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
鲁迅先生评为“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冯沅君、陆侃如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简编》认为“大醇小疵”。
全书故事情节虽没有一个主干，可是有一个中心贯穿其间，那就是反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这样的思想内容，在当时无疑是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加上它那准确、生动、洗练的白话语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优美细腻的景物描写，出色的讽刺手法，艺术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时，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在书中虽然批判了黑暗的现实，却把理想寄托在“品学兼优”的士大夫身上，宣扬古礼古乐，看不到改变儒林和社会的真正出路，这是应该加以批判的。
内容介绍
元朝末年，诸暨县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少年叫王冕，因家境贫寒，他从小替人放牛，聪明颖悟，勤奋好学，他画的荷花惟妙惟肖，呼之欲出，并且他博览群书，才华横溢。他不愿意接交朋友，更不愿意求取功名利禄。县令登门拜访，他躲避不见；朱元璋授他“咨议参军”的职务，他也不接受，心甘情愿的逃往会稽山中，去过隐姓埋名的生活。
明朝立国，推行八股取士制度，王冕不禁感叹：这种以八股文形式取士的制度不仅不会为国家选到真正的人才而且将来的读书人恐怕也只有这一条荣身之路了，他们因此会把学问、道德、做官、退隐的准则都看得轻了。这是一代文人碰上了厄运！王冕是反对八股取士、自甘清贫的隐士，然而在当时的社会里，像王冕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在王冕死后百年的明朝成化年间，文人们所走的是一条醉心于科举功名的歧路。
明宪宗成化末年，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有一位教书先生，名叫周进，他为了能够出人头地，荣耀乡里，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可是60多岁了，却连秀才也未考上。
一天，他与姐夫来到省城，走进了贡院。他触景生情，悲痛不已，一头撞在了号板上，不省人事，被救醒后，满地打滚，哭得口中鲜血直流。几个商人见他很是堪怜，于是凑了二百两银子替他捐了个监生。他马上就向众人磕头，说：“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
不久，周进凭着监生的资格竟考中了举人。顷刻之间，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是朋友的也来认做朋友，连他教过书的学堂居然也供奉起了“周太老爷”的“长生牌”。过了几年，他又中了进士，升为御史，被指派为广东学道。在广州，周进发现了范进。为了照顾这个54岁的老童生，他把范进的卷子反复看了三遍，终于发现那是一字一珠的天地间最好的文章，于是将范进取为秀才。过后不久，范进又去应考，中了举人。
当时，范进因为和周进当初相似的境遇，在家里倍受冷眼，妻子对他呼西唤东，老丈人对他更是百般呵斥。当范进一家正在为揭不开锅，等着卖鸡换米而发愁时，传来范进中举的喜报，范进从集上被找了回来，知道喜讯后，他高兴得发了疯。好在他的老丈人胡屠户给了他一耳光，才打醒了他，治好了这场疯病。转眼功夫，范进时来运转，不仅有了钱、米、房子，而且奴仆、丫环也有了。范进母亲见此欢喜得一下子胸口接不上气，竟一命归了西天。胡屠户也一反常态，到处说他早就知道他的女婿是文曲星下凡，不会与常人一样的，对范进更是毕恭毕敬。后来，范进入京拜见周进，由周进荐引而中了进士，被任为山东学道。范进虽然凭着八股文发达了，但他所熟知的不过是四书五经。当别人提起北宋文豪苏轼的时候，他却以为是明朝的秀才，闹出了天大的笑话。
科举制度不仅培养了一批庸才，同时也豢养了一批含官污吏。进士王惠被任命为南昌知府，他上任的第一件事，不是询问当地的治安，不是询问黎民生计，不是询问案件冤情而是查询地方人情，了解当地有什么特产，各种案件中有什么地方可以通融；接着定做了一把头号的库戥，将衙门中的六房书办统统传齐，问明了各项差事的余利，让大家将钱财归公。从此，衙门内整天是一片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衙役和百姓一个个被打得魂飞魄散，睡梦中都战战兢兢。而他本人的信条却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朝廷考察他的政绩时，竟一致认为他是“江搜趣网西的第一能员”。
高要县知县汤奉，为了表示自己为政清廉，对朝廷各项法令严加执行。朝廷有禁杀耕牛的禁令，汤奉不问因由，竟然将做牛肉生意的回民老师父活活枷死，闹得群众义愤填膺，鸣锣罢市。事发后。按察司不仅没有处罚汤奉，反而将受害的回民问成“奸发挟制官府，依律枷责”之罪。如此“清廉”的知县，一年下来居然也搜刮了八千两银子。
官吏们贪赃枉法，而在八股科举之下，土豪劣绅也恣意横行。举人出身的张静斋，是南海一霸。他勾通官府，巧取豪夺。为了霸占寺庙的田产，他唆使七八个流氓，诬陷和尚与妇女通奸，让和尚不明不白地吃了官司。
高要县的监生严致和是一个把钱财看作是一切的财主，家财万贯。他病得饮食不进，卧床不起，奄奄一息，还念念不忘田里要收早稻，打发管庄的仆人下乡，又不放心，心里只是急躁。他吝啬成性，家中米烂粮仓，牛马成行，可在平时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临死时还因为灯盏里多点了一根灯草，迟迟不肯断气。
他的哥哥贡生严致中，更是横行乡里的恶棍。他强圈了邻居王小二的猪，别人来讨，他竟行凶，打断了王小二哥哥的腿。他四处讹诈，没有借给别人银子，却硬要人家偿付利息；他把云片糕说成是贵重药物，恐吓船家，赖掉了几文船钱。严监生死后，他以哥哥身份，逼着弟媳过继他的二儿子为儿子，谋夺兄弟家产，还声称这是“礼义名分，我们乡绅人家，这些大礼，却是差错不得的”。
科举制度造就了一批社会蛀虫，同时也毒害着整个社会。温州府的乐清县有一农家子弟叫匡超人，他本来朴实敦厚。为了赡养父母，他外出做小买卖，流落杭州。后来遇上了选印八股文的马二先生。马二先生赠给他十两银子，劝他读书上进。匡超人回家后，一面做小买卖，一面用功读八股文，很快他就得到了李知县的赏识，被提拔考上了秀才。为追求更高的功名利禄，他更加刻苦学写八股文。不料知县出了事，为避免被牵累，他逃到到杭州。在这里，他结识了冒充名士的头巾店老板景兰江和衙门里当吏员的潘三爷，学会了代人应考、包揽讼词的本领。又因马二先生的关系，他成了八股文的“选家”，并吹嘘印出了95本八股文选本，人人争着购买，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都在书案上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
不久，那个曾提拔过他的李知县被平了反，升为京官，匡超人也就跟着去了京城，为了巴结权贵，他抛妻弃子去做了恩师的外甥女婿，他的妻子在贫困潦倒中死在家乡。这时，帮助过他的潘三爷入了狱，匡超人怕影响自己的名声和前程，竟同潘三爷断绝了关系，甚至看也不肯去看一下。对曾经帮助过www.souquanme.com他的马二先生他不仅不感恩图报，还妄加诽谤嘲笑，完全堕落成了出卖灵魂的衣冠禽兽。
科举制度不仅使人堕落，同时也是封建礼教帮凶。年过六十的徽州府穷秀才王玉辉，年年科举，屡试不中，但他却刻守礼教纲常。他的三女婿死了，女儿要殉夫，公婆不肯。他反而劝亲家让女儿殉节。又对女儿说：“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留名的事，我难道反而阻拦你？你就这样做罢。”八天以后，女儿穿着守孝的白色的衣服，绝食而死，他仰天大笑说：“死得好！死得好！”但事过之后，当他女儿的灵牌被送入烈女祠公祭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了伤心。回家看见老妻悲痛，他也心上不忍，离家外出散心。一路上，他悲悼女儿，凄凄惶惶，到了苏州虎丘，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竟一下想起了穿着孝服殉夫的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下来。
凡此种种从明朝成化年间以来形成的风气，到了万历年间则愈演愈烈。科场得意，被认为才能出众；科场失意的任你有李白、杜甫的文才、颜渊、曾参的品行，都被看成愚笨无能。大户人家讲的是升官发财，贫贱儒生研究的是逢迎拍马。儒林堕落了，社会更加腐败。看来，要寻找不受科举八股影响的“奇人”，只能抛开儒林，放眼于市井小民之中了。
那知市井中间，真的出了几个奇人。
一个是会写字的。这人姓季，名遐年，自小无家无业，总在这些寺院里安身。他的字写的最好，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了去，他性格乖张，但凡人要请他写字他要斋戒一日，亲自磨一天的墨，要等他情愿，他才高兴。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又不修边幅，穿着一件稀烂的直裰，靶着一双破不过的蒲鞋。每日写了字，得了人家的笔资，自家吃了饭，剩下的钱就不要了，随便不相识的穷人，就送了他。一日大雪天，他的烂鞋踩了朋友家一地的泥，朋友让他换鞋，他居然说我这双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我坐在你家，还要算抬举你。一次，他看见和尚房里摆着一匣子上好的香墨，不管人家是否要写字，拿来就写，当一位有权有势的乡绅要他去写字时，他竟破口大骂“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
又一个是卖火纸筒子的。这人姓王，名太，他自小儿最喜下围棋。他无以为生，每日到虎踞夫一带卖火纸筒过活。
那一日，妙意庵做会。王太走将进来，碰到三四个大老官簇拥着两个人在那里下棋。大家开始很是瞧不起他，但是他们同王太刚下了半盘，就不得不投子认负，众人大惊，就要拉着王太吃酒。王太大笑道：“天下那里还有个快活似杀矢棋的事！我杀过矢棋，心里快活极了，那里还吃的下酒！”说毕，哈哈大笑，头也不回就去了。
像他们这样淡泊功名利禄的隐士在市井中还有，只不过在那些达官贵人看来，追求功名利禄才是正道。
章回目录
《儒林外史》原本仅55回。根据程晋芳《怀人诗》，可以证明在吴敬梓49岁的时候已经脱稿，但是直到作者死后十多年才由金兆燕给他刻了出来。这个刻本，今已失传。现在通行的刻本是56回，其中最末一回乃后人伪作。
第一回 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
第二回 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
第三回 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
第四回 荐亡斋和尚契官司 打秋风乡绅遭横事
第五回 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
第六回 乡绅发病闹船家 寡妇含冤控大伯
第七回 范学道视学报师恩 王员外立朝敦友谊
第八回 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娄公子故里遇贫交
第九回 娄公子捐金赎朋友 刘守备冒姓打船家
第十回 鲁翰林怜才择婿 蓬公孙富室招亲
第十一回 鲁小姐制义难新郎 杨司训相府荐贤上
第十二回 名士大宴莺脰腹溯 侠客虚设人头会
第十三回 蘧駪夫求贤问业 马纯上仗义疏财
第十四回 蘧公孙书坊送良友 马秀才山洞遇神仙
第十五回 葬神仙马秀才送丧 思父母匡童生尽孝
第十六回 大柳庄孝子事亲 乐清县贤宰爱士
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游旧地 赵医生高踞诗坛
第十八回 约诗会名士携匡二 访朋友书店会潘三
第十九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业横遭祸事
第二十回 匡超人高兴长安道 牛布衣客死芜湖关
第二十一回 冒姓字小子求名 念亲戚老夫卧病
第二十二回 认祖孙玉圃联宗 爱交游雪斋留客
第二十三回 发阴私诗人被打 叹老景寡妇寻夫
第二十四回 牛浦郎牵连多讼事 鲍文卿整理旧生涯
第二十五回 鲍文卿南京遇旧 倪廷玺安庆招亲
第二十六回 向观察升官哭友 鲍廷玺丧父娶妻
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珠兄弟相逢
第二十八回 季苇萧扬州入赘 萧金铉白下选书
第二十九回 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纳姬
第三十回 爱少俊访友神乐观 逞风流高会莫愁湖
第三十一回 天长县同访豪杰 赐书楼大醉高朋
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举 娄焕文临去遗言
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妇游山 迟衡山朋友议礼
第三十四回 议礼乐名流访友 备弓旌天子招贤
第三十五回 圣天子求贤问道 庄征君辞爵还家
第三十六回 常熟县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贤主祭
第三十七回 祭先圣南京修礼 送孝子西蜀寻亲
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狭路逢仇
第三十九回 萧云仙救难明月岭 平少保奏凯青枫城
第四十回 萧云仙广武山赏雪 沈琼枝利涉桥卖文
第四十一回 庄濯江话旧秦淮河 沈琼枝押解江都县
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说科场 家人苗疆报信息
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将军大战 歌舞地酋长劫营
第四十四回 汤总镇成功归故乡 余明经把酒问葬事
第四十五回 敦友谊代兄受过 讲堪舆回家葬亲
第四十六回 三山门贤人饯别 五河县势利熏心
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阁 方盐商大闹节孝祠
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妇殉夫 泰伯祠遗贤感旧
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谈龙虎榜 中书冒占凤凰池
第五十回 假官员当街出丑 真义气代友求名
第五十一回 少妇骗人折风月 壮士高兴试官刑
第五十二回 比武艺公子伤身 毁厅堂英雄讨债
第五十三回 国公府雪夜留宾 来宾楼灯花惊梦
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楼算命 呆名士妓馆献诗
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述往思来 弹一曲高山流水
第五十六回 神宗帝下诏旌贤 刘尚书奉旨承祭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
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
“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
《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
《儒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www.souquanme.com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
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
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
胡适《吴敬梓评传》
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
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
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
《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骗子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
《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
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

王冕（1310—1359），字元章，一字元肃，号煮石山农。浙江诸暨市长宁乡郝山下人。他的别号很多，有竹斋生、会稽山农、会稽外史、梅花屋主、九里先生、江南古客、江南野人、山阴野人、浮萍轩子、竹冠草人、梅叟、饭牛翁、煮石道者、闲散大夫、老龙、老村等。另外，他还给自己的草堂，先后取了水南轩、浮萍轩、竹斋轩、满目青山轩、梅竹轩、耕读轩、心远轩、竹西轩、听雪轩、听秋轩等名称。他是元代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杰出的诗人和画家。
王冕隐居在山明水秀的诸暨九里山的水南村。村上共有三户人家，一年到头辛苦过活。一条溪水像带似的流过，挺秀的山峦耸立在屋后，山上竹木茂盛，一片葱茏。山光水色相映，景色秀丽，环境清幽，正如他诗篇中所说：“青山隐隐带江流，江上轩窗面面幽。”他在此地“种豆三亩，粟倍之，梅千树，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薤韭各百本；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芝园后集》卷十）。王冕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么一个充满着诗情画意的山村中度过的。朴实的生活与清幽的山水孕育了他的热爱生活、热爱劳动人民的性格，赋予他的诗画创作以浓厚的生活气息。
王冕的祖代，原住在关西的王景（函谷关以西）。他的十世祖宗是王德元，在宋朝做清远军节度使的官。王德元有两个儿子，一是王琪，曾任阆州观察使；一是王琳，做过统制官。从王琳开始迁居诸暨，传到王冕已经八代了。
王冕的远祖，无疑是官僚家庭，但传到王冕的父亲已成为一个一贫如洗的农民。徐显的《稗史集传》载：“父力农，冕为田家子。”在王冕的《竹斋诗集》中说：“九里先生两鬓皤，今年贫胜去年多。敝衣无絮愁风劲，破屋牵萝奈雨何。数亩豆苗当夏死，一畦芦穄入秋瘥。相知相见无他语，笑看生前白鸟过。”（《九里山中》）“白日力作夜读书，邻家鄙我迂而愚。破甑无粟妻子闷，更采黄精作朝顿。”（《过山家》）“江南古客无寸田，半尺破砚输租钱。好山好水难夤缘，荃房日薄蒙荒烟。”（《有感》）
从这些诗句来看，他是亲身参加各种劳动的，读书作画不过是他的农余活动，而且是为了生活，以卖画易米糊口和纳租付税，他写诗作画自然与一般士大夫吟风弄月、消愁遣恨有所不同。由于他“耕无寸田，牧无风刍”，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冬天无棉絮过冬，草屋破漏无力修补，庄稼抗不住天旱，家中破甑无粮，妻子忍饥挨饿，不得已只好采野菜充饥。在此情况下，自己就不得不直接参加体力劳动，蓬头赤脚，下田耕种，栽植竹、茶、桑、麻及杂粮等来维持生活。对这种贫苦生活的描述，在有关的著录中到处可以找到。例如在《竹斋诗集》中还有“我穷衣袖露两肘，回视囊中无一有”的描写。在《铁网珊瑚》里有“今年老异于上年，须发皆白，脚病行不得，不会奔趋，不能谄佞，不会诡诈，不能干禄仕，终日忍饥过”的记载。尽管有此惨苦遭遇，但他宁愿耕作卖画度日，不愿奔走豪门乞食，充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的坚贞不屈的性格。
王冕的出生，一说生于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卒于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享年七十三岁。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持此说。吴谱还载王冕生日为七月廿二日。一说生于元至元元年（1335），卒于明永乐五年（1407），享年七十三岁。
这两说之谬误在于将王冕的儿子山樵王周的生卒年月套在其父名下了。这是近人姜克涵发现的，他的这一见解发表在《学术论坛》1957年第2期。试看吕升写的王周行状：“山樵生于至元乙亥秋七月廿二日，卒于永乐五年丁亥正月十三日，寿七十三。”
姜氏说：“这便是上引的关于王冕生卒年代，以及王冕享年七十三岁的根据，而且吴谱还是采用这段文字所载的月日。至于其改变年代的缘故，是因为卒于永乐年间与一般记述不合，便把他的卒年改为明军占婺州的至正十九年，然后上推七十三年，便断定生于至元二十四年。”更有甚者，“这种没有根据的说法，竟然得到不少人的附和，井辗转引用，甚至还有人据此而以1935年为王冕的诞生六百周年纪念大写纪念论文”。
姜氏认为王冕的真正生卒年代应当是：“生于元至大三年庚戌（1310），卒于至正十九年已亥（1359），享年五十岁，大致是不差的。以王周生年上推廿五年即至大三年，王冕廿六岁生子。”这是姜的结论。
从王冕的《自感》诗中“此志竟萧条，衣冠混泥涂。蹭蹬三十秋，靡靡如蠹鱼”等语看，至大三年（1310）生是对的。
《中外历史大事年表》记载：自从至元元年（1335）罢科举以来，一直到至元六年复行开科取士。王冕《结交行送武之文》一诗中有“明年平原芳草绿，试弓好射衔花鹿”句，就是指至元六年（1340）恢复科举制。平原芳草绿指春天，试弓好射衔花鹿，正是指考进士。至元六年。考试结果，王冕不中，即焚所为文，表示永绝佳途。“蹭蹬三十秋”正是考试失意后之作。至元五年（1339），王冕正是三十岁。从1339年上推三十年，便是至大三年（1310），和姜克涵所说相符合。
相传，他的父母，单生王冕一人，爱他如掌上明珠，他周岁就会说话，三岁能对答自如，到五六岁，认识能力要比一般儿童高，八岁开始入学，成绩优良，宗族大为惊奇，视为神童，宾客也称赞他为“千里马”。
王冕小的时候，求知欲很旺盛，好奇心也很强。有一天，他的父亲叫他去放牛，他把牛放在草地上，自己就溜到私塾里去听村童读书，傍晚回来时，牛不见了，被他父亲狠狠地打了一顿。可是他并不因此而罢，过了几天，他又到庙里坐在菩萨的膝上，借长明灯读书认字。《儒林外史》一开始描写王冕放牛的故事，也可能是根据这件事写的。不过查考有关他的传记资料，王冕并不曾替别家放牛，也并不是幼年丧父。吴敬梓把王冕写成幼年丧父，从十岁上雇给人家放牛，经过这样的加工，使王冕作为一个农民艺术家形象就更加突出，性格也更鲜明，所以王冕的故事流传至今，仍然脍炙人口。
据《儒林外史》所说，王冕的学问艺术好像都没有师承，是个自学成才的人。其实王冕的老师有据可证的有两位：一是王艮，一是韩性。王良诸暨县人，字止善，尚气节，读书务明理，学以致用。“止斋”是王艮归林后所筑“止止斋”的简称。王冕诗集中仅两题称人为“先生”，其中之一是《悼止斋王先生》。其中用“夫何能见紫芝眉”、“回首春风说向谁”等句，上句是用汉惠帝为太子时师事“商山四皓”的故事；下句更表明他曾从学于王艮。
还有位老师是安阳韩性。全祖望的《参军王先生冕传》云：“王冕……贫家儿，窃喜读书，安阳韩性闻而异之，录为弟子，遂为通儒。性卒，门人视先生如视性。”（《宋元学案》卷六十四）。《明史》王冕传也有类似记载。包赉在1935年12月《大公报》所刊《王冕事迹考证》一文中对此提出过怀疑。他说：“王冕是不是韩性的学生呢？如果真是韩性的学生，而且在韩性死后，同学视他如视性，这当然是王冕小史中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因此我觉得这事还须存疑。”其实，韩性是王冕的老师是可以相信的。《竹斋诗集》虽无记述韩性的诗文，但旧抄本后附有韩性的《竹斋记》。另外刘将孙《养吾斋集》卷二十一也记载了韩性为王冕作的《竹斋记》，其中说道：“暨阳王元章以竹名斋，求记于余。余家抵暨阳不百里而未尝一至其处，不知所以记……”王冕于是取出自己画的一张荫蔽着数间毛竹的茅屋的图给韩性看，还指着画说：“是所谓竹斋而求子之记者也，可记以不？”子，为古代对男子的尊称，也可以特称老师。从《明史》列传、全祖望文及《竹斋记》，可以确定韩性也是王冕的老师。
青年时期的王冕，不信神鬼。明朝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二载有这样一个小故事：王冕家与一神庙相近，他灶下缺柴，就砍了神像当柴烧。然隔壁一邻居却敬神惟谨，遇到王冕毁掉神像，他马上就刻木修补，如此者凡三四次。可是王冕家人一年到头倒也平安无事，那户补像的人家呢，反而祸不单行。一日，补像者召巫降神，并且责问说：“王冕屡次毁神，为何神不归罪于他，而我每次补神，为何神不保佑我？”弄得那个巫人十分尴尬，一时无话可答，乃发怒说：“你不设像，他怎么能够烧它？”从此这个人就不再补像了，庙也逐渐废毁，后来传为笑话。
早年的王冕，不像一般人印象中那样悠闲恬静，倒是个一度热衷于功名事业的人。他曾专心研究孙吴兵法，学习击剑，有澄清天下之志，常拿伊尹、吕尚、诸葛亮比喻自己，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但元蒙贵族统治歧视汉族知识分子的残酷现实教育了他，他的这一幻想很快就破灭了。他参加过进士考试，没有考中。回来后，满怀愤郁，就把所有的文章烧毁掉，表示永绝仕途的决心。正如他在《自感》中所说的：“长大怀刚肠，明学循良图。石画决自必，不以迂腐拘。愿秉忠义心，致君尚唐虞。欲使天下民，还淳洗嚣虚。声诗勒金石，以显父母誉。此志竟萧条，衣冠混泥涂。蹭蹬三十秋，靡靡如蠹鱼。归耕无寸田，归牧无尺刍。羁逆泛萍梗，望云空叹吁。”
后来，他积了些钱，到杭州作了第一次旅游，几天的泛舟西湖和凭吊古迹，使他饱览了春日杭州的风光。
有一天，他看见了回回人，牵着花驴儿，在杭州到处招摇撞骗，说什么花驴儿能解人意，且懂回族语言。当时江南洪涝成灾，人民忍饥挨饿，而花驴儿倒是啖粟如故，贪官污吏，掷金争睹。王冕见此怪事，气得“归来十日不食饭，扼腕攒眉泪如雨”。这是他对元朝统治确立色目人的优越地位的强烈抗议。
在杭州游历时，他凭吊了他所仰慕的林和靖墓。当时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加发掘南来诸帝后陵墓，孤山林和靖墓也被殃及，然墓中别无他物，仅得到一条白玉簪。王冕对此事深有感触，因而写出“生前不系黄金带，身后空余白玉簪”（《闲居录》）的诗句。
王冕还曾出游南京、九江口及七里泷等地，遍历潇湘、洞庭、太湖、庐山、天都、太行、潜岳、门云等地。有一次，大雪天赤着脚走到潜岳峰上，四面一望，大叫说：“遍天地间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胆澄澈，欲做仙人飞去！”（《芝园后集》卷十）他简直把自己整个的身心融化到自然界中。他曾说：“我昔曾穿谢公屐，散策曾寻谢公迹。”“我为爱竹足不闲，十年走遍江南山。”由此可见他游兴之大和足迹之广远了。游历中，“遇奇才侠客，谈古豪杰事，即呼酒共饮，慷慨悲吟”（《玉壶冰》）。从交游中，结识了许多僧人，如明上人、上道人、大上人、五台长老、云屋僧、山阴道士、噩长老、恢长老、钦上人等等，和他们谈禅说法，并曾用“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汝法时，法法何曾法”的偈语，来阐述画理。
王冕曾一度北游。据《儒林外史》说，他二十岁时北游，原因是为危素向他求画，他不肯应酬，因此危素生了气。但就他的诗和在燕京的事迹加以推究，他的北游似不在二十岁时，北游的原因也不是为危素，而有其他重大意义。根据张辰《王冕传》记载：王冕“至正戊子南归”。这次壮游，开始于戊子前一年元顺帝至正七年丁亥（1347），王冕三十九岁，他从杭州古塘乘运河船北上，过嘉兴、松江、镇江，到南京小住，又回到镇江，渡江到扬州，经徐州、兖州、济州直到大都（北京），并曾往来于居庸关、古北口之间，观察边塞诸险要，又出长城直至开平。有一天，他在大都南城，登高望远，顿觉心旷神怡，但他想起美好河山却在元朝的统治下，不由义愤填膺，痛斥引狼入室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其《南城怀古》之一写道：“日上高楼望大荒，西山东海气茫茫。契丹踪迹埋荒草，女直烟花隔短墙。礼乐可知新制度，山河谁问旧封疆？书生慷慨何多恨，恨杀当年石敬瑭。”
这次数千里壮游，扩大了眼界，开拓了胸襟，他的诗画更是不同凡俗，他的爱国思想也更加强烈。
在北京时，元朝大官僚蒙古泰不花很爱王冕的画，常差遣几个粗夯小厮，动不动大呼小吆，闹得王冕不得安宁。后来不得已进了泰不花的馆舍，做了食客，泰不花想用他为谋士，却被他严辞拒绝。他笑着说：“尚书先生不要见怪，你太不聪明，再过几年，此地就成为孤兔出没的场所了！何必做官呢？”（《明史文苑传》、《曝书亭集》卷六十四）
这时候，他的画誉越来越大，地主官僚都争趋馆下，求他画梅花竹石，一时缣素山积，他泼墨挥毫，千花万蕊，俄顷即成。（徐显《稗史集传》）
翰林学士危素，王冕不认识他。危素住在钟楼街，王冕倒也知道。有一天，危素骑马经过王冕处，王冕行了一个礼请他坐下，但未询姓名，忽然问：“住在钟楼街的是你吗？”危素说：“正是。”王冕就不与他搭话了。危素走了以后，有人问他此人是谁，他笑着说：“此人必是危太仆，我曾读过他的文//www.souquanme.com章，看去有诡气，现在看他举止，果然如此！”（朱彝尊《王冕传》）
后来危素降明，妄自尊大，被明太祖贬谪和州，幽恨而死。传说，有一次，朱元璋在东间侧室，危素在帘外走过，履声咯咯，太祖问：“是谁？”他回答说：“老臣危素。”太祖不悦道：“我还以为是文天祥呢！还是你啊！”于是，次日传旨，令危素赴余阙庙烧香，故意羞辱他。由此看来，王冕倒是有先见之明呢。
危素是江西金溪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故意把危素改为王冕同乡人，写危素回到故乡来，县官和乡绅们如何巴结他，但他想同王冕一见而不可得。拿危素来陪衬王冕，一方面显出王冕人格高洁，另方面表示作者对那些卑躬屈节的人物的鄙视。
在北方，王冕看到了那些耀武扬威的统治者后，内心怒火更不可抑制，遂赋诗倾泄郁怀：“唤鹰羌郎声似雷，骑马小儿眼如电。总是无知痴呆相，也逞虚威拈弓箭。老儒有识何以为？空指云山论文献。君不闻，一从赵高作丞相，吾道凋零如袜线。”（《有感》）
他从塞北回大都后，他的爱民族爱祖国的思想感情，更鲜明地流露出来，有一天，他画了一幅梅花，贴在墙壁上，并题诗说：“冰花个个团如玉，羌笛吹它不下来。”（《列朝诗集小传》）表示自己不愿给外族统治者作画，对权贵予以无情的讽刺，使见者缩首咋舌，不敢与语，因而触痛了统治者的疮疤，他们想逮捕他。他就在至正八年（1348）偷偷地逃回南方（《无声诗史》、张辰《王冕传》）。
南归的途中，又遇黄河决堤，沿河州县，田园房舍淹没。而官府不管，百姓只好四散逃荒，好不凄凉。王冕见此光景，自然内心苦楚，就对他的朋友张辰说：“黄河北流，天下自此将大乱，我也只好南归，以遂吾志。”（朱彝尊《王冕传》、《诸暨县志》）
这时他听到他的杭州朋友卢生死在滦阳（河北迁安县西北），留有二个幼女一个男孩，无人抚养，他就到滦阳，安葬了卢生，带了二女一男回来，留养在家。宋濂的《王冕传》说有家僮使养，实际上就是这几个人。
路过淮河地方时，又发表了自己的感想，认为自己孤傲正直的胸怀是和残酷的现实相违背的。他在《南归》一诗中写道：“去岁离南去，今年自北归。过淮浑酒贱，出水白鱼肥。磊落同谁语，孤高与世违。最怜谯国子，潦倒说兵机。”
这次游历，使他更清楚地看破了人情势利。他知道功名已成镜中之花，水中之月，便改途易辙，学南阳诸葛亮的耕隐生活，隐居于九里山的水南村，自号“老龙”，把草堂取名“耕读轩”。白天参加体力劳动，种植稻、粱、桑、麻，晚上作画，过其“淡泊以明志”的半饥不饱的生活。
王冕做山农以后，生活日益窘迫，乡里人蔑视他，使他心境悲戚不堪，更使他不忍心的，是不能供养父母。他在《自感》一诗中说：“世俗鄙我微，故旧嗤我愚。赖有父母慈，倚门复倚闾。我心苦凄戚，我情痛郁纡。山林竞蛇虺，道路喧豺貙。荒林落日阴，羞见反哺乌。乌鸦有如此，吾生当何如？”
不幸他父亲在贫病交迫下逝世了，他悲痛之余，仍过其“酸辛甘自爱，褴褛愧妻儿”的生活。他送母亲到绍兴城里疗养，他的朋友著作郎李孝光，想荐他为府吏，王冕道：“我有田可耕，有书可读，岂肯送公文做人家的使唤吗？”（《诸暨县志》）再一次拒绝了为统治阶级服务。他养成了诙谐风趣放诞的性格。他母亲想归故乡，他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便自造了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买一乘牛车，载了母亲，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挂着木剑，唱着山歌，从村上走过，使得一群孩子跟着他笑，他也不在乎地向他们笑（宋濂《王冕传》）。
他的老师、同乡王艮，对他的品行很推崇。王艮曾亲自登门拜访过他的母亲，后来王艮做了江浙检校。王冕曾经身穿褴褛衣服，脚踏破鞋，去拜望王艮，王艮见到这副样子，马上替他洗尘，赠他鞋子，劝他做官，王冕笑而不答，放下鞋子离去（朱彝尊《王冕传》）。
不几年，他的母亲也逝世了，他悲痛万分过了三年的守孝生活。
宋濂云：“冕既归越，复言天下将乱，时海内无事，或斥为妄。冕曰：‘妄人非我，谁当UyxLhGU为妄哉！’乃携妻孥隐于九里山。种豆三亩，粟倍之，树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薤韭各百本，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结草庐三间，自题为‘梅花屋’。”
寥寥数语，可见王冕平日的言论与当时人们对他的态度了。在王冕的诗中，时常批评元朝政治的不良，北游归来后又公开宣传天下将乱，在朝廷看来一定会认为他是妖言惑众的人，是不容他存在的。所以他归家后要隐居九里山，显然与这类话有关系。
“去城悬九里，夹地出双溪。长年无客到，终日有猿啼。乌鸢虽见忌，麋鹿自相亲。”从这几句诗也可看出，他是因世人见忌而避入山中的。
至正十九年（1359）东南骚动。朱元璋提兵破浙江方国珍，派胡大海攻绍兴，屯兵九里山，村人奔窜，王冕不为动，时病卧床上，他说：“我是王元章。”士兵即将他载至天章寺胡大海处，胡大海请王冕上坐，请他指教策略，王冕说：“大将军是高明远见的，不消乡民多说。如果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如以兵力服人，谁人能心服？我绍兴乃秉义之地，要我教你们杀我父兄子弟，则万万做不到。你能听我，希立即改过以从善。不能听，请立即杀我。”胡大海被他讲得无话可说，只得再拜领受，叫王冕不要讲话就行了。第二天王冕病遂不起，过几天就逝世，胡大海备丧礼殓葬于山阴兰亭之侧，墓碑题“王先生之墓”五字（张辰《王冕传》）。
关于王冕晚年有否做过朱元璋的咨议参军，并为明军谋划攻取绍兴的事，写过王冕传记的张辰、宋濂、朱彝尊、徐显、全祖望等以及现当代学者，历来说法不一。宋濂《王冕传》：“皇帝取婺州，将攻越，物色得冕，置幕府，授以咨议参军。一夕，以病死。”（《明史文苑传》）参与编修《明史》的朱彝尊所撰《王冕传》就否定此说，说：“自宋文宪（即宋濂）传出，世皆以‘参军’目之，冕亦何尝一日参军事哉！”与王冕同时的同乡好友张辰的《王冕传》，对王冕的事迹记载最具体，对“参军”却未着一字。近人包赉《王冕事迹考证》则认为：“（明将）胡大海在至正十九年正月攻诸暨时曾见过王冕。当时即将此事报告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授他咨议参军。不幸中央的公文还未到达诸暨，王冕已经死了。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宋濂称他为参军。”这也多半是猜测之辞。比较起来，自当以张辰的《王冕传》为最可信。所以《诸暨县志》卷二十七说：“张辰与王冕同时同乡且朋友，当然较宋、朱所见所闻者为确，自当以张辰传为凭。冕为明师载去，自九里山至山阴天童寺数日即殁。不但未尝一日参军事，并未尝一见明太祖，更何暇为其画策取绍兴！冕所居为诸暨之九里，非山阴之九里，明师即住山下，至今所驻兵处，犹有营盘痕迹可辨。见《山水志》，其地逾山即山阴，去兰亭甚远，当时为明师载去自九里至天童寺，数日即卒，确未到山阴城外，更何暇远至婺州？竹咤（朱彝尊字）知宋传之误，作传以上史馆。”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提出：“究竟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说的正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