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什么意思？
养之以德则民合
翻译谁知到《老子》第五十一章的意思？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事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到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那么作为一种前提和基础的“中和”如何得以确立，或者说作为一种状态或结果的“中和”何以才能达至？何以才能“致中和”而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一言以蔽之曰：“中庸”。正有如《逸周书•度训》中之所谓：“和非中不立。”
然而在“和”与“中”或者“中庸”与“中和”之间到底又有什么区别呢？在朱熹看来，“变和言庸者”，“以性情言之则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90]；按照他的意见，“中庸”这一理念是完全可以包蕴和涵摄着“中和”的——而且在这个意义上说，或许将其称之为“中庸”，要更为合适，因为在基本理念上，前者包含着后者——原因本身即暗含着结果，而不是相反。与此同时，在《中庸》看来，“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也就是说，在“中”与“和”二者之间，还是有所不同的。对此，朱熹是这样解释的：“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91]——其意思是说，“中”乃是“道之体也”，而且“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而“和”则不过只是“道之用也”，同时又是“天下古今之所共由”。由此可见，所谓“和”者无疑乃是“中”之为“用”也，是“用中”，即连续不停地“用中”、持续不断地“用中”乃至于始终如一地“用中”；或者说是“中庸”。
有关于“庸”字，《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的：“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其意思是说，“庸”就是“用”，这乃是一个基本前提。而且在这一基本前提之下，一方面，它“从用”，因此便可以解作是“用”；而在另一方面，它又“从庚”，而“庚”则是“更事”，并且“庚”与“更”均有“续”或“相继”之义。如《国语•晋语四》之所谓：“姓利相更，成而不迁”，韦昭对此注曰：“更，续也；迁，离散也”。又如《诗经•小雅•大东》之所谓：“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而毛苌亦将这里的“庚”训作：“赓，续也”。黄侃《春秋名字解诂补谊》上说：“古文赓从庚，庚亦续也”。于是乎，在“用”这一大前提之下而“从用、从庚”的“庸”便不仅是一般地用、简单地用，而应当是连续不停地用、持续不断地用，是“续用”。于是乎，所谓“中庸”，则便是连续不停地用中，持续不断地用中，随时随地地用中，时时处处地用中。此即“中庸”的精微、精妙之所在。而且也只有作如是观，才能全面而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孔子的“中庸”，才能上则可与尧、舜、禹三王之所谓“允执厥中”[92]的思想相对接，而下则可与《中庸》载仲尼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一句话相关联。孔子有言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93]；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然而为什么“不可能”？又为什么“民鲜久”？究其原因，胥在于：“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在于民众或非哲学的大多数（the unphilosophical many）不能始终如一地做到固守本位、无失本心，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率由自然，无为而治；换句话说，所谓“中也者”，乃是“天下之大本”，是“天命之性”，是“天下之理皆由此出”的“道之体也”——或者说是“体”；而所谓“和也者”，则不过只是“天下之达道也”，是“循性之谓”，不过是“天下古今之所共由”的“道之用也”——或者说是“用”。而且按照朱熹的意见，这个“体”“用”不二，并且在实际上，前者本身已兼有了后者之意；换句话说，“中”字当头，“和”在其中。如此看来，近代以来乃至于今日，有关于“体用”问题的讨论，似乎并未抓住其中问题的症结，亦未能归结到这一根本视域中来，其大而化之、大而无当是明显的，充满了太多的辩护性。
既如此，若没有“中”、不谈“中”或不要“中”的话，则何谈于“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无根的问题同时也一定是无解的，而既无根又无解自然便是伪问题或假问题——是根本不存在而且也不可能得以解决的问题。《管子》曰：“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94]；又曰：“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此居于图西方方外”[95]——由此可见，其中“和”的前提乃是所谓“畜之以道”中的一个“道”字；而“合”的前提，则是所谓“养之以德”中的一个“德”字——换句话说，只有“畜之以道”，才能使“民和”（即和睦、和谐）；同时，也只有“养之以德”，才能使“民合”（即合作、协作）。于是乎，所谓“和合”，不过意味着和睦合作与和谐协作；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在《管子》作者看来，同时也还必须要从根本上做到同道同德，或者说是同心同德，而且也只有如此，才能够从根本上做到“能谐”、“能辑”、“能习”、“莫之能伤”以及“此居于图西方方外”——也就是说，其实所谓“和合”者，盖不过只是在于其中能够最终导致“能谐”、“能辑”、“能习”、“莫之能伤”以及“此居于图西方方外”这一美好而理想之结果的另一逻辑前提而已，而其中的“道”与“德”才是至为关键之所在。
有关于此，也许董仲舒曾说过的一句话要来得切中肯綮、最为到位：“中者，天下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96]。在这句话中，董子竟将“中”与“和”分别上升到了“天下”、“天地”这样一个难以企及、无以复加的高度，可以算是说到家了。那么什么是“中”？董子在此说得十分明白：“中者，天下之所终始也”；而什么是“和”？董子亦在此交待得十分清楚：“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于是乎，所谓“中”与“和”，便由此而最终被提升到了一个最终极的本体论的高度；与此同时，董子在此更将所谓“中”与“和”分别与所谓“道”与“德”有机结合、完美统一起来，而且在他看来，“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换句话说，所谓“和”，就是“德”而且又是其中最“大”的“德”；而所谓“中”，就是“道”，而且更是其中最“正”的“道”。这一说法，在本文看来，应当说是极为精辟的；而且汉代去古未远，而董子又是古往今来第一位真正将儒学推向政治舞台之台面上的儒者，因此对其有关认识和见解似应抱有几分信服才是。对此，若轻易加以否定甚至于不加省察地全盘否定，都难免会产生严重的心理之蔽。
《管子》曰：“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职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故言之者不别也。间之理者，谓其所以舍也”[97]。尽管如此，尽管“道之与德无间”，尽管“言之者不别也”，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就是“德”，而“德”就是“道”；换句话说，尽管“道之与德无间”，“言之者不别也”，但在古典时代，此二者间还是有所区别的。对此，王弼曾于《老子》第三十八章之中作过这样一个著名的解释：“德者，得也。常得而无丧，利而无害，故以德为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同时，他又于《老子》第五十一章之中再作解释道：“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这一释义堪称不易之论。如其所言，“何以得德”？曰：“由乎道也”；若没有这个“道”（毋宁说“中”），则所谓“德”（毋宁说“和”）是根本谈不上的——因为所谓“道者”，乃是“物之所由也”；而所谓“德者”，则不过只是“物之所得也”，而且是“由之乃得”——也就是说，若不由“之”，不由这个“道”、这个“中”或者不由这个“中道”的话，则这个“物之所得也”的“德者”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而便将无从谈起——其中“中即道也”，“道无不中”；而所谓“德者”，则相应地也只能是“和”。正像若没有“中”便没有“和”一样，若脱离于“道”，则这个“德者”，显然是不可能孤立存在的。也许正惟如此，《老子》才被称之为“道德经”，而且即使帛本《老子》因编排上“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而与《韩非子•解老》篇的顺序若合符节并被惯称为“德道经”，但为其所根本凸显的亦无疑乃是这其中的一个“道”而非“德”字，而且此二者间并不平列，亦不可等量齐观。
也许正惟如
兵法的管子-兵法
《兵法》是我国古籍《管子》里记载的一篇文章，见于《管子》第十七篇。
《管子》是一部记录中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学派的言行事迹的书籍。大约成书于战国(前475～前221)时代至秦汉时期。刘向编定《管子》时共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馀10篇仅存目录。
管仲（公元前723年-约公元前645年） 汉族，名夷吾，字仲，又称敬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颍上(今安徽颍上)人。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管仲的言论见于《国语 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 《兵法》一文由9个部分组成。
1、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权者也。故举兵之日而境内贫，战不必胜，胜则多死，得地而国败。此四者，用兵之祸者也。四祸其国而无不危矣。
【译文】
通晓万物本质的，可成皇业；明察治世之道的，可成帝业；懂得实行德政的，可成王业；深谋远虑取得战争胜利的，可成霸业。所以，战争，虽不是什么完备高尚的道德，但可以辅助王业和成就霸业。现代用兵的人却不明此理，不晓得用兵是要权衡得失的。所以，一发动战争就使国内贫穷，打起仗来没有必胜的把握，打了胜仗则死亡甚多，得了土地而伤了国家元气。这四种情况，是用兵的祸害。四者害其国，没有不危亡的。
2、大度之书曰：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战而必胜，胜而不死，得地而国不败。为此四者若何？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者，计数得也。战而必胜者，法度审也。胜而不死者，教器备利，而敌不敢校也。得地而国不败者，因其民也。因其民，则号制有发也。教器备利，则有制也。法度审，则有守也。计数得，则有明也。治众有数，胜敌有理。察数而知理，审器而识胜，明理而胜敌。定宗庙，遂男女，官四分，则可以定威德；制法仪，出号令，然后可以一众治民。
【译文】
大度的书上说：发动战争而保持国家不贫，打起仗来有必胜把握，打了胜仗没有死亡，得了土地而本国不伤元气，如何做到这四点呢？发动战争而国内不贫，是因为筹算得当。战而必胜，是因为法度严明。打了胜仗而没有死亡，是因为教练和武器都好，敌人不敢抗拒。得了土地而不伤本国元气，是因为顺应了被征服国的人民。顺应其人民，号令、制度就有成法可依。教练和武器都好，就有控制力量。法度严明，军队就有遵循。筹算得当，用兵就有明见。治兵众要有方法，胜敌国要有正理，审查治兵的方法就可以了解治军水平，审查武器的状况就可以了解战胜原因，明白举兵的正理就可以战胜敌人。安定宗庙，养育儿女，使四民分业治事，就可以立威立德；制定仪法，发布号令，然后就可以统一百姓行动和治理民众了。
3、兵无主，则不蚤知敌。野无吏，则无蓄积。官无常，则下怨上，器械不巧。则朝无定，赏罚不明，则民轻其产。故曰：蚤知敌，则独行；有蓄积，则久而不匮；器械巧，则伐而不费：赏罚明，则勇士劝也。
【译文】
军中没有主帅，就不能早知敌情。农业没有官吏，就不能充实粮食贮备。官府没有常法，下面就抱怨上级，而使武器不精。朝廷没有统一政令而赏罚不明，人民就看轻出产。应该说：早知敌情，才能够所向无敌；有充实的粮食贮备，才能久战而不匮乏；武器精巧，才能征伐顺利；赏罚严明，才能使勇士得到鼓励。
4、三官不缪，五教不乱，九章著明，则危危而无害，穷穷而无难。故能致远以数，纵强以制。三官：一曰鼓枣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进也；二曰金枣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枣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谓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号令之数，三曰教其足以进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长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赏罚之诚。五教各习，而士负以勇矣。九章：一曰举日章，则昼行；二曰举月章，则夜行；三曰举龙章，则行水；四曰举虎章，则行林；五曰举鸟章，则行陂；六曰举蛇章，则行泽；七曰举鹊章，则行陆；八曰举狼章，则行山；九曰举韟章，则载食而驾。九章既定，而动静不过。
【译文】
“三官”无误，“五教”不乱，“九章”著明，这样，虽处于极危之境也无害，处于极度困乏也不会遇难。所以有办法进行远征，有规则总领众强。三官：第—是鼓，鼓是为了作战，为了发动，为了进攻而用的；第二是金，金是为了防守，为了退兵，为了停战而用的；第三是旗，旗是为了出动军//www.souquanme.com队，为了节制军队，为了抑止军队而用的。这就是三官。有此三令，兵法就起作用了。“五教”：一是教战士眼看各种形色的旗帜，二是教战士耳听各种号令的数目，三是教战士足走前进后退的步伐，四是教战士手使各种长短的武器，五是教战士心想赏罚制度的必行。五教熟练，战士就有勇气作战了。“九章”：一是举日章，白日行军；二是举月章，夜里行军；三是举龙章，水里行军；四是举虎章，林内行军；五是举乌章，丘陵行军；六是举蛇章，沼泽行军；七是举鹊章，陆上行军；八是举狼章，山上行军；九是举弓衣之章，表示要载上粮食驾车而www.souquanme.com行的意思。这九章确定之后，军队的行止就不会越轨了。
5、三官、五教、九章，始乎无端，卒乎无穷。始乎无端者，道也；卒乎无穷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数也。故不可量，则众强不能图；不可数，则伪诈不敢向。两者备施，则动静有功。径乎不知，发乎不意。径乎不知，故莫之能御也；发乎不意，故莫之能应也。故全胜而无害。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无常，行无常。两者备施，动乃有功。
【译文】
运用三官、五教和九章，要做到起始于没有开端，结束于没有穷尽。始于无端，好比“道”；终于无穷，好比“德”。因为道是不可量度的，德是不可测算的。不可量度，所以敌众强大也无法图谋我军；不可测算，所以敌军诈伪也不敢对抗我军。两者兼而施之，无论动兵或息兵都有成效。过境要使人不知，发兵要出敌不意。过境使人不知，敌人就无法防御；发兵出敌不意，敌人就无法应付。故能全胜而无所伤害。要根据进军方便而进行教练，要按照作战有利而指挥行动。教练不拘常规，行动也不拘常规。两者兼而施之，—动兵就有成效。
6、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飘风，击刺若雷电。绝地不守，恃固不拔，中处而无敌，令行而不留。器成教施，散之无方，聚之不可计。教器备利，进退若雷电，而无所疑匮。一气专定，则傍通而不疑；厉士利械，则涉难而不匮。进无所疑，退无所匮，敌乃为用。凌山坑，不待钩梯；历水谷，不须舟辑。径于绝地，攻于恃固，独出独入而莫之能止。宝不独入，故莫之能止；宝不独见，故莫之能敛。无名之至，尽尽而不意。故不能疑神。
【译文】
兵器完好，教练有素，追逐逃兵遁卒就能像飘风一样迅速，击杀敌军就能像雷电一样猛烈。敌人虽有绝地也不能守卫，虽侍险固也不能支持。我军则保持主动而无敌，令行而无阻。兵器完好，教练有素，分兵则敌人不能防备，聚兵则敌人不能测度。在教练充分武器良好的条件下，兵的进退都会像雷电一样，而没有停滞和溃散。能做到一气专定，则四出无阻；能做到强兵利器，则遇危不乱。进军无阻碍，退军不溃乱，敌人就为我所用了。这样，过山谷不用钩梯，经水沟不用船只，可以通过绝险的地势，可以打下依险固守的敌人，独出独入谁也不能阻止。实际上“独入”并不是单人打入，所以不能阻止；“独出”并不是单人杀出，所以不能约束。这种战法不能用言语形容至尽，说尽反而不是原意了。所以，其伟大可与神灵相比拟。
7、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定一至，行二要，纵三权，施四教，发五机，设六行，论七数，守八应，审九器，章十号。故能全胜大胜。
【译文】
养兵以道，则人民和睦；养兵以德，则人民团结。和睦团结就行动协调，协调就能一致，普遍地协调一致，那就谁也不能伤害了。定于“一至”，实行“两要”，总揽“三权”，掌握“四机”，发“五教”，设“六行”，讲“七数”，守“八应”，审“九章”，明“十号”，这就能获得全胜和大胜了。
8、无守也，故能守胜。数战则士罢，数胜则君骄，夫以骄君使罢民，则国安得无危？故至善不战，其次一之。破大胜强，一之至也。乱之不以变，乘之不以诡，胜之不以诈，一之实也。近则用实，远则施号；力不可量，强不可度，气不可极，德不可测，一之原也。众若时雨，寡若飘风，一之终也。
【译文】
要固守，所以能以守取胜。因为，频繁战斗搜趣网则士兵疲惫，多次得胜则君主骄傲，以骄傲的君主驱使疲惫的士兵作战，国家搜趣网怎能不危险？所以，用兵最好的是不战而胜，其次是一战而定。打破大国，战胜强敌，这是一战而定的典范。乱敌不用权变，乘敌不用诡计，胜敌不用诈谋，这是一战而定的实质。对近敌用实力征伐，对远国用号令威慑，力量不可估计，强盛不可测度，士气永不枯渴，心智无法捉摸，这是一战而定的力量源泉。增兵像时雨一样密集，减兵像飘风一样迅速，这是一战而定的最终表现。
9、利适，器之至也；用敌，教之尽也。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适；不能尽教者，不能用敌。不能用敌者穷，不能致器者困。远用兵，则可以必胜。出入异涂，则伤其敌。深入危之，则士自修；士自修，则同心同力。善者之为兵也，使敌若据虚，若搏景。无设无形焉，无不可以成也；无形无为焉，无不可以化也，此之谓道矣。若亡而存，若后而先，威不足以命之。
【译文】
能控制敌人，是武器最精的结果；使敌为我用，是教练最好的结果。不能使武器最精的，不能制敌；不能使教练最好的，不能使敌为我用。不能使敌为我用，我将陷于被动；不能使武器最精，我将陷于困境。用兵神速，可以取得必胜。出入异途，可以劳伤敌军。深入敌境造成危险，战士自然警惕，警惕就同心同力了。善于用兵者指挥作战，总是使敌人像在虚空的地方，像在同影子搏斗。保持没有方位、没有形体的样子，因而没有不成功的；保持没有形体、没有作为的样子，因而没有不变化的。这些就叫作“道”。它好像无有而实则存在，好像在后而实则在前。用“威”字，都不足以形容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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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21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搜趣网。（《老子》）
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记》）
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和（《管子》）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
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