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天贵福自被俘之后，曾相继在席宝田大营、押解途中和南昌留下了多份亲笔自述、诗句和口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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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的可以参考 洪天贵福的启蒙教育与宫廷生活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王朝的兴衰存亡与皇位继承人的素质有着很大的关系。唐代诗人罗隐《炀帝陵》有云：“君王忍将平陈业，只换雷塘数亩田”，便是慨叹隋炀帝杨广荒淫暴戾，巡游无度，结果命丧江都（今江苏扬州），被草葬于城郊，使隋朝存世不到40年就寿终正寝。也正因为如此，历朝统治者均十分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以清代为例，皇子6岁便入上书房读书，跟随专门的老师诵习四书五经。
　　天王洪秀全所指定的接班人是自己的长子洪天贵福。关于洪天贵福的启蒙教育与宫廷生活，包括其登极后的命运，迄今尚未有专文论及。洪天贵福的资质究竟如何？他在宫廷中究竟接受了何种教育和训练？以幼天王的身份兵败被俘后，他的表现究竟如何？考察此类问题不仅可以充实对洪天贵福其人其事的研究，还有助于从另一个侧面了解洪秀全的行为和思想。本文尝试结合近年来新近公布的洪天贵福被俘后的亲书自述等原始资料[①]，就上述问题作一尝试性的探讨。
　　（一）
　　1849年11月23日晨（清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九日卯时[②]），洪天贵福出生在广东花县官禄 村；生母名叫赖莲英[③]，即后来太平天国文献中所说的“又正月宫”。洪天贵福降生时，恰好有群鸟栖息在其屋顶上，飞鸣数日不散。后来，太平天国便将这种所谓的祥瑞之兆写进了正式出版的书籍中，说“万鸟来朝，早征幼主降生之瑞”[④]。
　　当时，洪秀全远在广西紫荆山区酝酿起义，具体家务均交给其族弟洪仁玕代为料理。受洪秀全的嘱托，洪仁玕代为婴儿取名。他预先写了多张纸条放进筒内，此刻便用筷子钳起一张，得“天贵”两字，这便是洪秀全长子洪天贵一名的由来。洪秀全一度将其长子的名字改为洪贵福，后来又在其原名上添加一个“福”字，改称洪天贵福。清方则把他的名字误传为洪福瑱。[⑤]
　　次年6月，即正式揭帜起义前夕，洪秀全特地派遣黄盛爵、侯昌伯两人潜赴花县，将自己的家眷接到广西会合。黄、侯两人是在晚上赶到的，据他们事后描述，当晚屋顶上发出一道红色圆光，远处乍一看以为是房屋在燃烧，走近后发觉光环逐渐升高褪散。于是，太平天国官书日后又据此加了一笔：“红光绕室，足验天启发迹之祥。”[⑥]按照中国传统的计算年龄的方法，这一年洪天贵福才2岁，实际年龄尚不足8个月。
　　起义立国后，天王洪秀全随即册立洪天贵福为“幼主”，其身份相当于过去的皇太子。[⑦]从时间上推算，洪秀全此时还没有别的儿子出世。如此早早地立储，而不是等到时机成熟之时，通过考察甄别，在所有的子嗣当中挑选一个最为中意的人选，这是太平天国不同于清王朝的地方。[⑧]就这样，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尚在牙牙学语的洪天贵福被立为太平天国的储君、洪秀全未来的接班人，尽管太平军此时还只是一群“流寇”，尚未占据一寸疆土。
　　随后，士气高涨的太平军一举攻克了永安州城，接着突围北上，迭攻桂林、全州。不久，太平军又跳出广西，挥师湖南，沿长江顺流而下，一路高歌猛进，直至于1853年春定都天京（今南京）。
　　洪天贵福正是随着这股铁流，从西南边陲的崇山峻岭来到了江天一色虎踞龙盘的金陵古城，只是他此时年仅5岁，因而对这段辉煌的太平天国开国史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记忆或印象。天朝宫殿（俗称“天王府”）建成后，洪天贵福便住了进去，从此便被高楼危墙与外界隔绝开来。直到11年后天京沦陷，他始终没有出过宫城之门。[⑨]
　　儿时的洪天贵福任性顽劣，有关他的故事传到了宫外，乃至惊动了权倾一时的东王杨秀清。1853年12月25日，杨秀清在向洪秀全抖落天父下凡的威风时，小题大做，干涉洪秀全的家务事，其中便谈到了管束幼主洪天贵福的问题。杨秀清先是以天父名义降旨说：“即今幼主，我天父降生，虽性本善，然亦要及时教导，方不至性相近而为习相远也。现今将其初生本性顺机教导，使其炼得正正，为天下万国楷模，使天下万国皆为法则。观其所言所行，合乎天情者，则可任其所言所行；若有不合天情之处，便要节制，切不可任其率性所为。”接着，天父（杨）上门兴师问罪，下令杖责洪秀全四十，在洪秀全甘愿受杖和北王韦昌辉等人苦苦哀求的情况下，方才收回成命。天父下凡的闹剧结束后，双方恢复了君臣名分，杨秀清又奏陈天王说：“天父圣旨，命二兄要将幼主时时教导，须要教得好好，使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总要合乎准则，不可任其心意所向。譬如天父降雨之时，幼主意欲出去游玩，若任其意游玩，是（势）必雨淋身湿。即此一事，就要节制，使其天晴之时方可游玩。”[⑩]杨秀清话里话外，分明是在批评洪秀全教子无方，对洪天贵福过于娇宠。
　　两天后，杨秀清在以臣下的身份拜谒天王时，又唠叨起了管教洪天贵福的话题。他说：“……我主二兄曾经上过高天，得蒙天父亲自一一教过，然后始差下凡，为天下万国真主，今日尚且有错，还要劳天父下凡教导，何况我幼主年轻未知人性，尚属婴孩？今将天父所赐景物戏弄破坏则可，至若既知人性，将来天父赐来宝物甚多，若是任其心性，把来故意戏弄破烂则不可。务要其体念物力维艰，为天下法则。”[11]这等于捎带着把洪氏父子又数落了一遍。
　　（二）
　　定都天京后，杨秀清居功自傲，权力欲日益膨胀，不时借天父下凡的名义羞辱洪秀全，逼迫其就范。不过，单就插手幼主教育问题一事而论，杨秀清虽有借题发挥之嫌，但其所言却不无道理。事隔不久，洪天贵福正式开始接受启蒙教育，这与杨秀清的干预似乎不无关系。
　　洪天贵福6岁开始读书。因为内宫不允许有别的男性居住或出入，所以，洪天贵福最初的启蒙老师是比他年长10岁的同父异母姐姐洪天姣。[12]后来，出于对洪天贵福教育问题的重视，洪秀全也亲自过问此事，只不过受太平天国意识形态的左右，他向自己儿子所灌输的东西颇为独特。
　　上帝教教义是洪秀全对洪天贵福实施教育的核心内容。太平天国以宗教起家，又以宗教立国，因此，在洪秀全看来，既然洪天贵福日后是自己的接班人，那么，他首先就得继承自己所手创的宗教学说。
　　据洪天贵福后来自述，他在宫中先后读过太平天国刊行的《十全大吉诗》、《三字经》、《幼学诗》、《千字诏》、《醒世文》、《太平救世诏》、《太平救世诰》、《颁行诏书》。[13]那么，这些书都讲了哪些具体内容呢？
　　《十全大吉诗》又名《天父上帝言题皇诏》，1853年刻印，内收假托为上帝所昭示的10首诗，讲述洪秀全奉上帝之命下凡救世、众人须真心信实才能升天享福的道理。《三字经》，1853年刊行，属启蒙读物，全书三字一句，共352句，讲述上帝的权能和天王奉命下凡救世的使命，劝导幼童拜上帝，守天条，修好炼正。《幼学诗》，1851年出版，共收五言诗34首，分别以敬上帝、敬耶稣、敬肉亲和朝廷、君臣、父子、兄弟、夫妻之道等为题。《千字诏》即《御制千字诏》，1854年刻印，同样也是幼学读本，四字一句，共276句，讲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耶稣救世赎罪的神迹故事和洪秀全奉命下凡起义立国的历史。《醒世文》，1858年刊行，分别告诫官、兵、民和敌军，阐明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政策。《太平救世诏》一书不见于太平天国书目，不知何指，恐系洪天贵福误记。《太平救世诰》初刻于1853年，起初叫《太平救世歌》，次年改为现名，因以东王杨秀清名义颁行的文献称“诰”（“诰谕”之省称）而得名，内收假托杨秀清撰写的诗文，阐述上帝的权能、东王本人的使命和君臣兄弟之道。《颁行诏书》，1852年刊行，辑录杨秀清、萧朝贵会衔发布的三篇檄文，阐述太平天国的政治和宗教思想。
　　不过，洪天贵福所开列的这份书目并不完整。一个有益的线索是，为了推行教化，洪秀全曾给自己的后宫（即“娘娘”）订立了一个读书计划，规定“每日读书一章，轮读诗一首，礼拜日加读天条。……每日先读书一章，后读诗一首。一日读旧遗一章，一日读新遗一章”[14]。文中的“旧遗”、“新遗”分别指太平天国根据基督教《圣经》修订出版的《旧遗诏圣书》（《旧约》）、《新遗诏圣书》（《新约》），1853年印行；“诗”指洪秀全专为后宫撰写的宗教伦理诗，1857年合辑出版，取名为《天父诗》；“天条”指《天条书》，初版于1852年，内收十款天条、赞美经和各式祷告上帝的奏章。上述上帝教典籍，包括后来陆续出版的《天父圣旨》、《天兄圣旨》、《太平天日》等书，洪天贵福照理也应当读过。
　　洪天贵福的日常生活也同宗教密不可分。每天就餐之前，他照例要祷告上帝，口中念叨“感谢上帝，祝福有衣有食，无灾无难，魂得升天”。每逢举行七日礼拜仪式，他还要念诵赞美经：
　　赞美上帝圣神为天帝父，
　　赞美基督为救世天圣主。
　　真道岂与，世道相同，
　　能救人灵，享福无穷。
　　智者踊跃，接之为福，
　　愚者省悟，天堂路通。
　　天父鸿恩，广大无边，
　　不惜太子，遣降凡间，
　　捐命代赎，吾侪罪孽，
　　人知悔改，魂得升天。[15]
　　洪秀全所手创的宗教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宗教，其源头来自西方基督教。在起义初期，上帝教极大地迎合了下层民众的心理，成为太平军将士征伐江山的巨大精神源泉。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上帝教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从而逐渐失去其原先的感召力，既无力继续充当太平天国的精神支柱，也无法阻遏太平天国内部自相残杀、人心离散等现象的出现。[16]洪仁玕于1859年总理朝政后，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日益蔓延的信仰危机，认为“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而“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17]为了重新收拾人心，洪秀全一味强化上帝信仰。但是，洪秀全后期的宗教实践已不再像前期那样含有丰富的社会意义，很难寻觅到什么足以真正振奋人心的内容，而是动辄便说“爷哥朕幼”（指天父、天兄、天王本人、幼主），沉溺于渲染自己作为真命天子的权威，甚至一度将国号改为“上帝天国”。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洪秀全为构建宗教理论殚精竭虑，但他的一切努力终究流于迂阔，不切实际，故而与事无补。忠王李秀成便对此举抱有抵触情绪，在其“自述”中再三批评天王“一味靠天”、“言天说地”。以洪秀全这样偏执虚诞的心态，辅以空洞乏味的宗教说教，很难想象能对洪天贵福产生什么积极的影响。
　　下述事例正说明了这一点。曾有一位名叫熊万泉的清朝降官投其所好，特意训练了一只青鹦鹉进献给洪秀全。这只鹦鹉会说话，每天都说“亚父山河，永永崽坐，永永阔阔扶崽坐”。“亚父”指上帝，“崽”指洪秀全和他的子孙。洪秀全大喜过望，在宫中用银笼将鹦鹉圈养起来。1861年6月19日（天历辛酉十一年五月初九日），他还郑重其事地专门就此颁布一道诏旨，说这只鹦鹉是上帝恩赐的“瑞鸟”，所讲的话是“上帝圣旨”。[18]时年13岁的洪天贵福正是在鹦鹉之语的伴随下成长的。在被俘后的亲笔自述中，他先后两次提到这只青鹦鹉会讲什么话。[19]可见这一细枝末节在洪天贵福的宫廷生活中所占的分量之重，以至于使他刻骨铭心。
　　除宗教教义外，洪天贵福还接受了一些传统的道德伦理教育，孝亲观念便是其中之一。
　　在儒家眼里，孝道与治道原本是相通的，《论语学而》便云：“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也就是说，倘若人人都能成为孝子，自然也就不会有人犯上作乱了。历代封建王朝之所以标榜以孝治天下，其中的奥妙也就在此。太平天国一脉相承，同样十分重视孝亲观念，强调“人伦有五，孝弟为先”，宣称“孝友既尽，出仕事君，移孝作忠，能致其身”。[20]十款天条系从《旧约出埃及记》中的摩西十诫演变而来，既是上帝教的宗教诫律，同时又是太平天国的法律准绳，其第五天条的内容便是“孝顺父母”，严申“凡忤逆父母者是犯天条”。[21]天父（杨秀清）下凡时也曾明确告诫洪秀全：“今朕差尔治天下，以孝道为先。”[22]因此，洪秀全十分注重向自己的儿子灌输这一点。
　　在通常的情况下，洪天贵福每天要四次向洪秀全写本章请安。这些本章很有可能是由洪秀全本人草拟，然后再由年幼的洪天贵福每天依样画葫芦递上去。以下便是这些本章的具体内容：
　　早朝请安本章
　　小子天贵福跪请爹爹宽心安福坐，爹爹万岁万岁万万岁。跪请爹爹圣体安否，求爹放宽圣怀，永坐天国万万年。
　　早饭请安
　　小子天贵福跪请爹爹宽心安福食宴。
　　午时请安
　　小子天贵福跪请爹爹宽心安福坐。跪请爹爹身安否，请爹宽心。
　　夜饭请安
　　小子天贵福跪请爹爹宽心食宴，食毕宴放宽圣怀安福睡。[23]
　　文中凡遇“爹爹”、“爹”字眼时，一律照例抬头两格，以示恭敬。概括地说，上述本章的主旨是祝福洪秀全吃好睡好，圣体安泰，坐稳江山。洪秀全每天都被这些动听的语言包围着，缠绕着，或许他都已经看腻了，听烦了，但出自自己长子的笔下，不知他看后是否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男女之别是洪秀全向洪天贵福着重灌输的另一个传统的伦理观念。
　　由于身份特殊，洪天贵福9岁这一年就已经成婚，实际年龄仅有7周岁，是地地道道的童婚。洪秀全一手包办，给他娶了四个年龄相仿的妻子，其中有两人姓黄，均为广西人；一人姓侯，安庆人；一人姓张，湖北人。据洪天贵福自述，他和自己的四个妻子住在天朝宫殿的左殿上屋，其父洪秀全住在前殿，其母赖莲英和众搜趣网妈（洪秀全的后宫）住在右殿，两个弟弟洪天光、洪天明分别住在金龙殿和左殿下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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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运动，是19世纪中叶中国的一场大规模反清运动。1851年(清咸丰元年)至1864年(清同治三年)，洪秀全等领导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战争。
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组成的领导集团在广西金田村发动对满清朝廷的武力对抗，后建国号“太平天囯”，并于1853年攻下金陵，号称天京（今南京），定都于此。1864年，太平天囯首都天京陷落，洪秀全之子兼继承人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虏。1872年，最后一支打着太平天囯旗号作战的太平军部队，翼王石达开余部李文彩，在贵州败亡。因清朝推行薙发易服，太平天囯均不剃发、不结辫，披头散发，故太平军一众均被称作“长毛”。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增加赋税，横征暴敛，使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广大农民饥寒交迫，纷纷揭竿而起。广西是各种矛盾十分尖锐而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之一，起义武装遍及全省。
腐化
过早建都丧失锐气。1853年3月20日，太平军攻克南京，3月29日，杨秀清率文武百官迎洪秀全入城。遂决定建都于南京，并改南京为天京。建都问题，历来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太平军攻占武昌时，就存在着去向问题，北进河南则威胁清京，东下金陵则有可能形成割据局面。如今太平军已顺利攻占南京，同样又存在着去向问题。如果以南京为根据地，然后向北发兵，把战略重点放在推翻清王朝上，这样的话，太平军就应集中精锐部队及最有权威的将领进入河南、河北、山东，兵锋直指清廷，这当是太平军攻占南京的战略抉择之一。如果过早在南京建都，太平军必然以保卫天京的安全为目的来部署一切兵力，革命的进攻阶段就会停顿下来，锐气就会减退。因此，在南京建都实在是犯了兵家之大忌。而这却是出自洪秀全、杨秀清的意愿。太平军离开广西之后，便有“取金陵为本”之议。杨秀清认为只要占领了南京，即使成不了事，也可占领黄河以南。洪秀全则多次称南京为“小天堂”，把“小天堂”作为奋斗的目标。可见，在建都问题上，洪、杨都有偏安和及早享受的思想。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在没有获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第73页)占领南京当然不是决定性的胜利。洪秀全、杨秀清们理应略作休整之后，迅速行动起来，率主力部队越过长江，乘清军已如惊弓之鸟之际，向江北推进。时值三月，天气转暖，士兵生活容易适应，加上皖北、山东饥民甚多，太平军一到，饥民相率加入太平军，形势当会有重大发展。建都天京之所以是失策的，是因清政府还未推翻，革命的历程正急速地向前发展之时，突然停止了脚步，这就给清廷留下极大的喘息机会。清军在惊魂稍定之后重整旗鼓，很快在南京城外扎下了江南大营，使太平军的作战部署不得不以护卫天京安全作为主要任务。太平军战略上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太平天国的领袖们，由于贪图安逸而逐渐丧失了革命锐志。
局限
农民阶级有先天局限。太平天国起义带有旧式农民战争的烙印。农民阶级的分散性、守旧性，以及眼光短浅等毛病，在太平军中都有突出表现。许多太平军将士参加革命都是出于生活所迫，希望改变贫穷落后的经济地位。用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的话说，当时太平军将领号召“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可以“同家食饭”。这和旧式农民起义者的动机是一致的。许多太平军将士在参加革命队伍时，就是抱着当将军、当丞相、当夫人的目的来的。太平军将领也用这些来鼓动士兵英勇作战。如洪秀全在永安突围时，号召“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因为这样做了，就能“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这样的许愿在杨秀清发布的布告中也出现过。为了达到这些不太清晰的目标，他们作战非常勇敢，作出很大的牺牲。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但最终总是归于失败，这是历史的规律，也是历史的局限。
正是因为这样，历史上再高明的农民领袖也只能按照封建国家的轨道行事。洪秀全本来是要建立一个新朝代新国家，但在永安封王时连一个合适的名称也找不到，只好“姑从凡间歪例”，把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都封王，称为王爷，并相应地制订《太平礼制》来规定各级官员的尊卑和特权。洪秀全还在《天父诗》中公开宣扬封建道德中的三纲五常，说什么“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臣错无主错”。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政权形式一经沿着封建政权的轨道走下去，性质就变了，领导人的思想就变了，对革命事业就失去了支撑的力量。
神权左右皇权导致核心矛盾。历代农民起义常有披着宗教外衣，即以神的意志和形式来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如张角以太平道为号召，朱元璋信奉白莲教等等。但当这些宗教组织演化成农民起义，特别是建立了农民政权，或农民起义领袖称王称帝之后，一般都放弃宗教组织，专心进行夺取政权或发展革命势力的斗争，如朱元璋称帝之后，立即取缔白莲教，禁止其活动。而洪秀全则在建都南京之后，仍然依赖拜上帝教，教权就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
洪秀全既是拜上帝教的教主，又是太平天国的天王。作为教主，他虽然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他却失去替天父、天兄传言的权利。金田起义前，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杨秀清代天父下凡，援救了革命，洪秀全只好加以承认。杨秀清作为天父的代言人，可以随时制约洪秀全。洪秀全作为天王，却没有实际权力。这就使杨秀清的权力过大，造成洪秀全权力不能集中的局面。其实，洪秀全并不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假若在金田起义或永安封王时就取消拜上帝教，一切按新建立的组织行使职能，杨秀清代天父传言的资格就自然消失了，洪秀全作为天王的权力就能集中。由于王权和神权并行，神权实际上又高于王权，而神权又落在大臣杨秀清手中，这就必然造成洪秀全和杨秀清的矛盾，而这两人的矛盾又必然要延伸到其他大臣之中。
天京事变后，由于原先的天兄代言人萧朝贵在长沙牺牲，天父代言人杨秀清又在事变中被韦昌辉所杀。所谓天父、天兄人格化本来就是个骗局，杨秀清被杀更是骗局的暴露，太平天国出现了空前的信仰危机。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宗教的第一句话就是谎话；宗教一开头向我们说明某种人的事物的时候，不就把这种事物说成某种超人的、神的事物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648页)洪秀全向教徒灌输的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而今天父代言人被人家袭杀时并没有显示出这些权能，人们自然不会和先前一样，虔诚地去信所谓的皇上帝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导致分散主义滋生，使太平天国一步一步走向低谷，难有回天之力。
腐败
腐败从根本上动摇了太平天国政权的根基。太平天国的腐败是和建都天京同时产生的。尽管洪秀全曾经提出要建立一个没有以强凌弱、尔虞我诈的公平世界，鼓吹凡天下男人皆兄弟、天下女子皆姊妹的平等思想，但他这些从西方基督教教义中捡来的货色，在洪秀全思想中没有深化，也没有消化。洪秀全很难把这些平等思想付诸实践，只能按照封建王朝的等级制度，即《太平礼制》所规定的等级来规定自己所应该享受的待遇和特权。
洪秀全、杨秀清占据南京以后，便以为可以立国，把享受和特权放在首要地位。洪秀全改两江总督府为天王府，尽其奢华营造天王府。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东王府也是穷极工巧，骋心悦目。在革命尚未成功之时，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就大造王府，广选后妃，洪秀全的后妃竟达88人之多。洪秀全、杨秀清住进王宫，作为农民领袖本是司空见惯的通病。问题是天王府不是当作指挥革命战争的中心，而是行使特权的神圣无比的宫殿。朝天门外大书曰：“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有诏方准进，否则雪中云。”而在木牌楼上则书有“天子万年”、“太平一统”。一个“止行”诏，洪秀全就把自己和众位大臣隔开了。当年同生死共患难的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都不能随意出入天王府。昔日的兄弟今日的丞相们，临朝时，也只好站在朝门外列队，对洪秀全不能仰视，否则就有杀身之祸。洪秀全俨然已成为“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的封建皇帝。
杨秀清是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农民起义领袖，不论是指挥战争，还是组织政府，他都有许多建树，为太平天国立下了不朽功勋。但是建都南京后，杨秀清的封建特权恶性膨胀。一到南京，他就建起了高大的王府，三年多的时间，从不出南京城一步，但在城里则为统治一切的全权主宰。所有军国大事仅与东殿尚书侯谦芳、李寿春等一二人计议，严重脱离群众，加之作风极度张扬，每次出门都盛陈仪仗，不知自忌，甚至用代“天父下凡”来惩罚洪秀全，最后更是发展到“逼封万岁”。为了显示特权，杨秀清还设立各种酷刑，如鞭打、枷杖、斩首、五马分尸等，连韦昌辉、秦日纲、黄玉昆等一些高级将领都被他杖责过。杨秀清的骄横，造成他和诸多朝臣的积怨，也导致洪秀全的不满，终于酿成了一场灾难——天京事变：杨秀清及其家属、部下和太平军精兵两万多人被韦昌辉滥杀。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回到天京，受到天京军民的热烈欢迎，满朝同举石达开提理政务。可洪秀全却对石达开大生疑忌，重用自己的兄弟安福二王，以牵制“翼王”，并有“阴图戕害之意”。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率20万精兵远离天京。经过天京事变、石达开出走，太平天国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虽经陈玉成、李秀成等后期太平天国名将的努力，军事上稍有起色，但终究缺乏回天之力，最后一步一步走向失败。
当然，太平天国失败原因还有很多，比如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互相勾结起来，残酷镇压太平天国等。
总结
但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教训同样是非常深刻的。它同所有失败的农民起义一样，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如陈胜吴广起义、绿林起义、赤眉起义、黄巾农民起义、隋末农民起义、黄巢起义、明末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这场由千百万群众参加的伟大战争，由于领导集团政治上过早的封建化，组织上不能始终保持领导核心的团结，军事上战略决策一再失误，以及外交上缺乏经验，最终陷于失败。
金田起义
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洪秀全偕冯云山在广西传教，秘密进行反清活动。1850年夏，洪秀全发布总动员令，号召各地拜上帝会众到桂平金田村“团营”。1850年11月4日[2]，洪秀全集2万余人在广西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与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组成领导核心。清廷闻讯，调集兵力进行“围剿”。
永安建制
太平军向东南发展受阻，旋转至武宣。3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自称“天王”，并分封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5月16日由东乡突围北上象州，因遭清军堵截，折回金田地区，被包围。9月下旬，突围北上攻占永安(今蒙山)，粉碎清军围攻。太平军在永安一面抗击清军进攻，一面进行军政建设。12月，天王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
突围北上
1852年4月5日，太平军自永安突围，攻桂林不下，转攻全州，冯云山中炮身亡。后折入湖南道州(今道县)，在此整顿队伍，增修战具；制备军火，并作出“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战略决策。8月10日，弃道州东进，占郴州，建立“土营”。9月攻长沙，萧朝贵阵亡。12月占岳州(今岳阳)，建立水营。1853年1月克武昌(参见武汉之战)，震动清廷。2月9日，洪秀全等率领号称50万众、船1万余艘，夹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势如破竹。3月19日占领江南重镇江宁(今南京)(参见江宁之战)，定为都城，改称天京。旋派军两支攻占镇江、扬州，与天京形成犄角之势。
定都天京
太平军攻占江宁后不久，清军即赶来堵截。钦差大臣向荣率万余人在天京城东建立江南大营，阻扼太平军东出苏、常；钦差大臣琦善率万余人在扬州外围建立江北大营，遏止太平军北上中原。同时拟南北配合，伺机夺占天京。洪秀全、杨秀清决定固守天京，同时派兵北伐京师，西征长江中游。
出师北伐
1853年5月13日，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率领2万余人由浦口出发，奉命“师行间道，疾取燕都”(参见太平军北伐)。太平军长驱北上，经安徽、河南、山西、直隶(即今河北)，于10月29日进抵天津西南的静海、独流镇，驻守待援。清廷震惊，以胜保为钦差大臣，后又任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会同胜保“进剿”。北伐军陷于清军重兵包围之中，时值隆冬，军资缺乏，援军不至，处境日艰，被迫于1854年2月5日突围南走束城，旋又至阜城。清军紧追不舍，北伐军再度被围。洪秀全、杨秀清得知北伐军抵达天津附近时，才考虑派军增援。北伐援军7500人由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冬官副丞相许宗扬等统率，迟至1854年2月4日才从安庆出发，经皖北、苏北，直入山东。4月12日克临清，旋遭胜保部围攻，27日在南退途中溃散覆灭。5月天京再组援军未果，北伐军遂陷于孤军作战。林凤祥、李开芳得知援军北上，于5月5日由阜城突围东走，占领东光县连镇。为分敌兵势，迎接援军，李开芳率千余骑于28日突围南下，占据山东高唐，获悉北伐援军已败，乃筑垒固守。北伐军兵分两地，势更孤单。1855年3月7日，连镇被僧格林沁攻陷，林凤祥被俘。僧格林沁旋南下会胜保军猛攻高唐。李开芳突围南走茌平县冯官屯。5月31日，冯官屯在僧格林沁引水浸灌下失守，李开芳被俘。北伐军将士英勇善战，但由于战略上犯搜趣网了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终致全军覆没。
领军西征
在北伐的同时，1853年6月3日，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率战船千余艘，步军两三万人，由天京溯江而上，开始西征(参见太平军西征)。意欲夺取皖赣，进图湘鄂，控制安庆、九江、武汉等军事要地，以屏蔽天京。10日西征军占领安庆，旋进围南昌，攻城80日未下，撤围北返。时石达开至安庆主持西征战事，集中兵力进攻皖北，于1854年1月14日攻克庐州(今合肥)。继率师西攻，于黄州堵城大败清军，乘胜再占汉口、汉阳，进围武昌。同时分军两支向鄂北、湖南进军。与曾国藩所率湘军战于岳州、湘潭和靖港，失利退出。湘军乘势陷武汉，并突破太平军田家镇、半壁山防线；1855年1月，兵锋直逼九江。为阻遏湘军攻势，石达开率军驰援，于湖口(参见湖口之战)、九江大败湘军水师，一举扭转不利战局。旋乘胜反攻，再克武汉三镇。清廷为挽救败局，调集兵力围攻武汉，西征军与湘军在武汉周围激烈争夺。10月上旬，曾国藩自江西遣军援鄂，武汉形势危急。石达开又率部西上，败湘军于咸宁、崇阳，并乘虚挺进江西，连占7府40余县，困曾国藩于南昌，西征军事达到巅峰。1856年3月，石达开奉命率主力回救天京，西征作战结束，基本实现预定战略目标。自太平军北伐、西征后，天京一直处于清军江南、江北大营的包围之中。1853年12月，太平军弃守扬州，江北仅占瓜洲。1854年夏，清军自广东调“红单船”50艘驶抵天京江面，天京上下游交通受阻。1855年8月，芜湖失守，镇江危急，天京外围的军事形势日趋严重。是年底，洪秀全、杨秀清决定从西征战场调兵回救。1856年2月，燕王秦日纲率数万人白天京援镇江，北渡瓜洲，4月攻破江北大营，重占扬州，旋又南渡，连破镇江外围清军营垒后撤回天京。时石达开率部从江西前线赶回，太平军兵力更厚，6月攻破江南大营(参见一破江北江南大营)。向荣败走丹阳，不久忧愤而死。至此，天京的威胁基本解除。
天京事变
1856年8月，杨秀清居功自傲，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密令韦昌辉、石达开回京相救。9月初，杨秀清及其部属数万人被韦昌辉残杀。不久，韦昌辉又被洪秀全处死。合朝文武迎石达开到京辅政。石达开因遭洪秀全疑忌，于1857年5月负气出走，率数万将士脱离天朝，独立作战。虽继续反清，但远离根据地，最后于1863年6月在四川大渡河畔覆灭(参见石达开远征)。经此“内讧”，太平天国受到极大损害，军事形势不断恶化，武汉、九江相继失守，湖北、江西根据地大部丢失，只有安徽战场控制地区略有扩大。从此，太平天国开始衰败！
防御战
此时，在太平天国影响下，全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处于高潮，加之洪秀全起用李秀成、陈玉成等一批年轻将领，才使军事形势没有发展到恶化的地步。1858年初，清军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再次围攻天京。为解京围，后军主将李秀成请命出京，与前军主将陈玉成在安徽枞阳举行会议，确定作战方略。会后，陈玉成率部首先攻占庐州，后南下会李秀成部，于9月27日攻破位于浦口的江北大营(参见二破江北大营)。此时，湘军自湖北两路东犯，南围安庆，北攻庐州。湘军悍将李续宾率5000之众于11月3日进抵庐州南面的三河镇，陈玉成得报，约李秀成等部先后赴援，在三河外围全歼李续宾部搜趣网(参见三河镇之战)，并乘势收复舒城、桐城等地，迫使进围安庆的湘军撤回湖北。1860年初，江南大营再次合围天京。忠王李秀成与干洪仁玕商定采取“围魏救赵”之策，解救京围。2月10日，李秀成率2万余人经皖南入浙，政占杭州，诱使江南大营分军往救。俟清军援兵抵杭，即弃城昼夜兼程北返。4月下旬，各路太平军进抵天京外围。5月2日，再破江南大营(参见二破江南大营)。旋乘胜东征，连占句容、丹阳、常州，6月2日占领苏州。接着进军上海，因内应被破坏，又遭英法侵略军阻击，未能得手。正当太平军进攻上海之际，清两江总督曾国藩、湖北巡抚胡林翼督率湘军水陆师5万余人东下进围安庆(参见安庆之战)。9月，洪秀全调集大军，西上救援。陈玉成率军走江北，李秀成率军走江南，约定次年4月“合取”湖北，迫使湘军回救，以解安庆之围。1861年3月，陈玉成占领湖北黄州，由于受到英国侵略者恐吓阻挠，停攻武汉，4月下旬返回安徽。李秀成部迟至6月才抵武昌外围，得知陈玉成部先回安徽，也东返浙江。“合取湖北”计划彻底落空。此后，洪秀全增调兵力，三次强攻围困安庆之敌，均为湘军所败。9月5日，安庆被湘军攻陷。陈玉成坐守庐州，束手无策。1862年初，派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赴河南、陕西招兵，皖北兵力更加单薄。5月，荆州将军多隆阿率清军来攻，陈玉成弃城走寿州，为团练头子苗沛霖诱擒，解送清营遇害。天京西部防线瓦解，东南方面却有所发展，太平军于年底攻占杭州及浙江大部地区。1862年初，李秀成率部再次进军上海，因英法侵略军与清军联合抵抗，未能得手。4月至5月间，署江苏巡抚李鸿章率淮军6500人自安庆分抵上海，东线军事形势日渐严峻。1862年3月下旬，湘军水陆师2万余人从安庆沿江东下，5月底直抵天京城郊。洪秀全急令在上海前线督战的李秀成火速回援。9月，李秀成等“十三王”统率10余万人自苏州等地回救，急攻40余日，未能取胜。不久，洪秀全又责令李秀成率部“进北救南”，企图取道江北西入湖北，迫使围城湘军回救。李秀成部在西进途中遭湘军节节阻击，进至安徽六安被迫折返，途中又遭湘军拦截，损失精锐数万。与此同时，李鸿章淮军在“常胜军”支持下，由上海西进，于1863年12月攻陷苏州、无锡，兵锋直逼常州。浙江巡抚左宗棠率部自江西攻浙江，于1864年3月攻陷杭州，并基本占领浙江全省。曾国荃部湘军则逐一攻占天京城外要点，对天京形成合围。苏州陷落后，李秀成自前线返回天京，建议“让城别走”，遭洪秀全拒绝，乃布置死守。
天京失守
1864年6月，洪秀全病逝，幼天王洪天贵福继位。1864年7月19日，湘军轰塌天京太平门附近城墙10余丈，蜂拥入城，其他方向的湘军也缘梯而入，城内太平军或战死，或自焚，无一降者(参见天京之战)。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失败。但分散在长江南北各个战场上的数十万太平军，仍英勇顽强地抗击清军的进攻。
运动失败
天京城破后，李秀成带幼天王突围而出，不久失散。1864年7月22日，李秀成被俘，8月7日被害。幼天王在江苏东坝与洪仁玕相遇，经浙江进入江西，10月分别被俘，11月在南昌遇害。活动于江苏、浙江、安徽南部的太平军，在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等带领下，转战于江西、福建、广东，最后于1866年2月在广东嘉应州(今梅州)被清军击灭。远征陕西的陈得才、赖文光等部太平军，在回救天京途中，于1864年11月在湖北、安徽境内为清军所败，余部由赖文光率领与捻军合编，坚持反清斗争(参见捻军起义)，直至1868年失败。

01 天京陷落

太平军第二次西征失败，导致安庆失守。此后形势急转直下，天京已危，天京保卫战进入决战阶段。

这时李秀成再克杭州，席卷了浙西、浙东的大片土地，从战争的局部来说虽然也是一个胜利，但从战争全局来说，并非是对太平军西线损失的一个补偿，更谈不上能起到支援天京保卫战的作用。相反，浙江的军事进展却加深了太平军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浙江的军事胜利，反加速了南京的陷落。

从1862年开始的天京保卫战，主要战役是天京会战和紧接着的进兵淮南。

在天京会战前夕，李秀成为了应对两面作战的军情，主张对天京城下的湘军采取守势，企图先避其锐气，而后击其情归。而对上海则主张采取攻势，计划占领上海；巩固苏杭。这种攻守倒置的战略，反而利于湘军在天京外围实施所谓“似宜先守后战，脚跟站定”的部署。

1862年8月，李秀成邀集诸王在苏州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商讨作战部署，决定分兵三路救挽天京。即派杨辅清等军进攻皖南宁国，以牵制敌人的增援部队，派陈坤书等军攻芜湖金柱关，以截断敌军粮道。李秀成则亲率大军迎战天京城外的敌军。

10月中旬李秀成军开始猛攻雨花台的湘军大营，太平军在这次战役中无论在兵力和火力上都占优势，攻势异常猛烈，使远在安庆的曾国藩也承认：

“警报纷来，如在惊涛骇浪之中” “大江南北之危，实如累卵”。

可是历时46天的会战，太平军还是以战而无功而结束。关于此次会战的失败原因，李秀成自己承认：

“八月而来，各未带冬衣，九十月正逢天冷，兵又无粮，未能成事在此也。”

其实这只是由于战略错误而派生出来的客观困难而已。李秀成在这次会战中所犯的战略错误，首先是把太平军主力都用在面对面的攻坚战上，作战大量使用火力，可一旦弹药用尽，只得败兴而退。若能将太平军主力插到敌人后方，对敌包抄迂回，截断其供应线与粮道，那战局必然改观。

而且，会战一开始，曾国藩忧心如焚，就是唯恐“援贼再来，则归路全断，一蚁溃堤”。可是曾国藩所虑，却为李秀成所轻。

其次是李秀成在此次会战中未能专心贯注，一获悉“听王败于上海四口，全股就歼，苏昆空虚”就急忙回首照顾自己的领地了，天京会战就因此以失利而告终。

洪秀全为了弥补天京会战的失利，又命令李秀成进行淮南战役，并执行“进北攻南”的战略计划，这可以说他是对“围魏救赵”计的效法，而失败也更惨重。

所谓“进北攻南”的战略目标有三：

第一、太平军渡江北征，以便使南岸的湘军回救北岸的腹地，从而解天京之危。

第二、淮南是产粮区，占领它可以解除天京的粮荒。

第三、能与皖北一带的扶王陈得才、捻军张洛行等取得联系，重振皖南的局势。

可是这些意图很快被曾国藩觉察，曾国藩亲自从安庆到天京前线，指挥湘军将太平军围护天京城的石垒全部攻破，这样太平军“攻北”不仅未能牵南岸的湘军回救，反而自己非得回救天京不可了。

再说，当李秀成进入淮南地区时，正逢青黄不接，土地无粮，太平军又未得食，饿死者多。李秀成军逢此绝境，那里还搞得到粮食接济天京，至于皖北的捻军张洛行，此时也不幸被清军打败，其他首领所剩无几，皖北的局势一蹶不振。

这样，李秀成进兵淮南的三个战略目标均告落空。

1863年6月，因天京、苏州危急，李秀成被天王诏回天京，太平军在江浦一带渡江。可那时，正逢大江水涨，道路被水冲崩，无处行走。而且，水灾严重，官兵无栖身之所，虽有米却没有柴火煮食，饿死甚多，正逢杨帅、彭帅水军来攻打，此举前后失去战士十数万人。这就是“进北攻南”战略招致的惨重损失。

李秀成在淮南战役失败之后，从1863年6月开始参加苏浙战争。苏州沦陷后，李秀成回到天京。这年11月，曾国藩军已攻陷天京外围的所有城镇据点，根据当时天京所处的不利境地，天京城只有太平门、神策门尚与外界相通，外援断绝。李秀成向洪秀全提出“让城别走”的主张，即：

“京城不能保守，曾（曾国藩）帅兵困甚严，濠深垒固，内少粮草，外救不来，让城别走……若不依臣所奏，六绝定矣！”。

此主张提供太平天国将领相议时，得到大家的赞同，可是洪秀全拒绝了当时唯一可行的“让城别走”方案。

1864年2月底-4月，湘军占领太平门、神策门外，完成对天京的合围。此时城内的太平军已是无本之末、无源之水，经过4个月惨烈守城战与巷战之后，太平军大部战死，一部自焚。

至此，历时3年的天京保卫战全面失败，天京沦陷它标志着太平天国的失败。

02 洪秀全之死

因为史料缺乏以及各种史料之间又相互矛盾，导致对洪秀全之死的说法不一。

一说洪秀全“服毒自尽”，如范文澜先生所写的《中国通史》说：“一八六四年六月一日洪秀全服毒殉国。”

一说洪秀全病逝，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说他1864年5月中旬生病之后，6月1日离世。

综合来看，洪秀全是死前患病，健康状况极度恶化，但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应该是病中服毒自杀，以身殉国。

1864年5月30日，也就是洪秀全死前一天发布了一道诏令：

“ 大众安心，联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

这道诏令表明了天京危在旦夕，洪秀全不愿作阶下囚，决心以身殉国的一个临终嘱咐，他就是在这道诏令之后的次日突然暴亡的。

根据洪秀全当时的病状，并没有患致死的急症，洪仁玕、李秀成等人说他“卧病二旬”、“不食药方，任病任好”，就是明证。所以，把洪秀全的暴亡当成急症致死，恐怕是缺乏根据的。

再从洪秀全卧病以前，已经产生了厌倦尘世之感，期望有龙车载着他升天，与洪秀全后来临死前一天发布的上天堂诏令是前后呼应的，说明了洪秀全早已有应急的思想准备，时候到了，他即以身殉国。

此外，还可以联系到天京危急时，洪秀全曾写诗明志说:

“神爷试草桥水深，为何吃粥就变心？不见天兄舍命顶，十字架上血漓淋。不见先锋与前导，立功天国人所钦！”

当着国破身亡之际，洪秀全既不能接受李秀成“让城别走”的进取策略，就只有以自杀的消极行动来表明自己以身殉国的决心。

他的暴亡，与其说是危急症致死，不如说是病中自杀更符合洪秀全的思想发展和当时的身体健康情况。

南京，对联的发祥地之一
据《谭嗣同全集*石菊影庐笔识》记载的一个故事称，南朝梁文学家刘孝绰（481-539年）深谙平仄声律，诗作清新自然，曾为《昭明太子集》作序，晚年辞官不出，谢绝会客，自题其门：“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文辞质朴，表达出作者厌恶官场应酬，不与达官显贵打交道的一种闲适心态。他的三妹刘令娴，文笔以清丽著称，也做以联应和：“落花扫仍合，丛兰摘复生。”文坛兄妹的对仗之作，珠联壁合，佳联一出，饮誉江南，“亭台柱壁，莫不题之”。这是我们知道的南京最早的两副门联，比公元964年五代后蜀主孟昶的“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桃符题联要早出450多年。
“对联天子”朱元璋
明代初年，由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大力提倡，上至公卿下至平民百姓家，大都张贴春联迎新年。据清人陈云瞻《簪云楼杂说》：“春联之役，自明太祖始。时帝都金陵于除夕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一道圣旨，把明代的春联活动推向新的高潮。
朱元璋这位“对联天子”不但要别人写春联，还动手亲撰联语，据《金陵琐事》载，朱元璋赐予开国功臣、中山王徐达一联：“破敌平蛮，功贯古今第一人；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史书上还有记载，明太祖见大臣陶安以书作枕，于是出上联“枕耽典籍，与许多圣贤并头”，陶安才思敏捷，遂对执扇的皇帝对出下联“扇写江山，有一统乾坤在手”。后来朱元璋还为其赠联“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来赞赏陶安的文才。
由于朱元璋对对联的偏爱，民间也出现一些署上朱元璋大名的对联，如“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莫愁湖郁金堂）、“世事如棋，一着争来千古业；柔情似水，几时流尽六朝春”（胜棋楼），是真是假，如今也无证可考了。
在民间还流传不少朱元璋与别人对对联的趣闻故事：如“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的市井美谈，与10岁孩童的联对“十岁儿童当马驿，万年天子坐龙亭”等民间传说，还有“一弯西子臂，七窍比干心”等文字游戏。
清代文人重“楹联”
清朝，统治阶级为笼络知识分子，给予骈体文以特殊的重视，从朝廷、官府到民间，十分看重诗词歌赋中的对偶佳句。在皇帝的倡导下，文人墨客自是对楹联更加重视，在南京也涌现出曹雪芹、袁牧、魏源、龚贤、陶澍等楹联大家，有许多佳联妙对融入到名著中去。
《红楼梦》中的楹联佳对，看似信手拈来，却是寓意深刻。第1回中描写的”太虚幻境“十碑坊，刻有一联“真作假时假亦真，无为有处有还无”。第5回中宁国府上房内间有联曰“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含有哲理，耐人寻味。第2回中智通寺有一联：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这副对联，用在比照贾府由兴盛至衰落，是一个极好的概括。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寓居南京秦淮水亭，有几副佳联，耐人寻味。“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是当年吴敬梓贫穷生活“囊无一钱守，腹作千雷鸣”的缩影。尽管穷困潦倒，但是吴敬梓仍然深爱着南京。“读书好，//www.souquanme.com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业难，知难不难”是吴敬梓的代表联，寓意深刻。
乾隆十三年（1748年）袁牧卜居南京，在小仓山随园中有两副述志联写得新颖别致：“不作公卿，非无福命都缘懒；难成仙佛，为爱文章又恋花”，“柴米油盐酱醋茶，除却神仙少不得；孝悌忠信礼义廉，没有铜钱可做来”。平易中深含至理。
清代还有一些撰联高手，如李渔、林则徐、魏源、龚贤、彭玉麟在南京也留下不少对联，在此不一一赘述。
太平天国“红旋风”
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乃至建造诸王府邸，都有很多对联活动，这和天王洪秀全对楹联的喜爱密不可分。
太平军攻占南京后，将书写楹联的“红色旋风”刮遍府邸衙署。洪秀全在天王府金龙殿上亲笔题联“虎贲三千，直扫幽燕之地；龙威九五，重开尧舜之天”，盛赞太平军勇士所向披靡，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人间天国”。天王还题联：“独手擎天，重整大明新气象；丹心报国，扫除外族旧衣冠”，“天条流行，恩深雨露；朝纲理治，运转乾坤”，“天命诛妖，万里河山归化日；王赫斯怒，勃然一怒，六军甲胄呈威风”等。
诸王府邸的楹联也是用词不落俗套，一副副铿锵悦耳，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赫风貌。有趣的是，东王府、翼王府、北王府、豫王府都用上了“凤头格”和“顺嵌”的嵌字手法，表现出诸王的不同战绩和地位。其楹联分别为“东方诸侯，替天行道；王畿千里，顺地无疆”、“翼德威明，鄙阿瞒为小儿，能视豫州如骨肉；王陵忠义。弃项羽如敝屐，独知刘季是英雄”，“豫州居天下之中，万方为宪；王爵加封建之上，百辟同钦”，“位列北王，俨率众量绕天国；职司后护，常施惠雨溥群黎”。洪秀全还为忠王李秀成题联“马上得之，马上治之，造亿万年太平天国，于弓刀锋镝之间，斯诚健者；东面而征，西面而征，救廿一省无罪良民，于水火倒悬之会，是曰仁人”，巧用各种历史典故，颂扬了天国诸王功勋。
天平天国时期的府衙楹联，通俗易懂，带有农民起义军的特色，在清末的南京，形成楹联文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即便是忠王李秀成为太平军阵亡将士写的挽联，也是语气庄重，憾人心弦：“魂兮归来，三藐三菩提，梵曲依然破阵乐；悲哉秋也，一花一世界，国殇招以巫阳词。”
民国名人爱咏联
民国时期，南京的楹联活动大多数集中于社会的上层，政府要员、社会贤士喜欢咏联对句，借对联抒写自己的政治抱负，或称颂战友的作为和功绩，也有一些文采斐然的对联镌刻于名山古刹。
最显才情的是孙中山撰写宋教仁的挽联：“三尺剑，万言书，美雨欧风志不磨，天地有正气，豪杰自牢笼，数十年季子舌锋，效庄生索笔；五丈原，一抔土，卧龙跃马今何在，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洒几点苌弘血泪，向屈子招魂。”
诗、文、书法堪称一代名家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孙中山献的挽联，情深意切：“综四十年胼手胝足之功，真是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历程中 让征诛，视同尘土；流九万里志士劳民之泪，始知其来也有由，其生也有自，瞑目后精神肝胆，犹照人间。”
南京的楹联总和历史事件密切相关，有的对联虽不是出自名家之手，但是联书中多有记载，那就是痛斥汉奸汪精卫叛国投敌的三副对联。一联曰：“国祚不长，八十多天儿皇帝；封疆何窄，两三条巷伪政权。”此联借古讽今，嘲笑汪伪政权不过只能影响到几条街巷而已，势必和袁世凯一样短命。
1941年除夕，汪精卫还恬不知耻地在“汪公馆”门口贴上对联：“立民族民权民生之宏愿，开为党为国为公之大业。”原想标榜自己的宏图大略，谁知民心不可欺，当晚就有人为对联添上“偏旁”，使得对联意义完全相反，“立泯族泯权泯生之宏愿，开伪党伪国伪公之大业”，将汉奸的丑恶嘴脸大白于天下，万人唾之！
1942年5月12日，汪精卫过60大寿，伪南京警察局长托灵谷寺长老书一寿联：“昔有盖世之德，今有罕见之才。”初读似觉在赞颂汪逆的有德有才，细品才发现联中的“盖世”、“罕见”乃“该死”、“汉奸”的谐音，言简意赅，别出心裁，读之大快人心！1945年8月14日，日本侵略军无条件投降，举国欢腾，有人将此事载入联史，成了家喻户晓的一副对联：“中国捷克日本，南京重庆成都。”虽说此联并非上乘，用“捷克”也不能替代八年抗战之艰苦卓绝，但下联之三个地名连缀，南京重新庆祝成为首都倒也自然贴切，可见作者的匠心独具。
南京地名直接嵌入联中的，属文字游戏的名联有：“冬夜灯前，夏侯氏读《春秋传》；东门楼上，南京人唱《北西厢》。”据说是南京人对的下联，足见其巧其工，别开生面。
金陵美景有佳联
自古以来，风景名胜都有不少好的楹联，他们对景观特色、人文历史作了高度概括、画龙点睛，成为装点名胜古迹的璀璨明珠。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京很多古老的寺庙都留下不少上乘的对联。如兴教寺，南朝曾为李昱的行宫辟有清凉道场，有一古联：“四面云山朝古刹；一天风雨送残秋。”北宋时王安石舍宅建半山寺，清人薛时雨撰有一联：“钟阜割秀，清溪分源，咫尺近层楼，叹禁苑全虚；尚留此寺；谢傅棋枰，荆公第宅，去来皆幻迹，问孤墩终古，究属何人。”明代迁址移建的灵谷吉祥云。”
明代晚期画家郭仁、文征明、文伯仁以及清代高岑等曾相继绘出《金陵八景图卷》、《金陵十八景册》、《金陵四十景图册》等，诗人、联家随之吟联，出了不少好的作品，如清人彭玉麟题莫愁湖联：“胜地是流传，直博得一代芳名，千秋艳说；赏心多乐事，且看此半湖烟水，十顷荷花。“主讲崇文书院的薛时雨为玄武湖题联：三百年芳策犹存，剩凫渚鸥汀，时有烟云入画图；四十里昆明依旧，听菱歌渔唱，不须鼓角演楼船。”热情地赞颂了南京的自然风光。
近代，许搜趣网多名人也为南京的风景名胜著联。清末维新派首领梁启超为“鸡笼烟树”的豁蒙楼题联曰：“江山重叠争供眼；风雨纵横乱入楼。”曾任江苏知府的谭嗣同为“莫愁烟雨”题联，也是一往情深：“身是六朝人，依然乐府江山，谁教匆匆后来事；家临九江水，为忆洞庭烟雨，可怜惘惘昔年游。”被誉为当代草圣的林散之为莫愁湖撰联：“虎踞龙盘，中山王气；鸢飞鱼跃，少女莫愁。”
1983年4月，南京《周末》报、江苏电视台等7家单位联合发起“金陵新姿览胜评点征联”活动，共征得风景名联3万多副，佳联如云，最后评出一、二、三等奖共79副楹联，至此，新金陵40景的景点楹联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哉人们的面前，收到较好的社会效果。如中山陵联：“废两千载帝制，首义归功先行者；积四十年经验，遗言启迪后继人”。明孝陵联：“帝业已消沉，留得孝陵葱郁，石像巍峨，胜地重游溯前史；神州终变革，喜看钟阜峥嵘，人民解放，豪情奋发创新天。”阳山碑材联：“深谷易理，未能填海；大材难用，留待补天。”雨花台联：“石贵丹心易寸，人崇碧血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