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 ”的意思是因此，天资聪明和敏捷，虽然可靠却也是不可靠的。

 【原文】

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也。

 【释义】

四川距离南海，不知道有几千里路，富和尚不能到达可是穷和尚到达了。一个人立志求学，难道还不如四川边境的那个穷和尚吗？因此，聪明与敏捷，可以依靠但也不可以依靠；自己依靠着聪明与敏捷而不努力学习的人，是自己毁了自己。愚笨和平庸，可以限制又不可以限制；不被自己的愚笨平庸所局限而努力不倦地学习的人，是靠自己努力学成的。

扩展资料

文章着重论述做学问的道理，指出人的天赋才资并非决定学业有否成就的条件，只有通过主观努力，才能有所成就。先讲为学的难与易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可相互转化，转化的条件在于人的主观努力：“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平庸与聪明的关系也可转化，如孔子的学说却由天赋不高的学生曾参相传。接着讲了四川边境贫富两僧想去南海的故事，富者一直想雇船而不能实现，贫者苦行一年而返，说明天下无难事，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点出立志为学这一中心命题。结尾指出，自恃聪明而不学者必败，愚庸者能勤奋学习则必有成就。全篇采用以虚带实，就实论虚的写法，两僧对比，例证生动，观点鲜明。

原文

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也】。

译文

位于西边的四川距离南海，不知道有几千里远。富有的和尚不能前往，贫穷的和尚却可以到达。人立志，难道还比不上四川偏远地方的僧人吗？

因此，天资聪明和敏捷， 可以依仗但又不可以依仗；自己仗着聪明与敏捷而不努力学习的人，那就是自毁前程的人。愚笨和平庸，可搜趣网以规限但又不可以规限；【不被自己的愚笨平庸所局限而努力孜孜不倦地学习的人， 是靠自己的努力学成的】。

从结构上看是判断句式，“自恃其聪与敏而力学不倦者”是主语部分，“自力者”是谓语部分。

原文：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吾资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学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与庸也。吾资之聪，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弃而不用，其与昏与庸无以异也。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然则昏庸聪敏之用，岂有常哉！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
富者曰：\"子何恃而往？\"     曰：\"吾一瓶一钵足矣。\"

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     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 。富者有惭色。

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也。

白话译文：

天下的事情有困难和容易的(区别)吗？努力去做这件事，那么困难的事也变得容易了。不做这件事，那么容易的事也变得困难了。人们做学问有困难与容易的(区别)吗？（只要）去学，那么难的学问也变得容易了；（如果）不学，那么容易的学问也变得困难了。

我天资愚笨，赶不上别人；我才能平庸，赶不上别人。我每天不停地学习，长时间不懈怠，等到学成了，也就不知道自己是真的愚笨还是真的平庸了。我天资聪明，超过别人；我才思敏捷，超过别人。如果摒弃而不用，那跟愚笨和平庸的人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孔子的学问最终是靠不怎么聪明的曾参传下来的。既然这样，那么愚笨平庸，聪明敏捷的功用，难道是永远不变的吗？四川的边境有两个和尚，其中一个贫穷，一个富有。穷和尚 

对富和尚说：“我想要去南海，怎么样？”富和尚说：“你凭借什么前往（南海）？”穷和尚说：“我只要带一个瓶子和一个饭钵就足够了。”

富和尚说：“我几年来（一直）想要雇船南下，还没能够去成呢，你凭借什么前往（南海）？” 到了第二年，穷和尚从南海回来，把这件事告诉了富和尚。富和尚脸上露出了惭愧的表情。

四川距离南海，不知道有几千里的路，富和尚不能到南海，而穷和尚到了。人们立志求学，难道还不如四川边境的那个穷和尚吗？因此聪明 与有才学，可以依赖而又不可以依赖；（那些）自以为聪明，有才学但并不学习的人，是自己毁了自己。

昏庸与愚钝，可以限制而又不可以限制；（那些）自己不受昏庸限制而用心学习、不倦怠的人,是靠自己努力学成的。

此文出自清朝彭端淑《白鹤堂文集》

写作背景：

《白鹤堂文集》是由彭端淑（清朝）所写。雍正四年（1726年），彭端淑考中举人；雍正十一年又考中进士，进入仕途，任吏部主事，迁本部员外郎、郎中。乾隆十二年（1747年），彭端淑充顺天（今北京）乡试同考官。

乾隆二十年出任广东肇罗道署察史。当时的肇罗道为“三江要口．五州之屏藩重地”，可见朝廷对他的器重和信任。他一到任，即以“清植’，二字自励，于是上行下效，吏民称便。他身为朝廷命官节制重镇。

但出行议事，巡视察访，却轻衣减从，杜绝了那种前呼后拥、鸣锣清道的排场；并严禁“迎送馈” 违者严惩，深为“吏民称歌”。特别是对那些才识具茂之士，他更亲自考核，不拘一格地量才录用，“成就甚众”；

而对于民事纠纷，刑律诉讼，则“务更正，使之相安”。由于他比较能广接视听，了解民瘼，依据案情，权衡事理，循律论断，旬月之间便弄清了肇罗道所属州县陈积老案三千余件，由是声威大振，朝廷大吏“深相倚重”。

彭端淑在广东做官约六七年光景，这是他一生仕途生活中最为显赫的时期。

作者简介：

彭端淑（约1699一约1779年），字乐斋，号仪一，清代四川丹棱人。他是清代四川的著名文学家，与李调元、张问陶并称清代四川三才子。

彭端淑从小聪慧颖异，十岁即能文。他与弟彭肇诛、彭遵泅于紫云山下“相为师友”，同窗苦读达六年之久。他后来的成就并不是靠先天的才气，而主要是得力于后天的踏实勤学。

他bMNjwo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为学一首示子侄》，说四川有一穷一富两个和尚，穷和尚对富和尚说：“我想到南海朝圣。”富和尚问：“你凭什么前去？”穷和尚回答说：“我带一瓶一钵就够了。”

富和尚说：“几年来我想雇船去，还未能实现呢，你凭什么去得了！”第二年，穷和尚从南海回来，去告诉富和尚。

富和尚深感惭愧。这个故事，生动扼要地论述了做任何事情其难与易、主观与客观之间有着辩证的关系，特别强调它们是可以转化的，转化的条件就是人们主观上刻苦努力、顽强奋斗的精神。彭端淑正是从立志苦行的僧人那里，敏悟到具有普遍性的道理。

从而工苦力学。他说：“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