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在千秋的前一句是罪在当下。

这是当下在评价汉武帝这位“千古一帝”时，经常会用到的一句话。因为，经汉武帝一世，西汉积累了几代的财富被迅速地消耗殆尽，到了执政的后期，一场“巫蛊之祸”还差点断送了西汉的未来，后来更是出现了民不聊生、暴乱不断的情况。

从这个层面出发，的确就是“罪在当下”。“功在千秋”就很清楚，别的不说，光是在建立起现在的地域版图上，汉武帝时期的一系列操作就功不可没；此外像建立起沿用了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开辟丝绸之路、确立至今还是主流的儒搜趣网家思想地位等等，都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积极影响。

另一种说法是罪在当下更功在千秋

汉武帝可以说是两汉最懂得挖掘人才、使用人才的皇帝。西汉一直以来都是人才辈出，但到了汉武帝之时，那就真的是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有着大量的精英人才。

比如说，在理财方面有桑弘羊这种奇才，在军事上有卫青、霍去病这样的常胜将军，在文学上有东方朔、司马相如、司马迁这样的文章之士。

在举贤任能上有郑当时、韩安国，在思想理论领域建设上有董仲舒、公孙弘，在政治体系改革和建立上有主父偃，在外交建设上有张骞、苏武，在天文历数上唐都、洛下闳。

在这些人才的帮助下，汉武帝的文治武功、雄才大略才成为了现实，为许多事业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最重要的核心。

世人论及三国，多将荆州之失归罪于关羽的“大意”，对其口诛笔伐，横搜趣网加指责，甚至有人说“关羽是愚蠢的，可悲的”。说关羽愚蠢我绝对不敢苟同，说其可悲，我认为却是恰如其分。关羽的悲剧就在于他为荆州赔上了性命，还要无端背负一个沉重的罪名。一场足以影响历史走向的战役的失利，仅仅让关羽一人背锅，实在难以服众，用简简单单“大意”两个字来论断，也显然有失偏颇。

建安二十四年七月，汉中之战的硝烟刚刚散尽，刘备集团又在东线吹响了襄樊之战的号角。此次战役的目的是拿下曹魏占据的襄阳和樊城，与新夺得的汉中、东三郡连成一线，从而将与曹魏的分界线整体向北推进。这场大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关羽进军襄樊，派偏师将魏将吕常围困在襄阳，自已率主力攻击樊城守将曹仁。曹操派于禁和庞德率七军驰援襄樊，和关羽形成对峙。

第二阶段。八月，连绵不断的秋雨导致汉水暴涨，洪水泛滥，关羽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水淹七军，全歼曹魏援兵集团，于禁被俘虏，立义将军庞德被杀，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投降。这一胜利在曹魏内部引起了剧烈震动，许都南部多地民众起事响应，关羽威势达到顶点。

第三阶段。十月，曹操派平寇将军徐晃增援樊城，继而增派殷署、朱盖等十二营加强给徐晃，与关羽展开激战。与此同时，孙权和曹操达成秘密协定，派吕蒙偷袭关羽的大本营江陵、公安，守将糜芳、傅士仁不战而降。

第四阶段。关羽听闻荆州有失，放弃围攻襄樊南下回援，被吕蒙设计瓦解军心。在孤立困穷的情况下，关羽败走麦城，继而被擒杀于临沮章乡。

从战役进程来看，前半程关羽表现相当神勇，逼得曹仁差点弃城逃跑，曹操几乎要迁都避其锋芒，可以说关羽军事生涯的成就在这里达到了最高点。然而，就当关羽威震华夏的时候，风云突变，孙权的介入使战局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让关羽一下从神坛跌落凡尘，从巅峰坠入谷底，落了个失土殒命的悲惨结局。

不难看出，导致关羽兵败失荆州的关键原因有两点，一是东吴孙权的背盟，二是傅士仁、糜芳的临阵叛变。如果不是孙权在背后捅刀子，关羽可以进退自如，胜则可以攻下樊城，完成战役目的，败则可以退守江陵，恢复战前的原有态势。如果不是傅士仁、糜芳的不战而降，凭借江陵坚固的城防、险要的地势和充足的物资储备，即便关羽在魏吴夹击下遭遇惨败，也不至于一点儿退路也没有，至少不会全军覆没。

很多人常把孙权背盟和傅、糜二将叛变的责任推在关羽头上，成为他“大意”的一个罪证。依据是关羽骄傲自大、目中无人，拒婚骂使激怒了孙权，破坏了吴蜀的联盟；失和于僚属，斥责傅士仁、糜芳，导致二将心怀畏惧而选择投降。其实，这种论调未免过于浅陋。

首先，荆州是吴蜀之间冲突的焦点，东吴“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的战略规划，和刘蜀“跨有荆益，北伐曹魏”的战略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点在之前搜趣网的文章中多有分析，在此不再赘述。此次偷袭荆州是东吴蓄谋已久的军事行动，早在鲁肃还在高唱“孙刘友好”的时候，东吴高层就已经秘密达成了武力袭取荆州的共识。

初，鲁肃等以为曹公尚存，祸难始构，宜相辅协，与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陈计策曰：“（今）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於操，何赖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权深纳其策。——《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无论关羽拒婚骂使也好，联姻和亲也罢，都阻挡不了东吴偷袭荆州的野心。此前孙权向刘备“进妹固好”，成了刘备的大舅哥，照样趁妹夫入川的时机侵夺了荆南三郡，如果不是曹操兵临汉中，刘备担心益州有失，亲戚之间难免会爆发一场生死血战。此次孙权向关羽提出结亲之议，无非是故技重施，想以此麻痹关羽，掩盖其偷袭荆州的企图。此时距离上次翻脸不过数年，关羽又岂能好了伤疤忘了疼？拒婚骂使，不过是直截了当地揭穿了孙权的虚假嘴脸而已。

其次，关羽固然有“刚而自矜”、“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的缺点，但这只是其性格和修养的缺陷，和同僚不睦，说到底也是私交上的问题，不能和国家大事混为一谈。曹魏的张辽、李典、乐进三人的私下的关系“皆素不睦”，根本尿不到一个壶里，但在面对孙权大军的时候，人家却能放弃个人恩怨，同仇敌忾，创造了八百人大破十万人的经典战例。傅士仁和糜芳却没有“五子良将”的觉悟，私事和国事傻傻分不不清楚。说到底他们献城投降还是因为自己后勤保障不力，害怕受到问责。而关羽申斥他们，声言“还当治之”，是严明军纪的正当举措，自然无可厚非。

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於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三国志蜀书关羽传》

工作能力不足，却还要领导高看自己一眼，履职不力受到批评就裹挟资产跳槽，究竟是傅士仁、糜芳因私废公卖主求荣的行径正确，还是关羽严于治军的做法错了？很显然，将傅、糜二人叛降归咎于关羽的压迫是滑稽可笑的。

傅士仁和糜芳的叛降，确实出乎关羽的意料，而孙权背后打黑枪，关羽却早有严密的防备。正如《亮剑》中李云龙“防的就是这个友军”，不敢把侧背安全交给楚云飞一样，关羽对孙权这个“友军”搜趣网也十分警惕。襄樊大战之初，关羽并未倾巢而出，留下了重兵以防东吴偷袭。

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后期关羽改变部署，抽调留守部队增援前线，也并非麻痹大意轻视陆逊，而是前线的兵力已经捉襟见肘，不得已而为之。襄樊之战开始后，曹魏方面陆续四次增派兵力：第一次，于禁、庞德率七军增援；第二次，徐晃从宛城出动解樊城之围；第三次，将殷署、朱盖率十二营配属徐晃；第四次，抽调合肥前线的张辽驰援襄樊。而且，曹操本人也亲率大军屯驻摩陂，随时接应襄樊前线。反观关羽方面，自始至终还是出师时那点兵力，没有得到一兵一卒的补给，在兵力吃紧时请求东三郡的刘封、孟达支援，却遭到拒绝。

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三国志蜀书刘封传》

在这种情况下，关羽能够调动的兵力只有荆州守备部队，所以抽调守备兵力也是无奈之举。但尽管是这样，他对东吴的防备一刻也没有松懈过。后人评说关羽轻视陆逊，多是依据《三国志陆逊传》中吕蒙与孙权的自www.souquanme.com说自话“而（逊）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并没有关羽小瞧陆逊的任何言语和行动的记载。

相反，从关羽的实际部署中却能看出他对陆逊的重视。首先，关羽在和东吴接壤区域，沿江设置了大量“屯候”（即观察哨）和烽火台，以便出现情况时能够及时用烽烟传递警报。其次，关羽只是“稍撤兵以赴樊”，抽走的是一小部分兵力，大部还是留驻防备东吴。如果真如后人评论的那样，关羽麻痹大意，撤走了防守部队，那么吕蒙偷袭荆州时为什么不趁虚长驱直入，相反还要费尽心思潜形匿迹，来一出“白衣渡江”呢？

蒙至寻阳，尽伏其精兵冓鹿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俗语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当别人存心算计你的时候，任凭你如何千般设防，难免百密一疏，最终防不胜防。关羽在荆州安全问题上时时如同履冰之狐，谨小慎微，最终还是落入孙权的圈套。所谓的“大意失荆州”其实是以成败论英雄，穿凿附会地为关羽扣上一顶大帽子。作为镇守的大将，荆州丢失关羽固然难辞其咎，但他的失误绝非是“大意”，责任也绝不能推给他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