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由，毋宁死，汉语词语，读音是bú zì yóu，wú nìng sǐ。意思是如果失去自由，那么不如去死。源于美国人帕特里克亨利（1736-1799）一七七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于殖民地弗吉尼亚州议会演讲中的最后一句：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1736～1799),苏格兰裔美国人。他生于弗吉尼亚，是弗吉尼亚殖民地最成功的律师之一，以机敏和演说技巧而著称。他是独立战争时期的自由主义者，美国革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演说家，被称为“美国革命之舌”。他是著名的《独立宣言》的主要执笔者之一，曾任弗吉尼亚州州长，深受爱戴，被誉为“弗吉尼亚之父”。在反英斗争中发表过许多著名演说。被普遍传诵的警句“不自由，毋宁死”就出自他的演说。

2020年对于世界上的每个国家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友好的，疫情的四处蔓延及其所带来的的经济下滑，让人们不禁对未来充满隐忧。许多人可能会问：这个世界还会变好吗？

答案谁都不知道，但即使如此，我们也只得硬着头皮向未来走去，未来无论是好是坏，总要经历过才知道。在102年前的1918年，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梁济，也跟他的儿子问了同一个问题，他的儿子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梁济问完便离开了家，他的儿子想不到，这竟是与父亲的最后一面。梁济我们可能很陌生，但他的儿子人尽皆知，就是鼎鼎大名的梁漱溟。

梁漱溟

一、小人物之死

1918年11月的北京城，树梢上已没剩下几片绿叶，老北京再度被秋冬交替时节的肃杀氛围所笼罩，积水潭也不复夏日的葱茏热闹，只剩下躲避寒冷的行人从潭边走过。

11月14日的早晨，前清举人梁济在与儿子梁漱溟对话完后便匆匆离开家门，梁漱溟本以为老父亲是去拜访好友，因此并未在意，但他没料到老父竟然一去不返，三天后，梁济的尸体被人发现在积水潭中。

积水潭

梁济生前虽是大清举人，也在朝廷当中担任过官职，但相较于同时代的具有龙凤之姿的大人物来说，他的存在无足轻重。他参与过数次社会运动，但都没有在社会上掀起大水花，与其大名鼎鼎的儿子梁漱溟相比，梁济怎么着也不是大清体制的受益者，那么多前清遗老遗少与王公大臣都没有自杀，梁济为什么会为糜烂的大清殉节呢？

梁济生前虽无甚大名，但死后却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关注，无论是新文化运动的棋手们，还是传统派，都对其表达出哀悼之情。人们之所以会关注这样一位小人物的自杀事件，着眼点绝对不在梁济本人身上，更多的是透过对梁济自杀事件的讨论，表达对社会以及时代的看法。

梁济父子

二、过渡时代的自杀事件

自杀在圣人看来是十分罪恶的事情，不仅在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更在于圣人认为自杀只能在一种情况下发生，那就是“杀身成仁”，为“仁义”而死才算是有意义的自杀。

梁济的死显然不是因为身患疾病或觉得生活没有意义而死，他绝对是在深思熟虑之后凛然赴死的。这一点从其死前与梁漱溟的最后一次对话就可以看出，梁济既然能够问出“这个世界还会好吗”这样的问题，已经表明他认为现在的世界十分糟糕，而以他本人的能力显然无力改变这个世界，唯一的解脱办法只剩下自杀这一条路了。

如八百壮士就是舍生取义的典范

梁济在自杀之前，还写下一封遗书，在遗书中梁济说他自杀原因有二，一为“殉清”，二为“国性”。如果说殉清这一点还可以让人理解，那么“国性”二字当如何理解呢？

“国性”二字，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品格和性质，在梁济这里即是传统帝制时代下的文化道德系统。在梁济心中，这比任何信仰都值得尊重，是不可磨灭的“真理”。秉承着共和理念而建立的中华民国，理应有着更好的“国性”才对，但社会秩序却比前清的时候更加混乱。这也许就是共和制之下梁济所要殉的国性吧！

民国时期，社会失序

三、向死而生还是向生而死

梁济的死尽管在遗书中被分成了两点，但实际上在梁济本人看来也可以合并成一点，梁济认为他所谓的“殉清”并不是说因大清亡了而死，而是因“幼年所学”全然崩溃而死，这里的“幼年所学”，其实就是中国传承千余年之久的伦理纲常与诗书礼乐，而这种学说是深深地印刻在他的骨子里的，是根本无法剔除的烙印。梁济本人自幼即生活在单亲家庭中，母亲对其严格的管教使他自幼便形成了十分正直且有些固执的性格，可以说梁济本人坚持赴死，固然是他无法接受后清时代的社会状态，但更多的是出于他想借死亡来表达对现实诸多丑像的嘲讽。

大清亡了

“义者，天地间不可歇绝之物.....设使我身在汉，则汉亡之日必尽忠.....是以义为本位，非以清为本位也。”梁济此话将其想法完完整整地表达出来，他的死是“杀身成仁”，是“舍生取义”，而不是愚蠢的殉葬。梁济并非愚忠之人，他也知道一切当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但此时的民国对他来说却是远逊于大清的国家，民主共和制度初建，社会乱象层出不穷，皇帝制度的废除使习惯了存在最高权威的中国人顿时失去了国家的精神支柱，一时间借民主共和之名，行揽权掠财之事的官员是“前赴后继”，没有了权威也就没有了约束，对于中国人来说民国无疑成为了最为“自由”的时代。

而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则继破除皇帝制度之后，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除”，一时间社会上凡曰孔孟之人皆为守旧之分子，即使是接受过新教育的梁济之子梁漱溟也曾经说过：“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儿子尚且如此，作为从传统里走出来的父亲，梁济自然对民国更加失望。

新文化运动

悲壮的死是向死而生，苟且的生是向生而死，就在梁济死后的第十年，也就是19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同样www.souquanme.com以跳湖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正如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所写下的悼词中所说：“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当身体踏上了新世界但心灵却依旧为传统所包围，当新世界的种种浪潮不断袭来，能保护自己的只有以死明志了。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成（咸，全部）怀恩（怀感激之情，亦师亦友）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日光）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金（佥，全、都）曰宜铭之贞（卜人事也。又，正）珉（似玉的石头），以昭示于无竟（际，尽）。因以刻石之辞命寅恪，数辞不获已（罢），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超脱心志：研究之艰苦），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有的放矢，彼不自由今自由而亦不见探赜推寅之作为也），毋宁死耳。斯古今仁搜趣网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研究不以己之恩怨，不以己之好恶）。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彰显）；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售）；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火（久），共三光而永光。

[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
[三光]是日月星，另搜趣网附原文。
● 陈寅恪
【按：1953年12月，陈寅恪先生的一位学生奉命南下，劝陈先生北上，出任拟建立的中科院中古研究所所长一职。陈寅恪先生专门为此作了答复。】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 原载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1927年6月2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研究导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近代另一位史学大师陈寅恪撰挽词赞曰：“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成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
王国维生于1877年，字静安，晚年又号观堂，浙江海宁人。其生平大体简略，一如本人自云：“自来哲学家，其一生行事大抵寥寥无可特记者。”在五十余年中，主要可以分为在报馆供职、留学日本、讲学研究、再度赴日、应召回国几个阶段。
王国维丰富的思想根植于其文理双修、中西兼顾的学术根底上。1900年，他受罗振玉资助去日本东京物理学校读书，开阔了视野，回国讲学期间又对康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哲学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此时所发表的《红楼梦评论》是运用西方理论阐释古典名著的开创之作，意义十分深远。后来所写《人间词话》搜趣网也是转移一代词学批评风气的代表性理论著作。
从1911到1916年，王国维为避武昌起义之战火，在日本度过了将近五个年头。这段时光对于他的学术生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丙辰日记》中他曾经对自己寓居东京的生活作过一个总结：“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为简单，惟学问变化滋甚。”其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他走出了早年对西方哲学的沉溺，从而走向了中国传统的文学、经学和史学研究。这几年间他耽于精读传统的经史典籍，并且创作上也有丰富的收获，自云“成书之多，为一生之冠”（参见赵万里编《王静安先生年谱》）。代表性的《秦汉郡考》、《中国戏曲史》即为此期体现其学术转型的作品，直到现在仍然是史学和文学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在王国维的学术世界中，有两条互相交织的线索一直影响着他。一条是一种较前人更为宽广的学术视域。他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说：“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几可有发达之日。”这里他强调了两点，一是一种中西方融通的视野，二是一种学术独立的精神，而其所关注的，始终是中国学术的昌明。在纯粹的学术追求之外，还有一条与之辅衬的线索，就是学者对民族的责任感。他再次回国后为重建中国上古信史所作的《殷周制度考》，其背后动因就是回击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史的怀疑。这部著作也使王国维在世界学术领域获得了相当的声誉。
1923年，王国维受逊帝溥仪征召，任南书房行走，搜趣网1925年到清华讲授《尚书》、《古史新证》等课，两年后辞世，留下的一封遗书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对于王国维的死，学术界有殉清、被逼等各种说法，但是最有影响的还是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所云：“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在这里扫清了关于王国维死因种种恩怨荣辱的流俗猜测，将其死阐释为与传统文化共存共尽的理念。观王国维的一生与其遗言，即使其死因有些具体的原因，但其精神深处的失落和疲惫的确是导致自杀的深层因素。也正是陈寅恪这位知交以超凡的眼光将其解读出来了。
1925年，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起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但是此时其身尚在德国，归国后又忙于家事，直到次年秋才到清华任教。不久陈、王二位成为邻居，因为见识趣味相契，常常一起谈论古今，遂成为知交好友。陈寅恪的挽词正文中说“回思寒夜话昌明，相对南冠泣数行”，正是对这段交情的回顾。
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同仁们都怀念不已，两年后有学生为其立碑以寄托心意，请陈寅恪撰写碑铭，于是他写下了著名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在碑文中陈寅恪三次提到学者对独立自由思想精神之追求，已经不仅是在悼念王国维先生一人一身，而是抽象出近代学者的一种新的人格理想，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恰是陈寅恪先生自己对学术界影响最为深刻的一种精神力量。
对于其在学术领域的开创性和划时代贡献，陈寅恪在1934年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的评价可谓慧眼独具：“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
尽管王国维学术思想如此渊深，但是对其学术内容和方法，陈寅恪还是概括出三条：一是用地下新发现的文物材料与纸上流传后世的文字材料相互比较，互为释证；二是用少数民族的遗留材料与汉族史籍相互补正；三是用西方的理论来阐释中国古代的典籍。陈寅恪当时断言中国将来的文史研究尽管会在范围和方法上有所发展，但是大体格局不远出王国维所开创的堂庑。从这七十年的学术史看，陈氏此语绝非虚美之词。
陈寅恪为王国维所写的这三篇悼念文章，不仅深刻地阐释了王国维之死的精神原因、解读了王国维身上所体现的学术意志、整理了王国维学术研究上的主要贡献，同时也是对处在近代向现代转型期间的知识分子及其所属的学术氛围的一种总结，其中所蕴含的陈寅恪先生自身的学术精神恰也正是引导其一生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