求福。 近人王国维考证，“豊”诚为礼器，然非“从豆”而是“像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礼以玉，《尚书盘庚》所谓“具乃贝玉”说的就是以玉礼神。从甲骨卜辞中“围”（即“豊”）字的结构上看，是在一个器皿里盛二玉以奉事于神。王氏据之得出结论：盛玉以奉神人谓之围若豊，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因此“礼”之本义乃指祭神之器，而后引用为祭神的宗教仪式，再而后才泛指人类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为仪式。 那么结合起来看，礼意思主要是对神灵的祭祀、表达敬意和尊重，引申到日常生活，那就是对别人的尊重，以及行为准则和规范。《左传》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搜趣网也，民之行也。” 简化字的“礼，则看不出敬神敬人的内涵。 四、智 智，会意兼形声， “知”的后起字。从日，从知。 知，会意字，从矢从口。矢本意是箭，引申为正直、端正，再引申为出口无悔的发誓。知是智的古字，通晓天地之道、深明人世之理的才能叫智，也就是知。而且，真正的知、智，一定不会偏离道德仁义。 五、信 信是会意字，从人，从言。信的本意是真心诚意、专一不移。人的言论应当是诚实的、真实的、不虚伪的。 《说文解字》说，“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就是说，心里有什么直接表白才叫言，而推理辩论诘问的话应该叫语了。因此《法言义疏问神》曰，“言，心声也。” 如果一个人言不由衷、说假话，肯定是不会有信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文化及其所蕴含的礼治精神一直占据着核心地位。礼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物质交换，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正是礼的初始涵义。礼的发展与远古时代的宗教典礼仪式密不可分。前人所考证过的“奉神人之事谓之礼”，即是明证。周代文王制礼，形成系统的典章制度和各种繁文缛节，确立起亲亲尊尊的原则，礼从而发展成一种政教与人道相结合的制度。搜趣网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对礼正名，不仅承继了礼作为人道的功能，而还看到了其内在的道德伦理意义。并且阐发了礼的精神价值，从而奠定了礼的人伦本体基础。由此，礼文化得到了很大的拓殿。将礼升华为一种社会理想，并予以实施和推行，就是所谓的礼治精神。其实质是强调社会的有序，坚持社会的秩序。 礼文化及礼治精神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讲究亲和政策和伦理亲情。人际伦理，社会秩序，来自于人的自身，又返利于人的自身，最易为人接受和执行，也最易深入人心。在历史上，对促进当时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曾起过巨大的作用。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经济至上的金融时代。金钱万能，物欲横流；精神日益粗鄙，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面临并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因而，大力弘扬礼文化及礼治精神，对于提高个人修养，建设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就显得尤为要。

礼与法的关系不仅是熟悉和研究中国传统法的条件，而且也是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法和法的发展的基础。由于研究方法、研究视[object Object]野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对中国传统法的熟悉存在很多误解和偏见。如以为：中国古代法律只是“刑律”，中国传统法只是缺乏精神的条文的堆砌，是现代法治的绊脚石等等。这些都是由于我们一直采用比较法研究方法，用西方法学的观vgEQOl念和标准来研究和解读中国法，并且不完全了解古代法的整体及其产生。因此，只有正确理解礼、法、礼与法的关系这些传统法的基本概念，我们才能完整地熟悉中国传统法，发掘其中的精华来充实现代法，使本土的法资源贡献于世界和未来。 
　　 
　　一、礼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由于有了礼，中国传统文化才形成***、圆通的体系。政治、法律、经济、宗教、科技等等，甚至人们的日常生活都是这个体系的组成部分。 
　　礼，最初指一种祭奠仪式。在中这样阐述过礼，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若丰，推之而奉神人酒醴，亦谓之礼。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在先人心目中，礼是天地鬼神的治人之法。在顺应不可抗拒的、效法自然、与自然沟通的原则基础上制定人间的法则，这就是礼，这就是中国古人的“自然法”。神化与自然化是古人为法披上的神圣、公道的外衣，而礼的真实内容在初始阶段则是“风俗习惯的提升”。所以学界很多人又将中国的礼视为“习惯法。”依据、所记的内容，可以说风俗及基于风俗习惯而形成的习惯法是中国古代“礼”的重要组成部分。 
　　礼的系统化、规范化，始于西周的。所载“先君周公制周礼”为这一重大的历史性活动提供了难得的史证。的实质是用礼的形式全面确立贵贱尊卑的宗法等级秩序和制度，使国家的各种活动都受到礼的规范，并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各种行为纳进礼所调整的范围。礼得到了国家与法律的支持和强制性保障。 
　　西周时期，礼作为一种积极的规范，已经具备法的性质。礼的作用可以回纳如下： 
　　1.人与禽兽，文明与野蛮的分异点 
　　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正是由于人接受礼义，才有尊卑之辨，父子之亲，长幼之序，夫妇之别。这些体现在法律上如“十恶”中的“恶逆”、“不孝”、“不义”、“不睦”、“内乱”被列为“常赦所不原”的大罪，表现了“礼之所往，刑之所取，出礼则进刑”的的特点。 
　　礼也是区别文明与野蛮，华夏与“夷狄”的重要标志，华夏族是以“郁郁乎文哉”的礼义之邦而自傲于世的。搜趣网对于不遵礼义的“夷狄”，则贬之为“若禽兽然”。礼不仅是华夏族的精神支柱，而且也是中华民族文明与进步的象征。 
　　2.别贵贱，序尊卑 
　　礼是区分贵贱、尊卑、亲疏的标准，它是以因人而异的等差性，或特权性为特征的，它的作用就是论证等差的秩序和结构的公道性，并使之固定化、永久化。于是礼的政治哲学色彩更加浓厚了。不仅如此，源于宗***理关系的礼，又促进了新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形成和新的父子、夫妻关系的建立。礼所肯定的伦理纲常固然不可避免地桎梏了人们的自然本性，但却体现了中国古代民族的心理状态与思维方式，成为一种理想的价值取向。 
　　3.经国家，定社稷 
　　礼最为重要的作用是经国家，定社稷。礼是安上治民，体国立政的根本指导原则，是调整社会关系和国家生活的思想基础，也是维护王权独裁的理论教条，从后，礼便被视为“国之干也”、“国之常也”、“王之大经也”。礼是国无失其民，王无失其臣，贵无失其贱，尊无失之卑的强大精神支柱，是的根本。

礼与法的关系不仅是熟悉和研究中国传统法的条件，而且也是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法和法的发展的基础。由于研究方法、研究视野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对中国传统法的熟悉存在很多误解和偏见。如以为：中国古代法律只是vgEQOl“刑律”，中国传统法只是缺乏精神的条文的堆砌，是现代法治的绊脚石等等。这些都是由于我们一直采用比较法研究方法，用西方法学的观念和标准来研究和解读中国法，并且不完全了解古代法的整体及其产生。因此，只有正确理解礼、法、礼与法的关系这些传统法的基本概念，我们才能完整地熟悉中国传统法，发掘其中的精华来充实现代法，使本土的法资源贡献于世界和未来。
　　
　　一、礼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由于有了礼，中国传统文化才形成***、圆通的体系。政治、法律、经济、宗教、科技等等，甚至人们的日常生活都是这个体系的组成部分。
　　礼，最初指一种祭奠仪式。王国维在《释礼》中这样阐述过礼，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若丰，推之而奉神人酒醴，亦谓之礼。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在先人心目中，礼是天地鬼神的治人之法。在顺应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效法自然、与自然沟通的原则基础上制定人间的法则，这就是礼，这就是中国古人的“自然法”。神化与自然化是古人为法披上的神圣、公道的外衣，而礼的真实内容在初始阶段则是“风俗习惯的提升”。所以学界很多人又将中国的礼视为“习惯法。”依据《仪礼》、《礼记》所记的内容，可以说风俗及基于风俗习惯而形成的习惯法是中国古代“礼”的重要组成部分。
　　礼的系统化、规范化，始于西周的周公制礼。《左传文公十八年》所载“先君周公制周礼”为这一重大的历史性活动提供了难得的史证。周公制礼的实质是用礼的形式全面确立贵贱尊卑的宗法等级秩序和制度，使国家的各种活动都受到礼的规范，并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各种行为纳进礼所调整的范围。礼得到了国家与法律的支持和强制性保障。
　　西周时期，礼作为一种积极的规范，已经具备法的性质。礼的作用可以回纳如下：
　　1.人与禽兽，文明与野蛮的分异点
　　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正是由于人接受礼义，才有尊卑之辨，父子之亲，长幼之序，夫妇之别。这些体现在法律上如“十恶”中的“恶逆”、“不孝”、“不义”、“不睦”、“内乱”被列为“常赦所不原”的大罪，表现了“礼之所往，刑之所取，出礼则进刑”的中华法系的特点。
　　礼也是区别文明与野蛮，华夏与“夷狄”的重要标志，华夏族是以“郁郁乎文哉”的礼义之邦而自傲于世的。对于不遵礼义的“夷狄”，则贬之为“若禽兽然”。礼不仅是华夏族的精神支柱，而且也是中华民族文明与进步的象征。
　　2.别贵贱，序尊卑
　　礼是区分贵贱、尊卑、亲疏的标准，它是以因人而异的等差性，或特权性为特征的，它的作用就是论证等差的秩序和结构的公道性，并使之固定化、永久化。于是礼的政治哲学色彩更加浓厚了。不仅如此，源于宗***理关系的礼，又促进了新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形成和新的父子、夫妻关系的建立。礼所肯定的伦理纲常固然不可避免地桎梏了人们的自然本性，但却体现了中国古代民族的心理状态与思维方式，成为一种理想的价值取向。
　　3.经国家，定社稷
　　礼最为重要的作用是经国家，定社稷。礼是安上治民，体国立政的根本指导原则，是调整社会关系和国家生活的思想基础，也是维护王权独裁的理论教条，从周公制礼后，礼便被视为“国之干也”、“国之常也”、“王之大经也”。礼是国无失其民，王无失其臣，贵无失其贱，尊无失之卑的强大精神支柱，是长治久安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