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一座占有重要地位的城市。现在流传这样一句话，叫做“五千年中国看西安，一千年中国看北京，一百年中国看天津”。这句话反映出天津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是不容低估的。 与历史悠久的中国古都型城市相比较，天津历史并不算太长，去年，也就是2004年，是天津设卫建城600周年。传统天津的城市地位也不是特别高，在明代天津是座卫城，卫一级的城市在当时有三四百个。到了清代，天津由州很快升格为直隶州，不久又开府置县。府一级的城市在清代有二百多个，县一级的城市达一千多个。但因天津依河j近海，地处水陆通津，距首都北京又很近，因此地位十分重要。 比如在明代，天津为“外卫”，但指挥权不在地方，而是直属中央军事机构“五军都督府”管辖；清代的天津府是“冲(地处要冲)、繁(事务繁杂)、疲(民力疲惫)、难(难于治理)”的四字“请旨缺”，也就是说，天津知府的人选，要由皇帝亲自圈定。17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把侵略的矛头伸向中国，可是他们不满意清王朝把对外贸易限于广州一口的政策，遇到问题总希望能和清王朝直接交涉：从海路上走，到天津最为方便，最能接近清王朝，所以自马戛尔尼访华开始，就把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当成既定方针。 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40年代，先后有九个国家在这里设立了租界，这在世界各国的城市中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段屈辱史，也是一段抗争史，同时叉是一段文化史。它说明这一时期的天津因为有着中国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的特殊地位，成为了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 为了应对天津开埠后的新局面，清王朝仿照鸦片战争后在广州设立五口通商大臣的先例，最初在天津设立了三口通商大臣。可是三口通商大臣仅仅是总理衙门派驻天津的外交代表，没有权力统辖地方文武，不能适应开埠后华洋共处的纷杂局面。所以从1870年起，便以治理“畿辅”的直隶总督兼领北洋通商大臣，一年之中，除海河封冻季节仍回省城保定处理公务外，其余时间分驻天津。北洋大臣在名义上是比照两江总督兼领南洋大臣而设的，但北洋大臣加授钦差大臣关防，不但有权代表朝廷接见各国使节，签订各种条约，而且负责筹建近代国防工业和统帅庞大的新式海陆军，一时间使得天津成为清王朝对外交涉的中心和推行各种“洋务”举措的北方中心。
　　当初，清王朝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借助近代文明来拯救已经陈旧的传统文明，但由于天津是中国北方最早和距首都最近的开放城市，是中国汲取近代文明最理想的窗口，也是近代文明进入中国最便捷的跳板，所以很快便造就了天津引领中国近代文明的特殊地位，促使天津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到20世纪初，出现了一大批“中国之最”。
　　比如，中国的近代工业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而洋务运动中的许多著名企业就出现在天津，天津机器局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火药厂。能以最先进的设备生产最新式的火药；开平矿务局是当时办得最成功的洋务企业，股票迅速升值，所生产的煤炭足以把洋煤赶出天津市场。SApiLPeRk此外，中国最早的电报和电话通讯，中国最早的邮政和邮票，中国最早的运营铁路，中国最早的股份制机械化农场，中国最早的军事学院，中国最早的高等教育……无不出现在天津。在思想文化方面，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也在天津活跃一时，他在天津水师学堂任职期间，竭力宣扬维新思想，使天津成为维新运动SApiLPeRk的北方舆论中心，特别是他翻译的《天演论》竞导致了“中国民气为之一变”。
　　进入20世纪初，清王朝干脆把直隶省会迁到了天津，这时的天津在推行“新政”方面一马当先，中国最早的警察制度，中国最早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中国最完整的近代教育体系，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训练与建制(据不完全统计，类似的“中国之最”超过百个)……也纷纷出现在天津，以天津为中心的“北洋新政”和“北洋实业”能够叫响全国。
　　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天津的作用同样非常突出。天津水师学堂的西乐队是中国最早的一支铜管乐队，由中国乐手组成的租界公共乐队能够演奏威尔第的名曲，不少近代体育项目像足球、篮球等等是由天津走向全国的，国外一名奥运冠军宁愿放弃本国的优厚待遇而来到天津从事教育工作……总之，那时的天津几乎占尽了流行于中国的新风新尚，构成了一个令人回味无穷的历史时代。
　　天津能在近代中国风起云涌的千古变局中走在全国前列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由海河、海洋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天津文化，源远流长，底蕴丰厚，具有开放、包容、多元的显著特征。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精神，也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和风骨。当前，全市人民正在致力于“积极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大力发展现代都市文化、充分展示近代历史文化、努力活跃特色群众文化”，了解天津特别是近代天津的文化与文明，-有助于我们对这座城市深层面的了解与认识。《引领近代文明 百年中国看天津》的出版，必将带给读者对天津的热爱，以及对天津腾飞的信心，这也正是本书问世的意义所在。

中国百年近代史，与天津的变化密切相关，天津原先是兵站，现在成为都市。

这可真是个问题，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说得清的。我搜索了一下记忆库，然后进行归纳总结，对他做了如下的回答——
天津和武汉一样，在中国近代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这样说，当然是给他以自尊。武汉地跨南北，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又在1927年当过不到一年的武汉国民政府首都，发生过“宁汉分裂”和“宁汉合流”等重要历史事件，当然还有抗战初期的武汉大会战，这些都说明武汉在近代史上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那么天津呢，它虽然不如武汉的历史来得更为深远，但在近代史上其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却是任何城市代替不了，“五千年看西安，一千年看北京，近代百年看天津
”，这句话在史学界已成为共识。
首先说举足轻重。这主要得益于天津在北方特有的门户位置和优越的地理条件。由于天津港是天然良港，同时又具“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之利，在经济上向内陆发展的腹地非常广阔，从而形成北方最大的贸易港口，也催生了早期工业的萌芽在此生根，使天津成为华北乃至中国工业的摇篮，现今坐落在运河边上的三条石地区就是中国铸铁和机器制造业的发源地。
1840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各国列强始终垂涎天津独特的地理位置。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天津被迫开埠，各国列强争先恐后把天津作为倾销商品、掠夺资源和输出资本的重要基地，并先后强划了15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租界，面积之大，涉及的国家之多，历时之长，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成为独立于中国行政和法律之外的“国中之国”。也正因为此，天津才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同时也使天津成为近代殖民政治、经济、文化的聚合地。那时的天津，是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和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
再来说特殊。这里主要有两重意思：一是清朝末期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国人在挨打中逐渐清醒，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派”开始占了上风，其代表人物李鸿章也看好天津这块靠近京畿、位置优越的地方，这就使天津在被动地成为中国北方对外开放的前沿同时，还成为近代中国“洋务运动”
的基地。李鸿章在天津重视工业，发展教育，编练新军，现在天津津南区的小站镇就是当初练兵的军事要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近代陆军也是在这里建立的。在这当中，袁世凯通过把持小站练兵，逐渐做大，从而由军成阀，由阀而形成以他为首的北洋系集团，进而实现“窃国”的梦想。20世纪初期，中国的政局就是由北洋军阀为主的北洋政府操控的。从这一点来说，天津是北洋政治的源头，天津的小站练兵搜趣网又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关节点。
在整部中国近代史中，北洋政府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在这期间，重要事件不断出现，北洋内部不断分化更迭，政治人物走马灯似的轮换，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局面。当时，不少军阀政客下野以后，都选择了天津作为遁迹之地，这是因为天津有外国租界，这些租界各自为政，对失意军阀政客来说是一种文SApiLPeRk化和政治上的屏障，有的甚至还可以托庇外国势力求得保护和支持，同时还可构筑自己的安乐窝，享受租界的繁华。更为重要是，天津与北京近在咫尺，政治上若即若离，这对于那些“身在朝野心在庙堂”的军阀政客来说，更便于窥测方向，重整旗鼓，有的还干SApiLPeRk脆在天津租界的“安乐窝”里阴谋策划遥控指挥，所以，当时就有“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的话流传，就是说某些野心家在北京的
袍笏登场，却原来是在天津打扮起来的。在近代史上，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天津就是这样居于中国政治的幕后，是军阀政客们进行勾心斗角的后方和某些政治事件的策源地，这是说天津地位特殊的又一重意义。
讲到这里，我问这个同事，这样说你明白了吧，他听了连连点头称是。
我又说：近代历史上那些曾经灸手可热的人物，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位没来过天津，没有一位不与天津产生瓜葛。在你看到的那些租界建筑中，名人故居占了相当一部分，有人统计，这些小洋楼里，住过的总统就有6位，总理27位，还有几十位总长和几十位督军，至于其他各界显要和社会贤达那就更多了。想想吧，近代政治波诡云谲，这些小洋楼也充满神秘色彩，那每一个窗口里面，可是藏着不少的故事哟……(作者：西部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