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
几乎没有出此之外的
就是基本都在这个其中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大意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从古时候到现在、从国内到国外，都是这个样子的，一概不能排除在外，就是都在这个范围内

　　曾子（前505～前436），姓曾，名参，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有山东平邑县和山东嘉祥县两说，尚无定论）人，是鄫国（缯国）太子巫的第五代孙。父亲曾点（曾皙），母亲上官氏。生于公元前505年(周敬王十五年，鲁定公五年)，死于公元前435年(周考王五年，鲁悼公三十二年)，生于东鲁，移居武城，十六岁拜孔子为师，他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积极推行儒家主张，传播儒家思想。孔子的孙子孔伋（字子思）师从参公，又传授给孟子。因之，曾参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对孔子的儒学学派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建树。他的修齐治平的政治观，省身、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孝道为先的孝道观影响中国两千多年，至今仍具有及其宝贵的的社会意义和实用价值，是当今建立和谐社会的丰富思想道德营养。曾参是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和传播者，在儒家文化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曾参以他的建树，终于走进大儒殿堂，与孔子、孟子、颜子（颜回）、子思比肩共称为五大圣人。 　　曾子性情沉静，举止稳重，为人谨慎，待人谦恭，以孝著称。齐国欲聘之为卿，他因在家孝敬父母，辞而不就。曾提出“慎终（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追远（虔诚地追念祖先），民德归厚（要注重人民的道德修养）”的主张。又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修养方法，即“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他著述有《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郕伯”。宋大中宋大中符二年（1009）加封“郕侯”（一作瑕丘侯）。元至顺初年，加封为“郕国宗圣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宗圣”。在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南建有曾子庙、曾林（曾子墓），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建有曾点墓和曾参墓。 　　曾姓后裔均把曾参作为自己的开派祖先。 　　[编辑本段]曾子的思想 　　政治观—孔子是以政治为轴心，以伦理道路为本位，来构筑其“仁”学体系的。孔门弟子概莫能外。但也必须看到，即使同一学派，不仅在性格、经历上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就是在思想上也有一定的差异性。曾参为孔子的后进弟子，入学时间上的延误，鲁钝的天资，在其思想成熟的时间上落后于其它弟子，但另一方面，又具有更深邃、更有耐力的特点。特别是孔子去世后，曾参独立生活实践的几十年间慢慢消化夫子教诲，结合自己的经验所得，从而对孔子学说的某些方面予以推进。 　　1、不苟同权贵的君子品格? 　　《韩诗外传》卷一记，曾参为养活父母仕于莒，曾当过“得粟三秉”的官职。虽有从政经历，但综观其一生，仍然是一个孔子式的知识分子形象。其根源在于他那尽守礼约、躬守孝道、不苟同权贵的思想品格。他曾声言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 　　这种“以仁为己任”、“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大丈夫气概，实际上并不亚于日后的孟子，甚至从这一点看，似乎可以预示孟子精神的出现。以这种精神气概为向导，便使人很难想象他会持有做官从政、苟合政治权势的贪婪要求。与《庄子?让王》篇中所述见义忘利，安贫乐道的形象是一致的：“曾子居卫，温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履而踵决。曳纵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声。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在“志”与“道”面前，形、利、心皆可忘记，政权官位又算得了什么呢?《说苑?立节》载：“曾子敝衣以耕，鲁君使人往致邑www.souquanme.com焉。”曾参辞而不受。为什么呢?他说：“臣闻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纵君有赐，不我骄也，我能勿畏乎?”显然，他在与政治权势的交往中保持着无私无畏、议而不从的态度。难怪《韩诗外传》说曾参五十岁时，“齐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皆不应命。”甚至对现实政治进行无情的揭露与鞭挞，孟氏使阳肤为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易喜。”(《论语.子张》)“上失其道”，可以说是曾参对现实政治形势总的批评性的看法。在当时“礼崩乐坏”的形势面前，曾参的态度是“天下有道，则君子欣然以交同；天下无道，则衡言不革；诸侯不听，则不干其士；听而不贤，则不践其朝”(《大戴礼记解诂》)。不屈从、不苟合、刚直不阿清醒处世的君子品格—这基本上可以说是原始儒家对待政治权势的正面态度与做人的基本原则。虽然不必一定卷入现实政治的漩涡，但一定清醒地保留着对专制政权的批评权力。? 　　2、修齐治本的政治理想? 　　被列为“四书”之首的《大学》，开宗明义提出了三纲(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政治哲学体系。 　　“至善”既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政治上的最终理想。“诚意、正心、修身”是道德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实践。通过道德修养实现政治抱负，道德与政治水乳交融，正是儒家思想以至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描述“治国平天下”宏伟蓝图的时候，接着讲得众、慎德、生财、举贤。“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故“治国平天下”者，应做“民之父母”，以“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孕育着孟子“民本”思想的萌芽。要赢得民心，就必须“慎德”。“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因为“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但“生财”也很重要。生财之道能使“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生财的目的在于富民，得民，“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因此又必须反对“聚敛之臣”。“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治国平天下者，不应“以利为利”，而应“以义为利也”。“治国平天下”的要务在于“举贤”。“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要举贤，首先要知贤、好贤、容贤，而后才能用贤。应该做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而不应“人之有技，娼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绝不能让妒贤嫉能的“小人”担当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 　　3、天人观中的“人为贵”思想? 　　中国古代的宇宙观，“盖天说”出现最早。它从直观出发对天地描述。认为天是圆形，好象伞盖；地是方的，好似棋盘，即“天圆地方”说。曾参察觉到“天圆地方”说存在的矛盾，提出“如诚天圆地方，则是四角之掩也”(《曾子天圆》)。是说如果真是天圆地方，那么半球形的天与方形的大地怎么能够吻合呢?进而探索天地之规律，万物之本源。《曾子天圆》中指出：“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阴阳之气各从其行则静矣。偏则风，俱则雪，交则电，乱则雾，和则雨。阳气胜，则散为雨露；阴气胜，则凝为霜雪。阳之专气为雹，阴之专气为霰。霰雹者，一气之化也。”? 　　《曾子天圆》认为毛虫羽虫是阳气化生的，介虫、鳞虫是阴气化生的。人是倮生的，无羽毛鳞甲，乃是禀阴阳精气而生。 　　这就明显地突出人在万物天地中的地位。这正是儒家思想的特点。《曾子大孝》说：“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认为人是天地间最伟大的，“天地之性为贵”(《孝经》)。《小戴礼记礼运》中说：“人者五行之秀气也。”荀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人不是顺应自然，屈从于自然，而是能动的改造自然。“从天而倾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发现并重视人的作用，这是儒家思想的精华。? 　　在人类中又应该发现推举聪明睿智的人，尊重人才。《曾子天圆》讲毛虫中最突出的是鳞，羽虫中最突出的凤，介虫中最突出的是黾，鳞虫中最突出的是龙，倮虫中最突出的是圣人，只有圣人才能役使鳞凤黾龙。所以圣人是祭祀天地、山川、鬼神、宗庙的祭主，是人中之杰。进而倡导圣贤思想。 　　[编辑本段]历代封赠、颂赞 　　曾参在孔学中的地位，很长时间以来未被人们所认识。上承孔子道统，下开思孟学派，这一学术地位，是唐、宋以后才为一些人所逐步承认。历代对曾参的封赠与奉祀情况如下： 　　唐代 　　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四月，唐高宗赠曾参为太子少保。此为对曾参赠官之始。 　　太极元年(公元712年)，唐睿宗加赠曾参太子太保，配享孔子庙堂。此为曾参配享之始。 　　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唐玄宗定曾参位次，诏曰：“曾子大孝，德冠群列，特为塑像，坐于十哲之次”。同年，唐玄宗勒礼部尚书苏廷页 撰《曾子赞》。 　　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八月，唐玄宗赠曾参为郕伯。此为曾参赠爵之始。 　　五代 　　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唐明宗罢二十一先儒，改以曾参与七十一子图形四壁，世称七十二贤，合计共八十二人。曾参名为七十二弟子之位，实为“文宣王庙，四壁英贤”，每逢祭祀，面前陈脯、盐等物以祭。 　　宋代 　　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宋太祖命文臣时廷臣撰《曾参赞》。 　　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五月，宋真宗晋曾参为瑕丘侯。因犯孔子讳，于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六月，改瑕丘侯为武城侯。 　　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宋高宗御制《曾子像赞》。 　　咸淳三年(公元1267)二月，宋度宗升曾参为成阝 国公，配先圣，居正位之西，面东。至此颜、曾、思、孟四配始定。 　　元代 　　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元成宗颁降初献成阝 国公乐章。成阝 国公酌献、奏《成安之曲》。 　　初献成阝 国公乐章内容是：“心传忠恕，一以贯之；爰述大学，百世训彝；惠我光明，遵闻行之；继圣迪后，是享是宜。” 　　延?三年(公元1316年)七月，元仁宗降诏，春秋祭祀先圣，以颜子、曾子、子思子、孟子为配享。 　　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七月，元文宗加封曾参为成阝国宗圣公。此为曾参封圣之始。 　　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元文宗进封颜子为复圣公、曾子为宗圣公、子思子为述圣公、孟子为亚圣公。命词臣为制，书一代为典，崇敬备至。 　　明代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太祖颁《释奠仪节》，四配位前，每位羊一、豕一、登一、钅刑 一、笾豆各十、缚簋各一、爵三、帛一、篚一、口一。 　　弘治四lkHoRb年(公元1491年)，明孝宗派官祭祀曾参并颁发祭文。 　　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山东巡抚赵璜、巡按李玑奏准，照弘治四年例，春秋次丁有司，永远致祭曾参专庙。嘉靖以后，嘉祥曾参专庙，每逢二、八月，翰博主祭上丁，地方官主祭次丁。明清两代均遵循未改。 　　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礼部召集诸大臣议事，一致认为：人以圣人为至圣，圣人以孔子为至。宋真宗称孔子为至圣，其意以备。今宜于孔子神位题“至圣先师孔子”，去其王号及“大成文宣”之称。其四配称，“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 　　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明世宗改为曾参为宗圣曾子，并敕封曾参之妻公羊氏为成阝 国一品夫人。 　　清代 　　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闰三月十六日，清圣祖颁发御制《宗圣赞》。 　　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八月初五日，清世宗书赠宗圣殿匾额“道传一贯”。 　　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二月二十八日，清高宗亲制《宗圣赞》(勒于碑石)，并派官至嘉祥宗圣庙致祭曾参。 　　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颁发元圣周公及复、宗、述、亚四圣祭器，以备陈设之用，当经山东巡抚专委东昌府同知陈王来 赴江南制造。赐宗圣曾子庙: 钅刑 一件、缚十件、簋十件、笾四十件、爵十一支、帛匣五件(竹笾、木匣、余皆铜器)；宗圣：爵三、钅刑 一、缚二、簋二、笾八、豆八、帛匣一；两配：各爵一、缚一、簋一、笾四、豆四、帛匣一；两庑：各三坛、爵三、缚三、簋三、笾十二、豆十二、帛匣一；宗圣夫人殿、启圣王殿、两庑，祭器可调使用。 　　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三月四日、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三月七日、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三月二十七日，清高宗亦亲制祭文，并派官至嘉祥宗圣庙祭祀曾参。 　　[编辑本段]曾子年谱 　　? 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十月十二日，曾参生于鲁国南武城。是年，孔子四十七岁，少孔子四十六岁。?? 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曾参十二岁。常随父学诗书，有“伏案苦读”之说。? 　　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曾参十四岁。“躬耕于泰山之下，遇大雨雪旬日不得归，因思父母，而作梁山之歌。”(见《淮南子》)? 　　鲁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曾参十六岁。奉父命至楚，从学孔子。? 　　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曾参十八岁。随孔子离楚去卫。?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曾参二十二岁。随孔子自卫返鲁。《孔子家语》记有，他“敝衣而耕，常日不举火”。鲁国君要赠其“食邑”，辞而不受。? 　　?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曾参二十四岁。孔子的高才弟子颜回病故，曾参就成了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 　　?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曾参二十六岁。孔子呼而告之，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孔子亲以《大学》授曾参。? 　　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曾参二十七岁。是年，孔子卒，终年七十三岁。孔子临终将其孙孔鲤之遗孤子思托付于曾参。曾参若父丧而无服，守孔子墓。? 　　鲁哀公十九年(公元前476年)曾参三十岁。三年守墓过后，孔门弟子子夏、子游、子张认为有若面貌很象孔子，要把有若当孔子来事奉，强叫曾参同意。曾参拒绝说：“这样做不可。老师的德行象长江的水洗过，象秋天的阳光晒过，清净洁白，无以复加，怎么只求面貌象似呢?”(见《孟子.滕文公上》)? 　　鲁哀公二十年(公元前475年)曾参三十一岁。父病故时，曾参“泪如涌泉，水浆不入口者七日”，以后“每读丧礼则泣下沾襟”(见《礼记》)? 　　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曾参三十八岁。武城大夫聘曾参为宾师，设教于武城(今山东平邑城南40公里曾子山下)? 　　鲁悼公元年(公元前466年)曾参四十岁。离鲁去卫。? 　　鲁悼公十一年(公元前456年)曾参五十岁。时齐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曾子皆不应命。? 　　鲁悼公十二年(公元前455年)曾参五十一岁。? 鲁悼公十三年(公元前454年)曾参五十二岁。? 　　鲁悼公二十一年(公元前446年)曾参六十岁。与子夏、段干木等设教于西河一带。? 　　鲁悼公三十一年(公元前436年)曾参七十岁。是年，曾参有病卧床不起，把弟子们叫到跟前说：你们掀开被子，看看我的脚和手，都保全得很好吧!我一生正象《诗经》上 说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心谨慎，以保其身。从今以后，我知道身体能够免于毁伤了。小子们，要记住啊!并且他自言自语地说，君子修养之道贵在三条：“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这三条我能做到吗?始终不忘修养功夫(《论语?泰伯》)? 　　鲁悼公三十二年(公元前435年)曾参七十一岁。一天夜里，病危中的曾参，突然想起身下铺着一领华美的席子，是鲁大夫季孙氏送给他的。他认为，自己一生没做到大夫，不应铺大夫的席子，于是就招呼儿子们把席子换下来。没等换上的席子铺好，他就死了，终年七十一岁。 　　[编辑本段]曾子的典故 　　二十四孝记载了曾子啮指痛心的佳话：曾子少年时家贫，常入山打柴。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所措，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曾参忽然觉得心疼，知道母亲在呼唤自己，便背着柴迅速返回家中，跪问缘故。母亲说：“有客人忽然到来，我咬手指盼你回来。”曾参于是接见客人，以礼相待。 　　曾子烹猪 　　曾子烹彘 　　【原文】: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女还，顾反为女杀彘。”妻适市来，曾子欲捕彘杀之。妻止之曰：“特与婴儿戏耳。”曾子曰：“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智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烹彘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译文】:曾子的夫人到集市上去，他的儿子哭着闹着要跟着去。他的母亲对他说：“你先回家呆着，待会儿我回来杀猪给你吃。”她刚从集市上回来，曾子就要捉猪去杀。她就劝止说：“只不过是跟孩子开玩笑罢了。”曾子说：“妻子，可不能跟他开玩笑啊！小孩子没有思考和判断能力，要向父母亲学习，听从父母亲给予的正确的教导。现在你欺骗他，这是教孩子骗人啊！母亲欺骗儿子，儿子就不再相信自己的母亲了，这不是实现教育的方法。” 于是曾子就杀猪煮肉给孩子吃。 　　曾子避席 　　“曾子避席”出自《孝经》，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曾子是孔子的弟子，有一次他在孔子身边侍坐，孔子就问他：“以前的圣贤之王有至高无上的德行，精要奥妙的理论，用来教导天下之人，人们就能和睦相处，君王和臣下之间也没有不满，你知道它们是什么吗？”曾子听了，明白老师孔子是要指点他最深刻的道理，于是立刻从坐着的席子上站起来，走到席子外面，恭恭敬敬地回答道：“我不够聪明，哪里能知道，还请老师把这些道理教给我。” 　　在这里，“避席”是一种非常礼貌的行为，当曾子听到老师要向他传授时，他站起身来，走到席子外向老师请教，是为了表示他对老师的尊重。曾子懂礼貌的故事被后人传诵，很多人都向他学习。 　　曾子的名言：吾日三省吾身 　　《论语》中有：“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翻成白话是这样：“我每天必定用三件事反省自己：替人谋事有没有不尽心尽力的地方？与朋友交往是不是有不诚信之处？师长的传授有没有复习？”这才是曾子所说的“三省”。这“三省”说了两个方面。一是修己，一是对人。对人要诚信，诚信是人格光明的表现，不欺人也不欺己。替人谋事要尽心，尽心才能不苟且，不敷衍，这是为人的基本德性。修己不能一时一事，修己要贯穿整个人生，要时时温习旧经验，求取新知识，不能停下来，一停下来，就会僵化。 　　曾子 　　曾子居卫，缊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襟而肘见，纳屦而踵决。曳纵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1居，居住 2表，面 3哙，憔悴 4胼胝（pianzhi）动词，磨出茧子 5制，制作 6，襟，衣服胸前的部分，这里指衣领 　　7 满，充满 8形，形体身体 　　封赠 　　曾子自唐高宗始有封赠，宋有追加，宋度宗时升列四配。明正统时重建专庙。明嘉靖时，访求曾子后裔，授以世职。 其历代主要的封赠如下： 　　? 178年（汉灵帝光和元年），敕画曾子像于七十二子之中。 　　? 668年（唐高宗总章元年），赠曾子为太子少保(1)。 　　? 712年（唐睿宗太极元年），加赠为太子太保。 　　? 720年（唐玄宗开元八年），特塑曾子像坐于十哲之次并谐御制曾子赞。 　　? 739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赠曾子为郕国伯(2)。 　　? 1009年（北宋大宗祥符二年），晋升为瑕邱侯(3)。 　　? 1111年（北宋徽宗政和元年），改封为武城侯。 　　? 1267年（南宋度宗咸淳三年），升郕国公。 　　? 1330年（元文宗至顺元年），加封为郕国宗圣公。 　　? 1539年（明世宋嘉靖十八年），敕封曾子为宗圣公。 　　世系 　　西汉 　　第十五世孙曾据 　　明嘉靖三十七世孙曾庆长子曾伟之后， 　　曾子五十九世嫡孙曾潮瑶因久住南方，不愿回山东，其近支子弟亦不愿北返。于是曾庆次子曾骈之后 　　曾子五十九世孙曾质粹以小宗挑大宗 　　清嘉庆年间，曾伟的后裔曾衍泳禀报朝廷，请准建家庙于湖南宁乡县，由长房后裔增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一名，在南方分承宗祀。从此，曾氏山东翰林院五经博士的世系叫做东宗，在南方奉祀曾子的翰林院五经博士世系叫南宗。 　　曾氏从六十三代开始，//www.souquanme.com用与孔、孟统一的字辈，即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纪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建道敦安定，懋修肇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 第59代 曾质粹，字南武，世居吉安永丰。生于明弘治五年（1492年）二月初一日，卒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二月十六日。 　　? 第60代 曾昊，早卒未袭。 　　? 第61代 曾继祖，字绳之 　　? 第62代 曾承业，字洪福，万历五年袭 　　? 第63代 曾弘毅，字泰东，崇祯元年 　　? 第64代 曾闻达，字象舆，崇祯十四年袭 　　? 第65代 曾贞豫，字麟楚，康熙七年袭 　　? 第66代 曾尚溶，字汇伯，康熙二十九年袭 　　? 第67代 曾衍肃，字雍若，雍正二年袭 　　? 第68代 曾兴烈，字起祚，乾隆四年袭 　　? 第69代 曾毓尊，字注瀛，乾隆二十六年袭 　　? 第70代 曾传镇，字巨山，嘉庆元年袭 　　? 第71代 曾纪琏，字仲鲁，袭不久，因事革职，并不准其后承袭。 曾纪瑚，字六华，嘉庆十八年袭，传镇弟传锡之长子 　　? 第72代 曾广芳，字汝徙，早卒未得承袭。 　　? 第73代 曾昭嗣，字伯续，系曾纪瑚次子曾广莆长子，过继于曾广芳。早卒未得承袭。 　　? 第74代 曾宪祏，字奉远，清光绪十二年袭。 　　? 第75代 曾倩源，字养泉，原名庆源，因“庆”字与37代祖讳，故改作倩。 　　? 第76代 曾繁山，字静斋，民国廿四年改封宗圣奉祀官。 　　? 第77代 曾祥符，曾繁山过继子，其世袭为纪瑚－广莆－昭吉－宪祜－庆潼－繁琪－祥符。生于一九四六年，幼年承袭宗圣奉祀官 　　? 第78代 曾令光，曾祥符长子 　　? 第78代 曾德宗，曾令光之子 　　曾子庙 　　嘉祥县城南23公里的曾子故里--风景秀丽的南武山南麓，搜趣网有一处历史悠久、气势辉宏的古建筑群体--曾庙。 　　曾庙，又称曾子庙、宗圣庙，是历代祭祀孔子著名高足曾参的专庙。 　　曾庙始建于周考王十五年（公元前426年），原名“忠孝祠”。明正统九年（公元14444元）重建后改称“宗圣庙”，重建后的曾庙当时仅有正殿、寝展、东西庑、戟门各三间。次年，又于庙右创建莱芜侯祠三间。明宏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山东巡按金洪因庙制简陋，秦请扩修，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完工。明嘉靖、隆庆年间，曾庙两次毁于战火。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曾子六十二代孙五经博士曾承业秦请重修，当年九月动工，年底竣工。这次重修，奠定了现在的布局和规模。清顺治、康熙、乾隆、光绪等年间多次进行修缮。

　　这篇文章是北大校长季羡林先生前后分两次写的，我不知道你说的第二段是哪一段，所以只好把这篇文章全部附上！！
　　季羡林：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文/季羡林
　　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笑容，却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1948年12月中旬，是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此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城，然而城内人心并不惶惶。北大同仁和学生也并不惶惶，而且，不但不惶惶，在人们的内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还有点狐疑，都在期望着迎接解放军。适逢北大校庆大喜的日子，许多教授都满面春风，聚集在沙滩孑民堂中，举行庆典。记得作为校长的适之先生，作了简短的讲话，满面含笑，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正在这个时候，城外忽然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大家相互开玩笑说：“解放军给北大放礼炮哩！”简短的仪式完毕后，适之先生就辞别了大家，登上飞机，飞往南京去了。我忽然想到了李后主的几句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我想改写一下，描绘当时适之先生的情景：“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我哪里知道，我们这一次会面竟是最后一次。如果我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话，这是含笑不起来的。
　　从此以后，我同适之先生便天各一方，分道扬镳，“世事两茫茫”了。听说，他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接走几位老朋友，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地同老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适之先生在南京也没有能呆多久，“百万雄师过大江”以后，他也逃往台湾。后来又到美国去住了几年，并不得志，往日的辉煌犹如春梦一场，它不复存在。后来又回到台湾。最初也不为当局所礼重，往日总统候选人的迷梦，也只留下了一个话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后来，不知怎样一来，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长，算是得到了应有的礼遇，过了几年舒适称心的日子。适之先生毕竟是一书生，一直迷恋于《水经注》的研究，如醉如痴，此时又得以从容继续下去。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差强人意的。可惜仁者不寿，猝死于宴席之间。死后哀荣备至。中央研究院为他建立了纪念馆，包括他生前的居室在内，并建立了胡适陵园，遗骨埋葬在院内的陵园。今天我们参拜的就是这个规模宏伟极为壮观的陵园。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杜甫有诗：“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我现在是“焉知五十载，躬亲扫陵墓。”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自己已经到望九之年，距离适之先生所呆的黄泉或者天堂乐园，只差几步之遥了。回忆自己八十多年的坎坷又顺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了。
　　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
　　积八十年之经验，我认为，一个人生在世间，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勤奋、机遇。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别的人先不说了，只谈我自己。关于才能一项，再自谦也不能说自己是白痴。但是，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这一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谈到勤奋，我自认还能差强人意，用不着有什么愧怍之感。但是，我把重点放在第三项上：机遇。如果我一生还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话，主要是靠机遇。机遇的内涵是十分复杂的，我只谈其中恩师一项。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根据老师这三项任务，老师对学生都是有恩的。然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只有汉文把“恩”与“师”紧密地嵌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
　　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六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我不一定都听过他们的课，但是，只读他们的书也是一种教导。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读过陈寅恪先生所有的已经发表的著作，旁听过他的“佛经翻译文学”，从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在当了或滥竽了一年国文教员之后，由于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遇，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正在我入学后的第二个学期，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调到哥廷根大学任印度学的讲座教授。当我在教务处前看到他开基础梵文的通告时，我喜极欲狂。“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难道这不是天赐的机遇吗？最初两个学期，选修梵文的只有我一个外国学生。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误，而且备课充分，讲解细致，威仪俨然，一丝不苟。几乎是我一个学生垄断课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见。二战爆发，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原印度讲座教授西克，虽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讲台，教的依然是我一个中国学生。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诉我，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绝招全传授给我，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传》，还有他费了二十年的时间才解读了的吐火罗文。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中，他是世界最高权威。我并非天才，六七种外语早已塞满了我那渺小的脑袋瓜，我并不想再塞进吐火罗文。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诉我的是他的决定，一点征求意见的意思都没有。我惟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敬谨遵命。现在回忆起来，冬天大雪之后，在研究所上过课，天已近黄昏，积雪白皑皑地拥满十里长街。雪厚路滑，天空阴暗，地闪雪光，路上阒静无人，我搀扶着老爷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现在我真觉得，我身边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他为了学术，不惜衰朽残年，不顾自己的健康，想把衣钵传给我这个异国青年。此时我心中思绪翻腾，感激与温暖并在，担心与爱怜奔涌。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
　　二战期间，我被困德国，一呆就是十年。二战结束后，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向他汇报我十年学习的成绩。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名扬全球，但是，门坎一向极高，等闲难得进入。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我焉有不愿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当时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声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领导立即接受。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在国内学术界尚无藉藉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唐代中了进士，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我虽然没有一日看遍北平花，但是，身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心中有点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吗？
　　在此后的三年内，我在适之先生和锡予（汤用彤）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适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决不老气横秋，而是活泼有趣。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难忘。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做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这时候，印度总理尼赫鲁派印度著名学者师觉月博士来北大任访问教授，还派来了十几位印度男女学生来北大留学，这也算是中印两国间的一件大事。适之先生委托我照管印度老少学者。他多次会见他们，并设宴为他们接风。师觉月作第一次演讲时，适之先生亲自出席，并用英文致欢迎词，讲中印历史上的友好关系，介绍师觉月的学术成就，可见他对此事之重视。
　　适之先生在美国留学时，忙于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哲学与文化的学习，忙于钻研中国古代先秦的典籍，对印度文化以及佛教还没有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研究。据说后来由于想写完《中国哲学史》，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开始认真研究中国佛教禅宗以及中印文化关系。我自己在德国留学时，忙于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以及佛典拼命，没有余裕来从事中印文化关系史的研究。回国以后，迫于没有书籍资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开始注意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在解放前的三年中，只写过两篇比较象样的学术论文：一篇是《浮屠与佛》，一篇是《列子与佛典》。第一篇讲的问题正是适之先生同陈援庵先生争吵到面红耳赤的问题。我根据吐火罗文解决了这个问题。两老我都不敢得罪，只采取了一个骑墙的态度。我想，适之先生不会不读到这一篇论文的。我只到清华园读给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听。蒙他首肯，介绍给地位极高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第二篇文章，写成后我拿给了适之先生看，第二天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可见他是连夜看完的。他承认了我的结论，对我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这一次，我来到台湾，前几天，在大会上听到主席李亦园院士的讲话，中间他讲到，适之先生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在下午饮茶的时候，他经常同年轻的研究人员坐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他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我乍听之下，百感交集。适之先生这样说一定同上面两篇文章有关，也可能同我们分手后十几年中我写的一些文章有关。这说明，适之先生一直到晚年还关注着我的学术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可能有其他任何的感想吗？
　　他对共产党没有深仇大恨
　　在政治方面，众所周知，适之先生是不赞成共产主义的。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他同样也反对三民主义。我认为，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国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就是美国。这同他的个人经历和哲学信念有关。他们实验主义者不主张什么“终极真理”，而世界上所有的“主义”都与“终极真理”相似，因此他反对。他同共产党并没有任何深仇大恨。他自己说，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而反对国民党的文章则是写过的。www.souquanme.com我可以讲两件我亲眼看到的小事。解放前夕，北平学生动不动就示威游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饥饿反迫害”等等，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适之先生焉能不知！但是，每次北平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他都乘坐他那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当局非释放学生不行。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我个人觉得，这已经不能算是小事了。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适之先生。一个学生走进来对他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他听了以后，含笑对那个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谈话到此为止。这个学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没有拍案而起，怒发冲冠，态度依然亲切和蔼。小中见大，这些小事都是能够发人深思的。
　　适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那么，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我觉得，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也举一件小事。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议开始时，适之先生匆匆赶到，首先声明，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要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一听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而且兴致极高，大有挑灯夜战之势。从这样一个小例子中不也可以小中见大吗？
　　最使我感动的是他毕生奖掖后进
　　我在上面谈到了适之先生的许多德行，现在笼统称之为“优点”。我认为，其中最令我钦佩，最使我感动的却是他毕生奖掖后进。“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他正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一方面有我上面讲到的只此一家的“恩师”；另一方面却又有老虎拜猫为师学艺，猫留下了爬树一招没教给老虎，幸免为徒弟吃掉的民间故事。二者显然是有点矛盾的。适之先生对青年人一向鼓励提挈。40年代，他在美国哈佛大学遇到当时还是青年的学者周一良和杨联升等，对他们的天才和成就大为赞赏。后来周一良回到中国，倾向进步，参加革命，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杨联升留在美国，在二三十年的长时间内，同适之先生通信论学，互相唱和，在学术成就上也是硕果累累，名扬海外。周的天才与功力，只能说是高于杨，虽然在学术上也有所表现，但是，格于形势，不免令人有未尽其才之感。看了二人的遭遇，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吗？
　　适之先生于1962年猝然逝世，享年已经过了古稀，在中国历代学术史上，这已可以算是高龄了，但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似乎还应该活得更长一点。中国古称“仁者寿”，但适之先生只能说是“仁者不寿”。当时在大陆上“左”风犹狂，一般人大概认为胡适已经是被打倒在地的人，身上被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这样一个人的死去，有何值得大惊小怪！所以报刊杂志上没有一点反应。我自己当然是被蒙在鼓里，毫无所知。十几二十年以后，我脑袋里开始透进点光的时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曾写了一篇短文：《为胡适说几句话》，我连“先生”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可是还有人劝我以不发表为宜。文章终于发表了，反应还差强人意，至少没有人来追查我，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往后几年，改革开放之风吹绿了中华大地，知识分子的心态有了明显的转变，身上的枷锁除掉了，原罪之感也消逝了。被泼在身上的污泥浊水逐渐清除了，再也用不着天天夹着尾巴过日子了。这种思想感情上的解放，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愿意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出版界也奋起直追，出版了几部《胡适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雄心最强，准备出版一部超过两千万字的《胡适全集》。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主编这一非常重要的职位，出版社竟垂青于我。我本不是胡适研究专家，我诚惶诚恐，力辞不敢应允。但是出版社却说，现在北大曾经同适之先生共过事而过从又比较频繁的人，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铁证如山，我只能“仰”（不是“俯”）允了。我也想以此报知遇之恩于万一。我写了一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总序，副标题是：还胡适以本来面目。意思不过是想拨乱反正，以正视听而已。前不久，又有人邀我在《学林往事》中写一篇关于适之先生的文章，理由同前，我也应允而且从台湾回来后抱病写完。这一篇文章的副标题是：毕竟一书生。原因是，前一个副标题说得太满，我哪里有能力还适之先生以本来面目呢？后一个副标题是说我对适之先生的看法，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联翩，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许多在至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但是，我此时虽思绪混乱，但神智还是清楚的，我没有这样做。我环顾陵园，只见石阶整洁，盘旋而上，陵墓极雄伟，上覆巨石，墓志铭为毛子水亲笔书写，墓后石墙上嵌有“德艺双隆”四个大字，连同墓志铭，都金光闪闪，炫人双目。我站在那里，蓦抬头，适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显现在眼前，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但是，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可我一点也没有颓唐之感。我现在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感。我相信，有朝一日，我还会有机会，重来宝岛，再一次站在适之先生的墓前。
　　[后记]
　　文章写完了，但是对开头处所写的1948年12月在孑民堂庆祝建校五十周年一事，脑袋里终究还有点疑惑。我对自己的记忆能力是颇有一点自信的，但是说它是“铁证如山”，我还没有这个胆量。怎么办呢？查书。我的日记在“文革”中被抄家时丢了几本，无巧不成书，丢的日记中正巧有1948年的。于是又托高鸿查胡适日记，没能查到。但是，从当时报纸上的记载中得知胡适于12月15日已离开北平，到了南京，并于17日在南京举行北大校庆五十周年庆祝典礼，发言时“泣不成声”云云。可见我的回忆是错了。又一个“怎么办呢？”一是改写，二是保留不变。经过考虑，我采用了后者。原因何在呢？我认为，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一个现实，我脑筋里的回忆也是一个现实，一个存在形式不同的现实。既然我有这样一段回忆，必然是因为我认为，如果适之先生当时在北平，一定会有我回忆的那种情况，因此我才决定保留原文，不加更动。但那毕竟不是事实，所以写了这一段“后记”，以正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