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是禅语，究竟谁说的已经无从考证，原话好像是“凡墙皆是门”，后陈然的小说有一本也叫这名

人看到墙一定要去找门，认为只有门才可以通过。
其实一切阻碍都是心有牵绊。
放下执著，心无牵绊，
世间无墙，何处寻门？
墙即是门，门即是墙

人们喜欢给新出现的事和现象冠名，文学评论界也一样，就如“七十年代生作家”。当楼主，您好！很高兴回答您的问题，希望我的回答够帮助到您，纯手打，记得采纳哦然，这个命名标志的是作家在年龄上的相对一致，而我感觉这 一代的写作呈现一种文学的多元倾向，这体现在题材和个性化的写作方式上。李浩，你也是这一批作家里的一员，能说说这一代作家的成长及将会抵达一个什么样的 境界吗？ 李浩：在我看来，以代际来冠名有它的道理，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那个时代所共通的某种共性，特别是在接受上。但，我觉得，这样的冠名多少也意味了一种无 能，因为它只抓住了特别浅表的一个所谓“共性”而没有把握住特征，而命名的有效，应当是在对“特征”的把握上。你觉得呢？我不反对如此冠名，但我习惯上并 不用它。我愿意看到更多的“个人”，无论他是哪一个时代的，哪一个国度的，我愿意，把莎士比亚和君特•格拉斯，把布鲁诺•舒尔茨、莱辛和鲁迅、王小波一起 放置。它们在我的书架上可能是同一排。 至于这一代人在写作上的多元倾向，我觉得是好的，写作从来不应过于一致，写作更应当是用自己的方式让“自己”呈现，在这点上，我恰觉得，其实我们这一代人 做得还不够，很不够。如果非要按代际来分，说我们的问题的话，我觉得，我们（这里包括我，我的话都属于部分对自己的自省）这些人，和现实、现世贴得太近， 文学理想的普遍缺失，思考深度不够，和生活过于和解，冒险意识普遍较弱……它的确是存在的。而我们的媚俗心，和“八零后”比较未必会弱。我很希望这一代 人，包括还在写着的“五零后”“六零后”，还有“八零后”，能写出让我惊异的、对我的审美构成溢出的作品，能写出丰富复杂、让人沉思、值得反复阅读的书， 它有，但是太少了，太少了。我想以后在一个所谓的市场条件下，这种文本可能更为稀缺。 我很难说一代人会如何，能够如何，我大约只能看到大家已经做到了如何，从这个“如何”中展开我的个人预期。我觉得，这一代人之中肯定会出非常不错的大作家 的，如果机缘合适，而自己又有足够的清醒，能出影响世界文学的作家也不一定。对于展望，说实话我并不乐观，我对整个世界的文学也不够乐观。人类在浅薄化、 物欲化，娱乐致死，这大约并不是一件好事，起码对文学如此。我只期待于个人，期待有新质的东西在我面前呈现。 张鸿：你作品中的人物都没有具体细节的描写，比如外貌、性格，这使得他们有一种典型性的同时有着更广泛的普遍性，《失败之书》的哥哥，《乡村诗人札记》中的父亲，《如归旅店》的父亲、母亲及哥哥。我读后反倒感觉这种写法成为了你的作品的一大特色，你是有意而为之？ 李浩：你真是明眼人啊，是的，我是有意为之的，如果可以，我甚至想抹去它所存在的“民族特征”（现在，我多少倾向于对民族特征的 强化了，当然，前提是，我要表达的依然是普遍的，人性中的共有，所谓民族特征是着附在这个普遍性的身体上的）。为什么如此？这是缘于我对文学的理解，或者 说，是一种个人强调。对我来说，一个完全个体的差异，他有无六指，长不长黑痣都不值得我对重视，对那种“特征突出的个体”（也即所谓的典型性）的发现和展 示可以由其他作家来做，他们可以以此发展他们的故事，但，那不是我所要的，我要做的。我要写下的，我所醉心的，是人类的共性，被掩藏在我们日常和隐秘中的 人性（你看鲁迅的“阿Q”，他如果写下的只是一个个体，而没有对中国人的集体指涉，当然依然是好小说，但可能不会让我那么醉心。我喜欢在人物背后的丰富寓 意，这种喜欢甚至达到了小小的偏执）。所以，我希望，我所写下的，既是这一个，又不是独独的“这一个”，或者说，我尽可能地弱化“这一个”的色彩而强化那 种共性成分，它造成的后果就是，我的小说没有一般小说的波澜曲折，一般小说的故事丰溢，这自然会阻挡一部分的读者在外面。我清楚我所要的，我也必须承担我 的想要所带来的全部后果。 在最初写作的时候，我忘了是看谁的一本书了，他谈到一种“未完成美学”，这对我的启发很大，我觉得，好的小说，应当最大可能地调动阅读者的智力参与，你得 给他留下空间，你要做的，只是标出路标，指向可能的路径（当然，这个可能也许是作家的欺骗）。则臣反复谈过好像是汪曾祺先生的一句话吧，“有话则短，无话 则长”——我个人的理解是，别人能做到的，你在别的小说中能读出的，你可用你的经验对它进行补充的，我尽可能略。而别人做不到的，别的小说中大概还没有的 或者还稀薄的，我则要多说几句。我希望能在故事行进的过程中做到“间离”，不希望我的读者被故事的奇异、新颖或古怪所吸引，我希望在我小说里吸引他的是另 外的那些。相对而言，我更愿意安排一种惯常的、常态化的故事，先减少阅读者对故事起伏和如何结局的期待，然后用思和文字的力量将他在阅读中抓住。所以你 看，我的小说，除了缺少外貌描写，个人典型性的“表征”，还缺少景色描写——哈，它也是我有意的忽略，我虽然知道它能给小说带来什么，但，我觉得我们时代 的其他作家，或者在我之前的前辈们都做得够好了，够多了，我还是把心思往别处用一下吧。 张鸿：上次你来广东，我们谈到了“常识”。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常识湮没的年代，人人都知道常识，人人却又忘记常识，或者将常识人为地虚幻化。但常 常正常的事情需要以一种非正常的方式来做，表达常识需要勇气和智慧，而接受常识更需要一种集体的胸襟和宽容。当时你说，你想要的，是通过我们的对话，给文 学以某种的正名，恢复文学应有的常识性？那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达到我们理想中的状态？被抛弃的文学常识有哪些？ 李浩：记得李敬泽在一个讲座中谈到，他说，我们现在，不得不在常识上反复纠缠，其实我们应当做些更有益的、更靠前沿的事。当时对我的触动真的很大。仔细想 一想，还真是。我们，至于是我，觉得自己很多的时候只是将常识重新审明。我的所有言谈，其实都在文学的常识之内，真的，在这点上，我觉得自己毫无创见。前 段日子和朋友交谈，她提到，米兰•DInvApAst;昆德拉在她看来是小说的立法者，我也有大致相同的看法。我在他那本《小说的智慧》的书中很受益，哈，也显得很受害啊。 常识未明，一个原因是有意遮蔽，另一原因则是出于惰性，第三点，是媚俗，所谓的市场考虑；第四，则是一种无知的傲慢。我见过不少所谓的学者，大学生，编 辑，或者小有名气的作家，他们太多人喜欢在“理解之前做出判断”，不肯俯身学习，却以为自己掌握着人类的至少是文学的全部真理。还有一点儿，有些人（这样 的人不是少数），他们向文学要的仅是成功，是世俗的、眼下的影响，要的是红裙和红包，这里面有部分人是懂些文学的，但，他们只有将水弄混才可能在这潭水中 得鱼。于是…… 所谓未明的常识，在我看来很多，譬如我们习惯上对“现实”，“现实主义”，“经验”和“时代性”的强调与窄化。在这些词上，我们容易画地为牢，把外边广阔 的空间自我舍弃，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学卖国主义”。现实，并非仅是当下生活的镜像，它还包括内心的现实，天马行空的思绪和幻想，从这点上，现实主义真的 是“无边”的，甚至，内心真实较之外在真实更逼近于我理解的“真实”；谈及“经验”我们似乎只关注于日常生活中那些，经历中得到的那些，而阅读和思考中得 来的那些受到了可怕的漠视；所谓“时代性”，在我看来是一个写作者身上不可避免的胎记，而文学是需要部分摆脱时代性困囿的，优秀的作品在哪个时代都显得“ 异质”……文学是一门艺术，它是常识。可我们是将文学作品当作一件艺术品来要求打量的么？我们是否是更应强调它的艺术质地？ “从怎么写到写什么”，它的本意大约是强调应加强对问题的思考而不仅是迷恋技术……说实话，我不认为谁能掌握严格剖开技术与内容的解剖学。在我看来，技术 与内容之间是互为表里的，密不可分的，你试着抽掉卡尔维诺的叙事技巧，试着抽掉君特•格拉斯的叙事技巧，看他们还剩下什么。至少，文学的魅力会全然丧失。 纳博科夫用一种带偏见的方式说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空洞的思想是一腔废话，而风格和结构才是一篇作品的精华”。中国画强调“随类赋形”，也就是说， 思想或问题的表达必然会影响到技术的运用——从这点上讲，艺术形式的探索应当是贯穿写作者一生的，言说方式一直是他要面对的问题。作家的立场。 我不止一次听过这样的要求，其实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是不强调立场的，“政治正确”无法保证文学的有效，如果非要作家有一个立场的话，他也应当站在人类一边 ——和黑人白人，欧洲人拉美人亚洲人站在一起。在经典的文学那里，它们提出的问题是整个人类所面对的问题，“活着还是死去”是针对全人类说的，“我从哪里 来，我是谁？我到哪里去？”这样的提问也是普世性的。好的小说，它需要悲悯的不只针对穷人也针对富人，不只针对卖炭翁也针对外表强大的帝王。 “要写中国化的小说”——当年博尔赫斯也曾受到这类的非议。他还专门写了篇《阿根廷作家和传统》的文字为自己辩解。他说，许多被称为阿根廷传统经典的文学 并不是最具备阿根廷本土地域特点的，正是这些有着“溢出”的作品反而丰富了阿根廷的，高乔的传统。是的，按照这种自我窄化的逻辑，莎士比亚是不应写爱尔兰 故事的，因为他是英格兰人；意大利的卡尔维诺也不应写《看不见的城市》，因为那里出现了中国皇帝；卡夫卡不能写《美国》，也不能写《中国长城建造 时》，……《红楼梦》并不像当时的传统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也和中国传统小说有巨大差异，强调所谓“中国小说”“本土经验”的时候是否 应当将这些已成经典的作品也一并删除？ 实际上，一个作家写什么对什么感兴趣是由他个人心性所约定的，而不应当是人为规范的结果，要求写作的方式和所谓题材实际是对艺术的践踏和漠视。无论他用哪 一种方式写下，无论他写下的是哪一个地域的故事，优秀的作品都会汇入到本民族的经典之中，成为传统的部分。“我被这部分作品深深打动了流下了泪水”——简 单的情感打动并不属于文学品质的固有指标，它不标明一篇作品的优秀——这应当是常识。写小说不等于写故事，是常识吧，可似乎越来越多的作家明知故犯；小说 不单纯负载道德的评判，不充当真理代言人的角色，这是常识吧，有众多的评论家却非要“将鞍子套到头上来”（王小波语），要小说家歌颂真善美，要小说家负载 非文学非艺术使命，要小说家如何“代言”…… 张鸿：从一个女性文学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我欣赏的是文学作品中那种男性的视角，从容、大气、智慧、哲思，当然会有一些小小的机智巧妙，及个人的色彩 在里边。但我所了解的国内的这样的男性作家不多，有，但不多。也许我过于偏狭，但“好的作家一定是个思想家”（张炜）。你认为呢？而诗人多多也说过：“思 想，是弱的，而思想者，是那更弱的。”他们的话矛盾吗？ 李浩：在我的阅读中，我可从来不分男作家、女作家，在我背后的神中，有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玛格丽特•杜拉斯、普拉斯、莱辛等人的位置，我将她们放在和那 些男作家并齐的位置上，打量她们的文学，用的也是基本同样的眼光。没有谁会因为她是女性而遭受苛责，当然也不会有谁因为她是女性而得到更多宽容。在我这 里，所谓“中国作家”和“西方作家”的区分也不太存在，我只愿意看到好的作品，我会把我的赞叹给予它，无论它是谁写下的。 “好的作家一定是个思想家”，对。这是常识。这是一个显见的常识，尽管它受到了某种忽视甚至诋毁。但常识在那儿，我们看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这个常识就明 确而坚固地在那里。至于多多说“思想，是弱的，思想者，是那更弱的”，应当说也是这样的常识，一种思想如果成为一种权力甚至具有了霸权性的话那它就值得怀 疑和警惕了。他们俩人的说法没有矛盾，在我看来甚至是一种统一。 作家对生活，对世俗，对人类的影响是弱的，一直是弱的，卡夫卡写下的人类境遇并没有因为他的写下而有大的改变，而贝克特，品钦，埃梅，布莱希特……这些名 字，只是为人类的内心，为人类的幽暗境遇加入了些许的微光而已。但，我们不能因为它的微小而对它过于忽略，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症：我们期待它成为太阳 一样的强光，它达不到，我们就转向对它忽视甚至绝望……（我们对文学的要求是否也过于功利了些？包括，对思想的要求。我们也得明白，“小说家并不奢谈他的 思想”）这些文学的，文化的，文明的因子会慢慢渗入到人类的进程中，细胞里，虽然这一过程肉眼肯定看不见。何况，文学文化的无用之用也不应忽视，它应当得 到重审，一次一次。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艰晦的，但，对一部分期冀智力搏弈的人来说，却能体味其中蕴含的美和妙。哈，我得承认，我读不懂维特根斯坦，我 更多对他的生活和趣味感兴趣。他说，他在临终前说，我想告诉人们，告诉上帝，我从事了一项我喜欢的工作，它对我有意义。哈，文学，有时也得这样想：我写 作，它对我有意义。它是，首先是对自我的表达，是自我对世界的认知。进而，它也关于整个人类。 张鸿搜趣网：在去年我与王棵的访谈中，我们谈到了“艺术野心”这个词，我就已经感觉到了他的那种“野心”的存在。你俩相比，我感觉王棵很“温柔”，因为你对我说过：“男作家，更应当有世界野心的。”你为你的野心所设定的目标是什么？ 李浩：王棵比我聪明，他不会像我这样张狂。但我一向不惮袒露自己的野心，为此也遭受过不少的嘲笑。他们的嘲笑有道理，是的，我没有做到我想要的，我还有很 大的距离，但，我一直是在向这个目标努力的，有时，觉得自己都有点儿“岳不群”。我的野心，还是用原来的回答继续这个回答吧：在一个群贤毕至、牛人云集的 会上，我谈到我的野心，我说，现在大家谈到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我很想兴奋地告诉你，他们是我的老师。我希望有一天，大家再谈起他们，我有 些平静，那是我的哥们儿。哈，我想做，影响作家写作的作家。这个影响，我也不希望我仅限于中国，虽然我对外文一无所知。米兰•昆德拉说，一个作家，如果他 的写作只能被本民族所理解，那他是有罪的：因为他造成了这个民族的短视。我觉得他有道理。 我说他们是我老师，大家可以理解；我说他们是我哥们儿，大家觉得我过于狂妄。哈。我承认。但，我说是我哥们儿的时候，不只是希望我的名气如何，我希望能获 得那样的名声，但，它对文学来说，不重要。我希望的是，我有能力和勇气和他们进行平等的、隐秘的、坦诚的交流，我希望我有能力和他们在文学、思想上进行对 话，交锋，对抗和相互理解，我希望，如果跻身在他们之间，我的说出让他们也不能漠视，而不仅仅是出于礼貌。博尔赫斯在一首诗和一则访谈中都这样提到，“天 堂，应当是一座图书馆的模样”。哈，这也是我的天堂。在这座图书馆里，我愿意用我的心，用我的力，用我的全部智慧和才情，和那些我敬仰的文字进行平等交 流，可能，也会有小小的争论，面红耳赤一下。 这个野心，其实比获得什么什么奖，比有怎么样的名声的野心更大，我承认。 张鸿：鲁迅文学奖、庄重文学奖，无数的写作人对此寄予无限的热望，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作品之外的因素存在。但你得到了？为什么是你？又改变了你的什么？文学给了你什么？ 李浩：我的得奖是个意外，对我来说，我很感谢那些给予我鼓励和帮助的老师、评委和朋友，真的很感谢。对于文学，我一直有种感恩，我觉得，我给予文学的很 少，而文学却给予我很多了。至于作品之外的因素，哈，我不知道是什么，你的所指，但就我而言，我没有在作品之外加入任何其它因素。我可以非常坦荡并负责任 地声明，鲁迅文学奖我得的是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组的十一个评委，我一个都不认识。要说“不认识”也显得假，我认识李存葆，汪守德，但这个认识是，我参加 过某个一百多人的会议，他们在台上讲完就走了，我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和样子，他们却没看我一眼。 陈建功、何建明是在领取鲁奖和召开青创会的时候认识的，后来再去北京参加个会议，我和陈建功老师打招呼，他又不认识我了。哈哈。我也挺满意这种状态，我也愿意在我心里不露声色地对帮助我的人表达感激。 为什么是我？我还真不知道。我说过，我得奖，大约证明，天上不光能掉馅饼，还有可能掉下林妹妹。那么，我似乎也可以身说法，标明它的某种公正…… 得奖，改变了我生活中的一些，譬如，我得到一些刊物的重视了，我的稿子大家也看一两眼了，我的文学观点也有了更多的表达机会……哈，不过，文学和得奖之 间，不应当存在什么改变的关系，我不会为得奖而改变我的写作方向，那更不会因为得奖而改变了，你说是吧？文学，是文学，而不是文学场，更不是成功学。文 学，有一个恒定的目标和高度在那里，它值得一生去追寻，我只要奔向它就是了。不过，得奖，多少可能会免除一些吃不上饭的忧虑，让我更安心地想文学内部的事 儿。我想，在如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的写作可能会重新遭到漠视，可能有些作品依然发不出来，对此我有心理上的准备，虽然小有不甘。 张鸿：你曾告诉过我，卡夫卡、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对你的影响极大，你用了一个词“背后的神灵”，那你详细说说，他们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二十年前，这些大师也广泛地影响当时的还很年轻的作家，如今他们已经步入中年，你觉得这些大师对你和他们的影响有何不同？ 李浩：我想先说他们共同的影响，然后再分开去说。一是，他们告诉我，文学DInvApAst是“个人”对世界的打量，它承载着对时间，命运，哲思，生活，存在之谜的勘探，承 载着对人性细微和世界之阔的勘探；二是，他们告诉我，凡墙皆是门，文学有着一种天生的自由，好的文学，往往在惯常认定“此路不通”的地方延展出了自己的枝 繁叶茂。写作，应当探寻它无限的可能性，从而建立起只有小说能提供的，建立起属于个人的声音。三是，他们的小说，是在道德悬置的地方生出的，它们的声音都 不是强势的，也正如多多的那句诗，思想，是弱的，在他们的小说中你可以读出思想的忐忑，摇摆，无助，面对的痛苦……第四点，他们让我领略着艺术的美妙。从 形式到思想。我喜欢，美妙的“汉语”。 卡夫卡的小说给我的教益很多，我无法一一说全，如果归纳，我想一是看世界的眼光，我透过他的眼看见的是我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对我构成笼罩；二是将人 性中一直被忽略、掩藏下的点的发现，它本来很轻，本来很细，但在卡夫卡的显微术和放大术里，它长大了，样子就像一条庞大的恐龙……哈，米兰•昆德拉所提到 的“卡夫卡式”，对我影响也是很大的，后来我喜欢布鲁诺•舒尔茨大约也和卡夫卡的存在有关。同时，卡夫卡至少告诉我，梦和现实可以是一体的，粘着的，同 时，表达梦的文学未必需要幻美，文学的“彼岸性”未必需要以“牺牲”你对此世的真切认知为代价。意塔洛•卡尔维诺，他的启示是：一种在我看来滞后的旧形式 （线形的、故事套盒式的故事结构）同样可包含和容纳无尽的现代性；写下理想、梦和幻想的书可用童话的方式来完成，思考之重未必就是文字之重；再就是，后来 的卡尔维诺，所做的只是和自己的智力进行博弈，他不再对所谓的人类说话，哈，这也是我的文学理想啊。博尔赫斯所给我的，不只是形式，不只是什么叙事圈套 （这是技，不是本和源），而更是：他竟然可用小说的方式来说在日常生活逻辑之外的玄思、哲学，在他之前，这种玄思和哲学可能无法进入到文学，它是另外学科 里的东西。如果不是他的存在，这些你可能真的无法想象。在一篇小文中，我谈到，“我相信有许多人在抱着一种‘先期热情’去阅读博尔赫斯的，但他们最初会有 我一样的不适：他的小说不是我们惯常以为的样子，我们依据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搜趣网经典阅读所建立的审美和认知体系（假如确有这一体系的话），在面对他的写作 的时候近乎全然失效，博尔赫斯溢出了我们旧有的审美，溢出了我们习惯认为的‘小说的样子’。他的小说带有某种的‘灾变性’——在他之前，我们很难想象玄思 会成为‘小说的’，并且是核心，持续的核心。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为我们发现并展示了这种可能。”——这是我醉心于他的原因之一。当然，我背后的神 灵还有很多，至少有三百位吧，也不只是小说家，也有哲学家、画家、社会学家……他们一起丰富了我对文学和世界的理解与想象，丰富了我的审美，丰富了我的生 命与生活。哈，现在，我致力于将他们变成“我自己”。 张鸿：评论界把你定位成了“先锋作家”，按先锋文学的那些特征来衡量，我看还是有一些相异的。你如何看你的“前辈”？中国的“先锋文学”与外国文学有没有什么渊源或传承？ 李浩：我绝不反对将我看成是什么“先锋作家”，当然我也不期待从这一标识当中赚取什么好处，在鲁奖的获奖感言中我也说，这个奖，三分之一是幸运，三分之一 是奖励给日渐式微的先锋文学，最后的三分之一，才是给我那篇小说的。在我或者许多的“我”看来，文学本身就具备天然的先锋性，因为创新，因为探索，因为冒 险。你不能总写那些跟在小说之后、跟着大众的思考和理解之后的所谓小说，因为它不能给文学增添新质，而这点儿，这个“新质”，是文学存在的首要理由。你可 以选用最古老的形式、最古老的讲述方式来写小说，但，那个“新质”必须存在，成为一个硬核儿。我们把“先锋文学”只理解成是“形式探索”是非常片面的，尽 管它相当需要形式探索，并且是显著的特征。你说我与“先锋文学”的相异，我也绝对认同，前提是你把前面已有的“先锋文学”看成是一个固态的、不再延展的文 本样式。我的相异出自于一种自觉，我必须在前面已有的基础上继续冒险和前行，写作，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在我看来不应当具有“趋光性”，它要在有光的地方叉 开，向着暗处试探……我希望，我最终的写作，能摆脱所有旧有的（包括我背后神灵的）一切规约，成为“林外的树”，显现出独特来。李敬泽说我，你李浩觉得自 己是个野兽，其实你已经是家畜了——我已经在不同的场合引用他的这句话了，我觉得，这是对我的棒喝，说明我在冒险上，前行上依然不够。重提这句话，我是让 自己能够记住。 如何看待我的“前辈”？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我文学的老师和“父亲”，我承认，我在余华、杨争光、苏童、格非、孙甘露、莫言、北岛、顾城、海子、欧阳江 河、杨炼等人那里学到了很多，特别是余华，他漂亮的随笔教会我如何认识和识别小说的美，文字的美。没有他们而有我，这不可想象。我一直对他们报有敬意。这 个名单其实可以无限地列举下去。后来，我也在阿来，王小波，王小妮，路也，蒋韵，包括像则臣、吴玄、苏瓷瓷、李亚等人那里得到许多，这个名单里，有七零后 也有八零后。我觉得一个作家，应当尽可能地敞开，去学习、体味他人的好和妙，然后用自己的方式方法改造它，让它滋养你的成长。吃了羊肉未必会长成羊，那样 的担心是不必要的。www.souquanme.com可是，这一常识，在我们许多作家、批评家那里却屡遭悖反，真不知道他们脑子怎么长的。 至于先锋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关系，我觉得是一种脉承，是一种“接轨”，关于这点儿我们在八十年代已经说得很多了，已经是常识，只要回头翻翻旧书就够了。在文 学文化上，我觉得最好的处理方式应当是鲁迅的“拿来主义”，无论是谁的，无论它出自哪里，只要是好的，于我有用的，我就拿来，我就把它当成是滋养。布鲁姆 在他《影响的焦虑》中引用了歌德的一句话，难道一位诗人的所有前驱和同时代人的成就不应该属于他么？当他发现前面有花朵时为什么要畏缩不前而不去采撷呢？ 只有把他人的财富拿来为我所用，我们才能创造出一点伟大的成就来。——何况，这个拿来并不造成他人财富的减少，反而可能是种增加。 我想，任何一个有理性、有审美的人也能够了解，叙事文学的主根脉在欧洲，他们发展得相当完备，真的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在这点上，我觉得我们更应向拉美的 作家学习：他们学到了欧洲现代的叙事经验，然后把这一经验加以发挥改造，来书写那一隅的独特和丰厚，这才有了拉美的“文学爆炸”，这才有了对欧洲文学的反 哺。我多希望，中国文学，或者加上日本、土耳其、韩国和泰国，我们在遵守 “世界文学公约”的前提下实现对西方文学的反哺……至少，我们应当这样致力。我还得重复米兰昆德拉的那句话，一个作家，如果只书写他本民族的人才能理解的 东西，那他是有罪的，因为他造成了这一民族的短视。这是常识。哈。如果在这一前提下打量我们的文学…… 我承认我从来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