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军次之；全军为上，破国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欠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不战而屈人之兵者，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篇
兵家之言曰，

《孙子兵法 谋略篇》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出自《孙子兵法谋攻篇》：“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注解：屈：短缺，不足 兵：军队，军事力量。
译文：
衡量战争取胜的一般原则是，以能使敌国完整无损的降服于我为上策，而攻破敌国使其残缺受损便略逊一筹；能使敌人一军（12500人为一军）将士完整无缺全员降服为上策，而动武力击www.souquanme.com溃敌人一个军，便略逊一筹；能使敌人一旅（500人为一旅）将士完整无缺全员降服为上策，而用武力击溃敌人一个旅便略逊一筹；能使敌人一卒（100人为一卒）官兵全员降服为上策，击溃一卒兵众就差一等了；能使敌人一伍（5人为一伍）士卒全员降服为上策，击溃一伍士卒就差一等了。所以百战百胜，虽然高明，但不是最高明的；在攻城之前，先让敌人的军事能力（包括指挥能力和作战能力）严重短缺，根本无力抵抗，才是高明之中的最高明的。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军次之；全军为上，破国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欠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不战而屈人之兵者，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篇
兵家之言曰，知彼知己，百战百胜。虽然，吾人知其然矣。而一若其事可安坐而得者，或凭一二人之坐照逆料而有余者，故虽有其说而不能用也。观于五十年来之战事，普鲁士知必与法人战矣，则以十余年之功，萃国中君臣上下之力，以究法事。日本之谋我也，亦深考中国沿海之形势军实，与朝廷军机督抚之能事性情，而后有甲午之役。当李鸿章之阅海军，日谍不离左右，英人尽知其谋，愦愦者独此老耳。乃至目前俄日之役，则乙未至今，日本人所为何如，夫人所能言者矣，呜呼！中国言练兵矣，练兵固当，而吾国之知彼者谁乎？知己得又谁乎？
赵充国为人沉勇有大略，少年时仰慕将帅而爱学兵法，并且留心边防事务。
以“良家子”身份参军当骑兵，后因善于骑射调入羽林军(皇宫卫队)中。
天汉二年(前99年)五月，汉军北讨匈奴。赵充国以代理司马之职效命贰师将军李广利麾下。李广利出师酒泉，兵锋直指匈奴右贤王，两军交锋百余合，万马驰骋，矢石遮天蔽日，汉军不敌被围。大军乏食，士卒多有伤亡。赵充国看到这种情况，首次展现他杰出的战场判断能力：他推想匈奴的策略是围而不攻，通过饥荒而非流血逼使汉军投降；因此汉军的面前只有两条道路可选：要么拼死突围死里求生，要么缴械投降。于是他向李广利建议：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应尽快设法突围。李广利闻言大喜，突围必有选锋，李广利素闻充国骁勇，乃令充国选拔壮士组织突围。充国披挂完毕，手提环手刀飞身上马，带领百余精锐如离弦之箭奋勇杀出，李广利率领大军掩杀在后。匈奴见汉军突围甚急，立即上马堵截。充国领兵冲杀在前，好生骁勇，所到之处，莫不披靡，两军酣战良久，汉军血战突围，充国虽勇，然匈奴甚众，身亦负伤二十余处。武帝闻之，当即特别召见，让他脱下衣服察看他的伤口，予以赞扬，官拜中郎，后升为车骑将军长史。
羌族是我国古代西北地区的一个游牧民族。汉朝时有先零、广汉等十几个部落，散居于今四川北部、甘肃西部及青海一带。匈奴强大时，羌族依附匈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时，联合了羌族，孤立了匈奴，于是羌人逐渐内迁，与汉人杂居。元康三年(前63年)，宣帝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巡视羌族部落。先零羌首领杨玉请求朝廷允许他们渡过湟水游牧。义渠安国便奏请朝廷答应其所求。赵充国分析羌人有诈，上书说安国“奉使不敬，引寇生心”。于是宣帝召回了义渠安国，又表示拒绝羌人的要求，但是先零羌不肯罢休，联合本族各部落，强渡湟水，占据了汉朝边郡地区，郡县无力禁止。二百多位羌族部落酋长会盟消除冤仇，交换人质，订立攻守同盟条约。不久，羌族一酋长狼何，派使者向匈奴借兵，企图进攻鄯善、敦煌，切断汉朝通往西域的交通线。
宣帝听到这一消息后，马上召见赵充国。赵充国分析了羌族的内部情况，以及与匈奴的往来关系，指出一旦他们“解仇交质”，并与匈奴勾结在一起“到秋马肥，变必起矣”，因此建议立即派人检阅边防部队，作好战备工作，同时派人去离间羌族各部落。宣帝采纳了赵充国的建议，又派骑都尉义渠安国出使羌族。不幸的是，义渠安国到陇西后，召集了三十多位羌族酋长，谴责他们图谋不轨，一齐处斩，同时纵兵杀掠羌族一千多人。这种做法立即激化了羌人与汉朝的矛盾，加速了羌族叛乱的爆发。先零羌首领杨玉会同各部落羌兵围攻义渠安国，并且进攻汉朝边城，诛杀官吏，把义渠安国打得大败而归。
神爵元年(前61年)春，宣帝决定派军队平定羌人的叛乱。这时赵充国已七十三岁，当宣帝派御史大夫丙吉去询问他应派谁担任统帅时，他回答说：“亡逾于老臣者矣 。”宣帝又问：“羌人目前的势力究竟有多大?要带多少兵去?”赵充国说：“百闻不如一见，军事上的事难以遥测，我愿先到金城去，察看情况后才能提出作战方略。羌族虽说是人数较少的民族，但它背叛朝廷，是叛逆行为，注定会失败的，请陛下相信我能担当此任，陛下就不必担忧了。”
赵充国率领一万多骑兵先到了金城，准备渡过黄河向北进军，为了防备羌兵在汉军渡河时突然出击，他先派出三个分队趁夜偷渡过河，在对岸建立阵地，以掩护全军过河。第二天全军过河后立即构筑营垒严阵以待，不久，便有一百多个羌族骑兵到汉营附近来寻衅挑战。赵众将领建议出阵迎战，充国传令：“我军远道而来，人马疲惫，不可驰驱。敌骑都是轻装精兵，也可能是专门来引诱我们的小股前锋，我们既然大军出征，应以全歼敌军为目的，而不要贪图局部的小胜利。”羌兵见汉军不动，便扬尘而去。赵充国派人到咽喉要道四望峡(今兰州西南)侦察，发现那里没有敌人，便领兵连夜穿过四望峡，直插西部都尉府.充国大喜，笑着说：“以此看来羌人不足为虑，如果在四望峡设下数千骑兵，我军岂能到达此地！”
赵充国进驻西部都尉府后，并未立即出战，而是每天设宴摆酒犒劳将士，全军斗志旺盛。无论羌兵怎样挑战，汉军都不理睬。原来赵充国按兵不动，是有长远战略意图的。他知道，在羌族各部落中，先零羌最为顽固，一些弱小的部落如罕、秆等部，都是在先零羌的胁迫之下与汉朝为敌的，先零谋反之初，罕、开部首领靡当儿曾派其弟雕库来见西部都尉，陈述其本不愿反的立场，但恰遇部分罕、开部落的人参与了反叛，西部都尉便将雕库扣留。赵充国到来之后，下令释放雕库，并当面抚慰说：“大军只杀有罪的人，你本无罪，我就放你回去，望你转告各部，速与叛乱者断绝关系，以免自取灭亡。现在天子有诏，对于参与反叛而能投案自首的人，或者协助官军逮捕斩杀叛匪的人，都一律免罪，凡能捕杀一个有罪的大贵族赏钱四十万，中等豪绅十五万，小富豪二万，壮年男子三千。”雕库听了十分高兴，当即表示唯命是从，而后返回部落。赵充国的策略是以攻心为上。想通过安抚的办法分化瓦解敌人，打破其部落间的联盟，等到他们只剩少数顽固分子时再出兵歼灭。
但是，汉宣帝及大多数朝廷官员都反对赵充国的做法。酒泉太守辛武贤向宣帝提议说：“如今边防部队都集中在南边，北边空虚，而且塞外地区苦寒，内地人马很不适应，已经明显瘦弱，不如先发制人，在七月上旬出兵，各带一个月的粮草，从张掖、酒泉分路出发，征讨鲜水一带的罕、秆羌人，虽不能消灭羌兵，也能掠夺大量搜趣网牲畜，俘虏他们的妻儿，然后退兵，伺机出击。这样一来，必能震慑羌虏。”宣帝对辛武贤的意见表示赞同。一面向陇西调集军队，一面把辛武贤的意见转交赵充国，命他与部属讨论。赵充国与长史董通年共同提出针锋相对的反驳意见：“辛武贤想轻率地带领一万人马，绕道千里去攻击罕、开是不实际的。如果一匹马驮上三十天的粮食，再加上武器服装，就很难快速前进了。况且，即使汉军辛辛苦苦地赶去了，飘忽不定的羌兵或者逃匿，或者据险扼守，截断汉军的粮道，汉军必然师劳力竭，白白耗费人力、财力。而且张掖、酒泉防御匈奴的边防要地，如果一旦匈奴趁虚而入，后果将十分严重。”
宣帝和朝廷大臣收到赵充国从边防前线送回的报告后，未曾认真分析就予以否定。他们认为先零之所以兵势强盛，是由于得到了罕、开的帮助，不先攻击罕、秆，就无法对付先零。而且赵充国现在率领万余骑兵部队在外作战，对于国家的后勤是个沉重的负担，赵充国不趁现在能获取水草之时进攻对方，等到冬天苦寒之时，羌人以牛羊为食，藏在险要的山中，而我方一者不能就地解决一些粮草问题，二者冬天苦寒，士兵不能适应，势必不利。宣帝听了大臣们议论后，便下诏书谴责了赵充国，同时任命评延寿为强弩将军、辛武贤为破羌将军，率兵征讨罕、开羌人，而且要求速战速决。
赵充国收到宣帝表示责备的诏书后，并不计较个人得失。他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根据实际情况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是对皇帝对国家尽忠的事。于是再次上书。他指出：“兵法上说：“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现在羌人时时准备攻打敦煌和酒泉，我惟恐担心两地的兵力不足以抵挡他们的进攻，现在却要派遣两地的军队去进攻他们，羌人现在兵强马壮，粮草充足，发兵进攻他们不仅会因为实力的差距而战事不利，还会让他们的结盟更为稳固。先零羌起兵为叛是有罪的，罕、开羌并未入侵边境，现在放开有罪的一方，而去讨伐无辜的一方，势必增加一个仇敌，形成两处祸害。如果先打罕、开，先零必然发兵援助，这样就会坚其约，合其党。虏交坚党合，精兵二万余人，迫胁诸小种，附着者稍众，莫须之属不轻得离也。如是，虏兵寝多，诛之用力数倍，臣恐国家忧累繇十年数，不二三岁而已。”赵充国实事求是、词恳意切的报告终于说服了宣帝。
不久，赵充国进兵先零羌占据的地区，先零猝不及防，望风而逃，丢下了所有的辎重物资，争先抢渡湟水。由于道路狭窄，人多拥挤，敌军乱作一团，毫无秩序。有的将领认为这正是聚歼敌人的大好时机，赵充国回答说：“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下令全军不得擅自追击。结果，先零羌淹死数百人、被杀和投降汉军有五百人，尽管主力都安全地渡过了湟水。但是却留下了大量辎重，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余辆。随后赵充国又进军到了罕、开地区，严令士兵不准侵扰，部落首领靡当儿到汉军营地说：“汉兵果然笃守信义，不打击我们。”一再表示愿听约束，仍回故地。
赵充国虽然打败了先零羌，但是并没有彻底征服。这时赵充国染病在身，需要休养，由于赵充国正确的战略，羌人投降的人数达到了万人以上，赵充国判断羌人必定会被击败，为了确保边防的安全，他向皇帝上奏“屯田之策”，即撤退骑兵，留一万步兵在边郡屯驻，并且从事农垦，以农养战，以战护农，兵农一体，安边自给。
但是，这一正确的建议又遭到多数朝臣的反对。宣帝派来破羌将军辛武贤，命令他俩合兵一处进攻先零。看到皇帝进军的命令，赵充国的儿子赵昂害怕起来，托人去劝说他的父亲赶快执行皇帝的旨意，赵充国坚决不同意．于是他又向皇帝呈上关于屯田于边的奏章，详细阐述了国家、军队和边防的关系。他指出：“就后勤补给而论，现在我的军队，每月需要谷子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一千六百九十三斛，干草和麦秸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全靠内地转运，战事//www.souquanme.com一天不解决，征税、劳役就停止不了；就边防而言，目前的紧张局势不仅仅是羌族问题，羌族问题如不从根本上解决，四邻小国还会一个影响一个地发生变乱。而且羌人强悍，易于用计谋臣服，而不容易在军事上击败，如果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将要调动大量军队，必定会造成其他防线的空虚以及后勤补给的加重，这于整个国家的边防是不利的。他谈到：‘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战而??。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今虏亡其美地荐草，愁子寄托远遁，骨肉心离，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师罢兵，万人留田，顺天时，因地利，以待可胜之虏，虽未即伏辜，兵决可期月而望。羌虏瓦解，前后降者万七百余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辈，此坐支解羌虏之具也。’”与此同时，他提出“班师罢兵，万人留田”的建议，具体陈述了屯田的十二条好处，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政治上，“万人留兵屯田以为武备”，可以产生震慑敌人的重大影响，‘从今尽三月，虏马赢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种中，远涉河山而来为寇。又见屯田之士精兵万人，终不敢复将其累重还归故地。是臣之愚计，所以度虏且必瓦解其处，不战而自破之册也。’同时可减轻国内劳役，使百姓获得喘息的机会；二是经济上，屯田士兵生产的粮食可以自给自足，节省国家巨大的开支，不仅不用朝廷“千里馈粮”，还可以有剩余粮食输入国库作为储备；三是军事上，以往由于供给不足，北部边陲一万余里的防线上只有几千将士，现留一万步兵屯田，有效地增强了边防力量，“执及并力，以逸待劳”，可以随时抵御外族袭扰。
赵充国为坚持屯田之策，秉笔直书，极言利弊，三次上书皇帝。他的奏章送到朝廷后，皇帝每次都要召集群臣讨论。经过几次讨论.汉宣帝终于批准了他的屯田之策。
这时，许延寿和辛武贤仍然主张进击羌人，宣帝也予以批准，两策并用，命许、辛和中郎将赵印会师进剿。结果，许延寿收降羌人四千多名，辛武贤斩杀二千，赵印斩杀，收降二千多人，唯有赵充国兵不出营而收降五千多人。于是赵充国又上奏章说：“羌人约有五万军兵，已经斩首七千六百级，投降三万一千二百人，淹于湟水和饥饿而死的也有五六千人，现在逃跑的四千兵马，况且罕羌首领表示，要杀死先零羌的首领杨玉，于是请求回军。宣帝答应后，赵充国于神爵二年(前60年)“振旅而还”。当年秋天，先零羌首领杨玉果然被部下杀死，其部属四千多人全部归降汉军。
孙子兵法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是孙子认为的用兵的最高境界，不仅他本人没有实现过，纵观世界军事史，也只有本文的主人公近似的达到这种境界，本人现以探讨和批判的态度来分析这个观点，有不妥之处，还望大虾指点。
首先我们来看赵充国是如何达到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的的。
第一个条件，是由汉朝与羌人的国力差距，早在赵充国前往平羌之前，他就说：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灭亡不久，愿陛下以属老臣，勿以为忧。在战略的高度，赵充国就认为汉朝是必然会取得胜利的，采用何种军事策略不同的只在于军事力量使用多少的代价。
第二点，是羌人在军事上的失策，赵充国在通过四望狭后感叹道：“吾知羌虏不能为兵矣。使虏发数千人守杜四望狭中，兵岂得入哉！”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点不是客观条件。
第三点，是羌人内部本身就存在矛盾，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是羌人的致命伤，在前去平羌前，赵充国就分析道：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一也。这种内部不统一的条件使赵充国后来的分化瓦解策略成为可能。
第四点，是赵充国所率领的军队有足够的威慑力量以致能在某种条件下仅仅通过军事机动就能迫使敌人放弃自己的目的。在先零的军事势力受到不小的削弱后，在赵充国率领军队进攻他们的地区时， 他们猝不及防，望风而逃，丢下了大量辎重，从而失去大量的生活必需品，为后来的降伏羌人作了充分的准备。赵充国的万人留田的策略能够搜趣网起作用也是因为“从今尽三月，虏马赢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种中，远涉河山而来为寇。又见屯田之士精兵万人，终不敢复将其累重还归故地”，赵充国能推测出羌人在整个冬天的力量将持续削弱，已无力反攻，在利弊权衡中，将更倾向投降。
在赵充国整个平羌过程中，实际上的战斗几乎没有，仅在进军先零的营地时出现过“先零羌淹死数百人、被杀和投降汉军有五百人”的极小规模的战斗，后来许延寿和辛武贤以及赵印的战斗并非出自赵充国的本意，而且从整个战果来看，羌人投降的比例高达（31000+4000）/500000=70%，非战斗减员达6000/500000=12%，如果不是许延寿和辛武贤等人力求进攻，赵充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可能性是非常之高的。如果说后人对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具有不同的理解的话,那么这个战例就很好的向我们解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不战是什么意思,即军队不经过实际的战斗而作为一种威慑力量的使用.
在克劳塞维茨的经典著作《战争论》中，他提到：有些仁慈的人可能很容易认为,一定会有一种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伤亡就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或者打垮敌人,并且认为这是军事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这种看法不管多么美妙,却是一种必须消除的错误思想,因为在象战争这样危险的事情中,从仁慈产生的这种错误思想正是最为有害的。关于这个观点，他的理由是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方不同样做的时候,就必然会取得优势。这个观点是不是针对孙子的，我一直比较怀疑，如果说克劳塞维茨这个观点是专门针对孙子的全胜思想的，那么首先孙子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并非仁慈的想法，而是出于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战争的残酷与暴力性《孙子兵法》中多处有描叙，就不用我一一举例了吧。而且克劳塞维茨认为这种做法不成立的条件是：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方不同样做的时候,就必然会取得优势。然而这种条件并不是到处都成立的，他显然是高估了敌人的抵抗意志。在平羌中，赵充国就谈到：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
不仅如此，即使是在《战争论》作者也多少流露出一些不战的思想：
在第一篇第二章：战争中的目的和手段：
但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只要估计-下就能衡量出力量的强弱。这时战斗也就不会发生了，力量较弱的一方会立即让步。
既然战斗的目的并不始终都是消灭参加战斗的军队，既然不必经过实际的战斗，只要部署了战斗并通过，由此形成的态势，就往往可以达到战斗的目的，那么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在整个战争中活动很频繁，而实际的战斗却没有起显著的作用。
战史中有数以百计的战例可以证明这一点。至于说在这些战例中有多少是采用这种不流血的方法而作对了，也就是说并不自相矛盾，以及因此而赢得的声誉有哪些是经得起批判的，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因为我们只想指出这样的战争过程是可能存在的。
在第二篇第一章军事艺术的区分：
既然行军是战略用来部署战斗(战略的有效要素)的手段，既然在战略上只考虑战斗的结果而不考虑战斗的实际过程，那么，人们在研究中经常见到有人用行军这个手段来替换战斗这个有效要素的情况也就不奇怪了。例如，人们常说决定性的巧妙的行军，指的却是行军所导致的战斗。这种概念的替换是很自然的，表述的简化也是可取的，因此不必加以反对，但这终究只是概念的替换，我们必须记住它原来的意思，否则就会产生错误。
认为战略行动可以不取决于战术结果，就是这样的错误。有人进行了行军和机动，不经战斗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于是得出结论说，有一种不必通过战斗也能战胜敌人的手段。这种错误的全部严重后果，我们在以后才能指出。
第三篇战略概论第一章战略:
如果派遣一支部队去截断逃跑的敌人的退路，而敌人没有战斗就投降了，那么正是我们派去的这支部队准备进行战斗，才使敌人作出了这个决定。
如果我军某部占领了敌人一个没有设防的地区，从而剥夺了敌人作为补充用的大批力量，那么，我军所以能够占有这个地区，只是因为我们派去的部队已经使敌人看到:如果他要夺回这个地区，我军就要同他进行战斗。
在上述两种场合，战斗只是有发生的可能，就已经产生了效果，因而这种可能性就成为实际的东西。假定在这两种场合敌人以优势兵力抗击我军，迫使我军不经过战斗就放弃自己的目的，那么，纵然我们没有达到目的，但我们原定在这里进行的战斗，仍然不是没有效果的，因为它把敌人的兵力吸引来了。即使整个行动是失利的，我们也不能说这个部署，这个可能发生的战斗是没有效果的，只是它的效果同一次失利的战斗的效果相似而已。
由此可见，消灭敌人军队和打垮敌人，只有通过战斗的效果才能实现，不管战斗已实际进行，或者仅仅是作了部署而敌人并未应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