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是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的发祥地，距今7000年前市境就有先民从事农牧渔猎活动。春秋时，此地名长水，又称槜李，吴越两国在此风云角逐。战国时，划入楚境。秦置由拳县、海盐县，属会稽郡。两汉时煮海为盐，屯田为粮。三国时吴国雄踞江东，析由搜趣网拳县南境、海盐县西境置盐官县。吴黄龙三年（231）“由拳野稻自生”，吴大帝孙权以为祥瑞，改由拳为禾兴，赤乌五年（242）改称嘉兴。两晋、南北朝时，嘉兴得到进一步开发，“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隋朝开凿江南河，即杭州经嘉兴到镇江的大运河，给嘉兴带来灌溉舟楫之利。唐玄宗天宝十年（751）析嘉兴县东境及海盐、昆山等县部分辖地置华亭县。唐代嘉兴屯田27处，“浙西三屯，嘉禾为大”，嘉兴已成为中国东南重要产粮区，有“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的说法。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在嘉兴设置开元府，领嘉兴、海盐、华亭３县，是为嘉兴首次设州府级政权。后晋高祖天福五年（940），因吴越王钱元瓘 之奏请，在嘉兴置秀州，领嘉兴、海盐、华亭、崇德４县。北宋改秀州为嘉禾郡，南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升郡为府，后改嘉兴军。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改嘉兴军为嘉兴府安抚司，旋升为嘉兴路总管府。宋元时，嘉兴经济较发达，被称为“百工技艺与苏杭等”，“生齿蕃而货财阜，为浙西最”。乍浦、澉浦、青龙等港口外贸频繁，海运兴隆。明宣德五年（1430）析嘉兴县西北境为秀水县，析东北境为嘉善县；析海盐县置平湖县；析崇德县置桐乡县，嘉兴府下辖7县，称一府七县。此后四五百年内嘉兴府县体制基本未再变动。其时，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经济日渐繁荣，棉布丝绸行销南北，远至海外，嘉兴王江泾镇的丝绸有“衣被天下”的美誉，嘉善有“收不完的西塘纱”的谚语，桐乡濮院镇丝绸“日产万匹”，名闻搜趣网遐迩。明弘治《嘉兴府志》记载：“嘉兴为浙西大府”，“江东一都会也”。清朝初期，清政府进行了赋税改革和整顿，并多次对杭州湾沿岸海塘进行修筑，嘉兴社会经济不断好转，市镇更加繁荣。清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克嘉兴，建听王府为当地军政领导机构。清朝中期以后，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嘉兴的经济和城市面貌日渐衰落和凋敝。1911年11月7日，辛亥革命党人光复嘉兴，成立嘉兴军政分府。民国初废府存县，改称嘉禾县，后复称嘉兴县。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闭幕，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
1949年5月7日嘉兴解放，分设嘉兴县、嘉兴市，后撤并频繁。1983年8月，撤销嘉兴地区行政公署，分设嘉兴、湖州市，嘉兴市设城区和郊区，下辖嘉善、平湖、桐乡、海宁、海盐5县。1985年1月，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嘉兴市区及所辖嘉善、桐乡、海宁县被列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至1988年，嘉兴市及所辖５县均被列为经济开放区。1993年11月，嘉兴城区更名为秀城区；1999年6月21日，郊区更名为秀洲区，2005年嘉兴秀城区更名为南湖区。
嘉兴市境地处太湖流域，水乡泽国，为古越人聚居地。春秋时地跨吴越，史称“吴头越尾”，因此兼有吴“泰伯辞让之遗风”与越“夏禹勤俭之余习”。楚并越后，又接受了百余年楚文化的影响。自秦（前222）实行郡县制至五代（907-960）以前，嘉兴一直归属会稽吴郡，语言亦属吴方言区，故民间习俗以吴俗为主流，江南水乡特色鲜明，有别于省内山区、半山区。西晋末与北宋末，国家二次动乱，北方衣冠之族多渡江而南，带来了中原文化，优势互补，使嘉兴民风融合了中原风俗的成份，独特性与多元性并存。

美丽的社区,可爱的家园
同学们，你们知道我们居住的社区，居住的家园有多么美丽和可爱吗？还有你们知道我们家园的悠久历史吗？如果不知道,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吧！
我们的上海是可爱的，它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听我来介绍一下吧：几个世纪以来，上海都只是个小渔村，直到13世纪才发展为城镇。公元751年，在今天的松江首先建起了行政县，称为华亭县；至宋朝（公元991年），松江河南岸青浦东北又有青龙镇。为了方便交通，商船都选择今天黄浦外滩为停靠码头，河西岸于是逐渐出现一座城市取代青龙镇，成为新的港口和商业中心。南宋时期（公元1260-1274年），上海地位日益重要，这里商船云集，热闹非凡。公元1292年，元朝在此设立行政县，到明朝已成为国家的纺织和手工业中心，并建起了第一座厂。清政府在公元1685年设立上海海关，一个国际性大商埠从此发展起来。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上海被开放成通商口岸，隧进一步沦为国际殖民地。外国资本的入侵垄断了上海及东南沿岸的手工业，但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上海的商业、金融、纺织、轻工业和交通运输。同时，民族工商业也开始成熟起来。上海不仅成为中国的商业金融中心，也控制了国家的工业命脉。
我们的潍坊街道是美丽的，每一个街道都干净整洁，处处鸟语花香，而且，2007-6-21日又召开了潍坊社区2007年度精神文明建设大会，让我来介绍介绍吧！6月12日下午，潍坊社区2007年度精神文明建设大会在上海期货大厦二楼会场内隆重召开。来自社区文明单位、共建单位代表，两新组织党组织代表、社区志愿者代表、各居民区代表以及“十佳”集体（个人）代表等共350余人参加了此次大会。
会议由社区管委会（街道办事处）常务副主任王延进主持，会上，对2006年度10个市级文明小区、10个区级文明小区、7个市区级文明单位、3个区级文明大厦以及社区精神文明建设100个“十佳”个人和集体进行了表彰。社区（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李国弟代表街道与浦东供电公司、华润（上海）有限公司、通茂大酒店、中国人民解放军95958部队、浦东交警支队二大队、四大队等六个单位签订了共建协议，今后将密切协作，共建共享。
社区（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钱月明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首先对潍坊社区2006年度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作了总结，充分肯定了在去年文明单位、文明大厦、文明小区、文明路口、文明区域（路段）等系列文明创建中，辖区单位、社区双管单位、社区各部门、社区干部、志愿者、居民们的积极作用和巨大贡献，并代表社区党工委、办事处向他们致以了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随后，他对2007年的创建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尤其强调各单位、各部门要发扬团结互助、协同奋进、攻坚破难的作风，要振奋精神、真抓实干，加强推进“宜居家园”等各项实事工程建设的力度，调动一切力量，积极迎战新一轮市级“文明社区”的检查，努力让居民享受创建的成果。
最后，社区（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李国弟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2007年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一要巩固文明社区创建成果，进一步扎实开展各项创建活动。要从细节入手，从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入手，积极推进各类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进一步提升创建水平。二要全面推进社区精神文明实事项目建设，进一步抓好社区形态文明。加强居民区宣传画廊整合工程、晾衣架工程、小广场建设的力度，重点推进“宜居家园”建设、整新工程建设和“两室两点”建设等实事工程。三要大力营造和谐温馨社区氛围，进一步弘扬社会新风。通过“知荣辱、讲文明、迎世博、促和谐”系列公共道德主题实践活动，不断提高居民的文明素质。四要充分调动社区多方力量，进一步形成文明创建合力。通过建立健全社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同创共建运行机制，进一步融通社区资源，推进社区文明创建。
我们的社区很美丽，我们的家园更可爱！

　　华亭为松江的古称。就是现在的上海松江。松江区位于上海市西南，黄浦江上 游。距上海市中心39公里、虹桥国际机场25公里、浦东国际机场68公里。松江古称华亭，别称云间，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置华亭县，后改称松江县，今年是松江建县1260周年。上海开埠前，松江是上海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史上曾有"苏（苏州府）松（松江府）财赋半天下"之美誉。
　　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设置华亭县，上海地区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县治，也可以说上海的母体从这时期开始出现于华夏版图上。清嘉庆《松江府志风俗》卷中这样描写华亭县的民俗风物：“地东、南负海，北通江，有鱼、盐、稻、蟹之饶。多富商大贾，俗以浮侈相高，不能力本业。然衣冠之盛亦为江浙诸县之最，虽佃家中人，衣食才足，喜教子弟以读书，秀民才士往往起家为达官，由是竞劝于学，弦歌之声相闻。居官不必以击断鸷猛为治，亦可以礼仪驯服也。”可以看出，唐宋时期的华亭县，东南濒海，北临长江，特产丰饶，百姓生计无忧；境内多富商大贾，多高官显宦；读书成为风气，学习上有竞争，官员以礼服人，人们讲求礼仪道德。
　　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华亭县升为华亭府，次年改为松江府。
　　截止清嘉庆十年（1805年）演变为1府（松江）、7县（华亭、上海、青浦、娄、奉贤、金山、南汇）、1厅（川沙），松江府城内，南半为华亭县，北半为娄县。
　　民国元年(1912年)民国政府废除了松江府，同年华亭与娄县合并为华亭县，民国3年（1914年）因与甘肃省华亭县同名，改名松江县。
　　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松江划归上海市。1998年2月，松江撤县设区，也就是说，古时所称的华亭即今天上海市松江区。而在上海近代开埠之前，松江一直是上海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于历史悠久，文脉渊远，松江被称为“上海之根”。
　　吴郡，郡名。东汉永建四年（129年），分原会稽郡的浙江（钱塘江）以西部分设吴郡，治所在原会稽郡的治所吴县（今苏州姑苏区），而会稽郡仅保留浙江以东部分，徙治山阴（今绍兴越城区）。吴郡所辖属县：吴县（今苏州市姑苏区），娄县（今昆山东北），由拳（今嘉兴南） ，海盐（东汉在今平湖东南），余杭，钱塘（今杭州），富春（今富阳），乌程（今湖州），阳羡（今宜兴），无锡，毗陵（今常州），曲阿（今丹阳），丹徒（今镇江）。

　　下面说得很有道理!
　　在许多人看来宋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是把这个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给盖棺定了论。的确，按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标准来看宋朝也确实挺丢人的。首先，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这一点宋朝似乎还过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域还不够，顶好是把莫斯科也弄来？？这方面宋朝就差劲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诸如“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类的讽刺诗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东部的国境线推到长城一线的时间也不过是一瞬间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说；最后就是要扬国威于域外？？“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天可汗算什么？要宇宙可汗才爽？？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么长驱漠北，直捣黄龙就别提了，连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断的送钱，叫叔叫伯的还老是挨揍。两个皇帝作了俘虏，两次在大陆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这些都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光辉事迹。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相的“千秋功绩”，而是看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400万两（虽然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对在财政上的改革被破坏得较少，而且此时距张去世仅十几年，估计这个数目比张居正当国时期的岁入也少不到哪里去）。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ZF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满清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满清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由于兑换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搜趣网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
　　宋朝的财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当然，从人均财政收入上来看肯定是这样。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可见，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并不坏。我们之所以认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浒传”的影响。姑且不提这里面虚构的成分，其实就是从“水浒传”里来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骗上梁山的，真正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上梁山的极少。
　　那么那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看一下下面一组数字就知道了。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财迷皇帝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占70%。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满清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并”。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挺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ZF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英国产业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规模要比英国大许多倍，时间比英国早几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难比英国少得多。
　　与此同时，ZF对于突如其来的灾害或战乱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还有一个应急措施？？大量募兵。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军官兵一般都有着不错的待遇，以至于在其他朝代常常成为阶级矛盾的导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阶级矛盾的释放阀。每当一个地方出事，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ZF 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也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种做法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冗兵”。庆历年间宋军总人数竟然达到了1//www.souquanme.com25万之巨，考虑到当时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1亿人左右，这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要命的是这125万人全是雇佣兵，因此军费也就屡创奇迹。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庞大的军费和其他开支使得宋朝的财政开支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连那样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问题，以至于被一些学者非常讽刺的称为“积贫”。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支出其实并不完全是“军费开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ZF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而这种以赤字经济的手段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方法也颇有些现代味道。假如我是一个专门搜寻“中国的世界第一”的人的话，我甚至可能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当然，我不是）这虽然好象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但认为王安石是世界上第一个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人的却决不只我一个，也决不只是在开玩笑。
　　这样做的结果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就可以拿出1000贯钱去买一把刀（林冲买刀），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百金”在当时就已经是一户中人之产了。在中学课本里我们曾经读到一位北宋大臣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难怪有的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当来自当时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仅仅是吸收了很少一点宋人文明的蒙元大都城时，竟然感到眼花缭乱，宛如身处人间天堂。（对马可波罗的存在以及他是否来过中国还有争议，但是世人所公认的是“马可波罗游记”描写的确实是当时欧洲商人接触到中国文明之后的见闻感受）
　　如果说那些描搜趣网述还不够具体的话，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些事实：
　　宋朝时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纸币和银行信用。
　　宋朝时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广泛使用。其中，活字印刷术是宋代发明，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始大量应用（已知最早的印刷品是中晚唐的“金刚经”卷子）；火药和火器在宋代开始大规模使用（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火药的记载是在晚唐）；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
　　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梦溪笔谈”），在西方，这是近代科学大发展的先声。
　　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40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32万贯。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商税收入达1975万贯，宋朝商税甚轻，住税3%，行税2%，如以平均2.5%计，则一年纳税商品额即达80000万贯，平均每人8贯以上。
　　南宋绍兴末年（1162），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宋朝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10%的关税，也就是说每年仅从上面三个市舶司进口的纳税货物即达2000-3000万贯，这样估计南宋人均进出口额当在1贯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贯或更多。
　　在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同时，宋朝的政局总的来说也比较清明。既没有宦官和外戚专权，后妃干政，也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在“不以言论杀人”的传统下，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那些因为“忤旨”或者被打击排斥的人们，最多也就是流放岭南，真的没有人因此被处死。
　　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宋朝实际上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真的曾经有过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时机的话，那么我认为那一定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世界，而不是苏州桥上那几个等着雇主的机工。
　　可是，这刚刚萌生的嫩芽，这一切，都被北方刮来的寒风吹得无影无踪！
　　蒙古人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前面我们对这一点已经有所描述，这里再看几个数字。金全盛时（1207）有户768万，元灭金时（1235）仅得户87 万，短短28年间在籍户数下降了89%！南宋嘉定16年（1223）有户1267万，元灭宋时得户937万，也陡减26%，这还没有包括此后元军与南宋残余势力作战3年的杀戮。这减少的上千万户，几千万人口固然有一些是逃亡了，但大部分还是死在蒙古骑兵的屠刀之下。
　　坚决不肯同化，试图用治理草原大漠的方式来统治中国的蒙古贵族立刻就使宋朝社会向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迈进的步伐呷然而止。近百年后，虽然汉族起义者又夺回了国家政权，但朱元璋却错误的吸取了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教训，大开历史的倒车，将中国社会重新送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去，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英国人的战舰开进珠江口。
　　当然，如果宋元战争是另一个结局的话，中国是不是就真的能发展到资本主义，谁也不敢断言。就像没有人知道萨拉米海战如果波斯人胜利会怎么样，勒潘多海战如果土耳其人胜利会怎么样一样，也没有人知道崖山海战宋人胜利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宋朝时的中国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史中最繁荣，发达，最有希望的一段，我们想要摆脱“寄托”的困扰，让传说中的中文托福成为现实的唯一的希望就在那里。然而，正如大家所熟知的，这希望早就随着那轮血红的残阳一起陨落到崖山背后去了。所以在这里空发感慨也没有什么用，充其量也就是增加一点大家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真正想做点什么有用的东西的话，还是让我们奋发努力，争取让百年之后的后人不要再发这样的感慨吧！