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登上相位，挂印理政后，把“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作为治国强齐的重要原则，并倾毕生精力建构起一个富民强国的政治思想体系。 （1）组织管理。一是创造了新的“国”“鄙”二轨制，推行了一套以家为本位的社会编制组织。管仲对周代的乡遂制度加以损益，通过“国分为三”、“鄙划为五”的办法，使全国建立起层层负责、分级管理、服从中央的体制，为推行中央集权政治奠定了组织基础。这种“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形势》）的社会编制组织，既能加强人们的同乡意识，同国意识，又能以宗法意识巩固社会的基本单位——家，以乡土意识维系国，从而达到安国之目的，保证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二是对民采取牧羊之策。牧羊之策的要点有二，一曰“分居”，二曰“定业”。所谓“分居”，就是士、农、工、商各自“群萃而州处……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官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所谓“定业”，就是“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士之子恒为士（《国语齐语》）。”职业父死子继，世代相传。管仲认为分居的好处有二，第一是防止“杂处”。民不杂处则言不咙，言不咙则事不易；民不杂处则不见异物，不见异物则不迁。事不易，民不迁则社会有序，社会有序则国安，国安方可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则国富，国富方可称霸。第二是便于教育。人们从小就从父母那里学到从事本职业的知识技能。管仲认为“定业”的主要功能是按照社会的分工和统治者的需要，借助政治的力量把每个社会成员按一定比例固定分配在社会各个部门，以便使社会这架大机器正常运转。 （2）选贤任能。管仲认为要想把国家治理好，人是重要的，有了人才可以治理国家、发展生产、创造未来。他一方面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治国者要把对人才的培养作为长远战略目标，统筹安排。因而，管仲规定了选贤的程序和原则，提出了“三选”制度。另一方面重视人才的标准。一要有“德”。“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牧民》）。”作为君主的“德”，就在于以国家社稷为重，行仁义之政。一般人的“德”，就是要树立“仁义”的道德规范。“仁”，就要“非其所欲，勿施于人”。即人所不欲不要强加于人。“义”就要对亲属孝悌慈惠，对君主恭敬忠信，对外公正有礼，对自己静心克制，对国家任公御敌。二要有“才”。“举长者可远见也；裁大者，众之所比也（《形势》）”。即有作为的人才，能够不固守古法，顺应时势，勇于创新。第三，重视对人才的正确使用，一是量才使用。“有闻道而好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国者,一国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天下之配也（《形势》）。”二是破格录用。卫国人宁戚，出身卑微，很有才学，未被人用，管仲就极力向桓公推荐，拜为大夫。三是排斥献媚取宠者。管仲向齐桓公指出，易牙杀子，开方背视，竖刁自宫，都是些居心叵测的人，万万不可亲近。 （3）法德并用。管仲认为法德在治理国家中有着不同的社会作用，二者可以并用、互补。法是治民一众的规范，行政施令的法宝。必须采用强制性手段“禁奸邪”、“禁淫止暴”、“治国使众”。德是统一人们思想行为，维持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要通过教化，因势利导，以化其恶，以养其德。因此，在法治方面，管仲强调做好立法、司法和守法三项工作。“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与法者民也（《任法》）。”意即君主立法后，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原封不动地推行到士农工商四民中去，使人们了解、执行。同时，还提出法律先行、法律公开、法律对等、执法以“公”、执法从严等多项主张，保证司法工作正常而有效地推行。在德教方面，提出“国有四维”、“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理论，并对其内容作了详细的阐述。这样，每个社会成员都能把法律的有关要求和道德规范的有关内容内化为个人的自觉行为和习惯，就会“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小匡》）。”这样，就能减少犯罪，形成有利于人君统治的社会风气，国家稳定也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2、善本起末的经济思想。 以粮食生产为本，多种经营,有节制地发展工商业，是管仲治国宏伟规划中的基本经济思想。 （1）以粮为本。管仲认识到，粮食既是人们生命的主宰，也是人君吸引民众的重要途径和成就大业的物质基础。“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国蓄》）。”人作为生命的有机体，维持自身生存及种族的繁衍是第一需要。有了粮食，人们就有生存的保障，社会就表现为相对稳定的状态。没有粮食，人们就会因饥馑而外流，社会就会出现动荡。如何发展粮食生产，管仲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办法。第一，坚持“务在四时，守在仓廪”（《牧民》）的基本原则。“务在四时”，就是指粮食生产的过程，必须遵循自然界变化的客观规律，不误农时，抓紧抓好不同季节的农事活动，尤其是春播与秋收。“守在仓廪”，是讲国家一定要把粮食收进来，并做好储藏工作，国家真正掌握对粮食的控制权。这“一务一守”，从动静两个重要环节把握住了粮食的生产。第二，推行具体可行的农业政策。一是采取“地均以实数”与“均地分力”的措施。“地均以实数”，就是国家对土地要加强管理，核正实际可耕地的土www.souquanme.com地数量，土地大小多少瘠沃等自然状况都要掌握好，然后，根据土质地利，进行适当折算。“地之不可食者，山之无木者，百而当一。涸泽，百而当一。地无草木者，百而当一。楚棘杂处，民不得入，百而当一（《乘马》）。”“均地分力”，就是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这样，地利就能充分利用，人力就能充分发挥。可见，“均地分力”是调动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好办法。二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服务于农业。在农忙季节，国家不让农民服徭役，也不要征兵打仗。管仲提出，在春耕大约二十五天时间里，让人们都回到地里劳动，国家发放贷款，支持播种。他强调，“四务”，即春、夏、秋、冬农业所需的东西，国家都要准备好。第三，“除五害，以水为始。”影响农业生产的水灾、旱灾、风雾雪霜、瘟疫、虫灾这五种灾害，“水最为大”，因此，“除五害，以水为始（《度地》）。”从而，把修筑防止水害工程作为国家建设的重点项目，建立起严密组织领导，制定了具体措施，进行经常性的水利工程建设，保搜趣网证粮食丰收。 （2）多种经营。管仲积极扶持副业生产，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广开财路，以求国家强盛，人民富裕。其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种植桑麻。桑麻是纺织业的原料来源，没有充足的蚕丝和上好的麻，就不可能纺织出锦、绣、绢帛。因此，管仲继承齐国种桑养蚕的历史传统，制定出具体政策，扶持桑麻种植及养蚕业的发展。规定在房宅左右要种植桑麻，支持妇女养蚕、纺织。传授土壤知识，指导种麻。每年阳春，养蚕能手给予奖励。采取这些措施，使齐国的养蚕业迅速发展。二是饲养六畜。管仲把养六畜纳入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给予充分重视。对六畜饲养实行保护鼓励政策，反对对饲养六畜征收赋税。规定：杂草丛生的洼地，不适合粮食生长，应作为饲养麋、鹿、牛、马的牧场。在春秋两季，把幼畜供应给百姓，把老畜杀掉卖出。同时，建立固定饲养场，设立负责记载牛羊繁育并查管牧养事务的官吏，若此官照料牛马没有折损死亡的，提升一级。这样有利地调动了人们养六畜的积极性，促进六畜兴旺。三是多种瓜蔬。蔬菜瓜果是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副食品。因此，管仲非常重视瓜菜生产。“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育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山权数》）。”四是植树造林。管仲对国家土壤性质、地势作出细致分析，提出了植树的基本要求，利用房前屋后种桑麻，城墙周围种荆棘，以固城防。大堤上错落种植灌木与杨柏树，保护堤坝。限制入山林砍伐时间，重视森林防火问题，奖励植树有功者。“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山权数》）。”五是发展渔业。管仲任政于齐，积极要求发展渔业生产。他提倡国家对沿海渔业进行统一管理，制定合适的征税政策，使生产与销售连为一体，大大提高渔业生产的效益和渔民的积极性。 （3）起末禁末。“末”即“末业”、“末事”或“末作”，可以简单理解为泛指手工业或商业。在管仲心中，粮食生产是国富的根本源泉，是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必须作为立国“本事”抓好，不能动摇。但是，当“工商竞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民趋利而耽农业时，就要提出“末产不禁，则野不辟”；当粟少国尚不富，为国富民强，则要求人们“禁末产，止奇巧而利农事”。这说明，“禁末”是有特定范围和前提条件的。这其中就包含着不是单纯“禁末”的问题，而是如何使“末业”不影响“本事”，协调好两个方面的关系这样一个深层的思想。管子认为，“商之于国，非用人也（《奢侈》）。”“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禁藏》）。”商人对于国家，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人。商人为获利，千里迢迢，不辞辛苦，调补余缺，若善于以利引导，可使其利国利民。但由于经商贱买贵卖，财多利大，往往会诱人弃农经商，使社会上出现“野与市争民”的矛盾。对此，需要运用国家行政手段，削减商贾之利，抑制其盲目发展。这种，采取因势利导、合理协调的方法，对经济的正常发展是必须和有益的。 3、爱民顺民的民本思想。 管仲把以百姓为本，作为立国、治国的根本要求，并使之与齐国现实社会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精辟而深刻的论述，并落实到具体的施政措施中去。 （1）顺民利民。顺民利民，就是指统治者施政立法应当顺民心，从民所欲。管仲指出“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臣下》）。”即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是由于人民这个根本才成为国家。民众既是社会的主体，想要争夺天下，必须争取民众的拥护；想要成就王业，必须从民欲，顺民心。他坚持“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闻，以天下之心虑”（《九守》）的政治原则。因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牧民》）。”这就是说政策法令的好坏，要以是否符合民心来衡量。管子认为，要做到顺应民心，从民所欲，一是在实践中了解民情，时刻注意关心民众的疾苦。“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来绝，我生育之（《牧民》）。”民众厌恶忧劳、贫贱、灾祸、死亡而喜欢安逸、富贵、稳定、生存。那么，国家在制定方针政策时，就应顺民众的这种心理要求。二是采取“予之为取”的政策。“予”是指统治者在政治、经济上对民众采取的一种宽惠的政策。“取”则是获得民众的支持，达到经济上富国、军事上兵强，政治上称霸的目的。他们根据人们好获利而恶夺取的普遍心理，采取一种“取之无形，予之有形”的隐蔽方法。“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然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国蓄》）。”这样，就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戴。 （2）爱民恤民。爱民恤民，就是指统治者要以民众为轴心，忧民众之所忧，急民众之所急。管仲提出了“兴德六策”和“九惠之教”。兴德六策即“匡其急”、“振其穷”、“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是指“养长老，慈孤幼，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即敬养老人，慈恤幼孤。救济鳏寡，关心疾病，吊慰祸丧。“振其穷”包括“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即给寒冷的人以衣服，给饥渴的人以饮食，救助贫陋，赈济破败人家，资助赤贫。“厚其生”是“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即开辟田野，建造住宅，讲究种植，劝勉士民，鼓励耕作，修缮房屋。“输之以财”是“发伏利，输滞积，修道途，变关市、慎将宿。”即开发潜在的财源，疏通滞积的特产，修筑道路，便利贸易，注意迎送往来。“遗之以利”是“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即疏浚积水，修通水沟，挖通回流浅滩，清除泥沙淤滞，打通河道堵塞，注意渡口桥梁。“宽其政”是“薄徵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即薄收租税，轻征捐赋，宽减刑罚，赦免罪犯，宽恕小过。“九惠之教”在《入国》中有详细的说明：“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设有“掌老”、“掌幼”、“掌孤”、“掌养疾”“掌媒”、“掌病”、“掌穷”、“掌困”、“掌绝”的官，深入百姓，随时了解实际情况，为百姓解决具体问题。实行了这些政策，使幼有所养，老有所终；孤残有助，鳏寡有居；贫困得济，烈士得祭，民众承蒙恩惠，无不喜悦，从之如流。 4、重德教民的社会伦理道德思想。 管仲继承和发展前人施政重德的思想传统，形成了以“守国之度，在饰四维”为核心的社会伦理道德思想。 （1）物质生活决定伦理道德。管仲的突出贡献，就在于自觉地意识到物质生活条件对伦理道德形成的决定作用，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著名命题。并对此从足民富国与伦理道德的密切关系上做出深刻论述。“衣食足，则侵争不生，怨怒无有，上下相亲，兵刃不用矣（《禁藏》）。”衣食对于人的生活来说是一日不可缺少的。人们首先在物质生活上有了一定的保障，才能对精神生活有新的追求。管仲在道德起源上，坚持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社会社会伦理道德的基本立场，为他的伦理观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对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的建立产生了深刻影响。 （2）伦理道德的社会作用。管仲不仅论述伦理道德形成的社会物质原因，而且，对伦理道德的社会作用也有深刻的理解。《牧民》中写道，“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也就是说,维系国家命运的有四大纲纪，缺了任何一条，国家就会不稳。如果缺了四条，国家就会灭亡不可挽救。“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牧民》）。”维系国家的四大纲纪，就是指“礼、义、廉、耻”这四个方面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和准则。有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范；有义，就不会盲目求进；有廉耻，就不会掩饰过错，不会趋从坏人。“礼、义、廉、耻”皆备，人们就不会巧谋欺诈，行为就会自然端正，邪乱之事也就不会发生。这样，才能国泰民安。反之，“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牧民》）。” （3）社会教化的基本要求。管仲认识到，形成良好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和思想，其基础和前提是“仓廪实”，“衣食足”，但是，只强调“仓廪实”，“衣食足”，还不够，必须进行社会教化。就是在满足民众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教民“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五辅》篇提出“义有七体，礼有八经”。义有七体，“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僇；纤啬省用，以备讥馑；敦懞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这“义”的七个方面内容，民知之方能中正，中正方能和睦团结，和睦团结才能生活安定，生活安定社会才能稳定发展。所以，义是不可不行的。“礼有八经”，即“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这八个方面是礼的纲领。如果上下没有礼仪就要乱，贵与贱没有本分就要争，长与幼没有等次就要叛离，贫与富不依法度就失其节制。上下乱，贵贱争，长幼叛离，贫富失其节制，国家必然陷入混乱。所以，礼是不可不重视的。“廉耻”是指内心的道德情操，“廉不蔽恶，耻不从枉（《牧民》）。”因此，通过教诲和启发，“养之以化其恶”、“明之以察其生”，使人弃恶行善，清除无度欲念，修行内心，这样方可正气上升，行为端正。 管仲的治国思想，除上所述，还有军事、文化等方面。这一些在先秦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就是对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很强的启迪意义。 1、有利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现代社会的全面发展。 管仲上任伊始，摆在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治理国内的混乱贫穷。管仲从实际出发，不好大喜功、急于求成，而是坚持社会调查，使国情、民情尽在胸中，大胆提出“政不履旧”的观点，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进行深刻改革，制定出“乱世称霸方可自存，欲称霸必富国强兵，富国强兵需要民心安定”的治国方略，做出了很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有力地促进了齐国的发展，使齐成为大国。今天，落实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朝着“小康”社会的目标奋进，上文所论及到的管仲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民本思想、社会伦理道德思想等内容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2、有利于坚持“以人为本”，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 管仲的民本思想适应了社会变革和统治者的要求，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历史推动作用，受到后代政治家、思想家的重视。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孟子的“民贵君轻”、朱熹的“盖国以民为本”及唐代魏征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点，都渗透着管仲民本思想的精髓。今天，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注重以人为本，着重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这是新形势下对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具体体现。坚持“以人为本”，一要满足人的正常需求。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出发点和目的，就是为了人民生活越来越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二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必须有人的现代化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伟大的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它的目标是既要摆脱贫困落后，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和物质生活的现代化，又要摆脱愚昧，实现以民为主为标志的政治文明现代化，以及精神文明现代化。而实现这些的关键是有赖于人的现代化。因此，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要把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现代化放在主导地位。三要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决定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实现。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很多旧的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的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 3、有利于实施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社会主义的性质，要求我们既重法治又重德治。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同时，也必须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和道德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是，市场经济建设中也出现了不少对道德建设有消极影响的因素，如金钱观念、享乐观念、利己观念导致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由功利性导致的在处理个人与社会、集体和国家利益冲突时位置的颠倒；经济成分、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形式和就业岗位的多样化使某些人在道德选择面前产生困惑，影响正确、进步道德标准的建立，诸如此类的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不良思想、观念和行为，单靠法制是不能完全解决好的，还必须靠教化和德治，使人们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只有双管齐下，才能有效克制这些不良行为和消极因素，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古代的管仲在法德治国和社会道德教化方面所提出的主张及具体做法，以及管仲本人不畏社会非议，不计个人得失，不求爵禄和财货，只图齐国强盛的高尚情操，很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4、有利于培育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民族传统的历史积淀，是一个民族所认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一个民族遵循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体现的理想信念和性格特征；是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带有本民族特点的外在体现。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质，就不可能战胜前进道路中的艰难险阻，不可能创造灿烂辉煌的文明，也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古代，民族精神集中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个体层面上，它常常表现为“理想人格”，即古人常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尚人格境界（包括进取有为、团结友爱、自尊自重、无私奉献等）。在这个层面上，中华民族精神发挥着巨大的道德潜能。社会层面上，它集中体现为“理想社会”，即生机与活力、和谐统一、独立完整、尚德昌盛、绵延永长等。在这个层面上，中华民族精神又以观念的形式发挥着巨大的驱动力、凝聚力，鼓舞着人们为美好的明天而不懈地努力奋斗。

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这个是管子治国的一段教诲。此是“励民之道”,“治之本也”。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治理家庭,治理社会跟中医一样,不治已病治未病,要禁于未发,防微杜渐,深谋远虑。
　　所以我们看这“小礼”,任何一个小的动作它不符合恭敬的态度,父母马上要导正。哪怕只是跟长辈打一个招呼,都不能够是随随便便。你说现在那个家长都讲,连起来都没起来,就是头,这样,笑一下,又回来。大人觉得很好玩啊,他慢慢的那个恭敬就不见了。我们这一个时代,长辈来了,都不起来打招呼了,只是转个头笑一笑,请问下一代是什么?再下一代会怎么样?再下一代就是长辈要过来:“小朋友好,吃饱没有?”就倒过来了。
　　“行小义。”人的这种道义就是什么,从这很多细微之处,他有没有一种本分?有没有一种承担?你说,为什么那个长子都特别有担当?小时候在很多细节处,爸爸妈妈就,“你当大哥的人要怎样怎样,当大姐的人要怎样怎样”,他就从这很多的生活细节他就提起道义了。甚至包含我们对自己的小区有没有道义?小区脏乱了,我们有没有责任?你说,一个人在自己住的小区里面,底下的垃圾从来视而不见,你说这个人会有道义呀?打死我,我都不相信。“行小义。”甚至于带着孩子坐公交车,让座给老人,这不是一件很大的事,生活的细节,都在长孩子的义。今天坐在车上,就让这六七十岁的老人站在孩子前面,你说他有道义呀?他怎么培养?
　　“饰小廉。”这个“饰”其实就是懂得在很多细节之处避嫌。你哪怕是一张纸,公家的东西都不可以拿。所以师长曾经讲到,好像是周邦道老先生,非常廉洁,公家的电话都不用,私事不用公家电话,自己出去公共电话打。然后只要是公家的车,自己私人的事情不坐,搭公交车。我们光听这个故事就非常感动,我们今天真正遇到了周老,那真的他那种德风就感染我们了。包含俭以养廉,所以要让孩子以后是廉洁的,首先他一定要是很知足,很俭朴。甚至于我们没有贪污,没有这种行为,可是这个动作还会造成人家误会,都要避嫌,这个就是“饰小廉”。就好像陶侃,他当一个渔业的官员,他哪怕是自己买的那个鱼罐头寄回家里去,他妈妈可能都会叫他不要这么做。是不是?避嫌啊。这个不知道李老师讲《常礼举要》有没有讲到:“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这个都是很多细节处就懂得去避嫌。
　　最后,“谨小耻。”一个动作不妥当了,都会觉得耻辱,这样人他就不会放纵了,很注重自己的形象,很注重自己的德行。就像好像《德育故事》里面,比方说女子,于妇德、妇言、妇功、妇容,是吧,做得不妥了,都觉得是耻辱;不孝不悌不忠不信,无礼无义无廉,都觉得是耻辱。甚至于做出来的动作都觉得会给父母丢脸,哇,这个人就“谨小耻”了。
　　你比方说这个孩子到国际机场,在那里吵吵闹闹的,那个多丢脸啊,把华人的脸都丢光了。我们出来就是代表父母,代表单位,甚至代表学习传统文化,所以这个举止都要妥当。你比方说打呵欠的时候这个手要捂一下,不然我们那个打呵欠、挖鼻孔,都如入无人之境。真的,我们这个学,学到最后,这些细节都关注不到,全部都是记问之学。真的,为什么?读书贵在变化气质。假如学了老半天,几年了,这些细节统统根本就观照不到了,那全部都是纸上谈兵的东西了。变化气质,心性一转,言行自自然然就变了。
　　“禁微邪。”一开始的,很细微的都懂得要去调整、去对治,去引导孩子改过来。这是劝民之道,治理家庭,治理国家、社会,应该从这些地方下手,防微杜渐,从人心不要起邪念下手。

取消？什么意思？
管子在自己的治国实践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治国管理的思想。
1、富民强国的政治思想。
　　管仲登上相位，挂印理政后，把“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作为治国强齐的重要原则，并倾毕生精力建构起一个富民强国的政治思想体系。
（1）组织管理。一是创造了新的“国”“鄙”二轨制，推行了一套以家为本位的社会编制组织。管仲对周代的乡遂制度加以损益，通过“国分为三”、“鄙划为五”的办法，使全国建立起层层负责、分级管理、服从中央的体制，为推行中央集权政治奠定了组织基础。这种“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形势》）的社会编制组织，既能加强人们的同乡意识，同国意识，又能以宗法意识巩固社会的基本单位——家，以乡土意识维系国，从而达到安国之目的，保证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二是对民采取牧羊之策。牧羊之策的要点有二，一曰“分居”，二曰“定业”。所谓“分居”，就是士、农、工、商各自“群萃而州处……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官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所谓“定业”，就是“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士之子恒为士（《国语齐语》）。”职业父死子继，世代相传。管仲认为分居的好处有二，第一是防止“杂处”。民不杂处则言不咙，言不咙则事不易；民不杂处则不见异物，不见异物则不迁。事不易，民不迁则社会有序，社会有序则国安，国安方可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则国富，国富方可称霸。第二是便于教育。人们从小就从父母那里学到从事本职业的知识技能。管仲认为“定业”的主要功能是按照社会的分工和统治者的需要，借助政治的力量把每个社会成员按一定比例固定分配在社会各个部门，以便使社会这架大机器正常运转。
（2）选贤任能。管仲认为要想把国家治理好，人是重要的，有了人才可以治理国家、发展生产、创造未来。他一方面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治国者要把对人才的培养作为长远战略目标，统筹安排。因而，管仲规定了选贤的程序和原则，提出了“三选”制度。另一方面重视人才的标准。一要有“德”。“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牧民》）。”作为君主的“德”，就在于以国家社稷为重，行仁义之政。一般人的“德”，就是要树立“仁义”的道德规范。“仁”，就要“非其所欲，勿施于人”。即人所不欲不要强加于人。“义”就要对亲属孝悌慈惠，对君主恭敬忠信，对外公正有礼，对自己静心克制，对国家任公御敌。二要有“才”。“举长者可远见也；裁大者，众之所比也（《形势》）”。即有作为的人才，能够不固守古法，顺应时势，勇于创新。第三，重视对人才的正确使用，一是量才使用。“有闻道而好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国者,一国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天下之配也（《形势》）。”二是破格录用。卫国人宁戚，出身卑微，很有才学，未被人用，管仲就极力向桓公推荐，拜为大夫。三是排斥献媚取宠者。管仲向齐桓公指出，易牙杀子，开方背视，竖刁自宫，都是些居心叵测的人，万万不可亲近。
（3）法德并用。管仲认为法德在治理国家中有着不同的社会作用，二者可以并用、互补。法是治民一众的规范，行政施令的法宝。必须采用强制性手段“禁奸邪”、“禁淫止暴”、“治国使众”。德是统一人们思想行为，维持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要通过教化，因势利导，以化其恶，以养其德。因此，在法治方面，管仲强调做好立法、司法和守法三项工作。“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与法者民也（《任法》）。”意即君主立法后，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原封不动地推行到士农工商四搜趣网民中去，使人们了解、执行。同时，还提出法律先行、法律公开、法律对等、执法以“公”、执法从严等多项主张，保证司法工作正常而有效地推行。在德教方面，提出“国有四维”、“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理论，并对其内容作了详细的阐述。这样，每个社会成员都能把法律的有关要求和道德规范的有关内容内化为个人的自觉行为和习惯，就会“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小匡》）。”这样，就能减少犯罪，形成有利于人君统治的社会风气，国家稳定也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2、善本起末的经济思想。
　　以粮食生产为本，多种经营,有节制地发展工商业，是管仲治国宏伟规划中的基本经济思想。
（1）以粮为本。管仲认识到，粮食既是人们生命的主宰，也是人君吸引民众的重要途径和成就大业的物质基础。“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国蓄》）。”人作为生命的有机体，维持自身生存及种族的繁衍是第一需要。有了粮食，人们就有生存的保障，社会就表现为相对稳定的状态。没有粮食，人们就会因饥馑而外流，社会就会出现动荡。如何发展粮食生产，管仲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办法。第一，坚持“务在四时，守在仓廪”（《牧民》）的基本原则。“务在四时”，就是指粮食生产的过程，必须遵循自然界变化的客观规律，不误农时，抓紧抓好不同季节的农事活动，尤其是春播与秋收。“守在仓廪”，是讲国家一定要把粮食收进来，并做好储藏工作，国家真正掌握对粮食的控制权。这“一务一守”，从动静两个重要环节把握住了粮食的生产。第二，推行具体可行的农业政策。一是采取“地均以实数”与“均地分力”的措施。“地均以实数”，就是国家对土地要加强管理，核正实际可耕地的土地数量，土地大小多少瘠沃等自然状况都要掌握好，然后，根据土质地利，进行适当折算。“地之不可食者，山之无木者，百而当一。涸泽，百而当一。地无草木者，百而当一。楚棘杂处，民不得入，百而当一（《乘马》）。”“均地分力”，就是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这样，地利就能充分利用，人力就能充分发挥。可见，“均地分力”是调动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好办法。二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服务于农业。在农忙季节，国家不让农民服徭役，也不要征兵打仗。管仲提出，在春耕大约二十五天时间里，让人们都回到地里劳动，国家发放贷款，支持播种。他强调，“四务”，即春、夏、秋、冬农业所需的东西，国家都要准备好。第三，“除五害，以水为始。”影响农业生产的水灾、旱灾、风雾雪霜、瘟疫、虫灾这五种灾害，“水最为大”，因此，“除五害，以水为始（《度地》）。”从而，把修筑防止水害工程作为国家建设的重点项目，建立起严密组织领导，制定了具体措施，进行经常性的水利工程建设，保证粮食丰收。
（2）多种经营。管仲积极扶持副业生产，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广开财路，以求国家强盛，人民富裕。其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种植桑麻。桑麻是纺织业的原料来源，没有充足的蚕丝和上好的麻，就不可能纺织出锦、绣、绢帛。因此，管仲继承齐国种桑养蚕的历史传统，制定出具体政策，扶持桑麻种植及养蚕业的发展。规定在房宅左右要种植桑麻，支持妇女养蚕、纺织。传授土壤知识，指导种麻。每年阳春，养蚕能手给予奖励。采取这些措施，使齐国的养蚕业迅速发展。二是饲养六畜。管仲把养六畜纳入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给予充分重视。对六畜饲养实行保护鼓励政策，反对对饲养六畜征收赋税。规定：杂草丛生的洼地，不适合粮食生长，应作为饲养麋、鹿、牛、马的牧场。在春秋两季，把幼畜供应给百姓，把老畜杀掉卖出。同时，建立固定饲养场，设立负责记载牛羊繁育并查管牧养事务的官吏，若此官照料牛马没有折损死亡的，提升一级。这样有利地调动了人们养六畜的积极性，促进六畜兴旺。三是多种瓜蔬。蔬菜瓜果是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副食品。因此，管仲非常重视瓜菜生产。“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育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山权数》）。”四是植树造林。管仲对国家土壤性质、地势作出细致分析，提出了植树的基本要求，利用房前屋后种桑麻，城墙周围种荆棘，以固城防。大堤上错落种植灌木与杨柏树，保护堤坝。限制入山林砍伐时间，重视森林防火问题，奖励植树有功者。“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山权数》）。”五是发展渔业。管仲任政于齐，积极要求发展渔业生产。他提倡国家对沿海渔业进行统一管理，制定合适的征税政策，使生产与销售连为一体，大大提高渔业生产的效益和渔民的积极性。
（3）起末禁末。“末”即“末业”、“末事”或“末作”，可以简单理解为泛指手工业或商业。在管仲心中，粮食生产是国富的根本源泉，是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必须作为立国“本事”抓好，不能动摇。但是，当“工商竞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民趋利而耽农业时，就要提出“末产不禁，则野不辟搜趣网”；当粟少国尚不富，为国富民强，则要求人们“禁末产，止奇巧而利农事”。这说明，“禁末”是有特定范围和前提条件的。这其中就包含着不是单纯“禁末”的问题，而是如何使“末业”不影响“本事”，协调好两个方面的关系这样一个深层的思想。管子认为，“商之于国，非用人也（《奢侈》）。”“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禁藏》）。”商人对于国家，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人。商人为获利，千里迢迢，不辞辛苦，调补余缺，若善于以利引导，可使其利国利民。但由于经商贱买贵卖，财多利大，往往会诱人弃农经商，使社会上出现“野与市争民”的矛盾。对此，需要运用国家行政手段，削减商贾之利，抑制其盲目发展。这种，采取因势利导、合理协调的方法，对经济的正常发展是必须和有益的。
3、爱民顺民的民本思想。
　　管仲把以百姓为本，作为立国、治国的根本要求，并使之与齐国现实社会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精辟而深刻的论述，并落实到具体的施政措施中去。
（1）顺民利民。顺民利民，就是指统治者施政立法应当顺民心，从民所欲。管仲指出“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臣下》）。”即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是由于人民这个根本才成为国家。民众既是社会的主体，想要争夺天下，必须争取民众的拥护；想要成就王业，必须从民欲，顺民心。他坚持“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闻，以天下之心虑”（《九守》）的政治原则。因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牧民》）。”这就是说政策法令的好坏，要以是否符合民心来衡量。管子认为，要做到顺应民心，从民所欲，一是在实践中了解民情，时刻注意关心民众的疾苦。“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来绝，我生育之（《牧民》）。”民众厌恶忧劳、贫贱、灾祸、死亡而喜欢安逸、富贵、稳定、生存。那么，国家在制定方针政策时，就应顺民众的这种心理要求。二是采取“予之为取”的政策。“予”是指统治者在政治、经济上对民众采取的一种宽惠的政策。“取”则是获得民众的支持，达到经济上富国、军事上兵强，政治上称霸的目的。他们根据人们好获利而恶夺取的普遍心理，采取一种“取之无形，予之有形”的隐蔽方法。“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然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国蓄》）。”这样，就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戴。
（2）爱民恤民。爱民恤民，就是指统治者要以民众为轴心，忧民众之所忧，急民众之所急。管仲提出了“兴德六策”和“九惠之教”。兴德六策即“匡其急”、“振其穷”、“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是指“养长老，慈孤幼，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即敬养老人，慈恤幼孤。救济鳏寡，关心疾病，吊慰祸丧。“振其穷”包括“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即给寒冷的人以衣服，给饥渴的人以饮食，救助贫陋，赈济破败人家，资助赤贫。“厚其生”是“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即开辟田野，建造住宅，讲究种植，劝勉士民，鼓励耕作，修缮房屋。“输之以财”是“发伏利，输滞积，修道途，变关市、慎将宿。”即开发潜在的财源，疏通滞积的特产，修筑道路，便利贸易，注意迎送往来。“遗之以利”是“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即疏浚积水，修通水沟，挖通回流浅滩，清除泥沙淤滞，打通河道堵塞，注意渡口桥梁。“宽其政”是“薄徵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即薄收租税，轻征捐赋，宽减刑罚，赦免罪犯，宽恕小过。“九惠之教”在《入国》中有详细的说明：“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设有“掌老”、“掌幼”、“掌孤”、“掌养疾”“掌媒”、“掌病”、“掌穷”、“掌困”、“掌绝”的官，深入百姓，随时了解实际情况，为百姓解决具体问题。实行了这些政策，使幼有所养，老有所终；孤残有助，鳏寡有居；贫困得济，烈士得祭，民众承蒙恩惠，无不喜悦，从之如流。
4、重德教民的社会伦理道德思想。
　　管仲继承和发展前人施政重德的思想传统，形成了以“守国之度，在饰四维”为核心的社会伦理道德思想。
（1）物质生活决定伦理道德。管仲的突出贡献，就在于自觉地意识到物质生活条件对伦理道德形成的决定作用，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著名命题。并对此从足民富国与伦理道德的密切关系上做出深刻论述。“衣食足，则侵争不生，怨怒无有，上下相亲，兵刃不用矣（《禁藏》）。”衣食对于人的生活来说是一日不可缺少的。人们首先在物质生活上有了一定的保障，才能对精神生活有新的追求。管仲在道德起源上，坚持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社会社会伦理道德的基本立场，为他的伦理观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对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的建立产生了深刻影响。
（2）伦理道德的社会作用。管仲不仅论述伦理道德形成的社会物质原因，而且，对伦理道德的社会作用也有深刻的理解。《牧民》中写道，“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也就是说,维系国家命运的有四大纲纪，缺了任何一条，国家就会不稳。如果缺了四条，国家就会灭亡不可挽救。“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牧民》）。”维系国家的四大纲纪，就是指“礼、义、廉、耻”这四个方面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和准则。有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范；有义，就不会盲目求进；有廉耻，就不会掩饰过错，不会趋从坏人。“礼、义、廉、耻”皆备，人们就不会巧谋欺诈，行为就会自然端正，邪乱之事也就不会发生。这样，才能国泰民安。反之，“四维不张，国乃灭uFsdI亡（《牧民》）。”
（3）社会教化的基本要求。管仲认识到，形成良好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和思想，其基础和前提是“仓廪实”，“衣食足”，但是，只强调“仓廪实”，“衣食足”，还不够，必须进行社会教化。就是在满足民众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教民“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五辅》篇提出“义有七体，礼有八经”。义有七体，“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僇；纤啬省用，以备讥馑；敦懞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这“义”的七个方面内容，民知之方能中正，中正方能和睦团结，和睦团结才能生活安定，生活安定社会才能稳定发展。所以，义是不可不行的。“礼有八经”，即“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这八个方面是礼的纲领。如果上下没有礼仪就要乱，贵与贱没有本分就要争，长与幼没有等次就要叛离，贫与富不依法度就失其节制。上下乱，贵贱争，长幼叛离，贫富失其节制，国家必然陷入混乱。所以，礼是不可不重视的。“廉耻”是指内心的道德情操，“廉不蔽恶，耻不从枉（《牧民》）。”因此，通过教诲和启发，“养之以化其恶”、“明之以察其生”，使人弃恶行善，清除无度欲念，修行内心，这样方可正气上升，行为端正。
管仲的治国思想，除上所述，还有军事、文化等方面。这一些在先秦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就是对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很强的启迪意义。
参考：http://www.univs.cn/newweb/univs/sdut/qlwh/2005-12-25/323454.html

意思是不要忘记过去的事情，让它成为后世人学习借鉴的教训和经验。
千里长的大堤，往往因蚂蚁洞穴而崩溃。比喻小 事不慎将酿成大祸。语本《韩非子喻老》：“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句成语的来历。
中国古代有这样一个故事：
临近黄河岸边有一片村庄，为了防止水患，农民们筑起了巍峨的长堤。一天，有个老农偶尔发现蚂蚁窝一下子猛增了许多。老农心想：这些蚂蚁窝究竟会不会影响长堤的安全呢?他要回村去报告，路上遇见了他的儿子。老农的儿子听后不以为然地说：那么坚固的长堤，还害怕几只小小蚂蚁吗?随即拉着老农一起下田了。当天晚上风雨交加，黄河水暴涨。咆哮的河水从蚂蚁窝始而渗透，继而喷射，终于冲决长堤，淹没了沿岸的大片村庄和田野。
“一鸣惊人”这则成语源于楚庄王励精图治、振兴楚国的故事。《韩非子喻老》记载这件事说：“楚庄王莅政三年，无令发，无政为也。右司马御座，而与王隐（有所暗指的话称‘隐’）曰‘有鸟止南方之阜（土山），三年不翅，不飞不鸣，嘿然无声，此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韩非子的记载是这则成语最早的典源。
《史记滑稽列传》也载有楚庄王之后同类事：“齐威王之时喜隐，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通“飞”）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说，南方的土山上有一种鸟，三年不鸣不飞，但一飞便可冲天，一鸣便能惊人。后世遂用“一鸣惊人、一鸣、一飞鸣、冲天翼、三年翼”等比喻有才华的人，平时默默无闻，一旦施展才华，就能做出惊人的业绩。”
成语“一鸣惊人”故事中的楚庄王，为春秋时代楚国著名的贤君，前613年———前590年在位。他少年即位，面临朝政混乱，为了稳住事态，他表面上三年不理朝政，实则暗地里在等待时机，人问之，曰：“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他在位22年，为了楚国的振兴，物色到了一大批忠臣良将，为朝廷所用。他知人善任，广揽人才，重用了苏从、伍参、孙叔敖、沈尹蒸，让他们整顿朝纲，兴修水利，重农务商。在楚庄王的领导下，国家日渐强盛，先后灭庸、伐宋、攻陈、围郑，陈兵于周郊，问鼎周王朝。前597年，于今河南荥阳北大败晋军。公元前594年，迫使宋订下城下之盟，并陆续迫使鲁、陈、宋、郑等国归依，使楚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题名: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所属朝代: 春秋战国时代
拼音: shí nián shù mù，bǎi nián shù rén
出处:
《管子上篇权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树：培植，培养。比喻培养人才是长久之计。也表示培养人才很不容易。
相关人物: 管子
相关作品: 管子上篇权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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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乘之国，兵不可以无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无吏；百姓殷众，官不可以无长；操民之命，朝不可以无政。
地博而国贫者，野不辟也；民众而兵弱者，民无取也。故末产不禁，则野不辟；赏罚不信，则民无取。野不辟，民无取，外不可以应敌，内不可以固守。故曰：有万乘之号，而无千乘之用，而求权之无轻，不可得也。
地辟而国贫者，舟舆饰、台榭广也；赏罚信而兵弱者，轻用众、使民劳也。舟车饰、台榭广，则赋敛厚矣；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矣。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己，不可得也。
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无以畜之，则往而不可止也；无以牧之，则处而不可使也。远人至而不去，则有以畜之也；民众而可一，则有以牧之也。
见其可也，喜之有征；见其不可也，恶之有刑。赏罚信于其所见，虽其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也，喜之无征；见其不可也，恶之无刑。赏罚不信于其所见，而求其所不见之为之化，不可得也。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
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积者食之，不可不审也。其积多者其食多，其积寡者其食寡，无积者不食。或有积而不食者，则民离上；有积多而食寡者，则民不力；有积寡而食多者，则民多诈；有无积而徒食者，则民偷幸；故离上、不力、多诈、偷幸，举事不成，应敌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禄赐予，使民之机也。野与市争民，家与府争货，金与粟争贵，乡与朝争治。故野不积草，农事先也；府不积货，藏于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众，乡分治也。故野不积草，府不积货，市不成肆，朝不合众，治之至也。
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审其所好恶，则其长短可知也；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则民能可得而官也。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于人？有人不治，奚待于家？有家不治，奚待于乡？有乡不治，奚待于国？有国不治，奚待于天下？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则末产不禁；末产不禁，则民缓于时事而轻地利；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廪之实，不可得也。
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妇言人事，则赏罚不信；男女无别，则民无廉耻。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朝廷不肃，贵贱不明，长幼不分，度量不审，衣服无等，上下凌节，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诈谋闲欺，臣下赋敛竞得，使民偷壹，则百姓疾怨，而求下之亲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务本事，君国不能壹民，而求宗庙社稷之无危，不可得也。上恃龟筮，好用巫医，则鬼神骤祟。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为之患者三：有独王者，有贫贱者，有日不足者。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
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则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无伤国，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礼也；欲民之有礼，则小礼不可不谨也；小礼不谨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礼，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义也；欲民之有义，则小义不可不行；小义不行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则小耻不可不饰也；小耻不饰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此厉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
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则法不可不审。法者，将立朝廷者也；将立朝廷者，则爵服不可不贵也。爵服加于不义，则民贱其爵服；民贱其爵服，则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力者也；将用民力者，则禄赏不可不重也。禄赏加于无功，则民轻其禄赏；民轻其禄赏，则上无以劝民；上无以劝民，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能者也；将用民能者，则授官不可不审也。授官不审，则民闲其治；民闲其治，则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则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则刑罚不可不审；刑罚不审，则有辟就；有辟就，则杀不辜而赦有罪；杀不辜而赦有罪，则国不免于贼臣矣。故夫爵服贱、禄赏轻、民闲其治、贼臣首难，此谓败国之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